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短线交易策略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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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炒股小技巧

1、首先做超短线，必须确保自己有充分的看盘时间。对市场的变化做到最及时的回应，有时错过一分钟甚至几秒的分析，就可能导致全盘皆输。

2、做炒短线只需分析每只个股的分时走势图以及短期K线形态。最常用的有5分钟、10分钟、30分钟、60分钟、日K线等特殊K线，特别是30分钟和60分钟K线，往往发生顶背离或底背离，其中多预示着股价的转折。

3、过强易折。市场上有一句经典的话叫“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句话常常是对的，但在这里强调的是，对于强的认识还需要有另一面的认识，那就是过强易折。注意：当强势股价转弱时，杀跌或补跌起来有时或许更加凶狠。所以，对于连续拉升之后的强一定要小心，宁愿错过，不可做错。

4、初次转强。股价的转强攻击，在日线图上能很清楚地看到，是初强还是末强；如果近一阶段一直是震荡蓄势或小阳慢升，突然放量转强，这种强是初强，有其关注价值。如果连续放量攻击5-8个交易日之后，你才追进去，这不叫追强，这叫追高，因为它已属末强；追末强股风险度会随之加大。

5、交易心理。很多人不敢碰强势股，生怕上升是假动作，自己一进去就跌，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交易心理。但是不管你采用何种方式交易，都会面临失败交易的困扰，这是非常正常的。大家都知道，强势银价当日及次日表现较好的概率，其实要胜于一般性股票。需要反复强调的是：强势股如果在次日该强不强，则一定要争取在第一时间了断，这就是“不涨就走”。学会把损失控制在自己事先预定的范围内，就会减少操作强势银价的恐惧感。

6、离场技巧。其实，技巧是要让位于策略的，因为策略相对可靠，而技巧却有可能“弄巧成拙”。超短线交易中，有几点是特别重要的——开盘价、首笔成交量比、分时均价线、昨收盘价、运行时间、前半小时量能表现。简单地讲，如果是放量高开、股价始终在分时均价线上方运行、缺口不补、并且这一特征能够持续的话，则是明确的持仓信号；相反的因素越多，越需要在第一时间出局。

一、要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充分的看盘时间。 二、能够及时发现市场的短期热点所在。事实上总有少数个股不理会大盘走势走出出色短线行情，同时带动整个板块。我们短线操作的对象就是要选择这类被市场广泛关注却又大部分人还在犹豫中不敢介入的个股。 三、在热门板块中挑选个股的时候一定要参与走势最强的龙头股，而不要出于资金安全的考虑去参与补涨或跟风的个股。 四、从技术上分析，超短线候选股必须是5日线向上且有一定斜率的才考虑，买入的时机是在中长阳线放量创新高后无量回敲5日线企稳的时候。但有的时候遇到连续放量的个股，尤其是低位放量起来的个股，次日量比又放大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可以追涨进场。还有，当你持有某支个股的底仓时，该股走势刚启动，这时可以大胆介入做t+0，但不要对预期在下午收市前就可以到达涨停价的个股抱有封涨的幻想。 五、超短线操作最重要的是要设定止损点。要牢记短线就是投机，投机一旦失败就要有勇气止损出局，这是铁的纪律。 六、做超级短线更要设立目标位。原则上三点或五点一赚，有3%或5%的利润就出局，积少可以成多嘛！如果红色的k线在你眼里变成了黄金无限延长，这时恰恰是你最需要出局的时候。 七、超级短线出局的原则是个股涨势一旦逆转就出局，跌破5日线或股价小于前两天（2日均线走平）或前三天（三日均线走平）的收盘价时就跑，这是比较好的办法。如果想跑在更好一点的价位上则可以在先确定了日线形态不大好的情况下，在盘中以30分钟线跌破30分钟10均线时为出局信号。 八、一旦你选好了超短线个股，就应该按照预定计划坚决地去做。现在能够选出好股的人很多，但最后自己并没有操作。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更多地应该相信自己事先比较细致和系统的分析，而不要让报纸和网站上所谓的股评家随意扭转了你的意志！

