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中,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期刊大量涌现,杂文理论的论争和革命现实主义杂文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是现代杂文运动蓬勃发展并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就杂文创作本身而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的战斗杂文,其队伍和影响日益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舆论的中心。同时,战斗杂文反映现实更敏锐、更广泛、更深刻了,而且杂文的文体样式和艺术风格也更丰富、更多样了。当然,以鲁迅为代表的“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杂文史上最重要的成果。聂绀弩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作序《杂文: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中就曾指出:如果只有鲁迅一个人,现代杂文就不能构成“史”。现代文学领域确实形成了杂文的写作群,尽管写杂文的人也很杂,但革命的、战斗的、健康的杂文毕竟是我国现代杂文的主流,构成这个主流的是左翼作家创造的杂文,这个主流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翼。鲁迅是中国现代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开创者。他的杂文创作和理论主张,在杂文领域开辟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左联”时期,鲁迅同瞿秋白、茅盾等人一起披荆斩棘,并肩战斗,并率领徐懋庸、唐弢、聂绀弩、王任叔、柯灵、周木斋等杂坛新秀,以革命杂文为战斗武器,向一切反动势力作集团式冲锋,构成了当时杂文创作的主潮,显示了所向披靡的威势。文学史上称为“鲁迅风”的杂文,就在“左联”这一时期形成。所谓“鲁迅风”杂文,就是鲁迅式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它当然不能囊括中国现代杂文的一切,但无疑是中国现代杂文的主流。“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打击敌人、匡正时弊、张扬真理,进行广泛、尖锐、巧妙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基本内容;(二)有自觉的美学追求和美学创造,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注重多样化、形象化的说理以及笔调的讽刺和幽默的杂文味,追求一种“理趣美”;(三)在杂文的艺术风格上,文体的样式上,不拘一格,随物赋形,允许有广阔自由的创造天地。“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是一个比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广泛得多的概念,也是一个在时代的运动中不断流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概念。在鲁迅逝世后,有更多的杂文家,以鲁迅为导师,坚持鲁迅的方向,学习鲁迅的精神,继承和发展鲁迅的杂文传统。“鲁迅的方向”成为战斗杂文家的共同方向,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传统被更多的人所继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发扬光大。如上海成为“孤岛”时期,王任叔、周木斋、唐弢、柯灵、孔另境等人,自觉继承和发展鲁迅杂文战斗传统,以《导报》、《译报》、《华美晨报》和《鲁迅风》为阵地,发表战斗杂文,并结集出版了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六人的杂文合集《边鼓集》(1938年11月)和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孔另境七人的杂文合集《横眉集》(1939年7月),使“孤岛”杂文创作有着很大的发展。他们在杂文中揭露日伪的血腥罪行,歌颂人民大众的抗日救国伟业,批判小市民的奴才意识,痛斥国民党当局种种使 “亲者痛,仇者快” 的倒行逆施,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文艺史册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们的杂文被称为上“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是继“语丝”派、“现代评论” 派、“太白”派、“论语”派之后,中国现代杂文史上新出现的又一个杂文流派。王任叔等组成的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统一,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上海“孤岛”时期,起始于1937年11月12日国军从淞沪撤退, 截止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历时4年又1个月。在“孤岛”时期之前,王任叔等七人或则互不认识,或则互不来往。 在杂文写作上, 或是自觉师承鲁迅战斗传统,或是自发受到鲁迅影响。上海沦陷后,抗日爱国的共同立场,使这几位经历、教养、思想、文风不相同的杂文作家,走到了一块,他们就从分散走向统一,都师承鲁迅杂文传统,以杂文为战斗武器,进行反法西斯、反日寇、反汉奸、反封建、反小市民意识的斗争。