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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张说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依据20世纪以来对张说研究的文献，从文学史意义、生平与仕历交游、思想、诗歌、文章与传奇等几个方面对张说的百年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

［关键词］ 百年；张说；研究；述评

Abstract： Zhang Yue is a famous literati and statesman at the turn of early Tang Dynasty。 The article bases on the material of literature from 20th century，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es on Zhang Yu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history， life ＆ official position， thought， poetry， essay ＆ legend， etc。

Key words： 100——years； Zhang Yue； researches； review

“开元宗臣”张说在初盛唐转变之交，“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1］，身兼朝中重臣和文坛翘楚的双重身份。然而对张说的研究，却跟张说应有的文学史地位极不相符，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才逐渐进入文学研究视野。目前的研究专著仅见《张说年谱》［2］，研究论文有大约六十篇。本文将全面梳理百年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总结主要成就与不足，展望张说研究可供拓展的研究空间。

文学史意义与地位述评

陈子展的《张说一千二百年忌》是20世纪对张说进行专文评说的开山之作，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有唐代隋，张说显贵于开元盛时，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很足以抬高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所以他能主一时坛坫，开一时风气。”［3］惜此后嗣响寥寥。近二十五年，张说的文学史地位渐渐凸显，不少学者开始认识张说在初盛唐之交文坛上所起的作用。葛晓音在《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中，认为张说是介于四杰、陈子昂和盛唐诗人之间的过渡人物，为盛唐文学勾勒出“奇情新拔”、“天然壮丽”的风格和“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的旨趣相结合的理想艺术风格［4］。许总《盛唐诗繁荣的人学视野》将张说置于文化史中予以观照，认为盛唐诗的繁荣除了政治社会背景及文学史自身规律因素外，张说及张九龄标举弘远阔大的审美境象并提拔众多杰出诗人，以其宰辅地位的权威性力量，推动诗歌创作的繁荣和走向，是不可或缺的主观因素的一环［5］。邓小军《盛唐时期诗歌人文意义的再发现》指出，以张说为代表的盛唐人把唐诗提升到与六艺经典同等的高度［6］。这些新见的提出，对于确认张说的文学史地位很有推动意义。

概而言之，对于张说的文学史地位的认识整体上尚有不少值得审视和开拓之处，研究相对薄弱，视野较为狭窄。对张说文学史意义和地位的评价，乔象钟《唐代文学史》涉及张说生平、文学业绩以及诗文、传奇、版本，认为其是“盛唐文学的开路人”［7］，是当下文学史对其评说最为详尽的。其他对张说立有专章的文学史还有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8］、章培恒《中国文学史》［9］、聂石樵《唐代文学史》［10］、王永宽、白本松《河南文学史》［11］等，而更多文学史则对张说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不重视其文学史地位。在张说在初唐渐盛文学的转型意义未被学界正式确认之前，这种局面还将维系很长一段时间，学者对张说意义的探讨，一时之间还很难激起研究的热潮，但是张说文学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已经渐渐呈现升温之态势。深入理解张说的文学思想、文化活动和诗歌散文创作实绩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剖析其研究未受重视的原因，是将来张说文学史意义研究或有进展的突破口。

生平、仕历与交游研究

对张说生平与仕历考证发明甚多的《张说年谱》，对谱主的文学史地位、籍贯、生平、交往以及作品系年都有比较确切的论述，体例完备，言简意赅，参考价值很高。傅璇琮通过对《唐才子传》的校笺，也梳理了张说的生平、仕途、文学诸方面［12］。海外汉学也对张说的生平及诗歌予以考证评价，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张说传记与文学》［13］、美国学者克罗尔《张说卒日考》［14］、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张说及过渡到盛唐》［15］等，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张说生平仕历的某些细节。通过这些努力，基本理清了张说的生平与仕历的若干问题，比如籍贯归属，就考证得相对明晰；但家世脉络、仕宦系年等似是而非的问题，仍然有待廓清，以明了张说的仕宦生涯对“开元之治”和“盛唐气象”形成的确切贡献。

