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整理方法研究论文

可以从历史角度、文化角度、写写国内的和国外，以及不同民族之间书籍装帧的发展过程。 一、对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理解和设计思想 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设计,需要对被装帧书籍内容的理解和提炼。我国的古典书籍中的线装书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随意,但从总体上考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从色彩调赋、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而现代装帧设计,因为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未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对古典书籍进行装帧设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味道呢? 一味地追求古典, 将使整个设计缺乏现代的审美情趣; 一味地追求现代, 又将使古典文学书籍的装帧缺少古典文学的“气韵”, 也会偏离现代人对古典文学作品装帧美的需要。当今对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应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对书籍装帧设计的精华,使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韵, 与现代的美学要求有机地融合。在整个总体设计上, 既不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含蕴和意境,又能融合现代人对书籍装帧的审美要求。古今装帧审美学方式的统一,是当代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的需要。 书籍从人类文明产生至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传播工具,越来越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人类从最早的刻骨、刻竹的记事,到现代印刷技术、书籍的装帧,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一个国家对书籍装帧水平的高低,书籍品种的多少,出版发行量的大小,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达的一个标志。书籍装帧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它由简单到复杂,从单纯的书籍加工到当今艺术创作。现在,书籍装帧已不再只是简单地一页页纸的装订,而是装帧设计者对书籍的二度艺术创作,是装帧艺术家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书籍装帧设计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综合的艺术门类,它是绘画、摄影、书法、金石等艺术形式的综合应用, 需要设计者具备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良好的审美情趣。对书籍的装帧设计,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还应赋予装帧设计的商业性。书籍是放在书架上的,在具有展示性的同时,还应有吸引读者的功能。因此,它在具有欣赏价值的同时,要能刺激读者阅读书。 二、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几种形式和演变过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 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清代出现了一种连续性出版物，一种是《晋绅录》，一种是《京报》，《晋绅录》按季出版，内容为中央、地方官员的名录，以红纸为封皮，称为红皮书。《京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但也装订成册，每期二三页或六七页不等，封皮有白纸，黄纸不等，封面盖有红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两种，由于有时限性，印装都十分粗糙。但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元14世纪，逐渐传向西方。虽然在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有阶改进，但其基本形式，仍为中国古代所首创。如何写论文 写下自己的想法是完善它的好方法。你可能发现自己的想法在纸上会变成一团糟。 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你越来越熟悉它的时候，就会很快了。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艺术，你就会在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 你也会遇到和其他作者一样的滞碍。这有很多原因，而且不一定能顺利解决。追求完美是一个原因。 记住：写作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你发现所写的不是你开始想写的，写下粗稿，以后再修补。写粗稿可以理出自己的思想、渐渐进入状态。如果写不出全部内容，就写纲要，在容易写具体的内容时再补充。如果写不出来，就把想到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即使你觉得是垃圾。当你写出足够的内容，再编辑它们，转化成有意义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有序的写出来(in order)。你可能要从正文写起，最后在你知道你写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再写简介。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有时候一天只能写上一页。追求完美也可能导致对已经完美的文章无休止的修改润饰。