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绣枕研究论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女作家，她出身名门，明眸皓齿，柳眉樱唇，是典型的东方美人，与林徽因﹑韩湘眉﹑谢冰心并称为“四大美女”。 她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极富才气，崛起并成名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当时的冰心、庐隐、冯沉君、苏雪林齐名。 鲁迅、苏雪林、徐志摩、沈从文、朱光潜、阿英等都对她的小说有过评述,尤其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指出其小说选材的独特性：“她恰和冯沅君的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地,适而可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这一客观的评价对后世影响深远。 然而时至今日，她却渐渐被动地从中国文学史上淡出。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已没有她的位置，能记得她的人大概也只是因为她和林徽因因徐志摩日记而交恶的八宝箱事件，或者仅仅因她是与鲁迅打笔仗而出名的陈西滢（陈源）的太太。许多重要的文学史上也不见其名，关于她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数。这位作家在1960年回忆自己的创作生活，认为是“格外幸运的”，她这样写道： “《酒后》是在北大教授主办的《现代评论》投稿的，登出后，鲁迅在《语丝》上特别提出来称赞，随后丁西林又把它改编为独幕剧，日本当时最负盛名的杂志《改造》也选译出来。《绣枕》曾被选入鲁迅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太太》曾被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王际真翻译印在他那本《中国小说选》内。《杨妈》是经过胡适悬赏而写的。《写信》与《无聊》是经过朱光潜品评的。《搬家》曾在国内选入《中学生国文选》。《死》是开明十周年纪念专刊登载的。《一件喜事》是登在大公报《文艺周刊》(1936年)的;载出以后，东京帝大的外语系即把它译成日文及俄文登载出来。近年我把它译成英文，放在我的《古歌集》(又译为《古韵》，英文名为Ancient Melodies)里，英国的《泰晤士文学专刊》在1954年撰文介绍《古歌集》还专提到这一篇。他们这文学专刊轻易不肯为文称道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其实有这么多文学大家、名家欣赏她的小说，这位作家不应该被遗忘。 她就是凌叔华。凌叔华的人生经历就象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 她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她见识了近现代文化大家的风采，她是新文学发端出现的为数不多的女作家，她还是贯穿“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这三个先后出现的文学流派的独一人。 美籍华人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说:“ 从创作才能上讲，谢冰心﹑黄庐隐﹑陈衡哲﹑苏雪林等几位，谁都比不上凌叔华。” 凌叔华1900年3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诗书之门。 外曾祖父乃粤中著名画家;父亲凌福彭做过清末翰林,与康有为登同榜进士,授一品顶戴,官至顺天府尹、直隶部政使。这位达官也很工于词章书画,加之凌叔华母亲也粗通文墨,爱读诗书文章,因此辜鸿铭、齐白石、陈衡恪、姚茫父这样的文化名人经常出入凌府。 凌叔华入学前即由辜鸿铭启蒙学英语、背诗词,又师从慈禧太后的宫廷画师缪素筠习画。幼年和少年时期如此的文化教育,不仅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影响了她日后的小说风格。 作为一个作家，凌叔华不仅写小说，还写了不少的散文﹑剧本和理论文章。她用英文写的自传体小说和介绍中国文化艺术的文章，对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起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一个画家，凌叔华也有相当成就。她曾在英国﹑法国﹑美国和南洋多次举行个人画展。