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分析了在公共危机中，媒体承载的责任和使命、媒体危机传播的策略以及媒体如何强化自身的功能与责任等。 关键词 公共危机 媒体功能 媒体责任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的级大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这是一次典型的由自然灾害引发的公共危机。在这场抗击地震灾害的重大战役中，新闻媒体和广大新闻人不畏艰难险阻，见证、记录、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抗震救灾行动，媒体功能及责任得到充分体现。 事实证明，在公共危机中，媒体承载着重要责任和使命。媒体功能发挥得好，公共危机公关就顺利；媒体功能发挥得不好，公共危机公关就麻烦……如何发挥好媒体功能，对于处理任何公共危机，十分必要和重要。在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媒体积极、主动承担责任、发挥功能是社会安然共渡难关的重要因素之一。公共危机时刻，媒体既是记录者、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协调者。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尤其是发挥媒体功能，是应付公共危机的必备条件——这是媒体的责任和使命。 一、媒体危机报道中的责任分析 1.媒体要做“安全阀”不做“助燃剂” 传播具有深层次的解释功能，通过“解释”，向人们阐释危机发生的背景、起因、影响以及发展趋势，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清形势、统一态度，使组织在此基础上确定对策，制定措施，实施有效管理。 在危机传播的过程中，受众最关心的是有关危机信息的内容、发布者和传递的方式。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大众媒体在信息传递、知识介绍、信心鼓励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大众传媒的危机信息传播需要注意下面四个方面问题：信息失真、报道失衡、重复传播、急功近利，造成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和受众趋向不稳定的局面。同时，也需注意受众面对危机信息传播的媒介素养水平不高，缺乏理性判断各种传播渠道的客观性和可信性的能力，不知道如何接触公共信息源，如何判断大众传媒报道的真伪，对得到的危机信息缺乏科学判断和理性分析，导致轻信来自人际传播渠道的流言。 由此可见，在传播危机事件时，新闻是柄“双刃剑”，媒体既可能是“安全阀”也可能是“助燃剂”。媒体作为舆论的工具，具有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及时、真实、准确地传播危机事件信息，让公众尽快了解事实真相，大众传播就是“安全阀”。如果瞒报谎报危机事件信息，大众传播就可能是“助燃剂”。 因此，对公共危机，媒体首先要做好全面报道，尽可能及时地将真相告知公众，廓清谣言，稳定人心。其次做好舆论引导。当危机来临时，由于社会有较大变动和震荡，导致刺激意见的出现并汇集为舆论，而舆论又反过来影响着公众的意见和情绪。此时，如果进行正确引导，舆论就有助于危机的解决，而如果引导不善，舆论就有可能形成阻力。 2.媒体要树立大局意识，善于信息的取舍 一旦危机事件发生，媒体就要积极面对，把社会公众对危机的舆论引导到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正确方向上来。如何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正确引导舆论，需要媒体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全面配合危机处理者，二者达到完美的结合，共同促进危机的解决。 公共危机是对媒体的一场大考验，既是新闻敏感性的考验，也是政治敏感性的考验，更是综合业务能力的考验。2008地震灾害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始终有一个聚焦点——抗震救灾，包括受灾状况、救人和重建工作。紧盯聚焦点是媒体的本能，但怎么盯、盯什么，却反映了媒体自身的素质。每一场公共危机，对媒体来说，都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不仅仅说要“在场”，在场只是起码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打好责任牌，是最大程度地为化解危机出力。在报道中不渲染灾情，以稳定人心，维护稳定，减少些对民众产生恐慌心理的信息传播。这是责任媒体在报道中大局意识的体现。 危机传播，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传播，它是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作出的无章可循的传播。媒体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树立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 在此次地震灾害面前，各媒体积极介入，纷纷派出记者奔赴抗灾第一线，为读者带来了各地第一手材料，但这其中仍然存在着各种复杂因素，只要稍一处置不当，就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危机。这主要体现在媒体对信息的取舍上。 面对这么多信息，公开什么不公开什么，就对媒体造成了考验。如果不加判断，有什么就披露什么，哪怕信息是真实的，也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在这样的公共危机面前，传媒责任不仅是派记者奔赴抗灾第一线，更关键的是需要有大局意识和高度的政治家办报的理念，帮忙而不添乱。 3.公共危机管理必须注重媒体作用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现。因此，政府在危机管理中，要充分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制定有效的媒体政策，及时向公众公开信息，提高决策透明度，引导公众共同克服危机。 危机管理中，双向式对称模式是最可取的模式，其目的在于与公众交流，并从公众的反馈信息中寻找最佳的、切中要害的有效传播手段。