1938年王任叔在《边鼓集·弁言》中说:活在各个的角落里,面对着父母,妻儿,书牍,或灯光下孤独的影子; 俯仰于高楼大厦之间, 或踯躅于斗室蓬壁之中,我们是六个人,我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有各自思索的天地,平时,我们也曾以笔写出自己的风貌, 心情, 社会的杂感,发表于报章杂志之上,相互之间也许早有了思想,情感的交融,但是我们的联系是疏远的,我们的力量是分散的。 然而八一三的炮声,把我们的心脏全都震动得抖起来了。不,是全民族的心脏抖起来了。愤怒的抖,力的抖,正义与人道的抖--直到十一月十二日,国军退出了上海,我们的心脏就抖成了一个。我们从各个的角落里流了出来,仿佛碎散的水银,融成了沉重的一块。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结集在一条战线上了。王任叔的叙述,告诉我们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的成员,怎样从以往的“疏远”“分散”的散兵游勇,成为“结集在一条战线上”的战士的经过,实际上宣告他们这一杂文流“融成了沉重的一块”,已经形成了。1939年是“鲁迅风”杂文流派向前发展的阶段,《横眉集》的七位作者,集资合股创办了以刊登杂文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期刊《鲁迅风》, 从1月11日创刊至9月5日被迫停刊,历时九个月,共出版19期,是上海“孤岛”时期影响最大的杂文期刊。随着“孤岛”局势的恶化,加上1941年周木斋病逝,王任叔离沪赴印度尼西亚,“鲁迅风”杂文流派终于解体。王任叔(1901-1972),浙江奉化人,常用笔名巴人。从1926年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杂文始,至1946年,他写有杂文650篇左右,其中六分之五创作于1938年至1941年的上海“孤岛”时期。此期王任叔创作的杂文数量之多,没有一个作家能与之相比。除了合集外,他的杂文专集有《扪虱谈》(1939年)、《生活·思索与学习》(1940年)、《边风录》(1945年)、《学习与战斗》(1946年)。王任叔“孤岛”时期的杂文,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一最大的现实问题,从国内到国外, 从现实到历史, 从黑暗到光明,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情风俗、道德伦理,他的笔尖无不触及。王任叔的杂文纵横驰骋,议论风发,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对现实进行了极其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了解“孤岛”时期社会的“动态”和人们的“心态”的好材料,有着历史文献的价值。如上海沦陷后,不少人虽然不像汉奸那样公开投敌,但在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依然超然度外地“看热闹”,热衷于“发财”,盲目地做“顺民”,得过且过地“混日子”,甚至阿谀吹捧、迷信守旧、自吹自擂、欺敲诈。 对此, 王任叔在《“生命的思索”》等杂文中,一方面把这些病态的精神解剖开来,像镜子一样照出国民性中的“劣迹”, 另一方面则着重分析它们的危害, 敦促人们迅速惊醒过来,行动起来, 同心同德抗日救国。 王任叔将这类市民与陆游的爱国热忱和为国捐躯的英烈进行鲜明对比之后,深沉而又热切地写道:“自己活得写意的另一面, 便是别人死得伤心。 以此而责敌人与汉奸, 不是我们的企望, 因为野兽不懂得思索。我们只希望全上海市民,懂得这个道理,节约生活上的奢侈,也就救了这个国家。不要为一己的幸福,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而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这决不是一般的悲天悯人、劝善惩恶,而是对民族命运的忧患,对善良的弱者和愚昧者的感同身受的关切。王任叔的杂文,观察敏锐,思想深刻,体式丰富,格调多样,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以杂文集《边风录》为例,其中有《七月》、《八月》等抒情色彩浓厚的政论性杂文;有散文诗式的杂文,如《站在壁角的人》、《烈士与战士》、《战士与乏虫》;有书札类的杂文,如《一个反响》、《与天佐论个人主义书》;有三言两语的偶语类杂文, 如《偶语六则》; 有杂记性的杂文,如《螺室杂记》;有剪报加上按语、评点式的杂文,如《剪贴之余》;有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比较性的杂文,如《鲁迅与高尔基》、《鲁迅先生的眼力》;有回忆录式的杂文,如《我和鲁迅的关涉》;最多的是针对某一事物、某一句话、某一种论调、某一类人、某一种人情世故,进行记叙描写、 联类生发、 直抒爱憎的社会评论性的杂文,如《说笋之类》、《杂家,打杂,无事忙,文坛上“华威先生”》、《“没有法子”》、《脸谱主义者》、《谋略及其他》、《出卖伤风》等。以上各类杂文,体式不同,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自然也就各异。 周木斋(1910-1941),江苏武进人。抗战前,周木斋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新语林》和《涛声》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思想尖锐、具有思辨色彩的战斗杂文。抗战爆发后,他身处环璄险恶的上海“孤岛”,而且贫病交困,然而心中却燃烧着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他坚决捍卫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创作了一批博识机智、析理精微的“鲁迅风”战斗杂文。