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论文范文政治论文

古希腊文明的源头要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200年之间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由于不能抵挡来自北方异族的入侵而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突然陨灭，在此后漫长的四个世纪(从公元前1150年到公元前750年)里，古希腊始终都没有恢复到迈锡尼文明的高峰，史学家因而称这段时间为“古希腊黑暗时代”。由于没有什么其它文字的记录，后人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大多是从荷马史诗中获得的。 和其它古老文明没有太多区别的是，“古希腊黑暗时代”在政治制度上也是王权统治。王权是建立在神权基础之上的，虽然古希腊社会中存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这样的机构，但在职能上它们仍只是附属的，不足以对王权形成约束，甚至间接地成为王权的支持者，它显然不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到了公元前750年左右，古希腊地区出现了许多我们今天称之为城邦 (the polis,or city state) 的政治结合体，城邦的形成可能与爱琴海沿岸多山，彼此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由于为了解决社会内部矛盾和土地稀缺而形成的“分裂繁殖” 和自由殖民有关。虽然诸多城邦的发展各具特色，但雅典在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基本上能作为大多数城邦的代表(斯巴达当然是一个例外)。 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的雅典，王权已经基本上由少数贵族所取代，由四百人贵族院选出的九个行政执行官实际上掌握和操纵着国王的行政、军事和宗教权力。这种贵族统治不可避免地造成大多数社会地位地下的农民生活窘迫。为了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阶级冲突，行政执行官梭伦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开始推行比较温和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农民的债务和赋予他们一些重要的政治权利，公民大会也有权审议和修改由贵族院起草的法律，并能听审和监督行政执行官。不幸的是，梭伦改革并没有完全让富人和穷人都满意，改革政策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公元前560年，社会矛盾重重的雅典贵族政权终于被僭主(tyrant)所推翻。僭主起初得到了大多数穷人和新兴商人阶层的热烈支持，但是随着偕主的日益残暴，雅典的贵族们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夺回政权，并在贵族克利斯提尼的领导下进行了有效的改革，贵族的权力被削弱，由抽签产生的五百人议事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并制定法律，到公元前500年前后，雅典城邦建立起人类社会第一个民主的政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古希腊没有受到周边强大帝国的侵略，经历了一段相对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发展时期，这其中又以居住在小亚细亚和阿提卡半岛的伊奥利亚 (Ionia)诸城邦最为繁荣，雅典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城市。到了公元前六世纪，伊奥利亚诸城邦虽然臣服于吕底亚(Lydia)王国，但诸城邦除了要向吕底亚交纳贡赋之外，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人口和文化的交流也很频繁。公元前547年，强大的波斯帝国征服了吕底亚，臣服于吕底亚的伊奥利亚诸希腊城邦也就跟着遭了殃，它们的海上贸易遭受巨大冲击，经济状况日趋恶化，对于波斯的统治和波斯任命的僭主们的不满也因此而逐步加深，终于在公元前499年爆发了反抗波斯统治的伊奥利亚起义，那些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建立起民主政权，并寻求雅典的支持。不幸的是，波斯王大流士 (Darius) 率军在公元前494年击败伊奥利亚起义军，摧毁伊奥利亚希腊人的首都米利都(Miletus)。 叛乱虽然平息了，但大流士深知雅典和西部希腊其它城邦仍然是潜在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490年，波斯军跨越爱琴海，大举进犯雅典及其它周边希腊城邦。雅典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就发生在这个时候。雅典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极大地壮大了雅典的军事力量，打破了波斯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十年之后的公元前480年，波斯军在薛西斯(Xerxes)的率领下从海陆两路再度大举进犯希腊。温泉关(Thermopylai)战役和阿提密西安(Artemision)海战之后，波斯军继续进攻，攻陷阿提卡，雅典全民撤离雅典城，雅典城随后被毁。此后，希腊诸城邦以雅典海军为主力，在著名的萨拉米(Salamis) 海战中大获全胜，波斯海军全面撤退回小亚细亚。公元前479年，希腊军队又在布拉的(Plataia)战役中击退波斯重装步兵，希腊本土从而全境解放。这就是西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中所记录的希波战争。雅典由于在这场保卫希腊的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和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而与斯巴达一起成为希腊的领袖。 雅典人民受到希波战争胜利的极大鼓舞，在剩下的整个公元前五世纪里面，雅典人“比任何国家，无论其大小，在同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所尝试过的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都要多，都要广泛。” 在伯里克理斯(Pericles) 执政时期(公元前461-429年)，雅典继续推行民主，由选举产生的十将军取代了由抽签产生的行政执行官，公民大会对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都要讨论和通过。为了使雅典最穷的公民都能参与政府活动，伯里克理斯提出付给由抽签产生的陪审员成员和公民大会成员薪金的措施，并解释说：“我们的政治制度被称为民主是因为政府掌握在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手中。雅典人不允许由于私人事务的繁忙而妨碍他们对于城市公共事务的关注。我们认为不关注公共生活的人是毫无用处的，而别的国家则认为这样的人只是安静罢了。我们之所以当面仔细地争论并参与决定所有公共政策，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这样，政策多半会失败。” 有一点需要注意，雅典的民主并不是普遍的。一方面，从雅典内部来看，雅典的大多数居民，包括妇女、奴隶和外邦人，都不是雅典公民，因此他们不能参与雅典民主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希波战争结束以后，雅典因为害怕波斯的再次侵犯而和爱琴海沿岸的其它一些城邦一起建立了一个防御性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同盟建立初期，各城邦之间可能是拥有平等权利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不愿意看到同盟的逐步解体，反而更希望成为一个对其它城邦具有统治权利的雅典帝国。