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事研究论文

迷宫的叙事简而言之，意即有关“迷宫”这一主题的叙事，这是后现代小说寓意最为丰富深刻的主题。以下是我分享的后现代小说迷宫的叙事手法探析 论文 ，欢迎阅读借鉴。

一、叙事的迷宫

堪称后现代小说先驱的博尔赫斯，是小说形式的最先实验者，他在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里就进行着叙事迷宫的实验;20世纪的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则将小说形式的创新进行到底，《哈扎尔辞典》营造的“梦网迷宫”体现了他纯熟的叙事本领。这两部后现代小说所呈现的“叙事的迷宫”颇具有典型性，功劳自然要归于两位作家高超的叙事策略。

(一)环形叙事———无开头无结尾

在《小径分叉的花园》开篇，博尔赫斯简单交代了间谍故事的背景后，就直接开始叙述故事的发展，而故事的开端却以一串省略号代之，使得读者一开始就感到一头雾水，稀里糊涂地闯进叙事的迷宫之中。之后，读者将再也走不出这一迷宫，因为小说也没有结尾为读者提供出口。小说的最后一段，余准开枪将艾伯特杀死成功送出了情报，同时艾伯特的死因也得到揭示，真相终于大白，给读者顿悟之感，然而最后一句:“他不知道(谁都不可能知道)我的无限悔恨和厌倦”，再一次让读者迷惑不已，因为它似乎是在否定前边以杀死艾伯特、处死余准为结局的结尾。

确实，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尾，而只是形式上的结尾、感觉上的结尾，是博尔赫斯在众多可能性的结尾中必须做出的一个选择，正如余华先生所说:“他的叙述是假装地要确定下来了，可是永远无法确定。”博尔赫斯在小说中也早已借助汉学家艾伯特对彭崔小说写作技巧的探讨，暗示过小说结尾的不确定，主人公可以选择所有的可能性，从而产生许多不同的结局，结尾实际上是游移不定的。《哈扎尔辞典》 “辞典体”的结构形式则更形象地呈现出环形叙事的特点。无所谓开头，读者可以以任意一个辞条为起点开始阅读;无所谓结局，读者在红书、黄书、绿书中会读到三种结局，每一种宗教的代言人都极力宣称哈扎尔族改信了自己的宗教，读者的思绪被淹没在嘈杂的喧嚣声中，找不到方向。

(二)虚构叙事———虚构的真实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然而后现代小说的虚构叙事有自身的特点:小说家一边建构微妙逼真的虚构之笔，一边故意揭露它们的虚构性。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制造出一种云雾缭绕之感裹挟着读者，使他们的双脚想要离地却又分明受到地心力的牵引。博尔赫斯是虚构的能手，他经常“在现实与神秘之间来回走动，就像在一座桥上来回踱步一样自然流畅和从容不迫。”[2]59《小径分岔的花园》一开篇，他先以超叙述者的身份客观叙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即《欧洲战争史》对英国炮队推迟攻击目的地原因的官方书写。博尔赫斯用历史史料，给随后以省略号为起点开始虚构的余准证言披上了真实的外衣，从而便于自己接下来任意驰骋在想象之中。

然而当读者落入这一虚构的现实之网，博尔赫斯就将大胆地将情节向虚幻的方向转化:现实中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开始和余准记忆里曾祖父彭崔的迷宫花园出现重叠; 汉学家艾伯特对彭崔小说的探讨又悄悄将读者引入哲学的玄思之中。读者被牵着鼻子在真实与虚幻之间来回穿梭，逻辑推理一次次被莫名其妙地打断，头脑混混沌沌、越来越感觉到真假难辨、虚实难分，如入迷宫。帕维奇将小说的虚构性放置在“辞典体”这一客观严肃的文学样式中，从而巧妙地模糊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同时还在很多辞条中有意使用诸多考据学专用语如“据古代文献记载”、“史家认为”“据**编年史记载”、“根据一种史料的说法”等，来加强虚构的真实性。

而小说同时又以多种方式对自身虚构的真实性进行解构，如三种文献对哈扎尔改信宗教之事的记载，在细节或人物的描述上有时候颇为一致，有时竟截然相反且都能引经据典、振振有词;文书尼科尔斯基神甫在忏悔书中说自己“杜撰出不少隐士的生平……编造了新的圣迹显灵的故事”，甚至直接揭露“任何作家都可毫不费力地用两行字宰杀他笔下的主人公。而宰杀一个有血有肉的读者，只消用一本书的人物，或者传记的主人公，稍加隐喻便可做到。这是轻而易举的……”[这些相互矛盾的情节使读者越读越困惑，不知道到底何为真何为假，想要搞清楚却变得更加糊涂，不知不觉掉进作家编织的“梦网迷宫”。

