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研究论文

从评论、评论和注解版本、划分和评判、形形色色评论和流派以及汉译等方面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研究进行综述。评论是从18世纪以来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为止。从各种各样的评论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时代变迁了、各个阶级、各个流派的批评标准也随之变迁,还可看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评论的文学趣味、文学风尚;更重要的是这些批评家的评论或贬或褒,给予人们的研究提供许多不可多得的、很有学术价值的参考资料。本文从考察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人物关系入手，发现诗中表现的并非许多论者认为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歌颂男性之间的友谊，而是表现了男性之间的同性恋情。 本文分四章。第一章是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批评史中关于诗中男性说话人和他歌颂的少年之间关系研究的综述。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性关系是许多论者争论的焦点。早期莎士比亚作品编校者，如约翰·本森、马洛有意用“友谊”遮掩其中的色情成分。而从19世纪末期起，批评家们开始正视其中表现的性问题。本章还辨析了“同性恋”和“男性友谊”两个概念，并指出本文研究的基础、意义和方法。 第二章分三节，将莎士比亚154首十四行诗整体看作一个同性恋话语系统。第一节分析叙述者和受述者的性别，从诗中所用人称代词的转换和所用称呼语揭示出两者的关系已超越了单纯的男性友谊。第二节将这154首十四行诗分成四个部分阐述其中表现的同性恋情关系：第一部分1-19首的说话对象是男性美少年。这19首诗以劝婚为名，却是以赞美之辞间接示爱。第二部分20-126首，大量篇幅是说话人鲜明地表达他和少年之间的同性爱恋关系。第127-152首为第三部分，诗中表现的是说话人与“黑肤女郎”、美少年之间的一段“三角恋情”。他与“黑肤女郎”的感官性爱反衬出他与美少年的爱情才是高层次的真爱。最后两首是第四部分，借用古希腊神话故事，点明爱情之火永不熄灭的主题，对前152首诗所描写的爱情关系做出总结和展望。本章第三节分析了三个具有同性恋含义的典型意象。 第三章分别从男同性恋的社会发展史、彼得拉克十四行诗的影响、柏拉图爱情哲学三个角度，阐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出现同性恋主题的社会基础、文学传统及思想根源。古希腊蔚然成风的男同性恋经历中世纪正统思想的压抑之后，在英国文艺复兴、特别是莎士比亚时代，在贵族中再度成为时代风尚，这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男同性恋主题存在的社会基础。其次，在继承彼得拉克十四行诗表现爱情主题传统的基础之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体现的爱情内涵是对传统文学的发展。最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所表现的男同性恋情，也是柏拉图爱情哲学中关于爱是真善美的统一，以及与异性之爱相比，成年男子与美少年之间的同性之爱是更高层次的爱等观点的印证。 第四章做出总结，表现男同性恋情是蕴含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主题，它继承又发展了爱情主题十四行诗的文学传统。从这个主题出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就不是一般论者认为的几个互不关联片段的组合体，而是一个思想情感浑然一体的艺术作品。文章最后指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虽表现了男同性恋主题，但不能以此臆断莎士比亚本人就是同性恋。

莎士比亚在约1590～1612的20余年内共写了三十七部戏剧（如加上与弗莱彻合写的《两位贵亲》则是三十八部），还写有二首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鲁克丽丝受辱记》和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他的戏剧多取材于历史记载、小说、民间传说和老戏等已有的材料，反映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现实，宣扬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人性论观点。由于一方面广泛借鉴古代戏剧、英国中世纪戏剧以及欧洲新兴的文化艺术，一方面深刻观察人生，了解社会，掌握时代的脉搏，故使莎士比亚得以塑造出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绘广阔的、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图景，并使之以悲喜交融、富于诗意和想象、寓统一于矛盾变化之中以及富有人生哲理和批判精神等特点著称。 一般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可分以下3个时期： � 第一时期（1590～1600年） 以写作历史剧、喜剧为主，有9部历史剧、10部喜剧和2部悲剧。 