这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把写作当作和人说话就行了。 写信也是练习的好方法。大多的文章也会因为风格很想给朋友的信件而易读(can be improved)。写日记也是很好的锻炼。这两种方法还有其他的好处。 无休止的修改格式而不是内容也是常犯的错误。要避免这种情况。 LaTex（附：CTex）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它自己有很多自定义的宏定义。你也可以利用别人类似的代码，许多站点（包括MIT）都维护有扩展库。 清楚自己想说什么。这是写清楚要的最难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你写出笨拙的东西，不断的修补，就表明不清楚自己想说什么。一旦真正想说了，就说吧。 从每一段到整个文章都应该把最引人入胜的东西放在前面。让读者容易看到你写的东西(Make it easy for the reader to find out what you've done)。注意处理摘要（carefully craft the abstract）。确定(be sure)说出了你的好思想是什么。确定你自己知道这个思想是什么，然后想想怎么用几句话写出来。大篇的摘要说明文章是写什么的，说明有一个想法但没有说到底是什么。 不要大肆夸耀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写的句子或者段落不好，但不知道怎么修补。这是因为你自己进入了死胡同。你必须回去重写。这会随着你的练习减少。 确信你的文章真的有思想（ideas）。要说清楚为什么，不仅仅是怎么样。 为人而写，不要为了机器而写。不仅仅需要正确，还需要易读。读者应该只做最明显简单的推理。 完成文章以后，删除第一段或者前面的几句话。你会发现这些话其实对主旨没有影响。 如果你在所有的工作做完以后才开始写，就会失去很多好处（benefit）。一旦开始研究工作，好的方法是养成写不正式文章的习惯，每隔几个月（every few months）记下最新的和你刚学的东西。从你的研究笔记开始比较好。用两天时间来写，如果太长的话就说明你太追求完美了。这不是要进行判断的东西，而是与朋友共享的。在封面上说明“草稿”（DRAFT-NOT FOR CITATION）。拷贝很多份，给那些感兴趣的人看，包括导师。这种做法对以后写正式的论文很有好处。 得到反馈： 如果你加入私人文章交流网（Secret Paper Passing Network），会收到很多别人的文章，他们请你评论。知道别人对论文的意见很重要。你给别人帮助，别人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而且，自己也能提高。为文章写有用的评论是一门艺术。你应当读上两遍，第一遍了解其思想（IDEAS），第二遍看表达。 当然也可以把自己的文章交给别人评价，要学会吸取有建设性的建议，忽略破坏性(destructive)和无意义的建议。为了得到建议，你要写清楚自己的观点，写你所作的事情，即使你没准备写一个没有完整的期刊或者会议文章，然后交给别人看。即使是将要发表的文章，也应该写清楚，这样可以增加得到建议的机会。 以简要的形式降序组织评论（建议）对你和你所评论的人都有用：最上面内容相关，中间是风格和表述，最后是语法和文法。 三、论文的写作 （一）作好准备－－收集资料 选题确定之后，论文有了中心思想，在写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是，要写好一篇论文，作者还必须占有丰富、准确、全面、典型、生动具体的材料。从中研究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并用具有说服力的题材（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材料必须是有根有据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它们或是通过自己亲身实践研究的出的，或是他人以前研究总结的可靠成果。因此，资料的收集对论文的写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收集资料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1、阅读有关的理论书籍。 参加教育教学研究，撰写论文，必须掌握必要的教育教学理论和科研方法。对于教育、教学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要理解掌握。 2、调查研究，收集有关的论据。 论文的中心思想确定后，作者明确了所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就要着手拟订调查提纲。列出调查研究从何入手，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每个方面包括哪些项目和具体内容，需要哪些典型的材料和数据，取材的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应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等等。 3、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

1、《关于〈庄子〉注释中的几个问题——与谢祥皓、陈鼓应二位先生商榷》（第三作者）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2期2、《〈京口记〉残句辑注》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3期3、《〈王粲集注〉质疑》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4期4、《徐干〈中论〉版本考》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年第1期5、《北图藏黄丕烈跋本徐干〈中论〉》 《文献》1988年第4期6、《〈南朝五史人名〉索引疏漏几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1期7、《训诂学能否演进为中国古籍注释学——建国以来训诂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5期8、《〈登楼赋〉与所登之楼》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7月31日9、《汉赋今译浅议》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5期10、《〈竹林七贤论〉残句辑注——兼论〈竹林七贤论〉的文献价值》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6期11、《“止”在会意字中的表意作用》 