对张说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进行评价，学界做过一些努力。曾智安《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 *** 到来的曲折过程》论及张说在贬谪生涯中汲取教训经验，主动迎合玄宗追求时用的政治观念，逐渐实现对现有吏治格局的突破，对盛唐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6］，突破传统囿见，颇见新意。汪篯提出的“吏治与文学之争”为学者关注，杜晓勤《“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指出开元前期张说等“文学”派，较之姚崇、宋璟的“吏治”派实则处于劣势，这对于文学的影响是促成以张说为核心的贬谪诗人群体的形成；而张说开元九年复相以后对文坛的积极影响和对诗歌艺术发展的推动，要到开元十五年以后逐渐显现［17］。作为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张说引起了很多关注（包括负面的，如其对封禅的鼓吹、“泰山”称谓的由来等），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但是与文学相关的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张说在国史监修与大型图书编撰中的文化意义、身为文儒的文治主张、三度从戎生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后进的诱掖奖劝对盛唐文学的带动意义，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对张说交游和同时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中，丁放《张说、张九龄集团与开元诗风》力证“二张”是开元政坛和文坛的双重领袖，同备识拔文士之功，并考察二人诗歌的渊源和创作倾向，得出结论二张集团代表的是盛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18］。张说、苏颋合称“燕许大手笔”，两人散文充溢着格调雄浑、气势恢弘的盛唐气象，开启了由骈趋散、清拔宏丽的一代新风，王太阁《论“燕许大手笔”》就苏张之关系、“大手笔”之由来及演变、“燕许”散文的共性与个性详加考论，指出二人在唐文由骈趋散的发展史中的开拓之功［19］。但纵观研究史，张说与其他士人的交往研究所见寥寥，实则张说与初盛唐诸多文士如杨炯、李峤、崔融、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卢藏用、王翰、王湾、李邕、贺知章、孙逖、孟浩然、崔颢、房琯、高力士皆有过从；而以张说为中心的代表初盛唐文化转型的士人群体的研究几乎仍是一片空白，珠英学士集团、集贤学士集团、湘岳贬谪诗人群三个文士团体中张说的地位和意义等重要问题，则较少有学者论及。若能从张说为圆心的诗人交游与诗人群的角度来把握初盛唐文人交往，对于全面理解初唐渐盛的时代风尚和文化背景，当是不无裨益的。

思想研究

唐朝的宗教文化政策是“三教并流”。张说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葛晓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认为张说是以礼乐和仁义扭转初盛唐之交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和在复兴儒学的进程中文儒知识阶层的领军人物［20］，持论比较中肯。张说的佛禅因缘也很深，张海沙指出张说不仅与僧人交往甚密，还参与译经，深受空观和定慧理论的影响，而这些禅学思想促使张说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崇尚天然、素而不饰的观点，对其创作由初唐渐入盛唐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21］。总体来说，在唐代“三教调和”的背景下，对张说儒释道的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其思想的主导性和偏向性，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甚突出；对张说三教思想的融合及其对文化建设的影响问题、道家思想的表现与在文学创作中的印记等问题还重视不足，仍需要做更深入地考察。

文艺思想方面，作为盛唐气象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张说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又强调文学表现的各种艺术，其文艺思想对于初盛唐文风的转变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杨洁琛比较完整概括了张说的文艺思想，其《“完美”的追求：张说文学思想论略》认为张说兼备功用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强调“风雅”、“吟咏性情”，再加上对“风骨”、“滋味”、“文采”、“声律”更为具体的要求，构成张说传统儒家诗教的思想体系［22］。尽管还有一些论文对张说文艺思想已有一些总结，但仍然值得继续探讨，以对张说在初唐渐盛过程中之于文学的意义予以确认，在更为总体的把握和综合的考察中，横向比较其与同时代的有突出创见的文艺理论提出者如陈子昂、苏珽等的异同，有助于重构张说在中国传统思想史和文艺理论史上的地位。在初唐向盛唐文学转变中，唐初史学家、四杰、陈子昂等已经在理论和创作上有所准备，但是就整个文坛来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创作风尚和创作队伍。要使整个社会出现文学高度繁荣的局面，这一任务事实上是由张说来承担的。张说以四杰、陈子昂的诗歌、散文理论为基础，综合诗歌发展的方向和主张，提携后进而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创作队伍，改变了个人孤军奋战变革文风的局面，转向形成团体创作的兴盛繁荣，以共同的审美风尚带动诗风的转变，推动了当时诗潮向盛唐转变的进程，这应该是将来张说思想研究的方向。