她以画山水﹑花草为主，注重表现意境，画中充满诗情，国外专家曾给以很高的评价。由于凌叔华是以文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进入现代文坛的，所以她的小说，不仅是文如其人，而且是文如其画。她的每一篇小说都是用白描写意笔法勾勒出来的女性人物画。凌叔华的画风深受古代文人画的浸染，她的小说作风也与此颇为相似，“于诗情画意相交融中，扑散着萧然物外的情趣”。 凌叔华曾自言“生平用工夫较多的艺术是画”。朱光潜描述她的画:“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藓盖着的卵石中露出一丛深绿的芭蕉,或是一湾静谧清莹的湖水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因而在她的小说中，文学创作和绘画艺术的相互融合和阐发，既大大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同时也形成了其小说创作独特的艺术品格。读凌叔华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社会批评、危亡与忧患、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常规命题往往退为其作品中朦胧的背景，在她笔端描绘的是一幅幅清淡秀逸的图画，然而撩人心弦、耐人寻味。作家似有一种刻意的追求，要将画的诗意图景与现实融为一体。 凌叔华是一个山水花卉画家,她以画笔入小说,使作品显示出幽深、娴静、温婉、清疏秀逸的风格。 徐志摩就赞许其小说散发着“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 绘画的眼光和手腕，对凌叔华小说风格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长于用线条，用疏淡的笔墨驾轻就熟地勾画人物，皆得力于她娴熟的绘画技巧。在绘画中，画家借线条以抽取、概括自然形象，融入情思意境，从而创造艺术美。线条一方面是媒介，另一方面又是艺术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思想感情和线条属性与运用双方契合，凝成了画家(特别是文人画家)的艺术品格。凌叔华作品中那平实、疏淡，浓淡相济的色彩，那富有中国山水画的空蒙、悠远的意境，透出淡雅而迷人的韵致，往往其具有了空灵之感，并蒙上了一层朦胧永恒的色彩，增强了淡远隽永的艺术效果。她温柔含蓄的个性，娴静优雅的气质，加上中国山水画、古典诗词那幽雅静穆的意境的熏染，使她具有古代文人淡泊、宁静的情怀，在小说创作中自觉追求温婉、雅淡的美学风格。总之,她以那双善于调理丹青的巧手,调理她所需要的文字的分量,将她所熟知的、平凡的，甚至有点琐屑的材料,提炼成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为现代文学作出独特的贡献。

《绣枕》中的大小姐代表了深受封建婚姻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毒害的女子们，她们本身就如同一枚“绣枕”，精致却又只是赠与品。

即使她们也有对婚恋和幸福生活的希望，可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家长的力量极为强大，没有人会关注他们的声音，她们没有婚恋自主权，“爱情”对她们来说是不可得的奢侈品，女性的卑微和悲哀，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家吴鲁芹说："和她同辈的女作家中，我见到过庐隐、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等人，我敢毫不客气地说，陈师母凌叔华在她们之间是惟一的美人。" 苏雪林曾回忆说："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这个生活于梦幻中的女诗人，不仅才华横溢，气质高雅，她的情感世界也是同样的斑斓梦幻。以致她的一生也因此颇受争议，非凡的才华似乎也被情史掩盖于其中了。她曾写过一篇故事《绣枕》，写的是一位深闺女子的不幸，鲁迅说她写出了“高门巨族的惊魂”。其实，这篇小说一定程度上也是她自己的心声，因为她就是从高门巨族的庭院中走出来的深闺淑女。只不过， 她是一个叛逆的深闺淑女，注定是不会遵从父母包办婚姻的，她要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民国时期的京城，新旧交替的时代，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崇尚个性解放，一时自由恋爱风行，这是昏沉之世中一丛破土新芽，亮眼的新色令人欣喜。