《古汉语研究》1993年增刊12、《程先甲及其〈选雅〉》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1期13、《关于高校中国古籍注释学学科构建的几点思考》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6期14、《〈阮籍集校注〉补正》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1、2期合刊15、《嵇康与嵇喜两组诗浅解》 《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16、《〈文选·曹植·送应氏二首〉写作时间蠡测》《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6月17、《说“紫”》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18、《编纂大型古代断代文献总集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辑校〈魏晋全书〉为例》 《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论文集》2002、519、《略论古籍注释中的逻辑思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3期20、《影宋本〈太平御览〉引〈诗经〉缀辑校理》《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21、《二十二子详注今译·前言》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22、《竹林七贤名义考辨》 《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23、《充实简要 便捷通俗——评张岳琦、张昕二先生〈诗词格律简捷入门〉》 《新文化报》2003年6月20日24、《鉴赏式诗学批评艺术的建构——评沈文凡主编〈汉魏六朝诗三百首译析〉》（第一作者） 《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12期25、《魏晋子书书名作者杂考数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6期26、《孙吴子书的政治取向及其对孙吴文学的影响》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6期

1.从事校勘应具备哪些基础知识 校勘 中国古籍整理的一种方法。校是查校古书中文字的异同，勘是勘正古书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中国古籍大部分是刊刻本，小部分是手抄本，故难免产生文字上的讹误、缺漏 、增添、颠倒等情况。校勘有4种方式：① 对校。用同一种书较早的本子与其他本子对读，遇有不同处，即注出来，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②本校。以同一部书前后互证，指明其后文字或记载的异同，并进一步判断其正误。③他校 。以其他有关的书籍对照本书。④理校。凡无其他本子可以依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就凭校者的学识，据理判明其正误。 校勘，指利用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通过比较核对和分析推理，发现并纠正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校，原指古代囚具，即刑枷。《说文》云："校，木囚也。"如《易经·噬嗑》："何（荷）校灭耳。"即奴隶肩负刑枷遮掩两耳。刑枷有约束犯人之义，从而引申为考核。如《汉书·食货志上》："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考核文字也称为校。如骆宾王《帝京篇》："校文天禄阁。" 勘，有复核审定的意思。《说文新附》："勘，校也。"《玉篇》："勘，覆定也？quot；可见，勘与校是近义词。也有人认为，勘字古亦作"刊"。《玉篇》："刊，削也，定也，除也。"古人写字于竹简，如有错误，则用刀削除改正，然后成为定本，故"刊"有削除复定之义。应劭《风俗通义》云："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为易刊定。"后世习于"刊"为刊削之义，故将"刊"与"勘"分开，刊指刻书言，勘指定书言。校勘一词合用，首见于齐梁（南北朝）时期，如《沈休文集》云："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民尚书，专典校勘。"此指广义校勘，包括今之目录、版本、校勘等内容。至唐宋时期，校勘一词应用渐多，词义则多转为狭义，如宋·欧阳修《文忠集·春秋繁露》云？quot；予在馆中校勘群书，见有八十余篇，然多错乱重复。" 主要指校正文字而言。 校勘，古又称校雠或雠校。雠（chóu 仇），《说文》："犹〓（yīng英）也。""〓，以言对也。"《正字通》："言相雠对也。"《韵会》："犹校也。谓两本相复校，如仇雠也。"由此可知，雠，本义为以言对答，以后逐渐引申，遂与校字义近，而用于校核文字。 2.什么是校勘 校勘就是用同一部书的 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 较，考订文字的异同，目的 在于确定原文的真相。 校勘 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 期。《国语•鲁语》载鲁大 夫闵马父对景伯说：“昔正 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 太师，以《那》为首。 ”前 人一般认为正考父是孔子的 六世祖，西周末年为宋国的 大夫。孔子整理六经，将《诗》、《书》去其重，写版定本，必然经过校勘。 西汉刘 向大规模整理古籍，编制目录，把搜求版本、校勘文字作为一道重要的工序，并给 “校雠”二字下定义，将其提到理论髙度，于是产生了校勘学。 校勘学有广、狭二 义。 广义的校勘学，前人称为校雠学，包括了版本、校勘、目录、考证、辨伪、辑 佚等内容，现在称为文献学。因广义校勘界定不明，今已不用，遂成为历史名词。 现代所谓的校勘学，即狭义的校勘学，指专门研究古籍整理、文字比勘的科学方法 和理论的学问。 校勘学始于汉，成于宋，大盛于清。 近人陈垣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 础上，提出了校勘古籍的一系列理论、方法、原则和通例，初步建立了校勘学体系。 