(三)空间叙事———情节的分叉和并置

后现代小说家将传统的线性叙事(开端———中部———结尾)转换成生动的空间叙事，主要是通过情节的分叉和并置两种叙事策略来实现的。情节分叉，即一个情节随着时空的变换不断地进行分叉，由一个主情节可以衍生出多个次要情节，而每一个次要情节再向四面八方开出多个分支……就这样无限延展分岔下去，拓展出情节的内部空间，使得无数的情节得以相互交织缠绕形成一个迷宫之网;情节并置，是在同一个时空内放置多个情节，情节与情节之间构成交叉，增生出更多的情节，使得情节越来越复杂。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主要运用了情节分叉，以配合形式上的间谍故事。他在紧张、快节奏的追捕情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悄悄将情节引向余准的心理活动，由此衍生出余准曾祖父彭崔的故事和余准对迷宫的想象，而当余准走进小径分岔的花园这一特定时空之后，叙事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叉，其具体形态是故事嵌套故事———先是横生出汉学家艾伯特的故事，艾伯特的出现又引出余准祖先崔朋建造迷宫的故事，由迷宫故事又延伸出彭崔小说的故事……由此，情节一直向叙事的深层空间扩展，无限延展下去，永无止尽。

同时余准传递情报的情节又与马登上尉实施追捕的情节在空间上是并置的，而分岔出的艾伯特的情节又与以上两情节在某一时刻、在花园中心发生交汇，不难想象这些分岔的情节在交叉之后又会继续像四面八方蔓延开来，由此也再次证明小说的结尾只是所有结局的一种可能性而已。博尔赫斯以这种将情节无限向内部扩展的叙事方式，在短短十几页的小说勾织出庞大的、枝杈交错的网状结构，使得读者在阅读中不断迷失着方向，最终落入迷宫的深渊。帕维奇在《哈扎尔辞典》里首先最明显地采用了情节并置的手段，小说的“辞典体”形式确保了每一个辞条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情节，叙述者可以轻松地将同一时刻发生的不同事件平行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由此，读者可以自由选择一个辞条作为阅读的起点，也可以以任一辞条作为阅读的终点。然而，毫无顺序的多重情节，也对读者的阅读能力发起了挑战，读者要想拾起那些碎片化的情节，“重建书中的世界”，可以说纯属妄想，即便是细心的读者能够析出词典中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对于小说到底讲了什么，可以说，还是一无所知。情节分叉在《哈扎尔辞典》里被运用得较为隐秘，它是在情节自身的多次重复中实现的。书中无论是关于捕梦者、哈扎尔族的研究者、天神或者魔鬼的生平事迹，还是有关“哈扎尔大辩论”这一事件，都要分别在红书、黄书、绿书中叙述一遍，不过，看似重复的情节内大有文章。帕维奇在对一个事件或人物进行重复叙述的时候，在其中稍加入一点新的叙事因素，就使得人物或事件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异:一个人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可以同步出现在另一个人的梦里;好几个人经历的事情可以重复、集中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命运相连的人们会穿越几个世纪于同样的地点重新相遇，只不过都换了面孔……情节在多次重复和变异中，一点点拓展出越来越广阔的空间，促进了叙事迷宫的形成。

二、迷宫的叙事

何为“迷宫的叙事”?简而言之，意即有关“迷宫”这一主题的叙事，这是后现代小说寓意最为丰富深刻的主题。可以说，后现代小说家营造的迷宫结构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结构形式，而是“有意味的形式”，因为在其结构框架内往往蕴藏着一个迷宫主题，那些有关时间、历史、梦、死亡的迷宫叙事填充了“迷宫”式的结构框架，使得它不仅骨骼健全，且血肉丰满。“迷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它把从外部到内部，从形式到冥想、从有时到无时的象征性运动永久地固定下来……在迷宫的中心有一个生命，即怪物或神。不管是神还是怪物，迷宫的中心蕴藏着一个谜。”《小径分岔的花园》显在的线索是一个典型的侦探故事，但在迷宫结构的中心就隐藏着一个谜———汉学家艾伯特讲述的时间之谜。艾伯特认为彭崔创作的《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本小说实际上是一个掩盖着“时间”之谜底的谜面，由于时间是 “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组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相互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彭崔小说中的主人公才能“在第三回里死了，第四回里又活了过来。”

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中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论文范文

[摘要]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思想主要表现于小说评点之中。继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之后，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总结。他在评点过程中对叙事行为的认识与把握，体现了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毛宗岗 评点 叙事

将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放在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宏观历程来考察，如果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理论阐发可以称作第一次“文学的自觉”的话，那么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就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二次“文学的自觉”。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家们，一方面试图阐发小说文体的文本意识，将小说从史传文学中剥离与独立出来，这类似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笔之辩”：另一方面，他们研究分析小说叙事的文本特性与叙事技巧，如关注叙事结构的美学观念、发掘叙事章法的各种文理安排、赏析叙事文学的文法修辞等。毛宗岗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横空出世，和同时期的金圣叹、张竹坡并称为明清小说评点的“三驾马车”。