对文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浪漫而文艺的，亦如当初他们的相识。1924年泰戈尔访华之时，凌叔华在她的“小姐的大书房”中接待了泰戈尔。 宴席间，大家高谈阔论，激情飞扬，在座的不仅有泰戈尔这样的文学泰斗，还有众多文化界名流，年轻气盛的凌叔华锋芒毕露。泰戈尔亦注意到了这个小姑娘，据说泰戈尔后来曾对徐志摩说，凌叔华的才华较林徽因是有过之而不及的。当日陈西滢亦在场，这是凌、陈第一次相见，他惊异于这个小姑娘的才识与胆量。其时，陈西滢担任《现代评论》文艺版审稿人。不久，凌叔华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她的成名作《酒后》和《绣枕》，这两篇小说的问世，轰动一时。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她此后，成了《现代评论》社唯一的女作家和日后新月派的主要小说家。而作为审稿人的陈西滢，正可谓是她踏入文坛的引导人与伯乐。这之后，他们书来信往，讨论文学艺术问题。在文字的交流中，他们产生了共鸣，写作绘画、评文论艺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寄托。 她认为，“通伯（陈西滢）头脑清晰，理解迅速，观察准确，是许多人不及的。” 他们在文艺的路途中互相牵引、提携，似是决心要做自由恋爱的践行者，而终至于互通心灵并结秦晋，谱就了中国现代文坛自由恋爱而结成百年之好的佳话。 但这神话般的自由恋爱却没有经得起平淡婚姻的考验，二人的婚姻虽维系了一辈子，然而其中真挚的感情却未能贯穿始终。两人的矛盾在繁琐的生活中开始激烈起来，曾经都是怀揣美好理想的热血青年，对婚姻亦看得神圣，也经历了自由浪漫的恋爱。不可否认，当时的他们是相知相爱的，只是 到了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之时，生活中的冲突已然啃噬了这份浪漫和美丽。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诸多不和谐的因素。徐志摩曾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叔华、通伯（陈西滢）已回京，叔华病了已好，但瘦极。通伯仍是一副‘灰郁郁’的样子，很多朋友觉得好奇，这对夫妻究竟快活不，他们在表情上太近古人了！”此时凌叔华刚结婚两个月。陈西滢在性格上缺乏浪漫因子，严肃而木讷，他以工作为中心，不擅儿女情长的卿卿我我。这样的性格在恋爱期间使凌叔华感到安稳与踏实，这也是她选择与陈共同一生的主要因素。但时间一久，平淡乏味的生活又不免使她陷入了冷寂之中。 凌叔华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她是生性热情之人，再加上文艺的熏陶，向往诗意的生活，很显然这些都是陈西滢无法给予她的。 对于婚姻，他们有过一番激烈的挣扎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他们仍旧维系着一个家庭直至终老，但是他们过得并不愉快。 那些孤寂的夜晚，她或许也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辜负了当年的叛逆。 所以，当年轻热情的诗人朱利安突然闯入她的生活时，虽已为人妻为人母，她却以飞蛾扑火的姿态与他投入了疯狂的爱恋中。1935年，诗人朱利安来到中国。他是著名小说家佛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其母瓦奈萨.贝尔也是著名的画家，且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子的中心人物。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朱利安，自由愉快，朝气蓬勃，对文学艺术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凌叔华很喜欢这个比她小八岁的小伙子，她给了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应有的热情，陪他买生活用品，布置宿舍，在生活上给予了他颇多的照顾。朱利安喜欢凌叔华的才气，他对她的欣赏与鼓励，于她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彼时的她，在学校里也不快乐，从高门巨族中逃离出来的她，又陷入了新的孤寂中。 朱利安与陈西滢是不一样的。他对待感情更为热烈，他将爱情视为信仰，毫不掩饰自己对凌的感情。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到：“她，叔华，是非常聪颖敏感的天使......请想象一下那么一个人，毫不造作，非常敏感，极其善良极其美好，生性幽默，生活坚定，她真是令人喜爱。” 