9部历史剧中除《约翰王》是写 13 世纪初英国历史外 ，其他8部是内容相衔接的两个4部曲 ：《 亨利六世 》上 、中、下篇与《查理三世》；《查理二世》、《亨利四世》（被称为最成功的历史剧）上、下篇与《亨利五世》。这些历史剧概括了英国历史上百余年间的动乱，塑造了一系列正、反面君主形象，反映了莎士比亚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谴责暴君暴政，要求开明君主进行自上而下改革，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人文主义政治与道德理想。 10部喜剧《错误的喜剧》、《驯悍记》、《维洛那二绅士》、《爱的徒劳》、《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 》、《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无事生非》、《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大都以爱情、友谊、婚姻为主题，主人公多是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智慧与美德的青年男女，通过他们争取自由、幸福的斗争，歌颂进步、美好的新人新风，同时也温和地揭露和嘲讽旧事物的衰朽和丑恶，如禁欲主义的虚矫、清教徒的伪善和高利贷者的贪鄙等。莎士比亚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的基本情调是乐观、明朗的，充满着以人文主义理想解决社会矛盾的信心，以致写在这一时期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也洋溢着喜剧气氛。尽管主人公殉情而死，但爱的理想战胜死亡，换来了封建世仇的和解。然而，这一时期较后的成熟喜剧《威尼斯商人》中，又带有忧郁色彩和悲剧因素，在鼓吹仁爱、友谊和真诚爱情的同时，反映了基督教社会中弱肉强食的阶级压迫、种族歧视问题，说明作者已逐渐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 第二时期（1601～1607年） 以悲剧为主 ，写了3部罗马剧、5部悲剧和3部“阴暗的喜剧”或“问题剧”。 罗马剧《尤利乌斯·凯撒》、《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和《科里奥拉努斯》是取材于普卢塔克《希腊罗马英雄传 》的历史剧。 四大悲剧《哈姆雷特》、《 奥赛罗 》、《 李尔王 》、《麦克白》和悲剧《雅典的泰门》标志着作者对时代、人生的深入思考，着力塑造了这样一些新时代的悲剧主人公：他们从中世纪的禁锢和蒙昧中醒来，在近代黎明照耀下，雄心勃勃地想要发展或完善自己，但又不能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终于在同环境和内心敌对势力的力量悬殊斗争中，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牺牲。哈姆雷特为报父仇而发现“整个时代脱榫”了，决定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结果是空怀大志，无力回天。奥赛罗正直淳朴，相信人而又嫉恶如仇，在奸人摆布下杀妻自戕，为追求至善至美反遭恶报。李尔王在权势给他带来的尊荣 、自豪 、 自信中迷失本性 ，丧失理智，幻想以让权分国来证明自己不当国王而做一个普通人，也能同样或更加伟大，因而经受了一番痛苦的磨难。麦克白本是有功的英雄，性格中有善和美的一面，只因王位的诱惑和野心的驱使，沦为“从血腥到血腥”、懊悔无及的罪人。这些人物的悲剧，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已开始出现的种种社会罪恶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 由于这一时期剧作思想深度和现实主义深度的增强，使《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终成眷属》和《一报还一报》等“喜剧”也显露出阴暗的一面，笼罩着背信弃义、尔虞我诈的罪恶阴影，因而被称为“问题剧”或“阴暗的喜剧”。 第三时期（1608～1613）倾向于妥协和幻想的悲喜剧或传奇剧。 主要作品是4部悲喜剧或传奇剧《泰尔亲王里克里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 》、《暴风雨》。这些作品多写失散、团聚、诬陷、昭雪。尽管仍然坚持人文主义理想，对黑暗现实有所揭露，但矛盾的解决主要靠魔法、幻想、机缘巧合和偶然事件，并以宣扬宽恕、容忍、妥协、和解告终。 莎士比亚还与弗莱彻合作写了历史剧《亨利八世》和传奇剧《两位贵亲》，后者近年来被有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收入。莎士比亚作品的创作背景 1590年到1600年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早期，又称为历史剧、喜剧时期。这一时期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和艺术风格渐渐形成。当时的英国正处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鼎盛时期，王权稳固统一，经济繁荣。莎士比亚对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人文主义理想充满信心，作品洋溢着乐观明朗的色彩。这一时期，他写的历史剧包括《理查三世》（1592）、《亨利四世》（上下集）（1597—1598）和《 亨利五世 》（1599）等9部。剧本的基本主题是拥护中央王权，谴责封建暴君和歌颂开明君主。