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论文文献综述

【摘 要】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另一方面社会风险也在种类、数量、强度影响等方面急剧增加。对于风险社会的研究也是目前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因此，本文试图对既往有关风险特别是风险分配的理论与研究做一个梳理。 【关键词】文献综述；风险社会；风险分配 一、风险研究的三种理论范式 在诸多风险研究中，主要形成了三种理论范式。一是由玛丽道格拉斯等人为代表的利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风险的“文化/象征”理论。二是由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三是由埃瓦尔德等人借助福柯的理论提出的“治理性”理论。以道格拉斯为代表的分析是建立在文化是一个社会的认知手段和保护方式的基础上的。道格拉斯认为，风险是一种在当代西方社会维护文化边界的手段。风险主要被用作抱怨的借口，“有风险”的群体或制度被视为危险的。“有风险的”他者会对个人的身体健康或所从属的共同体或社会的象征性形态产生威胁。对风险的理解必然是通过文化假定完成的，因此是共同分享的惯例或期望；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英国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家们的分析侧重于后现代社会中加深人们对风险关心程度的宏观结构因素。他们认为，在后现代性条件下，风险不仅大量出现而且全球化了，因此比过去更难以被计算、管理或避免。在他们看来，现代性不再是毫无疑问的过程，而是产生了许多危险或“缺陷”。后现代性的核心制度──政府、工业和科学是风险的主要制造者；“治理性”论者利用福柯的理论，他们认为自16世纪以来，一个巨大的专家知识网络已经形成，与之相伴的是围绕这些知识的建构、再生产、传播和实践而出现的结果，它强调维持秩序和规则依靠的是自愿的“自我训诫”而非暴力或强制。因此，风险被理解为政府使用规训权力的一种战略，用来控制和管理人口，以最好地实现民主人道主义。（杨雪冬等，2006）而在这些研究之中，尤以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范式影响最大，因此本文主要对贝克的相关理论为主要分析对象。 二、“风险社会”理论及两种风险分配逻辑 （1）风险社会理论概述。与鼓吹“后现代性”的德里达等人所不同，贝克是沿着不同的进路对工业社会与现代性进行深入研究的。与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一致，贝克同样也注意到了现代化力量造成的社会发展的断裂。他将现代性区分为“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将现代化区分为“（传统）现代化”与“自反性（反思性）现代化”。（传统）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进程对传统社会的抽离与再造，而“自反性现代化”则意味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对工业社会（阶级社会）的抽离与再造。自反性现代化是充满风险的，它指涉人们在传统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运用的科学技术以及种种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制度对其社会自身的重大威胁与毁灭。用贝克的话来说它意味着“创造性（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他将简单（传统）现代化对应为“工业社会”，也即“阶级社会”，将自反性现代化对应为“风险社会”。工业社会关注的是财富如何分配，而风险社会关注的则是如何避免、减弱、改造或疏导在发达的现代性中系统地产生的风险和威胁。用贝克的话形象的来表述，“阶级社会的梦想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和应该分享蛋糕，风险社会的乌托邦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免受毒害。阶级社会的驱动力是：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是：我怕！”贝克揭示了西方社会的重大转变：从“阶级社会”转向“风险社会”，并通过对“科技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制度”的深刻剖析全面阐述了其“风险社会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2）风险分配的两种逻辑。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风险分配模式：一方面，“依附于阶级的”、“不平等”的风险分配模式。用贝克的话来说：“风险分配的类型、模式与媒介与财富分配有着系统的差别。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和阶级社会有着很大部分的重叠。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由此可见，此种风险分配模式具有明显的“不平等”的特征，即有权有势的人比无权无势的人承受更少的风险。然而，贝克认为，这并没有触及风险分配的核心。另一方面，风险更多的体现一种“超越阶级的”，相对“平等”的分配模式。在贝克看来，与风险状况加剧相对应的是人类逃脱风险的途径和可能性在减小，即使你拥有财富，也不可能逃脱风险的折磨。他形象地论述道：“自来水管中的污水不会因为谁是总裁而在他家水龙头前停止流淌。”，“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因此风险在其范围内表现为相对平等，它打击所有人，即使是富人也无法幸免。风险在扩散过程中表现出“飞去来器效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风险的等级制逻辑被打乱了，随着风险的扩大会呈现风险分布平均化的局面。从总体上讲，贝克有关风险分配的模式的论述涉及两种逻辑。一是“差异”逻辑；二是“平等”逻辑，并且他更为强调这种“平等”逻辑，认为是它主导了风险分配的逻辑。 三、国内学者对“风险分配”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风险分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对“风险分配”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如李友梅辨析了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不同逻辑，强调风险分配核心内涵还是以“平等”逻辑为主，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旧有的阶级、阶层区分，并提出风险分配可能会成为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路经（李友梅，2008）；杨亮才认为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是现代性的两种不同路径，而这两个问题是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杨亮才，2011）；刘群（刘群，2007）姚伟（姚伟，2011）等人则从“风险分配”的不平等出发，对贝克风险理论中的有关分配的理论要素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一定程度的修正。