其中包括：政府主动与新闻媒体沟通，提供真实信息供其发布，并考虑公众需求，作针对性报道。危机发生后，应快速建立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顺畅的信息沟通路径，使媒体既承担起政府真实信息发布者的角色，又成为收集舆情、反映公众呼声的最佳渠道，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的双向沟通。相反，如果只是单向地传播信息，不注重信息反馈，忽视公众在危机中的心理需求，将使沟通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媒体危机传播的策略探讨 1.媒体要保证危机信息的及时公开和全面 向社会提供真实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应对突发事件，及时和客观地披露信息，更是关系到信息渠道是否畅通、应对措施是否得力，大众心理是否安定、社会是否稳定的大局。如果媒体在涉及到有关公共安全、公众利益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中保持沉默，让小道消息满天飞，那就是媒体的失职，丧失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传媒必须尊重受众知情权，形成畅通的信息传播渠道和沟通渠道，建立完善的信息供求体制，满足受众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信息需求。 媒体应对公共危机的措施之一是严格遵循第一时间原则。危机事件中的新闻传播应该在第一时间引导舆论，即所谓抢占制高点，先入为主、先声夺人、先发制人。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 在保证了信息及时公开的基础上，媒体报道应是全方位的。媒体不能满足于向公众提供危机事件零散的信息，还应该随着事态的进展，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做出自己的评价。这种引导，除了渗透在对事实的报道中，更多地以采访专家、学者的形式，以别人之口来传达媒体的态度。有时，则以社论等各种言论文章的形式，直接表明态度。有时，还会采取让公众参与讨论的方式，给公众提供一个政策参与视角。只有在满足不同公众对不同信息需求，社会秩序才能正常运转。 2.媒体要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在研究传播来源对受众态度的影响时指出，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与传播的效果成正比。在保证信息公开和全面的同时，新闻媒体还要履行“把关人”的职责，保证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把关理论之一巴斯的“双重行动模式”指出：新闻媒介的把关过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闻采集阶段，记者是主要把关人；第二部分是新闻加工阶段，编辑是主要把关人。也就是说，在危机传播中，记者和编辑都要在新闻流经各自把守的阶段严格把关，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在此要求下，媒体应该与危机信息发布的主体——政府保持密切畅通的联系，因为政府是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由政府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老百姓是深信无疑的。这样，媒体在劝服公众改变某些错误的想法和偏见，平息公众过激行为以及排除危机解决中的其他障碍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公共危机事件，涉及国计民生或国际关系，其复杂性与深层次问题，记者或媒体一时可能看不清楚，甚至根本无法知道它的内幕与政治背景，在短时间内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媒体要充分考虑危机的政治属性、波及的范围和各种后果，以审慎理性的态度进行处理，因此媒体必须获取和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才能帮助政府处理危机，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危机的解决，甚至导致事件的升级。 3.媒体要充分利用“议程设置”引导公众舆论 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在其《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说“媒介在使人们怎样想这点上很难奏效，但在使人们想什么这点上却十分有效。” 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对1968年总统大选的实证研究中得出结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的新闻报道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在危机传播中，为了引导公众舆论向有利于危机解决和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媒体可以加大相关信息的流量，让这些信息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以引起公众的注意，进而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成为公众中的主导价值观。 利用“议程设置”引导公众舆论，是媒体面对危机的积极姿态。在汶川大地震报道初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告知危机的真实情况，引导公众如何避险；中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如何救灾抗险，发动社会参与；后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家园等。 三、公共危机中媒体功能和责任强化的现实途径 1.媒体要不断完善自身功能 (1)树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 在危机报道中要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媒体报道的根本出发点和价值诉求。