你看红的就代表OK，别的不行，行不92

内幕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简论就世界范围来看， 很多国家和地区均以打击内幕交易行为、维护证券市场公正秩序，为其证券立法的主要目标。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国外立法通常在对那些已被证实的内幕交易行为课以民事责任(当然还包括行政的和刑事的责任)的同时，尚辅之以内幕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以下简称归入制度)，作为其前沿防线，来阻吓内幕人的内幕交易行为。我国《证券法》第42条对此亦做出明文规定，但由于新法制定不久，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尚有待澄清，法律规定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本文拟就此试做探讨，以期于《证券法》的顺利执行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有所助益。一、法律关系的分析从法律规定来看，归入制度主要涉及三层法律关系：第一层是由内幕人买入或卖出本公司股票而与相对人结成的证券法律关系；第二层是由内幕人在前一关系结束后六个月内为相反行为（卖出或买入本公司股票）而与相对人结成的证券买卖关系；第三层是在内幕人因前两层关系而获益的情况下，其与公司之间的收益归属关系。内幕人贯穿于这三层关系之中，从而使之呈现出内在的联系。首先，前两层关系中，内幕人第一次的买入或卖出是为了第二次的卖出或买入而为的，因此可以认为第一层关系具有手段性，而第二层关系则具有目的性特征，即从内部人角度讲，第一次的买或卖行为是为了第二次的卖或买而为的。但是内幕人若想获得收益，这两层关系就缺一不可，所以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短线交易。其次，只有短线交易有效存在，且内幕人因此而获利，才可能引发第三层关系，即公司的收益归入。倘若构成短线交易的两个法律关系有一个欠缺或不成立，则收益归入就无从进行。再次，《证券法》对前两层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进行的价值评价，法律所要评价的只是第三层关系，即在内幕人与公司之间对收益进行最终的分配。在明晰了上述法律关系之后，下面将探讨归入制度的一些具体问题。二、内幕人的界定（一）董事、监事、经理应否受规制将《证券法》第42条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38条相比较，可以发现，《暂行条例》将从事短线交易的内幕人界定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范围较《证券法》要广（后者规定为持有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5%的股东），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为立法者考虑到我国《公司法》第147条明文规定，董事、监事、经理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而认为上述人员已无从事短线交易的可能。但问题却依然存在。1.尽管公司法不允许董事、监事、经理转让资格股，但若其事实上转让了应当如何处理，是认为其转让行为无效而令其与交易相对人互负返还义务，还是适用归入制度，这其实是立法者早该考虑的问题。2.《证券法》第67条仍将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内幕交易禁止制度的规制范围，似乎并未受到《公司法》第147条的影响。而作为其前沿防线的归入制度，与之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实为不妥。不论是从立法文意前后连贯一致的角度，还是从规范严谨科学的角度讲，第42条都应与第67条一致起来。3.《公司法》第147条仅仅限制董事、监事、经理转让资格股份，而不限制其受让股份，于是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1）董事、监事、经理在任职之前卖出股份，在任职期间内买入，相距不超过六个月者；（2）在任职期间内买入，在去职后卖出，相距不超过六个月者；（3）任期不满六个月者，在任职前买入或卖出，在去职后卖出或买入。于情形（1）董事、监事、经理自买入后即受《公司法》第147条的限制，故先不予讨论。情形（2）是否应受规制，理论上有争议。一说认为买入及卖出时当事人均需具有董事、监事、经理身份才能受规制，是为“二端说”。一说认为只要买入或卖出时当事人具有此身份即应受规制，可谓“一端说”。美国实务界采“一端说”，我国台湾原采“一端说”，近来改采“二端说”，但颇受学者批评[1]。但无论依哪种学说，情形（3）均无法规制，至为明显。在我国，证券法学说与实务均尚不发达，因而对（2）（3）两情形如何规制少有说明。笔者认为应从归入制度立法目的出发来考量，以设定内幕人的范围。概言之，设立该制度不单纯是为了禁止短线交易，亦不仅在于使公司取得内幕人的收益，而是要以此方式积极阻吓内幕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而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特殊地位或职务，常能接触公司秘密，有可能利用内幕信息为短线交易，因此对其适用归入制度加以规制是必要的。具体操作上应采“一端说”，对于某些特殊情形（如上述情形（3））亦应加以规制。