诗歌研究

闻一多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张说的第一人，他把张说的诗介于初盛唐之间，张说不仅承继初唐风格，而且作品整篇匀称，无句可摘，使人精神有所寄托，代表盛唐新调，并认为他是“试帖诗典型的建立者”，对唐诗的影响重大［23］。但此后便无嗣音，学界往往笼统地认为张说多作应制诗，充满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基调，往往与初唐的上官体、颂体诗相提并论，谈不上对张说诗歌艺术价值的客观评价。

八十年代以来对张说诗歌研究多维度次第展开。许总《论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将张说的诗歌艺术创作置于唐诗史的大背景中，认为其诗歌创作实践以时代性主题为基点和核心，其多样化表现特点是时代各种艺术范式和类型的融汇，提到其对诗境的构造是对新的艺术理想和境界的标举和倡立［24］；杜晓勤从文化阐释的角度指出张说在诗歌表现题材、诗歌形式、诗境、骨力等方面都作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开创盛唐诗歌新风貌作了全面的准备［25］。还有一些论文对张说诗歌的研究涉及到风格、境界、气象、韵味、体裁等诸方面，张说诗体现魏晋与齐梁诗风的结合的倾向，是初唐跨入盛唐的新起点的标志之一，其诗歌创作在题材深化、构思方式、文体类型、表现风格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这些认识是非常可喜的。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如张说诗歌发展脉络、诗风的多样性、诗学渊源及影响、时代性主题的表现力度、应制诗的价值估量等则几无学者触及，值得进一步梳理和挖掘。

题材方面，学界对张说诗歌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山水诗的关注相对较多，如葛晓音《唐前期山水诗演进的两次复变：兼论张说、张九龄在盛唐山水诗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开元前期的山水诗虽然再度复兴了齐梁诗风，却并未重蹈其绮靡的覆辙，原因之一便是张说的正确引导，兼取大、小谢两种不同的风格，促使晋宋与齐梁两体趋于合流；而张说更大的贡献在于其以一代文宗的地位引导诗歌发展的方向［26］，概括张说在山水诗的发展上所做的努力。张说贬谪岳州，诗风为之一变，人谓得江山之助，关注者相对较多，这对于研究的深入很有帮助，但对于其山水诗承前启后的意义似乎未能形成共识，而对张说其它地域如京洛、蜀道、荆州、岭南等诗作则未加深究。张说其他诸如送别诗、边塞诗、感怀诗、咏史诗、感怀诗等题材，都没能引起学界重视，对张说诗歌艺术如体裁、格律、修辞等方面的研究也是亟待填补的空白。目前所见极少部分涉及到地域、音乐等题材的研究论文是对张说诗歌进行多面阐释的尝试，丰富了研究的畛域，但是多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少有创获，这也许是将来张说诗歌题材研究突破的重点，而张说诗歌对于后代诗人诗作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散文、骈文及传奇研究