另一类是对“风险分配”的实证研究。如景军以“泰坦尼克号定律”为分析框架，利用流行病学数据，深入分析了中国的艾滋病风险，提出中国艾滋病风险的分配无论是客观风险还是主观风险认知，都在具有不同社会等级与差异的社会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风险社会理论过于强调风险分配的平等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景军，2006）；张玉林则以当地统计资料与新闻报道为基础，对山西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得出环境风险与灾难会向农村地区以及底层弱势群体倾斜，从而造成“另一种不平等”的结论（张玉林，2009)。刘岩、赵延东通过对二手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公众的主观风险感知呈现地区差异和多重复合等特点，三重复合—高度不确定性风险、两重复合—中度不确定性风险和单重—低度不确定性风险三种结构的社会风险共存。研究发现公众普遍对低不确定性的单重风险感知最高，对高不确定性的三重风险感知最低;教育水平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对高不确定性三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底层社会群体则对低不确定性单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的结论（刘岩，赵延东，2011）。吴雪明、周建明以城乡分野为视角，得出中国农村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已与城市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基本趋同，而农村居民拥有的抗风险机制却远远弱于城市居民，以收入水平表征的抗风险能力也远不及城市居民。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必需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政策体系以有效降低和化解社会风险的结论（吴雪明，周建明，2006）。由此可见，国内对风险分配的研究也是从“平等”与“差异”这两方面着手的，但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分配逻辑的“差异”与“不平等”。 参 考 文 献 [1]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J]．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 [2]乌尔里希·贝克等．风险社会[J]．南京：译林印书馆．2004：36，57 [3]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李友梅．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J]．社会．2008（6） [5]景军．泰坦尼克号定律：中国艾滋病风险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5） [6]张玉林．另一种不平等：环境战争与“灾难”分配[J]．绿叶．2009（4）

参考资料：本科生专业文献综述题 目: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研究综述姓 名: ***学 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专 业: 社会学班 级: 社会41学 号: 2214104指导教师: 屈 勇 职称: 讲 师2007 年 6 月 30日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制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研究综述社会学专业学生 王佳鹏指导教师 屈 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研究问题。在关于农民工研究中，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一直是研究的主流视角，关于农民工社会阶层研究中，客观社会分层是其主要视角。由于客观社会分层忽视了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许多学者提出了社会分层研究的另一视角，即阶层的主观认同研究。本文从社会认同的概念界定，农民工社会分层的研究，以及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阶层认同等几个方面对当前农民工阶层的社会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认同；社会建构；社会分层A Review of Research on Social identity of rural migrantsStudent majoring in Sociology Wang JiapengTutor Qu Yong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he study of peasant-works is a main subject.