他的杂文,除了合集外,生前还结集出版了《消长集》。周木斋在 《〈消长集〉前记》 中,自述 “戆脾气” 和“辩证癖”,而形诸文字,便是他的杂文“喜欢说理”。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周木斋的杂文是以思辨性著称的,宗珏在1939年所写的《从“孤岛”杂文所看到的“鲁迅风”》一文中,就认为周木斋的杂文是“思辨性的杂文”。他善于多侧面、多层次地剖析问题,他喜欢从事物的联系中, 对事物加以比较, 异中求同, 同中求异, 从现象突入本质。如抗日战争中,汪精卫从国府称病出发,发表了投降卖国的“艳电”。 这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周木斋发在1939年1月18日《鲁迅风》第2期上的《凌迟》,就是一篇燃烧着憎恶烈火、无情声讨汪精卫的战斗檄文。急速转折突进的语言节奏、析骨剔髓的犀利而又辩证的剖析是这篇杂文的特点,它表现了周木斋善于捕捉矛盾、分析矛盾、从中透视事物本质的思辨才能。作者巧妙抓住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称病出走这一习惯性动作进行层层剖析“汪精卫在过去,一不如意--他的私意,总是称病:心脏病啦,糖尿症啦,脉搏间断啦,……而病,总是在出走后,养病时称的,可知称病以前倒又健跃得很”。在周木斋看来,“称病”和“出走”是个矛盾,既然“病”了却又能“走”,可见“健跃得很”,并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一种“政治病--心病”,是一种“卖弄风骚”。“心病”有大小轻重,是作为矛盾过程展开的,过去“病”是小病,仅是“卖弄风骚”而已,这一次是“丧心病狂”,是“大拍卖”,把自己、民族、国家乃至友邦都出卖了。而汪精卫这么做,是基于要当“奴隶总管的心理”,其结果只不过是充当日寇麾下的一条走狗而已,这其实是“大蚀本”,而这也正是一个致命而尖锐的矛盾。 周木斋愤激的揭露, 无情的鞭挞,犀利而又入微的辩证剖析, 不仅把这个汉奸卖国贼的灵魂 “枭首通衢”,“凌迟”“示众”,而且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影痕》可说是三言两语的哲理性散文诗,但周木斋把它们收入《消长集》中,这也可以说是浓缩的、微型的杂文。且看以下文句:“止戈为武”。——和平含着杀心。“和平”是名词,也是代名词,消赃的,投降的,苟安的。“与虎谋皮”,虎与人谋什么?希望“放弃侵略”,侵略希望放弃什么?在这里,一般杂文那层次繁复、细致入微的辩证推理被省略了,只有三言两语、斩截明快、言简意赅的判断。这类文字遒劲隽妙,耐人咀嚼,同样闪烁着辩证思维的诗意光辉。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人。在“左联”时期,他就曾与徐懋庸并称杂坛“双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杂文创作数量较多、 艺术成就较高的影响较大的战斗杂文家。 他这时的杂文,除收入合集外,还有《投影集》(1940年)、《劳薪集》(1941年)、《短长书》(1947年)和《识小录》(1947年)等。另外,从1945年春起,唐弢在《万象》、《文汇报·笔会》、《联合晚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独创一格的“书话”上百篇。唐弢这时的杂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一类是带有文学考证、研究性质的学术性和文学性相统一的“书话”。他的杂文或针砭时弊、扫荡秽丑,或抗争现实、解剖历史,或鼓舞斗志、呼唤光明,表现了历史的脉动,留下了大时代的“眉目”,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唐弢这时杂文的内容特别丰富,这也直接决定了文章格式、写法和风格的丰富多彩。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政治风云、世道人心和文坛鬼魅的短评和杂感;也有“读史札记”式的长篇杂文,如《东南琐谈》、《马士英和阮大铖》、《谈张苍水》等;还有文艺研究性质的杂文,如关于鲁迅思想和著作研究的,谈历史题材问题的,论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论讽刺艺术的,论文艺翻译的等等;还有批注体的杂文,如《蛆沫集批注》;诗话体的杂文,如《小卒过河》,以及休刊词、校后记和编后记等;至于“书话”体杂文,那更是作家的一种创造了。唐弢这一时期的杂文,有不少是以逻辑推理形式出现的,无论立论还是驳论,都条分缕析,见解精辟。但更大量的杂文,没有三段论式的理论框架,议论常常和记叙、描写、抒情、对话、引述相结合,在对社会人生的抒写中, 表现自己的切身感受, 从而使这些杂文既充满理趣, 又笼罩着浓郁的艺术气氛, 评论家称之为“抒感性的杂文”。 唐弢这种“抒感性的杂文”, 注重形象化说理。他常借一幅画、一首诗、一个传说故事、一些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起兴,巧妙地把读者引导到杂文的议论中心上来,使议论获得直感、形象的生命,使直感、形象的东西因和议论结合而得以深化。 如写于1938年11月9日的《从“抓周”说起》,是纪念上海沦陷一周年的。文章从蔡若虹发表在《译报周刊》上的一幅漫画 《抓周》 说起。中国有个传统习俗,孩子周岁时,在他面前罗列百工士子的用具,让他抓取一种,以预测他将来的志向。这幅漫画里的日本孩子“抓住了战神前面的十字架”,而中国孩子,则“抓和平神前面的短剑”——“一把复仇的短剑”,一把“将插在侵略者的心上”的短剑。这幅画是意味深长的。一个童稚的孩子尚且知道抓起短剑战斗,何况饱经忧患、热恋故土的成人。作者从孩子的“抓周”和上海人民沦陷一周年来的觉醒、奋起中,找到了契合点,为他的议论创造了强有力的依托。