另外，危机信息的特性也要求新闻媒体树立这样的意识。危机事件作为一种社会事件，具有“三公性”：一是公众性；二是公共性；三是公开性。因此，媒体有责任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向全社会发布危机时期的各种重要信息，同时成为观点和思想流动的平台。 危机中，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的重要体现之一在于准确把握受众需求。 危机发生后，有三个方面可供选择报道，即事件本身、事件中的受害者、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如何报道这些内容，第一，站在受众立场思考问题。要时刻想着“此刻受众最想知道什么”，“哪些信息是受众最想了解的”，“哪些事实对受众来说是新鲜的”等受众的关注点；第二，要尽快了解和掌握环境资料和事件发生、演进的过程和细节，这样才能对整个事件或现场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判断，以免使报道流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浅薄；第三，开启所有的感官来体察和认知，并以最富于现场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用事实表达的完整性和深入性来感染和说服受众。 同时，树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需要强化新闻媒体的责任意识，危机管理中的新闻媒体要拒绝商业化运作。危机关乎国计民生，牵连甚广，在对其干预时，任何的马虎懈怠都有可能酿成无法弥补的错误，商业化目标很容易使新闻媒体偏离自己的职业责任。 （2）遵循传播规律，改进危机传播策略 第一、对真实性传播策略的艺术性运用 在危机报道中，由于危机事件涉及范围宽，影响巨大，事关大局，媒介不仅要真实报道新闻，更要在处理新闻事实的艺术上下工夫。 媒体除了考虑事件的真实性和关注度外，还必须考虑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要考虑宣传报道可能会带来的负面的和消极的社会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危机报道要讲求传播策略，在坚持新闻真实的要求下要以正面引导为主。 此外，在报道的时机、报道的组合上也要讲求技巧，根据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心理学家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推理，如果有几个坏消息，媒体应该把它们放在一起报道，因为两个坏消息加起来所带来的痛苦要小于分别经历这两次坏消息所带来的痛苦之和；如果有一个大的坏消息和一个小的好消息，媒体应该给以分别报道，因为这样的话，好消息所带来的快乐不至于被坏消息所带来痛苦所淹没，人们还可以感受到好消息所带来的安慰和鼓励；如果有一个大的好消息和一个小的坏消息，媒体应该给以同时报道，因为坏消息所带来的痛苦会被好消息所带来的安慰和快乐冲淡，坏消息的负面效应就小得多。事实上，在不违背新闻真实原则的前提下，对重大公共危机中的各种新闻，选择时机恰当并对之进行有意识的组合传播，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稳定情绪、安抚人心的传播技巧。 第二、探索舆论引导新方法 可以说，受众接受新闻信息的过程，既是一个进行信息确认、材料收集的过程，同时也是新闻报道影响他们已有观念的一个过程，而这正是新闻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直接方式。 媒体在进行舆论引导过程中要注意舆论的“零境导向”问题。所谓舆论的“零境导向”，是指在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媒体找准切入点、矛盾交汇点，进行客观准确的舆论引导，此时受众易受影响，引导最容易成功，以最小的媒介成本和社会成本达到最佳的舆论引导效果。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初，媒体如能及时介入，警醒各方，畅通信息，往往能对其危害性的扩散和发展进行有效的遏制。相反，一旦问题成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盘根错节时，舆论引导的力量就极为有限。纵然动用数倍于初期的力量和资源，媒体的力量场——对受众的态度及其行为层面的影响，也必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同时注意舆论的“首因效应”。美国的传播学者在对相互冲突信息的不同呈现顺序的研究中发现，当受众面对两种冲突的信息时，两种信息的不同呈现顺序会影响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即当先呈现信息A，紧接着呈现信息B，且在信息呈现后延长一段时间再测试态度的改变，受众就会倾向于接受信息A，这就是所谓“首因效应”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危机事件刚爆发的时候，往往是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最大的时候，如果这时主流大众媒体上没有声音，那么各式流言通过各种非正式传播渠道就会大行其道，而当流言先于主流媒体的声音进入公众的认知领域之后，要再纠正就事倍功半了。 第三、把握好报道的度和信息的平衡 危机报道应该有度，这里的“度”既包括新闻的广度、深度，同时也有适度的含义。传播学研究规律告诉我们，媒体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意识当中，媒体越强调，公众就越重视，媒体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缩小某事的重要性。在公共危机中，媒体传播量过小或过大，都不利于危机的解决。 因此，媒体要对新闻进行斟酌、审读，既要考虑到读者需要，更要关心当前的政治大局、社会稳定。 另外媒体应从大局出发，保证及时报道危机的同时，还需要提供危机事件以外多方面信息，适当转移受众注意力，把握信息整体平衡。 第四、整合信息协同作战 信息整合就是大众媒体、互动媒体、电子媒体等多种媒体，在所有与社会公众接触的地方，传播“一个声音，一个形象”，注重信息的一致性，同时，在恰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以恰当的形式对公众传播恰当的信息，达到信息的最有效传播。 