比如，《亨利四世》展现的是国内局势动荡的画面，贵族们联合起来反叛国王，但叛乱最终被平息；王太子早先生活放荡，后来认识错误，在平定内乱中立下战功。剧作中，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达到高度统一。人物形象中以福斯塔夫最为生动，此人自私、懒惰、畏缩，却又机警、灵巧、乐观，令人忍俊不禁。 这一时期创作的喜剧包括诗意盎然的《仲夏夜之梦》（1596）、扬善惩恶的《威尼斯商人》（1597）、反映市民生活风俗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8）、宣扬贞洁爱情的《无事生非》（1599）和歌颂爱情又探讨人性的《第十二夜》（1600）等10部。这些剧本基本主题是爱情、婚姻和友谊，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表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生活理想。与此同时，他还写了《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等悲剧3部，作品虽然有哀怨的一面，但是基本精神与喜剧同。莎士比亚还写有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1592—1593）、《鲁克丽丝受辱记》（1593—1594）和154首十四行诗。 17世纪初，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与詹姆士一世政权交替，英国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丑恶日益暴露。这一时期，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走向成熟，人文主义理想同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碰撞。他痛感理想难以实现，创作由早期的赞美人文主义理想转变为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二时期（1601—1607），又称悲剧时期。他写出了《哈姆莱特》（1601）、《奥瑟罗》（1604）、《李尔王》（1606）、《麦克白》（1606）和《雅典的泰门》（1607）等著名悲剧。《奥瑟罗》中出身贵族的苔丝狄蒙娜不顾父亲和社会的反对，与摩尔人奥瑟罗私下结婚，表现了反对种族偏见的主题，而导致他们悲剧的原因不仅是奥瑟罗的嫉妒，而且是以伊阿古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强大。奥瑟罗临死前的清醒，包含着人类理性的胜利。《李尔王》中展现的则是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李尔王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主人公从具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君主变成了一无所有、无家可归的老人，人物命运和性格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最具特色。《麦克白》中，一位英雄人物由于内在的野心和外部的唆使，成为个人野心家和暴君。其悲剧意义在于，个人野心和利己主义可以毁灭一个原本并非邪恶的人物。总体而言，这些悲剧对封建贵族的腐朽衰败、利己主义的骇人听闻、金钱关系的罪恶和劳动人民的疾苦，作了深入的揭露；风格上，浪漫欢乐的气氛减少，忧郁悲愤的情调增加，形象更丰满，语言更纯熟。 1608年以后，莎士比亚进入创作的最后时期。这时的莎士比亚已看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便从写悲剧转而为写传奇剧，从揭露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转向写梦幻世界。因此，这一时期又称莎士比亚的传奇剧时期。这时期，他的作品往往通过神话式的幻想，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作品贯串着宽恕、和解的精神，没有前期的欢乐，也没有中期的阴郁，而是充满美丽的生活幻想，浪漫情调浓郁。《暴风雨》（1611）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风格，被称为“用诗歌写的遗嘱”。此外，他还写有《辛白林》和《冬天的故事》等3部传奇剧和历史剧《亨利八世》。 莎士比亚的作品从生活真实出发，深刻地反映了时代风貌和社会本质。他认为，戏剧“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马克思、恩格斯将莎士比亚推崇为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提出戏剧创作应该更加“莎士比亚化”。这是针对戏剧创作中存在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缺点而提出的创作原则。所谓“莎士比亚化”，就是要求作家象莎士比亚那样，善于从生活真实出发，展示广阔的社会背景，给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提供富有时代特点的典型环境；作品的情节应该生动、丰富，人物应该有鲜明个性，同时具有典型意义；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刻画和浪漫主义的氛围要巧妙结合；语言要丰富，富有表现力；作家的倾向要在情节和人物的描述中隐蔽而自然地流露出来。 