因而,他在文中所说的,“上海,从刀丛,从箭林,从鞭影火光里长大了起来”,上“从血污里再生”,将“永远是真正中国人的上海”,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唐弢这些“抒感性的杂文”,大都篇幅不长,笔法娴熟,文字洗炼,词采丰富,抒情味很浓。柯灵(1909-2000),浙江绍兴人。1931年冬到上海后,一直从事报刊编辑和电影、话剧活动,也是这一时期坚持在上海战斗的有影响的杂文作家。他的杂文集有《市楼独唱》(1940年)等。柯灵杂文的艺术形式是比较丰富多样的。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短评和杂感, 这类杂文现实性强, 大多感情激烈,文字清丽潇洒,写得明快质直。其中像《街头人语》和《街头闲话》,都是直接批评时政的短评,短小精悍,锋利深刻,达到了一定的力度和深度。如《街头人语》(之一)抨击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独裁和劫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道同风。--这叫做“统一”。皮带,皮绑腿,大皮包。--这是“三皮主义”。金子,房子,车子,女子,面子。--这是“五子登科”。你当它正经,它是开玩笑;说它是笑话,偏又是事实。中国的政治,就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样的短评,确是锋利的匕首和投枪,正如柯灵自己所说:“我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而像《禁书诗话》等是诗话体杂文,《玉佛寺传奇》则是杂剧散曲体杂文。这些杂文仿效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诗话体杂文《王道诗话》及杂剧散曲体杂文《曲的解放》,匠心巧运,把对时事世态的抨击和讽喻,融入中国传统的诗话、杂剧、散曲等民族形式之中, 别开生面, 令人耳目一新。 柯灵写于1940年的《从“目莲戏”说起》和《神、鬼、人》中的《关于土地》、《关于女吊》、《关于拳教师》等几篇杂文,也很有特色,可以说是“立体风土画”和有的放矢的现实评论的融合。柯灵是绍兴人,与鲁迅同乡。鲁迅小说、散文和杂文中所写的土谷祠,民间戏曲中的“女吊”和“二丑”,绍兴一带的风土习俗和人情世态,他也是熟稔的。柯灵的这些杂文,从鲁迅的名作中汲取灵感和素材,加上他自己的创造,不仅给读者奉献了形神毕肖、绘声绘影“立体风土画”,而且坚持了解剖和改造国民性的精神传统,表现了他对某些人情世态睿智掘发的启示,具有较长久的思想和艺术的魅力。
有一次,我下课的时候,天上下起了倾盆大雨,尽管我们带了一把伞,但雨实在是太大,又是两人合用,所以根本是挡不住风雨!正在我犹豫的时候,妈妈带着我冲进了茫茫的雨帘中.在雨中,我本以为自己会变成“落汤鸡”,可是,我没想到我只是裤子有点湿.我看了看雨伞,发现它基本上是偏到我这来的.我把雨伞往妈妈那边推了推,说:“妈妈,雨伞歪了.”妈妈说:“没有歪呀,就应该是这样的呀,把它放中间才是歪了呢.”我说:“可是,如果朝我这儿偏,您会感冒的呀!”妈妈笑着说:“乖,妈妈是运动员的体质,没有关系的,你要是受凉生病了,比我自己生病还会让你难受.”我听了,心里好暖和,就感觉一股暖流在心里流淌.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妈妈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而我却只是裤腿有些湿,我的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晚上,妈妈感冒了,我就感觉挺对不起妈妈的,在自己房间里,眼泪吧啦吧啦地往下掉,被妈妈发现了,她过来安慰我:“宝贝,妈妈身体棒,过几天就会好了.”听了妈妈的话,我哭得更伤心了,在心里轻轻地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象个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什么是爱?爱是让人获取无限力量的源泉,爱是不顾一切的奉献.只要人人都奉献一份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同学们,让我们变成“爱的天使”挥动这“爱的翅膀”让世界充满“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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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创作,是鲁迅毕生最重要的事业,是他心血的主要结晶和创造力的重要标志。正是他那博大精深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的杂文创作, 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 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无以伦比的地位。如果说,散文诗和记叙散文,分别表现鲁迅的个性和艺术风格的某一方面,那么在杂文中,我们却看到了鲁迅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现代杂文是“萌芽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这概括了中国现代杂文“打破传统的思想和手法” 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征。 “五四”新文化运动原先是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核心,猛烈批判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后来又扩展为广泛深入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经常是以最便于攻战, 最便于启蒙宣传的杂文来进行的。