张说存文二百五十余篇，但对其文章方面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一方面是散文研究方法论上的单调，一方面也在于对张说文价值认识的不足。初唐时骈文大行于世，张说将部分表奏改为骈散夹杂，在应用文转向散文化的过程中起着过渡作用，如王太阁《论张说散文创作的“新变”》认为张说开一代散文之新风，文章体式上运散体之气于骈体之中，气格情调则于宏丽之中洋溢雄浑之气，文法技巧开创以传记手法撰写碑志［27］，颇有建设性，然而对此的探讨却显得异常单薄。而对于张说散文“大手笔”的认识则相对深入一些，如肖瑞峰《论“大手笔”张说的散文》从时代特征着眼，以张说的礼乐雅颂和碑文墓志两类文章为研究对象，指出其散文特点是创作手法多样，体式骈散兼行，气势雄浑，肯定了张说在文体革新过程中最早大量创作“笔”类应用文的重要作用［28］。张说的碑志久负文名，他力图摆脱传统碑文虚假和程式化的弊病，以创作手法之新、章法结构之变开创了碑志文创作的新局面，但费解的是，学者很少对这块肥沃的土地勤加开垦，几无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对张说文研究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整体把握，往往未能深入，少有研究者通过作品的细读来把握张说的创作心态，多凭一、两篇作品的阅读印象遽下结论，往往采用简单的印象式的批评术语，缺乏对其散文与韵文创作真正深入的剖析。张说在唐代文章史的发展中具有转折作用，研究其文整体的创作情况，探讨其骈散相间、运散于骈的艺术创造，以及其于宏丽之中洋溢雄浑大手笔的气格，对确定张说的文学史地位是很有帮助的。

传奇研究是张说研究中的新领域。早在五十年代，王运熙就提出张说可能是《虬髯客传》的作者一说，认为其可能填补盛唐无传奇的空白［29］，但臆测大于坐实。对张说传奇进行考论后面还有一些视野有所开阔的研究成果，然而囿于文献的匮乏，对于张说是否撰有传奇，撰有哪些传奇，学界尚未统一认识，这限制了张说传奇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版本与系年考证

作品系年与考证方面，陈祖言《张说年谱》和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30］对张说的大部分作品予以系年，据理考证、精细梳理，不可不读，但其中仍有一些遗漏舛误之处；朱玉麒在整理《张说之文集》过程中检讨张说诗文重出、误收的几类原因，并对重出于他人名下的张说作品二十八篇、误收于张说名下的他人作品二十四篇进行了辨识，很见功力［31］。版本方面，万曼对《张说之集》的版本介绍详尽可信，颇有发明之功［32］；朱玉麒研究宋本《张说之文集》的流传，对宋刻本的著录与影宋本的发现作了介绍［33］，材料详赡，考辨精细，较有参考价值。

既是初唐渐盛之际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又兼为唐代诗文由初入盛的发展过程中关键人物之一，张说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文学特长建功立业，展现盛唐蓬勃慷慨的精神风貌，但是张说研究整体上来说仍然相对冷落，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通行的唐诗分期研究法，忽略了过渡阶段的作家作品；其二，研究多以印象式的批评为主而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张说文学以歌功颂德为主调；其三，张说作为封建统治的中坚分子，本身会受到历史阶级主义者的批判，而力倡封禅，则被认为助长了玄宗骄奢淫逸的执政作风。可喜的是，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文学研究方法的丰富、文献资料的新发掘和整理，新时期张说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涵盖文艺理论、美学思想、诗歌创作、散文韵文创作、传奇创作、文化政策的制定及其文化活动、文士提携、对盛唐文坛的影响等诸方面。但是各方面的研究都还存在诸多不足和谬漏之处，研究领域狭窄，热点过于集中在其政治地位、山水诗等，研究往往失之总体性、厚重感，尚不足与张说在文学史的地位相匹配，还有很多空白亟待填补（如，仍无学术专著以及点校本、注释本面世）。加之学界对张说的研究向来关注不足，且言其一端，各自为阵，没有出现以张说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者，目前很难扭转张说在文学研究史上地位不高的现实，这是十分遗憾的。学界呼唤对张说更为整体、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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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万曼。 唐集叙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2。p39——42。

［33］ 朱玉麒。 宋蜀刻本《张说之文集》流传考［J］。文献，2002（2）：p87——104。

从明成祖时的1405年，到成祖之孙宣德帝时的1424年，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绝大多数为军人)力量之强，技术水平之高，航行范围之广，在当时都是空前的。[1]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为什么气势恢宏的航海壮举却很快“随郑君之没以俱逝”，[2]没有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没有使中国更加开放？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 “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 “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 “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一，写当时的时代背景。 二，当时的造船技术于郑和船队主舰宝船的结构及性能。 三，写当时到过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到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 四，郑和下西洋的实质。 五，分析他下西洋有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