莎士比亚的作品包括： 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麦克白，李尔王，哈姆雷特，奥瑟罗，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裘力斯·凯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屈拉（埃及艳后），科利奥兰纳斯，特洛埃围城记，雅典的泰门等。 喜剧：错中错，终成眷属，皆大欢喜，仲夏夜之梦，无事生非，一报还一报，暴风雨，驯悍记，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们，爱的徒劳，维洛那二绅士，泰尔亲王佩力克尔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等。 历史剧：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亨利八世，约翰王，里查二世，里查三世。 十四行诗：爱人的怨诉，鲁克丽丝失贞记，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热情的朝圣者，凤凰和斑鸠等。 莎士比亚的戏剧大都取材于旧有剧本、小说、编年史或民间传说，但在改写中注入了自己的思想，给旧题材赋予新颖、丰富、深刻的内容。在艺术表现上，他继承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英国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戏剧的三大传统并加以发展，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创造性革新。他的戏剧不受三一律束缚，突破悲剧、喜剧界限，努力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深入探索人物内心奥秘，从而能够塑造出众多性格复杂多样、形象真实生动的人物典型，描绘了广阔的 、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图景，并以其博大、深刻、富于诗意和哲理著称。 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为当时英国的舞台和观众写作的大众化的戏剧。因而，它的悲喜交融、雅俗共赏以及时空自由 、极力调动观众想象来弥补舞台的简陋等特点，曾在18世纪遭到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者的指摘，并在演出时被任意删改。莎剧的真正价值，直到19世纪初，在柯尔律治和哈兹里特等批评家的阐发下，才开始为人们所认识。然而当时的莎剧演出仍常被纳入5幕结构剧的模式 。19世纪末 ，W·波埃尔和H·格兰威尔·巴克强烈反对当时莎剧演出的壮观传统 ，提倡按伊丽莎白时代剧场不用布景的方式演出，以恢复其固有特点。 17世纪始，莎士比亚戏剧传入德、法、意、俄、北欧诸国，然后渐及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对各国戏剧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并已成为世界文化发展、交流的重要纽带和灵感源泉。中国从本世纪初开始介绍和翻译莎剧，到1978年出版了在朱生豪译本基础上经全面校订、补译的11卷《莎士比亚全集》。1902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学生最早用英语演出《威尼斯商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先后有65个职业和业余演出团体 ，以英 、汉 、藏 、蒙 、粤5种语言 ，文明戏、现代话剧、戏曲、广播剧、芭蕾舞剧 、木偶剧6种形式 ，共演出莎剧21部，包括了莎剧大部分重要作品。莎剧已成为中国中学、大学特别是戏剧院校的教材。莎剧的重要角色为中国演员的培养和提高开辟了广阔天地。 莎士比亚给世人留下了三十七部戏剧，其中包括一些他与别人合写的一般剧作。此外，他还写有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和三、四首长诗。 就莎士比亚的天才、成就和声望而言，他的名字未能在本册中名列前茅看来有点离奇。我把莎士比亚排得这样低，不是因为我不赏识他的艺术成就，而是我认为文学艺术人物一般说来对人类历史影响较小。 宗教领袖、科学家、政治家、探险家、哲学家或发明家的活动经常影响到人类奋斗的许多其他领域的发展。例如，科学的进展对经济和政治事物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影响了宗教信仰、哲学观点和艺术的发展。 一位著名的画家，虽然可能对后来的画家的作品影响很大，但是他对音乐和文学可能带来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对探险和其他人类奋斗的领域实际上则毫无影响可言。类似的说法也适合于诗人、剧作家和音乐作曲家。一般说来，文艺人物只对文艺有影响，实际上只对他们所从事的那个特殊领域有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没有一名文学、音乐或美术人物被列进前三十名，且只有少数几个人物才被列入本册。 那么为什么本册中有文艺人物呢？这是因为欣赏文艺对每个人的生活有一定的直接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并不总是很大），换句话说，一个人可能会花一部分时间听音乐，一部分时间读书，一部分时间作画，等等。即使我们听音乐的时间对我们的其他活动毫无影响（这肯定是种夸张的说法），这一部分时间仍然代表着我们生活中的无聊时间。 