整合信息，强调传播的协同效应，即如何使各种传播活动显得更有生气并获得协同效应。它不只是几种传播工具和传播手段的组合，而是整个传播过程的整合。首先，对公众的信息传递加以整合，深入了解传播对象，区分不同社会公众，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和内容，进行差异化传播。如面向老年人可以以广播传播为主，面向中年人可以以电视、报刊为主，面向年轻人可以以网络为主。其次，讲究传播的时机，由于危机的突发性与时间的紧迫性，把握传播时机极为重要，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节奏传播，决定了传播的有效性和及时性。（3）建立危机报道机制 要把“第一时间报道危机”落到实处，媒体必须建立完善的危机报道机制，当危机事件发生后，媒体可以立即调集人手、设置方案，采取行动报道危机。 就媒体自身而言，各部门之间应当建立协作机制，以协调采编部门和其它部门的关系，调集力量、提供便利；协调编辑与记者的关系，记者采访了解事件的过程和趋势，编辑了解背景和宏观局势，使报道井然有序。如中央电视台通过设立信息员报题制度、24小时新闻监检制度等强化各部门之间、与全国省市台之间的资源共享。同时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防总等部委建立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一旦突发事件发生，这些部门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央视的有关联络人，央视的前期采访部门也会在第一时间以字幕或电话连线方式将其播出。随后联系其它相关人员，以做到对突发性事件的及时监控和快速反应。此外，一套完善的危机报道机制还应该注意平时对参与报道危机的新闻工作者进行培训，包括政治素质、身体素质以及业务素质等，以便在危机发生时刻能够迅速开展报道工作。 （4）倾注人文关怀 在危机传播过程中，媒体必须强调“以人为本”，即关注“人”这一主体，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被报道者的遭遇和命运，维护和尊重每一个人。 危机报道中，媒体更应该，体现人文关怀：重视对危机事件本体的报道，让受众了解事实真相，哀悼遇难者，抚慰幸存者及受难者家属；把握分寸，尊重受难者隐私。受难者及其亲属也有维护个人隐私及消除或减轻痛苦的权利，他们最不愿提及、最不堪回首的就是自己或亲人遭遇不幸的过程和悲惨的细节，因此灾难报道要尽量避免给受难者及其亲属带来“第二次伤害”；弘扬危机中的人间真情。 2.强化媒体和政府的互动合作 危机报道，媒体必须保证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而政府是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媒体应与危机信息发布的主体——政府保持密切畅通的联系。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从媒体处获取信息，了解社会各方状况。在媒体和政府的互动合作中下，需要强化以下工作： (1)加强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 新闻媒体不是化解危机的直接实施者，但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新闻媒体的监督，一些危机事件就有可能被压制和忽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可以说，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危机决策。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提高了政府的危机处理效能。 （2）加强政府对媒体的引导 在危机中加强政府对媒体的引导是必要的。 第一，危机一旦发生，为控制危机事态、稳定社会秩序、避免社会恐慌，危机管理主体首先必须快速应急，通过媒体以最快的速度发布最新的信息，争取舆论主动权，有效地控制新闻传播的导向性，防止媒体为抢独家头条新闻，发表刺激危机局势的新闻消息，误导社会公众，或加剧公众的社会恐惧心理；第二，统一信息发布规则和信息发表渠道。政府必须明确信息发布的规则，采取各种直接有效的危机管制措施进行信息筛选，同时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信息源和信息传播渠道，通过新闻发言人，不断向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说明危机发展的状况，唤起社会对危机管理行为的支持。同时，在向公众和媒体沟通信息时，一定要及时向政府内部各部门以及有关方面通报信息，保持危机信息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第三，有效、合理地控制媒体活动的范围。媒体无限制地对危机进行采访，往往会影响政府的危机管理效率，甚至引起政府对危机处理的失误，使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政府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或法规来确定媒体能够进入的活动范围，这样既可以为媒体公正介入危机事件创造制度保障，又不影响媒体参与危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四，为媒体创造公正介入危机事件的秩序。媒体公信力的树立有赖于政府开明的媒体政策，需要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为媒体创造良好的介入危机事件的秩序有利于媒体在危机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美国的利益集团简述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产物和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是美国多元化社会的反映，是公民参政的一个渠道。它们无所不在，对美国现实政治和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有重要影响。