3.“校勘四法”都包括什么 1931年，陈垣在其所著《校勘学释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校勘四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 对校法，也称为“版本校”，它是最基本的校勘方法。是在广泛搜集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的基础上，从中选择一个错误较少的版本作为底本，再用其他版本进行校勘的方法。 本校法，是一种用本书校本书的校勘方法，通过前后文字的对照，比较分析其异同，从而找出其中的错误。他校法，用与本书相关的其他书籍进行校勘的方法。 理校法，运用推理的方法进行校勘，是校勘的补充方法。运用分析、类比、综合等手段，据理推断文献中的错误。 陈垣的“校勘四法”不仅方法缜密，而且内涵丰富，它实际已包含着对校勘内容、校勘工作性质，以及校勘工作程序的科学规定，一经提出，即广为学界所接受，时至今日，仍有其广泛影响。 4.从事校勘需要具备哪些基础知识 校勘 中国古籍整理的一种方法。 校是查校古书中文字的异同，勘是勘正古书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中国古籍大部分是刊刻本，小部分是手抄本，故难免产生文字上的讹误、缺漏 、增添、颠倒等情况。 校勘有4种方式：① 对校。用同一种书较早的本子与其他本子对读，遇有不同处，即注出来，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 ②本校。以同一部书前后互证，指明其后文字或记载的异同，并进一步判断其正误。 ③他校 。以其他有关的书籍对照本书。 ④理校。凡无其他本子可以依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就凭校者的学识，据理判明其正误。 校勘，指利用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通过比较核对和分析推理，发现并纠正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校，原指古代囚具，即刑枷。 《说文》云："校，木囚也。"如《易经·噬嗑》："何（荷）校灭耳。 "即奴隶肩负刑枷遮掩两耳。刑枷有约束犯人之义，从而引申为考核。 如《汉书·食货志上》："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考核文字也称为校。 如骆宾王《帝京篇》："校文天禄阁。" 勘，有复核审定的意思。 《说文新附》："勘，校也。"《玉篇》："勘，覆定也？quot；可见，勘与校是近义词。 也有人认为，勘字古亦作"刊"。《玉篇》："刊，削也，定也，除也。 "古人写字于竹简，如有错误，则用刀削除改正，然后成为定本，故"刊"有削除复定之义。应劭《风俗通义》云："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为易刊定。 "后世习于"刊"为刊削之义，故将"刊"与"勘"分开，刊指刻书言，勘指定书言。 校勘一词合用，首见于齐梁（南北朝）时期，如《沈休文集》云："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民尚书，专典校勘。 "此指广义校勘，包括今之目录、版本、校勘等内容。至唐宋时期，校勘一词应用渐多，词义则多转为狭义，如宋·欧阳修《文忠集·春秋繁露》云？quot；予在馆中校勘群书，见有八十余篇，然多错乱重复。 " 主要指校正文字而言。 校勘，古又称校雠或雠校。 雠（chóu 仇），《说文》："犹〓（yīng英）也。""〓，以言对也。 "《正字通》："言相雠对也。"《韵会》："犹校也。 谓两本相复校，如仇雠也。"由此可知，雠，本义为以言对答，以后逐渐引申，遂与校字义近，而用于校核文字。 5.校勘的方法主要有哪些 校勘的方法主要有四种：（1）对校法。 就是用同书的祖本或别本对读，只校异同，不定是非。即使祖本或别本有误，也照录下来，然后用其他方法校正。 （2）本校法。就是把同一部书的有关文句进行比较、选择，前后互证，订正错误。 如《战国策•楚策》：“（黄雀）昼游乎茂树，夕调乎酸醎，倏忽之间坠于公子之手。 ”若按照原文解释，那么黄雀已经被“调乎酸醎”之后才“坠于公子之手”，显然不对。 下文是“折清风而坛矣。故昼游乎江河，夕调乎鼎鼐”，两句比较，能判定“倏忽”一句是错简，应在“昼游”句之前。 （3）他校法。就是用其他书校本书。 如《左传•昭公十四年》：“（叔向）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 ”王引之《经义述闻》以《孔子家语•正论》的引文为证，说明“曰”字是“由”字缺笔而误。 （4）理校法。就是根据文字、音韵或文理、语气等判定正误。 如《礼记•大学》：“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先”字费解。 俞樾以“近”字古文作“岸”，与“先”形近为根据，又考下文“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先”“远”对文，因此确定“先”为“近”字之误。 6.孔子校勘古籍有哪些基本原则 开拓文献资料整理工作的先河，是孔子除哲学、思想、教育之外对人类的又一大贡献。 他编辑、整理了《周易》、《春秋》等《六经》（《六艺》），并持有科学严谨、“述而不作”、“微言大义”的态度，对后世几千年以至当今影响极深。他的最大贡献是整理和校勘了大量重要古籍。 校，就是考核、校对。勘，就是删取。 校勘是古籍整理的核心工作。中国历代对目录与校勘这两门学问都非常重视，同时对于二者的争议也比较大。 孔子是中国第一位为校勘工作创立了优良传统的人。他总结出校勘的三大原则：第一，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第二，崇尚平实，排斥虚妄；第三，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7.音韵学常识 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 它包括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等学科。音韵学和语音学不同：语音学是对语音的客观描写，有时还利用各种实验方法，来征明语音的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音韵学则是把语音作为一个系统来观察，它研究各种语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语音学既然把语音当作生理现象或物理现象来研究，因此有所谓普通语音学，讲述发音器官的作用、各种语音的构成，那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只是每一个民族的具体语言还有自己的一些语音特点罢了。