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is the mainstream perspective of most research of the rural migrants, but the objective stratification is the main perspective of farmer social strata. Owing to the neglect of the subjectivity of agents, many scholars study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another perspective, that is, subjective identity of strata. The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the current study of peasant-workers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study of social identity of peasant-workers, such as identity, professional identity, native (land) recognition, institutional identity, class words: rural migrants; social identity; social constructivism; social stratification导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层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结构转型成为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并被称为市场之外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1]3-1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资源积聚背景下，两极社会更加明显，以农民和农民工为主的底层社会逐渐形成。 [2]77-135但是长期以来对这种阶层结构的转型研究一直以客观分层为主，尤其是缺乏对于作为底层主要构成群体之一的农民工的主观意义的理解；近年来，一方面随着研究者的不断“实践与反思”，对于客观分层研究的局限性逐渐达成共识[3]，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社会适应或社会融入问题的突显，同时再加上国家出于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而对阶级意识尤其是对底层群体的主观认同(阶级意识的主要方面)越来越重视[4]9-20，从而促使农民社会认同研究也相应增多。本文正是对当前农民工阶层的社会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一、社会认同概念界定的研究（一）认同与社会认同认同（identity）是一个比较复杂且争议较大的概念，人们主要从认同的机制特征、认同的功能、认同的行为特征、认同的动力机制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不同的定义和解释，大致而言，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理解：首先，认同是人们对自身角色以及他人关系的一种定位；其次，认同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再次,认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5]30-31认同可以分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角色的一种自我确认，是个人对自己在适合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社会认同是指某个群体的共同认同。两者之间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自我认同是社会认同条件下的认同，没有社会认同的自我认同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社会认同存在于某群体成员的自我认同中，从个人与社会关系角度可以认为，人们的认同是由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构成的连续统。[5]32-33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他根据认同的建构形式和来源将社会认同区分为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规划性认同，三种认同的建构分别导致公民社会、共同体和主体的产生。[6]6-11卡斯特的这种划分是一种更为一般性的对不同性质的认同的建构过程及其结果的分析，本文主要综述具体的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现状，并将社会认同分为身份认同、职业认同、阶层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性别认同等几个方面。（二）社会分类与认同建构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分类是人们简化生活复杂性，同时也形成社会秩序的一种思维方式。分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人们在给世界分类的同时也为自己进行了归类，分类也赋予自己及世界以意义，社会认同便是对社会分类归属的认可。最重要的分类是人我之分，是“我群”与“他群”之分，通过共同的经历和持续的互动而产生群体的差异，而社会群体认同的建构和维持的最重要机制是排除和容纳，把非我群的人排除出去，把我群的人容纳进来，以此来型构自己的认同世界。这种认同和容纳通常具有很强的价值性和主观性。[7] [8]203-223具体到农民工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市民对他们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容纳，也可以看到农民工自身的排除和容纳，正是这种双重过程最终形成了农民工的主观认同。（三）社会认同与社会适应社会适应是指一个群体相对于主流社会的融入程度。社会认同与社会适应主要具有如下区别：第一、出发点不同，社会认同主要是被研究群体对自己社会归属的认定，而社会适应是社会对于被研究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程度的判定；第二、价值不同，社会认同尊重被研究群体的主观认识，尽量做到价值中立，让被研究群体自己“说话”，而社会适应是被研究群体对主流社会的适应，这里同时也可能暗含着对主流社会的赞赏和对被研究群体的贬低，是研究者在“说”被研究群体；第三、研究目的不同，社会认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和解释被研究群体的意义，而社会适应往往把被研究群体当作“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其自己所建构的被研究群体的“问题”。二、农民工与社会分层社会认同的基础是社会分类，在研究领域中最主要的分类就是社会分层，即根据经济收入、权力、声望等不同或综合标准对人们进行的阶层划分。因此要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必须首先了解农民工的社会归属，然后才是农民工自身对社会归属的主观认同。