一、记事与叙事的区分

中国古代真正叙事的传统是从史官的历史叙述开始的。这样，在中国文化史上就形成了一种以历史为准则、以史实为根据的“历史化”思维。使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在史实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和发展。所以古代文人作小说，其目的往往是要“补正史之阙”，在价值判断上则是以“征实”为准则。在写法上就采用现成的实录式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这种“历史化”思维不仅束缚了小说创作的'题材，而且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制约了文学创作过程中“虚构”的重要作用。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发达的史传文学理所当然地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叙事技巧与经验，它们弥补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之前缺乏史诗与传奇的缺憾，为后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积累和方法总结。毛宗岗正是在充分吸收史传文学创作技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在对“叙事”的概念理解上取得了突破，并且付诸到评改《三国演义》的具体实践中。例如在《读三国志法》中有如下文字：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相仿，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显然，毛宗岗是在艺术处理上来确定《三国演义》在众多史书中的地位的，而这和传统史官的叙事目标有着截然的分别和不同。毛宗岗将《三国演义》与《史记》等史书相比较的最突出之处，正是着眼于艺术结构的完整性与整体性。这本身就说明了作为小说叙事文本的形式要素之一的结构原则——整体性是小说家在叙事方式上最先考虑的。即考虑如何将内容进行整体布局与穿插设计。亦可理解为考虑“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这样的一种比较实际上说明毛宗岗的旨趣已经不在于完成记录任务上，而是关注作者在记录过程中的艺术匠心，即作者在叙述事情过程中的美学追求和艺术创作。因此，毛宗岗才可以抛开“史实”的束缚，将虚构等艺术手法成功运用到《三国演义》中去。

虽然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宣称《三国演义》“真实可考”、“叙一定之事”，并以此作为《三国演义》优胜于《西游记》和《水浒传》的凭证和论据。然而，他在自觉的美学追求中，已经将虚构、重组等元素大量使用于《三国演义》的评改中，以此突出小说的整体魅力和艺术价值，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三国演义》的“改”上。正是毛宗岗赋予“叙事”全新的概念和创作理念，才会刻意追求小说文本的精致与巧妙，才会改得好、改得妙，其评点部分才拥有了传世的契机与价值。

综上，正是因为毛宗岗在关注“史笔”的同时又注入了“匠心”，才强烈显现出了作者在加工和润色文本时的主观能动性，才为小说叙事脱离史学、融入文学提供了机遇和指导，让叙事区别记事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美学追求和艺术目标。

二、对叙事行为的关注

故事具有超叙述性，叙事作品也便是对故事的讲述，因讲述方式的不同，原有的故事底本在进入叙述文本时自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形，叙事观念的不同便决定了这种变形方式与选择事件的角度的不同。毛宗岗关注更多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这其实正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具体表现，或者说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细致化体现。例如，毛宗岗经常用“叙法变换(幻)”来表达他对叙事行为的一种敏感与关注。

我们看到，叙事者处于强势位置，人物处于被动位置。叙事者通过调遣人物的行动来实现叙事的目的：刘备欲破黄巾军，具有形式上的困难，而这种形式上的困难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审美的快感。毛氏认为，《三国》一书情节发展奇特曲折、变幻莫测且矛盾冲突峰回路转，如第四十回评写到：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若观前事便知其有后事，则必非妙事，观前文便知有后文，则必非妙文。

其实毛宗岗在这里强调的“叙法变幻”的效果，和西方文学批评中“陌生化”的概念有着某种相关与吻合。毛宗岗在评点中强调罗贯中在人物设置方面使情节曲折化，而这种曲折的情节给读者带来惊奇感，从而达到了特殊的审美效果和阅读快感。当然，毛宗岗对“叙法变换”还有其它方面更深刻的认识，涉及到叙事视角问题，在此暂不论述。

毛宗岗不仅以“叙法变换”来表达对叙事行为的关注，还通过叙事顺序进行进一步的阐释说明。以补叙为例，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特意将补叙的作用详加阐释：

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拖沓，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妙品也。

毛本第十八回南阳之战，张绣引兵二番追赶曹军，正是得胜之时，忽然杀出一队人马阻拦。叙事者并未当即揭开这队人马底细。仍照常推进叙事。毛宗岗注意到这一叙事策略，他批到“此处且不说是何军。留在后文补出。叙法变幻。”后文交代完张绣，又返回来交代曹操，才说明其来历。毛氏夹批曰：“补叙前文所未及，好。”南阳之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但它在本文叙述中的时间跨度却并未收束。只有补此一段，为所有的谜面找到谜底，才能算是截止和完整。毛宗岗连连称赞曰“好”，便是肯定补叙手法给艺术效果所带来的审美变化。

再例如，毛宗岗强调叙事时需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在文本内容层面上显现出明确而强烈的叙事目标追求。毛宗岗对叙事目标的理解是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他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之法颇加留意，并且总结出“以宾衬主”之法。此外，他在评点过程中还提出了不少术语，这显然是对叙述重点和作者意图进行的区分与总结，体现了他对叙述目标的关注与探究。

综上，正是由于毛宗岗将小说从史学中分离出来，把叙事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而不是照实抄录，他才有意识地关注“叙事”与“记事”的区别，才更加自觉地留意和关注叙事行为。总之，在《三国演义》评点中，毛宗岗将叙事批评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显示出古代小说叙事理论的成熟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