有人甚至说，对各种问题的决策是由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共同做出的。美国著名学者戴维·杜鲁门给利益集团下了一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利益集团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如果它通过和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利益集团。”①早在二战期间，美国的利益集团曾对中美关系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二战结束后，在美利益集团的活动下，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为日后的中美关系埋下了阴影。冷战时期,美国国内支持行政当局推行更为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政策,因为战略安全决定一切的外交政策容易占居主导地位,人权和贸易都可以附属于战略上的考虑。行政当局也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由,牢牢把握对外政策的主导权,对外决策相对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圈子内。与此相适应,利益集团介入对外政策制订的机会就少,影响力也小。这种局面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冷战时期,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更趋于灵活,不像过去那样被安全战略利益所左右。国会、利益集团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行政当局的决策很少提出异议,而是各种利益群体都试图对美国对外政策施加影响,行政当局已经难以像过去那样主导对外政策,国会在对外决策方面日趋活跃。参众两院的权力架构非常分散，这就给利益集团施加影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就是近年来利益集团不断介入美国对华政策并且影响明显上升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美国对外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安全利益依旧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利益、民主和人权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日程上被摆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经贸往来、环境保护问题在国家关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内一些人或集团的利益,由此使得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与安全问题相比,利益集团在这些问题上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二、劳联—产联促使人民币升值案例分析劳联—产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AFL-CIO）是美国最大的劳工运动组织，在美国政治和外交中代表了劳工的利益。但在美对华政策方面，劳联—产联与人权组织、环保组织一样，一贯是反华的“急先锋”。自新政以来劳联—产联支持民权立法，有时也支持政治改革，例如劳联—产联支持由联邦政府提供联邦选举的竞选费。同时，劳联—产联一直是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会的立场更加偏右。在冷战中，劳联—产联积极追随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在国际公会运动中反苏、反共，有“小国务院”之称。劳联—产联前主席乔治·米尼一贯敌视中国，曾参与“院外援华（台湾）”活动。（一） 劳联—产联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施加影响的过程2002年以来，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之后的调整期，为衰退的阴影所笼罩，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从2002年起开始持续贬值，为的是能有助于美国制造商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减缓美国贸易逆差的增长。由于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美元贬值的效果不明显，美国为此要求中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实现人民币自由浮动，这对人民币形成了升值压力。而中国从2000年以来已经连续7年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国，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劳联—产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缓解美中贸易逆差对美国国内制造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代表工人利益的劳联—产联不惜与他们的“死对头”——全国制造商协会合作，对美国国会和政府施加压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2003年，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劳联—产联的宣传下，美国国内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不断升温，美国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2003年9月底，劳联—产联公共政策部助理主任李西娅(TheaM. Lee)于9月25日及10月21日分别在国会“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及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达40%以促进出口的做法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同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并停止聚集美元外汇。