这样狂热的朱利安，这样的猛烈追求，以及对爱情的誓言，令她非常着迷。“我昨晚读了劳伦斯的短篇小说......一个人在孤孤单单的旅行途中，心不在焉的时候一定喜欢读这样的东西。”在旅行途中，凌叔华以这般散漫的语句向他倾诉。大约人生之中总要做件傻事，好似要在平淡生活中彰显生命的存在，那就如此这般放纵一次吧。 朱利安的奔放与热情，引燃了她体内动荡因子的火把，他们在北京尽情地享受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她陪伴朱利安游走古城名胜，故宫、北海、颐和园，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的倾情之地。那些日子，看戏、溜冰、泡温泉，两人就如久在樊笼里的鸟儿，复得返自然后竟有些忘乎所以了，他说，“这段疯狂的时间让我脑子一片空白。你能猜到我们是怎样的快乐和愚蠢。K（即凌叔华）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而我竟丢掉了随身携带的东西。” 这样的疯狂是凌叔华从未享受过的。 但这世间，愈是炽热华美的事物，就愈是短暂，如同烟花，绚烂之后必然凋谢，这是难以逾越的人生宿命。女作家和洋诗人的绯闻在武大的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凌叔华处境尴尬，似无退路，她必须得在这样的困境中做出选择。最终，这场轰动一时的婚外恋情以凌叔华回归家庭而结束。这并非是因为陈西滢的阻挠，实则，宽厚的陈西滢给了妻子自主选择的自由。 只是这时，凌叔华已从疯狂中清醒过来，她心里清楚，年轻的诗人非终身所能依靠，她在现实与理想中权衡再三，离婚将失去太多，理性的她回归了现实。 她要寻的是终身的依靠，这或许也是她与陈西滢再不睦，也未曾离婚的缘故吧。 热烈是她渴望的，而平稳亦是她命中注定无法放弃的。而那个年轻的诗人，在恋情受挫后，投身战场，他一生最想渴望的两件事——有一个美丽的情妇和上战场。 最后，他倒在了战场上，也算是得偿所愿了。而他对于凌叔华来说， 犹如一场青春的梦幻，是她这一生无法再释放出来的另一个灵魂中的自己。 （三）朦胧的“八宝箱”情缘 后人皆知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两个女子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事，却极少知晓他与凌叔华曾经的相知之缘。对于徐志摩而言，凌叔华在他生命中的分量，大约是并不少于林陆二人的。他们相识时，徐志摩是北大的教授，而凌叔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此时的凌叔华是自由之身，而徐志摩对这位女学生的才貌亦是很欣赏。 1924年秋，徐志摩写信给凌叔华，请她作他的“通信员”。信中说：“我这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凌叔华应允了。 于是，二人便开启了书信交往的模式。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 在这段悠长的通信时光中，二人早已用笔培养出某种超越一般友情的情愫。 这情愫填补了徐志摩彼时的感情空白，令他的心在迷雾之中寻找到某种缥缈的寄托。 在徐志摩的文字中，凌叔华总是亭亭地站在他面前，如天地间一切灌注了灵性的花木，他曾将凌叔华喻为“中国的蔓殊菲儿”。 曼殊菲尔是一位来自于外国的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不论是关于曼殊菲尔的作品还是外貌都有很高的评价。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后来，徐志摩与陆小曼正式相恋之后，他与凌叔华的通信虽是停止了，但凌叔华于他而言仍旧是一个相知甚深而毫无现实牵绊与烦恼的挚友。 他与林、陆二人纠葛不清，用了一生的心力，然而凌叔华始终在那里，令他精神上得一些永久的寄托。 “只有L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 这“唯一”与“真”，都是徐志摩的心声。 面对世人对于他们感情关系的猜度，凌叔华一再澄清，她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 她曾写信给友人道：“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 于她来说，徐志摩是一个文友，他也一直视她为知音。但这友谊中究竟有没有暧昧的成分，恐怕也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了。 徐志摩也许是凌叔华心中永远的秘密。 也正因为这份特殊的挚友关系，徐志摩方才两度将自己最重要的“八宝箱”交由凌叔华保管。 