一位艺术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可能比我们听、读或看他的作品所花的时间还要多。这是因为他的作品很可能对其他作家的创作活动产生影响，他们的作品为我们所体验和赏识。 在有些情况下，文艺作品或多或少地有些明确的哲学内容，这会影响我们对其他问题的看法。当然文学作品比音乐或美术作品更经常是如此这般。例如，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一场）中，莎士比亚让亲王说：“对杀人的凶手不能讲慈悲，否则就是鼓励杀人。”这里提出的观点（不管人们接受与否）具有鲜明的哲学内容，可能会对人们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而不是其他如欣赏“蒙娜丽莎”所产生的影响。 莎士比亚在所有的文学人物中首屈一指，这看来是无容置辩的。相对来说，今天很少有人谈乔叟、维吉尔、甚至荷马的作品，但是要上演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肯定会有很多观众。莎士比亚创造词汇的天才是无与伦比的，他的话常被引用——甚至包括从未看过或读过他的戏剧的人。况且他的名气也并非昙花一现。近四百年来他的作品一直给读者和评论家带来了许多欢乐。由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接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此在将来的许许多多世纪里也将会受到普遍欢迎，这一推测看来不无道理。 在评价莎士比亚的影响时，我们应该这样考虑，如果没有他，就根本不会有他的作品（当然类似的论断适合于每一位文学艺术人物，但是这个因素在评价一般的艺术家的影响时看来并不特别重要）。 据统计，莎士比亚用此高达两网格以上。它广泛采用民间语言（如民谣、俚语、古谚语和滑稽幽默的散文等），注意吸收外来词汇，还大量运用比喻、隐喻、双关语，可谓集当时英语之大成。莎剧中许多语句已成为现代英语中的成语、典故和格言。相对而言，他早期的剧作喜欢用华丽铿锵的词句；后来的成熟作品则显得更得心应手，既能用丰富多样的语言贴切而生动的表现不同人物的特色，也能用朴素自然的词句传达扣人心弦的感情和思想。 虽然莎士比亚用英文写作，但是他是一位真正闻名世界的人物。虽然英语不完全是一种世界语言，但是它比任何其它语言都更接近世界语言。而且莎士比亚的作品被译成许多种文学，许多国家都读他的著作，上演他的戏剧。 当然有些受欢迎的作家的作品也会受到文学评论家的轻视，但是莎士比亚就不同了，文学学者都不遗余力地赞扬他的作品。世世代代的戏剧家都研究他的作品，企图获得他的文学气质。正是因为莎士比亚对其他作家有巨大的影响和不断受到大众的赏识，才使他在本书中获得相当高的名次。 某版本的莎翁戏剧集中的序言，有一段这样的话： 他通过具有强大艺术力量的形象，从他的那些典型的、同时又具有鲜明个性的主人公的复杂的关系中，从他们的行动和矛盾中去揭示出他们的性格。戏剧中放射出的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光芒，以及卓越而大胆的艺术技巧，其意义早已超出了他的时代和国家的范围。 对文学界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难怪他的朋友、著名的戏剧家本·琼孙说：“他不只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全世纪。” 最后一点不得不提的是----- 莎士比亚与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4月23日，对于世界文学领域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日子，因为塞万提斯、威廉·莎士比亚和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都在1616年的这一天去世。此外，4月23日也是另一些著名作家出生或去世的日子，如莫里斯·德律恩、拉克斯内斯、佛拉吉米尔·纳博科夫、约瑟·普拉和曼努埃尔·梅希亚?巴列霍。 很自然地，1995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选择这一天，向全世界的书籍和作者表示敬意；鼓励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去发现阅读的快乐，并再度对那些为促进人类的社会和文化进步做出无以替代的贡献的人表示尊敬。 199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八次大会通过决议，宣布每年4月23日为世界图书和版权日。 版权即著作权，是指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权利（包括财产权、人身权）。版权的取得有两种方式：自动取得和登记取得。我国的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完成就自动有版权。