这样,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自然就成为中国现代杂文的主要内容。鲁迅一再强调,他倡导议论性和批评性的杂文,为的是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的是打破中国社会这一“黑色大染缸”,为的是改变中国愚弱的“国民性”,为的是推进中国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既是鲁迅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杂文创作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论概括。 鲁迅杂文的内容,可以用、冷峻、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来概括。具体说,它们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珍贵文献,是中国现代“社会相”的大全,是中华民族斗争史图的描绘,是对中国国民灵魂的深刻解剖 鲁迅看问题的冷峻尖锐, 源于他“多疑”、 “尖刻”的现代智慧。他在《两地书》中,一再谈到自己的这一思维特点。“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他还在《我还不能“带往”》一文中指出:“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所谓“仔细”、“多疑”、“尖刻”,正表明鲁迅思维的周密性,不肯轻信表面、主观、片面的观察所得出的简单化结论,而努力追求对社会现象及其矛盾着的各个侧面做精细的观察与思考。 写于1918年7月的《我之节烈观》,就很好地体现了鲁迅的这种思维特点。“节”(守寡)和“烈”(殉夫)是封建礼教摧残女性的“吃人”道德, 这个道德的始作俑者孔子对女性十分卑视, 他曾说过:“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鲁迅对此曾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加以诘难:“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孔子还竭力表彰妇女为了愚贞而惨死的“妇道”。北宋理学家程颐恪守儒教的道德观,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南宋朱熹更张皇其说,于是妇女节烈之风,兴于宋元,盛于明清。直到民国,北洋军阀政府还在表彰“节烈”。鲁迅用怀疑主义的否定眼光考察在中国曾被当成“天经地义”的“节烈观”,一口气提出了十个疑问: (1)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 (2)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 (3)表彰之后,有何效果? (4)节烈是否道德? (5)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 (6)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 (7)节烈难么? (8)节烈苦么? (9)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 (10)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子岂非白苦一番么? 鲁迅像解剖尸体的医生一样,非常冷峻地把传统“节烈观”这具历史陈尸的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 正面反面,都做了透彻的探查剖析,层层驳斥了“表彰节烈”的荒谬悖逆。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一文中说:“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 却更知道这是谁。” 鲁迅很赞赏“五四”时期钱玄同创造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认为只有自己创造的“革命小贩”和“洋场恶少”差可匹敌。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捐班文人”、“粪帚文人”、“商定文豪”、“文坛鬼魅”等等,也都是“寥寥几笔”,就把对象“神情毕肖”勾画出来,让它逃到“天涯海角”也甩不掉的。此外,鲁迅还经常借助于荒诞的相似来比拟,造成一些最意想不到、最新颖奇特的组合。他在《匪笔三篇》中也认为:“这种拉扯牵连, 若即若离的思想, 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如: (1)在《新药》中, 他把黔驴技穷、 失宠落寞的党国元老吴稚晖,比作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 (2)在《商贾的批评》中,他把“一知半解”的大学生林希隽砍杀杂文的高论,比作“孔雀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股眼”; (3)在《小品文的危机》中,他把上海“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的文人雅士的小品,比作“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4)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他把三十年代国民党文人发起的 “民族主义文学” 发扬踔厉、慷慨悲歌的文章和诗歌,比作“落葬的行列里”“悲哀的哭声”; (5)在《张资平氏的“小说学”》中,把大都描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小说,比作“△” 。 (四)所谓“深刻”,是指其观察、分析问题深刻,逻辑上无可辩驳,而且挖到历史的根脉、现实的底蕴、人的灵魂深处。 鲁迅最善于从民族多数成员身上去解剖国民的劣根性, 善于从“古老的鬼魂”和“祖传的老病”中去挖掘民族的阴暗面,从而使他杂文的思想达到惊人的高度和深度。更让我们叹服的是,鲁迅最善于选择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心理习惯,作为他思想探索的“开发口”,一直挖掘到历史的底层,揭示出深广的社会、历史、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如《坟》中的《看镜有感》、 《说胡须》、 《灯下漫笔》、《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他妈的”》,每一篇杂文都是一口开掘不尽的思想深井,你会惊异于几面古镜,几根胡须,饭后闲谈时的传闻, 兑换钱币的心理变化, 乃至于几乎人人都挂在嘴边的“国骂”,竟蕴含着如此丰富的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心理学等等的内涵,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本质。 如《看镜有感》,作者从家里的几面古铜镜子谈起,他发现汉唐的镜子周围和背后充满了外国风格的装饰,这在宋代以后几乎不可想象。鲁迅为此感叹: 遥想汉人多么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束,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 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气度,的确是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来的。鲁迅看镜有感,从汉唐艺术敢于猎取外来事物做装饰的闳放气度,谈到宋代文艺的国粹气味熏人,两相对比之下他得出了如下结论: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 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 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鲁迅的这段话很有启发意义,它教我们如何进行心理分析,从表面虚伪的迹象中, 剖析出真实的心理状态来。 原来那种拒斥外来事物,宣扬国粹主义的行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民族传统强有力的捍卫,实际上正如鲁迅所说,不过是缺乏民族自信力的孱弱心理的表现。 鲁迅的杂文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思维的一座高峰,是特别形式的一代诗史,是“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杂文洪流的强大源头,是一切杂文家智慧和灵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我给你发了
现实社会的爱情和小说中的爱情区别?
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少年时代在家塾学习诗书经传,喜欢野史杂录和民间绘画艺术。1898年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02年到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1904年4月结业,6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一时期开始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广泛涉猎西方近代科学文艺书刊。最早的一篇译述文章《斯巴达之魂》前半部分发表于l903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后半部分载于第9期);同年在东京出版了第一本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1906年弃医学文,希望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未果,转而在《河南》杂志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重论》等重要论文。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1909年出版。1909年夏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1年用文言写了第一篇小说《怀旧》,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都与后来小说相同,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1918年5月开始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3年间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新诗、杂文、译文50余篇,并参与《新青年》编务。1920年8月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讲师。1921年12月至次年初,最重要的代表作《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1923年,第-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1926年出版《仿惶》。除了小说,鲁迅还写了很多具有独特风格的杂文,以《随感录》为代表,1918年起在《新青年》上发表。1925年出版杂文集《热风》。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杂感集问世。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同年10月抵上海,从此定居上海,专事写作。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 1936年因积劳和肺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