至于音韵学，则不可能有“普通音韵学”，因为音韵总是属于一种具体语言的，它具有很显著的民族特点，甲语言的语音系统决不可能跟乙语言的语音系统相同。 但是，音韵学又是跟语音学有密切关系的。不能想象，一个人不懂发音的道理而能把音韵学研究好。 因此，我们又可以说，语音学是音韵学的基础。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术语。 我们应该用现代的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去说明它。我们不能抛开古代的理论和术语不管，因为我们必须把音韵学这份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汉语音韵学呢？我们研究现代汉语音韵学，是为了了解现代汉语语音的严密的系统性，以便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的语音，有利于语言实践。我们研究古代汉语音韵学，因为它是与汉语史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语言学部门。 必须先深入研究了古代汉语音韵学，然后有可能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音韵学也跟文字学有密切关系。 有狭义的文字学，有广义的文字学。前者专门研究文字的形体；后者则研究字形、字音和字义。 从广义看，音韵学又包括在文字学之中。文字学的旧名是“小学”，原来是一种识字的功课。 古代的学者认为读书必先识字，因为有些古书的时代距离现代很远了，书中的文字，无论从字形方面看，从字音方面看，从字义方面看，都有许多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了。而且汉字的形、音、又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假如不懂古音，则古代的字形和字义也会不懂，或者是懂得不透彻。 古人把文字（字形）、音韵（字音）、训诂（字义）看成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所必备的基础知识，那是很有道理的。中国传统音韵学一向被认为是艰深的学问，甚至称为是“绝学”。 其实古代的一套音韵学理论和术语，如果拿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来对比，加以说明，也就变为比较易懂，甚至是很好懂的东西了。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在传统音韵学中，也有一些含胡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论，和一些玄虚的，缺乏科学根据的术语，我们在这一本小书中，或者是提出来批判，或者是索性略去不提。 我们力求把汉语音韵学讲得浅显一些，同时也不能因为要求浅显而损害它的科学性。希望这一本小书能够沟通古今，使读者对汉语音韵学能够得到比较个面的基础知识。 音韵学的功用 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汉语方言学、训诂学、考古学、校勘学、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古代文献学以及古籍整理等学科都有密切的联系，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谈谈汉语音韵学的功用。 一、汉语音韵学是建立汉语史的前提要研究汉语语音，指出汉语语音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指导汉语的学习和使用，以保证汉语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就不能不建立汉语语音史。要建立汉语语音史，首先必须研究出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声、韵、调系统，例如先秦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隋唐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元明清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等等。 只有把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声、韵、调系统的面貌弄清楚，并探寻出其间的联系和发展规律，才谈得上汉语语音史的建立，而要知道汉语各个时期声、韵、调的状况，就得依靠音韵学的研究。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就是在汉语音韵学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写成的，其突出的特点是比较详细地展示出了汉语各个历史阶段的声、韵系统及拟音，指出了汉语语音发展的某些规律。 二、音韵学是进行方言研究的必备知识汉语方言学是研究汉语各地方性口语的一门科学。要对方言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不牵涉到方言的历史，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找出方言特点的根据，才能弄清方音的来龙去脉，才能对方音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因此，要从事方音研究，就必须具备一定的音韵知识。 例如“幕”字，北京话读作〔muج〕，而广东梅县话则读作〔mkح〕，北京人和梅县人对“幕”字的读音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只要有点音韵学知识就会知道，原来北京话和梅县话都源自隋唐古音。在隋唐时，“幕”属于入声“铎”韵，带有塞音韵尾〔k〕，拟音为〔mɑk〕。 北京人所以会把“幕”读成〔muج〕，这是因为到元代时大部分北方话的入声韵尾发生了脱落，随着韵尾的脱落，其韵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梅县人所以会把“幕”读成〔mkح〕，是因为入声韵尾脱落的这一现象在梅县话中至今也没有发生，由于塞音韵尾的稳定作用，其韵腹的变化很小。 要进行方言研究，一般少不了进行方言调查，搞方言调查，需要亲自到方言区去口问、耳听、手记，做静态的分析描写工作，这同样需要具备音韵学知识。凡是有关方言调查的书籍，都免不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