雅典经常帮助镇压别的城邦发生的贵族叛乱，并强行推行民主制，实际上，雅典已经成为一个践踏希腊自由的暴政的城市。但伯里克理斯却这样解释道：“我们[雅典] 是为了捍卫盟国的安全。。。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赋予盟国免于恐惧的自由。一句话，我们的城市就是整个希腊的典范。” 顾准将这段政治演变总结为“城邦自治与民族统一的矛盾”。 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及其同盟势力的急剧膨胀最终导致了雅典和斯巴达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头这样写到：“我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 真实原因在于雅典势力的膨胀，致使斯巴达产生警惕，从而战争不可避免。” 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31年，斯巴达企图依靠它强大的陆军包围并摧毁雅典，而雅典则依靠它的海上优势获取补给，并不断袭击斯巴达沿岸地区。战争第二年，雅典突发瘟疫，三分之一的雅典居民由此丧生，这恐怕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雅典不仅国力大伤，而且失去了最受人尊敬也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伯里克理斯。从此以后，雅典领导层内部的矛盾造成一系列决策上的失误，不仅错失了停战的契机，而且盲目出兵西西里而大败。最后，雅典海军在公元前404年被斯巴达击溃，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和雅典帝国的崩溃而告终。修昔底德这样总结说：“一个帝国不可能靠民主制度来运作。”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斯巴达支持雅典贵族建立寡头政体，对雅典施行异常血腥的暴政。热爱自由的雅典人不能忍受这样的统治，很快就以革命的方式重新建立起民主的政权。但不幸的是，长期战乱造成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无政府状态导致了希腊境内全面的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那些没有参加战争的无业者成为极权主义者强有力的社会基础，他们要求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有钱人则更加激烈地反对多数人的民主统治，社会矛盾变得异常尖锐。雅典的战败也使得其它希腊城邦对民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它们认为雅典的一切错误都是由于民主所造成的。可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因为从此以后，希腊诸城邦大多都由民主制转向寡头政治。同时，随着斯巴达势力的日渐消弱，希腊出现了群雄争霸的局面，城邦内部政治动荡不断，外部的战乱也时常发生。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当时希腊的大多数知识精英们，当然包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已经对民主丧失了信心，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带给希腊持久和平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的政治制度。 雅典从领导希腊获得希波战争的胜利，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彻底失败，一个辉煌的世纪就这样结束了。到公元前四世纪，雅典仍然是希腊的思想和文化的中心，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为首的知识精英们对民主的反思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其间，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王统一了希腊诸城邦，一直到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最终征服希腊。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早期政治文明的形成阶段，如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完备的分封制与宗法制，以宗法制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夏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始创王位世袭等制度。夏商时期实行的王位世袭制，代替了原始社会时期的禅让制。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内服与外服制度。这种制度对西周的宗法制与分封制有直接影响；商朝是奴隶制国家，奴隶主居于统治地位。神权色彩浓厚，敬鬼神，盛行祭祀占卜。西周时期，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分封制，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演变为严格的宗法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三者结合，互为表里。宗法制将君位的承传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维护了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即：神权与王权相结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国家的政治结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包含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个概念。专制主义，是就中央的的决策方式而言的，具体说就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至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这是针对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受制于中央政府。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政治制度。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的，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二者之间的联系：①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②专制主义皇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时，专制主义皇权削弱时，往往也是中央集权不力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实行原因：经济根源：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这一政治制度的出现是由封建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为封建的自然经济具有分散性，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政治根源：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秦吸取周无子在诸侯割据局面下无能力的教训，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理论根源：法家思想奠定理论基础。