浅析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艺术特色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剧坛的“巨人”。他的戏剧创作，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有着精湛的艺术技巧，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世界戏剧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十分赞赏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称他为“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批评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时，曾告诫人们“不应该为了观点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土比亚”。那么，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奥秘何在?为什么它具有永不衰退的艺术魅力?这是与其鲜明、独特的艺术特色紧密相联的。莎士比亚在类型众多的剧本(包括喜剧，悲剧，历史励，传奇剧)中，塑造了数以千计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丰富了戏剧艺术的人物画廊。上自高贵的国王大臣，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性格各殊：面貌各异。即使是同一阶层的人物，如莎氏所创造的帝王将相凯撒、理查三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麦克佩斯、李耳王等，既有其作为统治者的共同特点，更有其不同的个性，可以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相似的。再以莎氏笔下的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女性形象而言，朱丽叶、鲍西娅、考狄莉亚、黛丝德蒙娜、奥菲利娅等，也决非用善良、真挚、热情等词语所能概括的。至于一些被公认的突出的艺术典型，如汉姆莱特、奥瑟罗、夏洛克、福斯泰夫等，更是人各一面，呼之欲出。仅以《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为例，他不是单一的凶狠的吝啬鬼，旧式的高利贷者，而是被作者赋予丰富的思想感情，复杂的性格特征。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普希金在把夏洛克同莫里哀创造的吝啬鬼形象作分析比较时指出，“莫里哀笔下的吝啬鬼只是吝啬——如此而已；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则是吝啬。机警、复仇心重、对女儿慈爱、机智等等”，特别是莎士比亚在剖析夏洛克疯狂的贪财欲时，兼以饱蘸同情的笔触刻画他备受基督教徒凌辱而产生的复仇心。他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不仅是由于夏洛克同安东尼奥个人之间私仇的激化而引起的，而且涉及到了欧洲长期以来就存在着的犹太人和基督教之间对立的矛盾，具有特定的社会原因。“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是莎剧又一鲜明的艺术特色。早在1859年，恩格斯就曾把“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生动与丰富”的完美融合，看作是未来戏剧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莎士比亚为了刻画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画面，增强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打破了古希腊罗马悲喜剧的严格界限，不受古典戏剧“三一律”的束缚，往往在剧本里特意设计和安排了两个以上的故事情节(《仲夏夜之梦》中多至四条线索)，或平行发展，或曲折交错，彼此对照，互相补充。悲剧《哈姆雷特》头绪纷繁，矛盾复杂，仅以复仇的线索而言，就有三条：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为父复仇而展开的同封建王权的代麦克劳狄斯之间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小福丁布拉斯和雷欧提斯为泄私愤、报私仇分别所进行的复仇盲举。其中，以前者为主线，后者为副线，副线从属于主线，推动主要情节的发展。戏剧情节和人物性格是相辅相成的，是辩证的统一关系。不借事无以见人，不因人难以言事，两者层层相印，丝丝入扣。《哈》剧中的后二条线索，其发展的动因均出于私欲，囿于个人和家庭利益的范围之内，而哈姆莱特的复仇，不单纯是为了父王被杀的问题，而是为了重整乾坤，与邪恶势力作斗争，把为父复仇和改造社会相结合。因此，三条线索的对照、映衬，不仅使哈姆莱特的性格得到了最充分的显现，而且更突出了他复仇的深刻的社会意义，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哈》剧的情节线索，多而不乱，繁而不杂，主次分明，轻重得体，安排得巧妙自如，切合情理，极大地增强了戏剧的效果。个性鲜明的人物语言。莎剧的人物语言，生动活泼，丰富多彩，闻其声若见其人，完全符合人物的个性特点，做到了个性化和形象化的结合，哲理性和抒情性的交融。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都有一套符合各自性格特点的语言，而且随着场合的更迭、际遇的变化，人物语言也有所发展变化。歌德在《莎士比亚命名日》中说，观众通过人物的“言谈后才知道人物内心的演变，而所有的角色似乎都在一起约定，在这方面不让我们有不清楚的、模糊的地方。”夏疮克的语宫，粗鲁、庸俗，尖刻，常常用令人憎恶的事物打比方，而的亚娅的语言文雅、优美、含蓄，与夏洛克恰成对照。哈姆雷特的语言，有时温文尔雅，有时明白畅晓，有时妙语连珠，有时语无伦次，这一切均取决于他内心矛盾的斗争和思想性格的发展。特别是作者精心设计了许多精彩的内心独白，揭示他的精神世界，丰富和深化他的性格特征。如第三幕第一场中“生存还是毁灭”的这段著名独白，它是闪耀着哲理之光的名诗，也是揭示哈姆雷特内心奥秘的传神点睛的妙笔。