鲁迅目录·1、人物简介·2、生平和创作·3、鲁迅著作·4、鲁迅名言·5、鲁迅年谱·6、曾用笔名·7、阅读下载·8、鲁迅纪念·9、鲁迅三兄弟1、人物简介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身高米.“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七月住西安讲演,八月返京。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岁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岁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九月《彷徨》印成。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岁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同月《野草》印成。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十月抵上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岁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岁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一九三零年 五十岁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岁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灭》制本成。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岁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五月自录译著书目。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十月排印《两地书》。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岁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岁一月《北平笺谱》出版。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十月《木刻纪程》印成。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岁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岁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6、曾用笔名干凡 飞迅 直庚 树俟 独洛 敖隼 旁斡预 . 丁珰 丁萌 士繇 . 及锋 之达 子明 丰瑜 元艮 元期 不堂 中头 中拉 长庚 公汗 风声 巴人 龙刚 且介 且文 史赉 史癖 白舌 白道 令飞 飞斐 冬华 乐文 乐贲 乐雯 品音 记者 动轩 仲度 华圉 自树 许遐 许霞 迅行 苇索 杜斐 何干 一尊 余铭 译者 张沛 阿二 阿法 苗挺 直入 明瑟 罗怃 佩韦 周树 周悼 庚辰 庚言 孟弧 封余 荀继 茹莼 树人 候堂 独立 姜珂 洛丈 神飞 敖者 莫朕 桃椎 索士 索子 晓角 翁隼 唐俟 旅隼 朔尔 家干 家斡 宴教 冥昭 焉于 黄棘 梦文 雪之 常庚 曼雪 崇巽 符灵 康郁 隋文 越丁 越山 越侨 越容 楮冠 鲁迅 尊古 游光 遐观 编者 虞明 豫才 燕客 霍冲 孺牛 小孩子 丰之余 韦士繇 邓当世 白在宣 华约瑟 齐物论 杜德机 何家干 何家斡 即鲁迅 张承禄 张禄如 周玉才 周动轩 周樟寿 周豫才 宓子章 赵令仪 某生者 倪朔尔 栾廷石 唐丰瑜 唐元期 黄凯音 戛剑生 康伯度 隋洛文 葛何德 董季荷 敬一尊 朝花社 编辑者 编纂者 纂述者 ELEF 旅沪记者 宴之教者 楮冠病叟 中国教育社 奔流社同人 译文社同人 铁木艺术社 旅沪一记者 朝花社同人 上海三闲书屋7、阅读下载、鲁迅纪念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摘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摘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民族魂鲁迅纪念馆:鲁迅纪念馆:鲁迅先生纪念网:、鲁迅三兄弟鲁迅三兄弟的遗嘱汪金友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虽然早在70多年前就离开了人间,但他的遗言,却一直在吸引着人们注意,启迪着人们思考。除了“丧事简办”、“忘掉悲伤”之外,和其他许多过世的名人相比,鲁迅的遗言有三个独到之处。其一是“重朋友”。鲁迅明确表示,“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领导的不收,下属的不收,同事的不收,街坊的不收,对手的更不收。但对于朋友,却可以“不在此例”。可见,鲁迅把友情看的是多么纯洁和真诚。