（一）社会结构中的农民工社会分层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热点，每个学者都会提出自己认为比较客观的分层标准，但是尽管不同的学者给予不同的分层标准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类型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无论“金字塔”结构、“倒丁字型”结构[9] ,还是“断裂”结构，都认为存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底层社会，并且也都认为农民和农民工是该底层社会的主要构成群体。[10]具体地农民工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可以从韦伯分层的三个标准进行分析：在政治地位(权力)上,由于户籍制度等二元制度的排斥,农民工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在经济地位(财富)上,由于存在着截然分开的两种报酬体系,农民工仍然处在底层的位置上;在社会声望上,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声望都很低。 [11]4-9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将中国人划分为十大阶层，而农业劳动者和城市失业者为最底层，在改革开放后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工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八大阶层，其中农民工的数量较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阶层的比例发生了一定的增减。[12]169-184（二）客观社会分层研究存在的局限性这种分层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主要以静态的结构分析为主，而忽视了农民工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形成过程,缺乏时间性和历史感；第二、主要是研究者作为客体的主观认识，而忽视了农民工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是一种“他者话语”；第三、遵循科学主义范式以追求客观知识为目的,而忽视了农民工的主观认识和实践体验;第四、以专业知识来“检验”农民工的生活,而忽视了农民工自身的意义理解,即没有深刻理解和认识农民工的“地方性知识”。正是由于客观社会分层研究对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的忽视,从而有学者从主观方面进行社会分层研究,甚至有人把社会认同视为社会分层研究的新视角。 周晓虹曾较早地对农民的社会心理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主要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史角度研究农民的现代性获得过程,却没有详细论述转型时期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状况。[13]4-9王春光的研究发现，社会阶层的客观实在与主观建构之间存在多种差异，它提示我们在社会阶层的研究中必须考虑特定情境下的个人生活和中国制度对阶层观念形成的影响。[14]李春玲的分析表明，各阶层的认同的一致性程度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出于社会顶层和底层的阶层认同较高,而中间阶层相对较低。 [15]而李友梅则从宏观的角度对通过对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社会认同的结构演变、社会认同建设的新思路三个方面的探讨，提出构建“社会自我调适系统”以治理社会认同失序问题。 [16] [17]四、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内容及影响因素研究社会认同时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不同学者主要研究了其中的某个或谋几个方面，其中主要有身份认同、职业认同、阶层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性别认同等几个方面，下面我们本文就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对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一）身份认同:农民工是农民还是城市人?身份认同指农民工对于自己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这一社会身份的认同,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区分不仅仅是户籍上的差别，而更多的是由于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资源分配和权利上的不同,因此这里的农民不是与产业工人相对的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的社会身份。许多学者认为,农民工这个称谓本身已经成为与农民和城市居民并存的第三身份。陈映芳认为,“农民工”作为一个与“农民”、“城市居民”并存的第三身份,是近20年来我国各种制度和文化共同建构的产物,最终使离开农村改变了农民身份的“农民工”却无法获得城市中的“城市居民”身份。 “农民工”身份的建构一方面为各种制度及其所规定的“城市居民”所具有的身份优势提供了合法性或正当性;另一方面, 使“农民工”在城市中区别对待,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认同这一并不公平的“农民工身份”。因此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农民工权益和权利保障问题,更是市民权问题。[18]唐斌则具体研究了农民工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区域的相反相异的向外推力下,农民工倾向于自我认同为“双重边缘人”,农村对农民外出务工给予积极的赞赏性评价,而城市却是通过农民工自我心理预期不断进行消极性的否定评价,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使农民工自我人格矛盾和冲突,也导致了他们身份的模糊和不确定。 [19]这里的“双重边缘人”实际上是对“农民工”这个比较正式称谓的形象表述。但是也有人认为农民工主要认同农民身份,还有部分认同模糊,很少有农民工认同为城市人,且乡土记忆、进城期望、城市体验对农工社会认同起着又大到小的作用，而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对农民工认同影响不具有解释力。[20]（二）职业认同: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吗?职业认同是指农民工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可程度，由于职业种类较多，多数人都没有细分，而笼统地使用产业工人的概念。