（二）关于持股5%的股东的规定关于受规制的股东，《证券法》与《暂行条例》分歧不少。一方面，《证券法》把受规制的股东范围由法人股东扩大到自然人股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立法者放弃了限制自然人持股数量的立场）；另一方面，《证券法》将有表决权股份改为公司已发行的股份，从而把持有5%以上无表决权股份的股东也包括了进来，较《暂行条例》为全面。因为大股东无论其有无表决权均与公司有较密切的联系，可能获知公司内情，实有规制的必要。[2]然而《证券法》却未如《暂行条例》那样将持股5%以上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规制范围，又为不足。[3]若能将二者结合，取长补短，当为最好。三、短线交易行为的解说《证券法》第42条规定内幕人将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买入者方可适用归入制度。结合该法第32、33、35条的规定，此处所说的买卖行为包括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公开竞价交易应无疑问，但对于以场内交易方式以外的方式买卖股票者，以及于六个月内非因买卖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股票者，应当如何对待，则值得思考。对于以场内交易方式以外的方式买卖股票，美国司法实务界认为，如果买卖标的物为发行公司股票，不问是否在集中交易市场买卖，均适用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第16条b项的规定，应受归入制度的制约。在我国能否做同一解释，尚需要结合《证券法》第41、42条来分析。第41条规定，持有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5%的股东应在其持股数额达到该比例之日起三日内向该公司报告；属于上市公司的，应同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由此看来，其规制的对象不仅限于上市公司股东，也包括未上市的股份公司股东。于是第42条所称的“前条规定的股东”亦不仅局限于上市公司的股东，自然也包括了未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股东。前者进行的证券交易，依《证券法》第32、33、35条的规定，通常是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的公开竞价的现货交易。而后者则显然不能采用场内交易方式。因此从解释的角度看，短线交易人的买卖方式不仅有场内集中竞价交易，也可以是场外柜台交易等其他交易方式。在六个月内非因买卖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则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因质权的行使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即内幕人买入股票后六个月内因他人行使质权而丧失股票；以及于卖出后六个月内因行使质权而取得本公司的股票。2.因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即购买当时系以夫或妻一方的名义购买，实则为共同财产，于离婚之际分割过户，一方丧失股票，对方取得股票。3.因受遗赠或依继承而取得股票。4.因赠与而取得或丧失股票。5.因公司增资配股、或因公司债的转换以及因公司合并换发新股而取得股票。上述诸情形，美国司法实务界称之为“非正统的交易（unorthodox transactions），以与“正统的的交易（garden-variety transactions）相区别。后者特指现金买受股份的交易行为。一般认为，决定该行为是否为短线交易规范下的买卖行为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该行为是否为自发的行为（whether the transaction is voluntary）。如果因超出其所控制的事件而被迫执行一项交易则此行为将无法成为内幕人滥用内幕信息的工具。2.时间上的控制（control of timing）。如果无法控制交易的时间，那么行为人将无法准确的将其交易行为与依内幕信息所预期的股份变动相配合。3.内幕人是否已获利了结（whether the insider cashes out）。如果内幕人通过交易获利并将利益转化为无风险的形式（比如现金），则该行为有可能受到短线交易规范的规制。[4]依此标准来衡量，上述行为并非完全或主要能由当事人自主控制，因此与第42条所称买卖相去甚远。当然这只是学理观点。如果上开标准能为我国证券管理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采用当为最好。四、短线交易人：责任还是义务内幕人的短线交易收益将被收归公司所有，那么，该内幕人对公司承担的是责任还是义务呢？乍看起来，这只是个没有多少实意的概念之争。其实不然，如梅里曼教授所言：“实际生活中离开了概念人们就无法进行语言交往” [5]，我们本来就生活在概念的世界里，通过概念来把握事物，人与动物的区别也正在于此[6]。如果人们对某一事物尚未能加以概念式的把握，那么人们的认识还不是深刻的。从理论上讲，法责任与法义务不是同一层面的范畴，责任是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7]一般的说，在产生上责任与义务有一种继起的关系。其次，责任具有必为性和当为性，即责任的认定需由专门的国家机关来进行，并且国家直接运用强制力保障履行，具有必须承担和实现的性质。