所谓的“八宝箱”是一只装着徐志摩日记、文稿以及陆小曼的日记和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情书等等的小提箱。“八宝箱”中的这些日记、文稿记录了徐陆之间的情事，并涉及到了林徽因。 如此牵涉复杂的八宝箱，在徐志摩意外坠机后，曾一度引发了争夺此箱的纷争，作为保管人的凌叔华也因此被牵涉其中，并与林徽因发生不快，从此不相往来。想来这也不是凌叔华的本意。 由“八宝箱”产生的恩怨纠葛，归根结底还是徐志摩的情爱所致。现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人都已作古，这件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谜案，也成为文坛中又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这个曾被誉为 “第一个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 走出深门宅院后，追寻自由恋爱，也曾经历婚姻的苦楚，陷入婚外情的狂热，终又回归婚姻的无奈；与徐志摩的知己之交，让她陷入了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八宝箱”困扰之中。 如此丰富的情感经历，为她的人生又增添了一份姿色，也让她体味到了世间的沧桑，无憾又无悔。当一切过往都化为云烟之后，回到她的文学与书画世界中，此后 一心临摹宋元古画，感情的褶痕，想必都藏在山石松竹间吧。

开了是情，合了是梦----读凌叔华《绣枕》一个富家大小姐为了“今年有红鸾星照命主”的戏言而开始了自己所有的执著，在酷暑里，用心再用心地去绣一对载有美好期待的靠垫。“脸热的酱红，白细夏布褂汗湿了一背脊”；为了“绣那鸟冠子曾拆了又绣，足足三次，一次是汗污了嫩黄的线，绣完了才发现；一次是配错了石绿的线，晚上认错了色；末一次记不清了”；“那荷花瓣上的嫩粉色的线她都洗完手都不敢拿，还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再绣”……她以为用全部心力做出精美无比的靠垫，送于白总长，人家会由此注意到做靠垫的人，以此与其二少爷成就美好的姻缘；就算这不能实现，“大家看了（靠垫），别提有多少人来说亲呢，门也俱挤破了。”可是，倾心付出的人怎么也不曾想到，她千辛万苦的新作送过去的当晚一个“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便有人拿来当作脚踏垫子用”，直到两年后的一个夜晚，她才获知。生命中，就是总会有凄惨如斯的一幕幕，让情长的儿女们一代代一个个心伤。在相信爱情的青春时光里，人们都会把自己一生最纯最真的感情毫无保留毫无迟疑地给一个人，即便是那个人对自己的感情毫无感知或毫无认知，这不能不说是世上痴男怨女们的一个通病，一个惨痛的现实。我们都会像文中的大小姐一样在“夜里也曾梦到她从来未经历过的娇羞傲气，穿戴着此生未有过的衣饰，许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羡慕她，许多女伴面上显出嫉妒颜色”，这该是多么美好、多么令人神往的幻景啊！可是既然是幻景，它也就只能是幻景。最后我们也都会像大小姐一样，“那种是幻境，不久她也懂得。所以她永远不愿再想起它来缭乱心思。”然而，我们人生中最纯最真的感情被现实无情的夺去，被当作一文不值的垃圾给扔在了旮旯里。我们的心伤了，且是一辈子的。即使你尽力掩饰，尽量把它尘封，即使你“永远不愿再想起来它来练乱心思”，可是这种心伤毕竟存在呀！哪怕被我们刻意尘封与心中最隐蔽的地方，不知道人生中的哪一天，便会不经意的浮现。正像大小姐“今天却不由得一一想起来”。可是想起来又如何？穿越时空的忧伤思念中，也只能“默默不言，直着眼，只管看那枕顶片儿”！就算自己再不情愿再不心甘，我们能“明儿也照样绣一片儿”吗？大小姐虽“没有听见小妞儿问的是什么，只能摇了摇头算答复了”，我们谁也有不是如此？谁能例外呢？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固执的相信美好，相信爱情，相信永恒，却忽视了还有人世间的沧海桑田。它会无情的改变一切，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等到一切都物是人非，即使心中仍旧有爱，也不得不流着流水带着无限悲凉无限遗撼默默地向过往告别。而这又会使青春变得残酷，使青春充满忧郁，但是同时让我们长大，成就人生中的些许沉重。开了是情，合了是梦，便是人生。感谢凌叔华，感谢她为我们为一段青春经历定格成永远的文字，而使之具有永恒的感染力。我们只有不惋惜，不呼唤，也不啼哭，当带水的花瓣飘落美丽的梦间，岁月在墙上脱落，时光已改人心性和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