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经学”的发展,从春秋彰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 一、先秦时期。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苟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不过,这四个学术中心区域在汉初的《诗》学传授,绝不只限于齐、韩、鲁、毛四家《诗》的四位始祖。《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这只是说申、辕、韩数人是在鲁、齐、燕等涌现出的大师级人物而已。其《诗》学也只是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并没有明确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后,才使《诗》学的传播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而《诗》学传播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就是《诗》学博士的设立。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北学基本继承汉代章句之学,南学则承袭魏晋以来以玄解儒的学风。各有所师、各有所本的状况,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歧异,而且也使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唐初,经学依然沿续着南北朝以来的师承关系,“师说多门”的情形显然与唐初统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统一南北经义和学风,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统一的当务之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清古文学、清今文学、宋学的残余,都在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冲击下一齐衰亡。 现代作为《诗》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二十世纪前叶的《诗经》研究具有不同于之前及之后的《诗经》研究的独特之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文化更替、学术转轨,一切都处于新旧杂陈,日渐趋新的状态。早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研究《诗经》。在《诗经》研究领域中,研究主体方面既有传统旧式学者如章太炎、吴闿生、林义光等,又有接受过现代教育,学贯中西,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式学者,如胡适、闻一多。在研究成果方面,传统学者在经学思想的支配下,延续着传统的传注笺疏之学,并取得一定成就,以吴闿生的《诗义会通》和林义光的《诗经通解》为代表。虽是经学研究的继续,但其中颇有通达之举,这些举动暗合了现代《诗经》的研究原则,是新旧杂陈研究局面的一种表现。 新式学者以现代研究理念为指导,在新研究模式下取得的学术成果,是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主流,代表了当时《诗经》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胡适是现代《诗经》研究的开山人,顾颉刚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朱自清的《赋比兴说》、朱东润的《诗心论发凡》、闻一多的《歌与诗》等现代学者的著作,以其系统、条理、缜密的特性远胜传统《诗》学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闻一多,他在研究《诗经》的丰富著作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性,并且创始了《诗经》新训诘学。民国《诗经》研究处于新旧学术范式交替的特殊时期,决定了其学术思维必然存在绝对、片面的一面。急于推倒传统经学研究模式,打开《诗经》研究的新局面,使这代学人多注目于传统《诗经》研究的种种不足,尤其排斥正统《诗》学观点。这种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是毫无疑问的。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妨碍研究的客观公正和继续深入。 郭沫若是《诗经》今译的创始者,并且提出一个把《诗经》运用于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研究体系。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广泛利用《诗》、《书》、《易》及甲骨文、金文等历史文献资料开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对前期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并修正了部分论点,确切地建立了关于西周奴隶社会的学说。两书普遍征引《诗经》作为论证。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收辑建国后的研究论文,书中许多文章论及《诗经》,尤其是《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和《简单地谈谈诗经》,对《诗经》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作出全面的评价。二十世纪对《诗经》的文学研究完全超越了单一的训诂、疏解、感悟和鉴赏的传统研究模式,无论在观念和方法上,还是从深度、广度上都有重大的突破。在掌握文学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现代的文学阐释,注意使实证性、感悟性与理论性相结合,在作品内容与历史环境、形象与认识、形式与内容、感情与思想的统一中展开分析,从而透过作品表面,挖掘其深刻内涵,并从时代思想和文化精神予以观照;在艺术上,注意总结其塑造艺术形象、创造诗歌意境的方法,揭示其艺术创作个性、风格特征和具体的表现手段以及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 从以上筒略的发展轮廓可以看到,两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侠等研究资料的研究。在这四个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从孔子到当代,都应该给予科学的总结,批判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