其二,“不忘战斗”。即将离开人间的时候,他还一再嘱咐后人,“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说明,鲁迅对“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非常深恶痛绝,即便到死,也要痛骂一声。其三,“警惕诱惑”。鲁迅说:“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应许你升官,应许你发财,应许你忠诚,应许你快乐,其背后都是想从你手里得到什么。正如《战国策》中所说:“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以权交者,权倾而亲离。”1965年4月26日,80岁的周作人自知将不起,也立下遗嘱:“余今年已整80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神话》为50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逾二年,周作人身故,时为1967年5月6日。一个人能活到80岁,的确是一件幸事,所以周作人也就“死无遗恨”。而且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他非常地理智和平和。因为他明白,人死就是“声消迹灭”。无论你怕也好,惧也好,恋恋不舍也好,该到来的时候,这一天终归会到来。周作人的文章,近几年我读过不少。写的大都很有人情味,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无足称道”。只可惜,那部《希腊神话》,我至今还没有读过,也就不能算是一个“识者”了。周氏三兄弟中最小的周建人,1984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他在三兄弟中是职务最高的,曾任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是寿命最长的,活到96岁。他的遗嘱是:“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海里去。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周建人的遗嘱,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份不同,所以就站在更高的角度,以便体现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革命精神”。周氏三兄弟同属社会名流,他们的人生观虽不一致,但对死后就会“速朽”的想法却完全一样。
清大农研木炭机是木炭行业的领头羊 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每年农作物秸秆等剩余物达60---70亿吨,目前其利用率仅为20%,大部分树枝,锯末、稻壳、竹屑等被扔掉。此项目设备可使以上废料转化成为高效的新能源---机制木炭,木焦油等。机制木炭的产生有效的顺应了国家政策,代替了天然 木炭,节约了木材且有效保护了林业资源,缓解了当前木材业过于紧张的局面。目前的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工业、农业、畜牧业及民用等行业需求量很大,只重衣衫不重人,南方、东部沿海地区用炭量更大。加上机制炭的副产品木焦油,木醋液的收入,投资制炭业将会获取很高的经济效益。 工业用炭主要集中用于工业材料的参和用炭和冶金,化工行业的渗碳用炭。一个中型的工业硅厂每年需求炭量就达上万吨以上。另外,活性炭、炭化硅、结晶硅、保温材料的生产以及冶炼厂、铜厂、钢厂、橡胶厂等行业都需求大量木炭。总之,机制炭在工业上的通途就达上百种行业,是木炭需求的第一大行业。农业,畜牧业领域用炭:木炭对农业,畜牧业生产的贡献主要有提高地温,改良土壤、保持土壤水份、作为有机肥料的缓解剂和改良土壤酸碱性的作用。在国内外农业,畜牧业领域有较好的市场。人们常用木炭取暖,烧烤、火锅用的燃料以及南方茶叶的炒制和烟叶烘干等。另外木炭还有调节房间空气温度,湿度和消除有害气体等作用,已成为人们生活领域的必须品。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木炭需求量的逐年增多。木炭广泛的用途,体现了其良好的商业价值,也给投资商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以当前的木炭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因此,机制木炭的价格短时间内不会动摇,投资制炭业在当前将会有一个稳定的市场,因此将有很大的利润空间。 由于开办机制木炭厂的前景十分广阔,所以市场销售的机制木炭设备和单位非常多,他们大部分是小作坊模式生产的设备,其外形简陋,做工粗糙,无自主设计、互相抄袭,电路和电器杂乱而低劣,人员素质和企业管理水平普遍不高,也无相关科研实力,更没有生产制棒机的加工车间和能证明设备是否长期稳定工作的木炭厂。北京清大农研科技有限公司在充分研究、吃透传统设备弊端的前提下,经各类专家反复论证、试验,现联合推出国内领先的、并拥有自主产权的新一代机制木炭成套设备。北京清大农研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成熟的制炭技术,引领共同致富。
请问你是否认同鲁迅的爱情观是乐观的这一看法,为什么?我不是你的导师。不过如果我出题就这么出。答不认同的人分数会比较低。因为我始终认为鲁迅是一个内心对爱情充满渴望但同时充满矛盾的人。不能一口咬定他就是悲观的,如果是彻底悲观,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突破重重阻力去迎接爱情呢 ?希望不会误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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