方英认为一方面因为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强调会引发农民工的不公平感从而不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因为农民工的职业走向是产业工人，甚至已经有人提出将农民工视为产业工人，因此应该淡化“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建构合理的职业认同,具体方式有改善农民工工资待遇、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通过媒体等树立农民工的正面形象等。[21]而对于农民工是不是产业工人也存在较大争议,一种主要从农民工的从业特征和收入上认为农民工是新的产业工人,另一种观点从户籍制度壁垒角度出发,通过对农民工和产业工人的阶级属性、利益冲突、政治表达等方面的比较认为做出“农民工是新的产业工人”的论断还为时尚早。[22]（三）乡土（土地）认同:农民工留恋乡村(土地)吗?乡土认同指的是农民工对于农村生活的认同,尤其是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多数人认为,年龄是决定农民工乡土（土地）认同程度的主要因素。相关研究表明,年龄不同农民工的乡土(土地)认同也明显不同,相对而言,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的乡土(土地)认同程度要高,对于土地依然有较大的依赖性,而青年农民工的乡土(土地)认同则相对较低。[23]王春光的研究则具体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具有一定的乡土认同,但是与上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更多的是系于与亲人的情感,而对家乡其他方面的依恋在减弱。[24]（四）制度认同:农民工赞同国家针对他们的各项制度吗?户籍制度认同：户籍制度是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其本质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通过资源的强制分配实现秩序的建构,而强加给农民种种不公平待遇。目前农民工对户籍制度的认同正在逐渐减弱。 [25]就业制度认同：就业制度包括企业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多数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障,并且许多农民工是非正式就业。总体而言,农民工的制度认同比较缺乏，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的制度认同更低。[25]城市管理制度认同是指农民工对城市外来人口管理和执法制度的认同。城市管理主要是一种防范式管理,“只管手脚,不管大脑”,再加上个别管理者或者管理部门的私利而加大了农民工的成本。因而极大地降低了农民工对城市管理制度的社会认同。 [25]（五）阶层认同：农民工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吗?阶层认同是指农民工对于自己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的认可和评价。对于农民社会认同,各研究者都主要注重某一类或几类的研究,整体地论述农民工群体阶层认同或阶级意识的较少。在此,我们把农民工的阶层认同看作是以上身份认同、职业认同、制度认同等共同作用形成的农民工群体对自身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认同。总体而言，多数农民工认为自己比城市居民地位要低，但是与农村的农民相比则高些。但同时农民工的阶层认同存在较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根据社会共识的群体的评价,社会认同可以是积极的或消极的,而农民工由于在城市中处于劣势地位而主要以消极社会认同为主,在应对策略上表现为:对自身劣势地位合法性的默认;对土地的重视,土地是农民工认同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家乡农民为参照群体,而不是城市居民等。[26]农民工存在的消极性认同或认同危机可能源于相对剥夺感和“过客心理”。另外,还有性别认同、组织认同、社区认同、国家（政治）认同、民族认同等等认同类别，但因为相关研究较少，也因为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详述。上述各种社会认同其实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我们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进行了归类。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复杂性、关系性以及模糊性，在日常实践中,他们无须也不会对自己进行各种分类,他们只是受到城市世界、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实践世界交互作用而通过实践性惯习的生产和再生产,来寻求一种界定并表达自身利益同时又起到自我保护的社会认同。[27]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怎么样或者是怎么生活的,但很难说他们是什么(农民、工人、制度内人、现代人等)。总 结本文首先对目前有关社会认同含义的梳理，简单地阐述了社会认同在社会分类基础上的建构以及社会认同与社会适应的区别，然后简单回顾了农民工社会分层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农民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总体位置，最后从身份认同、职业认同、阶层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性别认同等几个方面对现有的关于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综述。参考文献：[1]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 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4).[4] 李培林,张翼,赵延东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周晓虹.中国中产阶级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 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 Jan E S, Peter J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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