并且责任是对否定义务行为的否定，有责主体不能拒绝，而义务则不然。就民商法领域而言，一些义务可以由当事人自由设定，其实现亦不需要国家权威的介入，即民法上的债务“并不包括任何对债务人的强制，在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强制其履行或赔偿损害，则属于民事责任问题。”[8]就归入制度本身而言内幕人对公司负有责任还是义务，实际上反映了对归入制度的两种不同认识。若采责任说[9]，则意味着内幕人的行为违反了先在的义务或侵犯了公司的权利，而要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即短线交易行为本身具有可责难性。相反，若采义务说，则表明交易行为本身没有问题（或说法律对此不加细究），只是立法者认为有必要在内幕人与公司之间作一番利益的重新分配，从而要求内幕人履行一种新设的义务。从源头来讲，责任说多受到美国法的影响。证券法律制度原以美国最为发达，其立法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借鉴和移植的过程中，其普通法传统对责任与义务不加严格区分[10]、常常混用的负面作用也表现了出来。然而我国法制自晚清以来，深受欧洲大陆法影响，对责任与义务多加区分，已成定式。因此为了我国法制的体系化进程，也为了证券制度能融汇于整个法律体系之中，诚有必要区分责任与义务。[11]笔者认为义务说是妥当和可以接受的。因为一般理解责任多含否定性评价的成份，而义务则不然。若按责任说，其后果必然使交易关系被否定，使交易双方返还给付，这对交易相对人是很不利的。不过，从我国《证券法》第42条中看不出这层含义。如前所述，法律对短线交易行为本身未做任何评价（尽管立法者内心对此也许极为反感），而是利用交易成本理论驱动内幕人自己衡量利弊，主动放弃短线交易的念头，从而抑制内幕交易的发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另外，股东除了出资义务以外不再对公司负任何义务，因此买卖自己股票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是明显的。即使该股东可能实际利用了公司的内幕信息，但在尚未被证实前也不应受到责罚。并且这种交易行为本身很少能构成对公司的直接损害，也就谈不上对公司的赔偿责任了。在法律上，权利与义务是一对基本的范畴，往往相伴而生。因此当法律为内幕人设立一项新的法律义务——将收益交付公司时，也就赋予了公司以归入权。这实际上是在公司与内幕人之间设立了一项债权债务关系，为实现收益的重新分配铺平了道路。这个权利义务关系由于是法律直接规定的，不以当事人之间有约定为必要，因此属于法定之债，而与合同之债有区别。其次，它与不当得利之债亦不相同。盖不当得利之债要求一方无法律上原因而获利、并致他人损害、而且获利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收益归入之债中的内幕人虽然获利，但系来自于此债权债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并且也支付了对价，有法律依据。另外内幕人的获利并未当然导致公司受到损失，因此与不当得利之债有别。再次，它与无因管理之债不同。盖无因管理要求有为本人谋利的主观条件，而内幕人显然没有为公司造福之念。最后，它与侵权之债也有区别。侵权之债“以被害人受有实际损失为构成要件，至于侵权人是否受益则非所问” [12]，而收益归入之债仅以收益为必要而不问损失的有无。综上，可以认定，收益归入之债为一独立的法定之债，公司为债权人，享有归入权，内幕人为债务人，负有收益给付义务。五、公司归入权：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在明确了公司与内幕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后，随即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归入权是请求权还是形成权。在此问题上学者们往往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是请求权[13]，而更多的人认为其乃形成权[14]。后者理由大抵为：请求权的权利人自己不能直接取得权利内容利益，必须通过他人的特定行为间接取得； 各种请求权都以一定的基础权利为前提。而公司归入权的行使不要求公司对交易收益享有所有权，即归入权不以基础权利为前提，只要公司或其股东做出利益归入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而且该权利的行使也使原证券买卖关系的结果发生变更，从而否定了短线交易者的利益所有， 这恰恰符合形成权的特征，因而认定归入权性质上为形成权[15]。对此观点笔者有不同看法，兹分述如下：（一）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其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值得思考。 这种思维模式的运用要受到条件的限制：诸选项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其相互之间不存在交叉，而且各选项之和可以涵盖全部可能的情形。以此来审视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结果不令人满意。首先，从语原角度讲，“请求权”系德国学者温德赛(Bernhard Windsheid,1817-1892)所创，用以和“诉权”相区别，而“形成权”一词乃德国学者赛克尔(Emil Seckel)所创[16]。