通过这段独白，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他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对复仇重任的痛苦探求，对思想矛盾的坦诚剖示。正因为如此，高尔基在《论剧本》的著名论文中，通过分析研究，得出了要用足够有力和鲜明生动的语言刻画人物性格，必须向莎士比亚学习语言的明确结论。 “福斯泰夫式”的背景。文学作品要塑造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就必须让人物有自由活动的天地，充分表现的舞台，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广阔的社会背景。莎剧中的人物，个个活动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典型环境之中，人物借背景而生存和行动，背景赖人物而洋溢着生气和活力。恩格斯对莎剧的这一特点，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名之曰“福斯泰夫式”的背景。福斯泰夫是莎土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一个人物。他是封建社会解体时期的畸形产物，兼有破落骑士和冒险家的双重特点。他这一特殊的身份，既使他与封建统治集团频繁联系，穿梭于王公贵族之间，又使他混迹于市井酒坊，同城乡平民为伍，出入于社会下层的各个角落。莎土比亚以他的行迹和活动为纽带，将贵族和平民世界极为自然地联系起来，真实地反映了十六世纪英国光怪陆离的社会关系和宏伟广阔的时代画面。对“福斯泰夫式”的背景的运用，《哈姆雷特》达到了新的高度。就剧本的地点而言，从王宫、城堡到荒郊，墓地，以出场的人物而论，有国王、王子、大臣、士兵、水手、演员、掘墓人等，从反映的内容来讲，既有力地揭露了上层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的生活，又真实地反映了许多下层群众的生活。特别是后者，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叹息人间的不平，以各种手段进行抗争，这里有夜间值班卫土的森严戒备，预示着国内将发生一场“非常的变故”，挪威土兵为了争夺区区的“弹丸之地”正在奔赴战场，流浪艺人被强迫赶出伦敦，闽南走北，受尽欺凌……一言以蔽之，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哈姆雷特反对黑暗势力的斗争，这一广阔的背景，不仅提供了台前人物活动的场所和范围，而且有力地烘托了哈姆莱特的思想和性格，使他在同各种人物的交往和接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露、显现，突出了他的斗争具有特殊的社会内容和鲜明的时代色彩。这是莎土比亚对当时戏剧创作的重大突破，也是他戏剧创作的鲜明艺术特征。上述莎土比亚戏剧创作的艺术特色，是他长期以来坚持探索、勇于创新的结晶，更是他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具体运用的产物。他认为戏剧创作必须正视现实，面向人生，与时代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在早期喜剧《仲夏夜之梦》中提出：“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的一个缩影。”后来又在悲剧《哈姆雷特》中借人物之口明确宣称：“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因此，十八世纪英国著名评论家把莎士比亚看作是“一位向他的读者举起风俗习惯和生活真实镜子的诗人”。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莎土比亚的剧本所写的虽大部分是陈旧的题材，但一经他改造制作，加工变革，推陈出新，就变成了带有深刻的莎土比亚印记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生活的光泽，展现了浓郁的时代的风貌。正是在上述的前提和条件下，1859年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提出了“莎土比亚化”的重要的文艺创作原则。这是革命导师对莎士比亚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点明了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精髓。它要求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现实生活和社会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以空洞的概念为依据，通过具体生动的情节，丰富多彩的语言，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用形象化的艺术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揭示时代发展的动向。因此，“莎士比亚化”同莎土比亚具体的艺术技巧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但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两者不能划等号。目前，不少关于莎剧的评论文章把两者相提并论，同日而语，这是欠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