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萌芽（战国）：商鞅建立县制，百官服从君主法令的封建官僚制度建立。确立（秦朝）：一整套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制，中央三公九卿的官制，地方推行郡县制）。巩固（西汉）：①汉景帝“削藩”平定七国三乱。②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夺王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专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完善（隋唐）：①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相当于宰相，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②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加强（北宋）：采取“杯酒释兵权”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权。发展（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统一政令的实行。在地方设“行省”实行行省制度，对后也影响深远。强化衰落（明清）：明朝废丞相，形成君主独裁的局面，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还遍设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强化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历史作用有积极的：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统一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也有消极的： 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 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雅典民主的特点是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的产生及运作就充分体现了雅典民主的上述特点。雅典民主虽然有其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性，尤其是它的民主仅是雅典男性公民的民主，而非全体国民的民主，但它毕竟创造出一系列民主运作的方式，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最值得参照的政体形式，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完善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它对人类民主政治以至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有无可替代的意义。以《十二铜表法》和《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为主的古罗马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构成了罗马法的主要内容。罗马法法渊源于罗马奴隶制度，仅使用于罗马公民内部，奴隶则被排除在法律的保障和所赋予的权力之外，因此它又被称为“公民法”。随着罗马对外扩张范围的扩大，罗马法中又逐渐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各民族的新的共同法律——“万民法”。罗马法的创设，有力地规范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调节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有力的维系作用。这也为后世人们理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意义提供了重要启示，法律成为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明中的基本条件。古代希腊形成较发达的民主政治和罗马形成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与古代中国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都有其必然性。其必然性在于：古代希腊、罗马地处地中海南部沿海，山多地少，港湾、岛屿众多，所以形成了以工商业、航海业为主的海洋型经济(海洋文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经济要求社会有公平的法则，以及较自由、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这样，古代希腊就逐步形成了小国林立、民主政治发达、法制体系较完善的社会。另一方面，欧洲气候宜人，温暖多雨湿润，其麦田可以沿着山坡分布，不需要灌溉，也不需要排涝，也就不需要政府来协调水利，修河通渠。古代中国区域广大、土地辽阔，适于农耕，逐渐形成了一种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农业经济要求有强有力的政府来控制水系，协调农业生产，组织抵御自然灾害。在同一水系，对水、土地的控制变得特别重要，一山不容两虎，在争夺中，容易形成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进而形成强大的皇权。中国长期存在的分散性封建自然经济，农民随时面临天灾(旱涝蝗灾)、人祸(地主官僚欺压等)，其生产、生活甚至人身安全非常脆弱，一旦失去土地，就可能沦为流民，揭竿而起，威胁封建王朝。因此，农民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保护，政府也必须保持强大，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镇压农民的反抗。

雅典民主开创了西方民主政治之先河，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源头。网上有一篇论文写的是：谈以美国宪政为例看雅典民主政治的现实意义。其中很多观点都证明了雅典民主政治对现代民主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分权制衡”的原则——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分权制衡的原则来组建“三权分立”的国家机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一个普遍原则，无论什么性质的国家，无论什么政体的国家，都普遍采用这一原则；“主权在民”的原则——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君，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民主与专制的重要标志；其他原则，如雅典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轮番而治的原则、自由的原则、服务社会的原则等，这些也是现今人类社会民主政治的普遍原则。如今的我们都在沿用着它的智慧。尽管它的民主政治并不是彻底的，但在那个剥削制度盛行的时代，它能提出民主，并为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提供了范本，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