[1] 刘连煜：“现行内部人短线交易规范之检讨与新趋势之研究”，载《公司法理论与判例研究》（二），（台北）1998年著者自版，第200页。[2] 赖英照著：《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三册，（台北）实用税务出版社1992年六刷，第448页。1[3]《证券法》第42条第1款规定：“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5%以上股份的，卖出该股票时不受六个月时间限制。”《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公司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买入，由此获得的利润归公司所有。前款规定适用于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暂行条例》第46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持有一个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其不公平与不合理性是极其明显的。[4] 此外美国法院常在特殊情况下考虑：（1）该内部人是否有接触内幕信息的途径， 或（2）若内部人因系争交易所另取得的是“经济上相当的证券”，则其造成不当利用内幕信息的可能很小， 或（3）当交易之客体为两家为其所完全拥有的公司时，从一家所获之利益，将因为另一家损失而抵销，此时亦不属于须规制之行为。见前引[1] 刘连煜文，第204--205页。[5] [美]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涂正平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6] 这里所说的“概念”与平常所说的“定义”不同，且与时人所反对的概念法学有别。又，反对概念法学仅反对其一切皆从僵死的概念出发，无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思维模式，而非反对法学概念本身。[7] 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另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585页。[8] 梁慧星：“论民事责任”，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3期。[9] 杨志华：《证券交易责任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10] 参见林诚二：“论债之本质与责任”，载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上）》，（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7页。[11] 关于法律体系，王泽鉴先生曾指出：“由于其本身亦系建立于价值判断之上，故亦具有规范之功能”。见“附条件买卖买受人之期待权”，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12] 钱国成：《论侵权行为》，载刁荣华主编：《中国法学论著集》，（台北）汉林出版社1976年版，第404页。[13] 郑玉波著：《民法债编各论》（下册），（台北）1972年著者自版，第474页。 转引自前引[2]赖英照书，第464页。[14] 如史尚宽先生认为，“依余所见，此项请求权性质为形成权。”见氏著：《债法各论》，（台北）著者1973年自版，第417页；另见，前引[2]赖英照书，第468页；雷兴虎：《论公司的归入权》，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第105页。[15] 参见前引[14]雷兴虎文， 第105、106 页。[16] 郑玉波著：《民法总则》，（台北）三民书局1979年11版，第47页、第50页。1958年Hans Dolle教授在第42届德国法学家年会上发表题为Juristische Entdeckungen的专题演讲，指出形成权作为法学上一个重要的发现，其基础乃由Enneccerus所奠定。Enneccerus在其关于法律行为的著作（1889）中讨论到所谓“取得之权能”（Erwerbsberchtigungen），并尝试探究此项难以纳入权利体系中之“权利”的发生及本质。其后Zitelmann在其关于国际私法的著作中，以贯彻新认识所必须具备的明确、精细与一般化的能力，铸造了法律上“能为之权利”（Rechte des rechtlichen K?nnens）——权能（Kannrecht）——的概念，Hellwig对此深表赞同，最后由Emil Seckel在其属于德国民法学上最卓越的论文(Die Gestaltungsrechte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Festschrift für Koch(1903))中，以创造性的文字，妥当简要地称之为“形成权”（Gestaltungsrecht），并对制作严密的分类，标明其本质，探讨其发生、变更、让与、消灭等问题。见Hans Dolle:“法学上之发现”，王泽鉴译，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3页。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补充：您可以随时给我留言，我会帮您再找找，随时欢迎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