②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陡然增加，布什政府特别是美国财政部以及贸易代表处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2004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劳联—产联宣布支持正在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克里，使布什的选票压力明显增加。2004年9月9日, 劳联—产联表示“受够了布什行政当局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带领由23 家工业、农业公司和工会组成的“中国货币联盟”(China Currency Coalition，简称CCC)，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份长达200页的文件， 要求美国政府根据1974年美国国内贸易法条款对中国是否操控货币进行301调查，并实施制裁。③2005年，CCC从二月开始了一系列的游说活动。在劳联—产联的压力和影响下，国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提案被接连提出来。参议院提出的《中国自由贸易法案》，众议院提出的《2005年中国货币法案》，参众两院提出的《停止海外补贴法案》都得到了CCC的支持。为了缓解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人民币升值，实行一揽子货币为基础的“爬行盯住”浮动汇率制。中美之间人民币汇率之争由于劳联—产联的介入而变得更加复杂化。劳联—产联利用各种手段和措施促使美国政府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一是为了保护制造业工人的工作，另一个也是为了在“夕阳工业”不断衰落的情况下，加强其政治影响力，为其自身的发展加铸筹码的需要。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 劳联—产联以及其它相关利益集团会继续施压,国会议员也将继续以提案的形式保持对美国政府的压力。（二） 劳联—产联在促使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影响第一，积极并有策略的行动。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劳联—产联组织联盟，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声明，到国会作证，与议员及政府官员会谈，活动非常积极。其中，联盟战略是90年代后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方式中常用的有效手段，能增强利益集团游说力量，不同性质乃至对立的集团间的结盟更是如此。分别代表自由贸易以及保护主义立场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与劳联—产联共同对人民币问题施加压力，更能获得广泛的支持。第二，传递清晰的信息。这是游说成功的先决条件。游说人民币升值的各利益集团不断地在新闻发布会上，在报告中，在国会听证会上重复传递着几乎同样的信息：人民币被低估40%，这是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变相补贴，只有人民币大幅升值，才能减少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改善美国制造商同中国商品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境地，最终挽救美国制造业滑坡，减少工作流失。这样，国会、政府以及大众、媒体都能清楚了解他们的主张。第三，向决策者提供雄辩的政策建议的同时，也要表明自己代表的是关键地区选民的观点和利益，忽视这样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可能会让决策者处于不利境地。劳联—产联提出了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在WTO提起诉讼以及提起301申诉等不少政策建议，在每次国会作证时都强调自己所代表的公司以及工人的广泛性，并通过组建联盟动员更多的力量，向议员以及政府官员施加压力，使其重视自己代表的力量。第四，时机的重要性劳联—产联选择在美国经济进入调整期，对华贸易赤字扩大，美国制造业衰退以及失业问题突出，美国官方提出希望人民币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制这样一种恰当的时候，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很容易在大众中引起共鸣，吸引媒体的关注，进而对国会和政府形成压力。三、几点思考美国对华政策往往是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博弈的结果，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的变化往往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波动和变化。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竞争与力量消长和变化，其结果必然是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左右摇摆。由于缺乏占绝对优势的利益集团和压倒性的利益目标，总统和国会在不同利益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就得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制约着美国对华政策的上限和下限，也证明了所谓“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的说法。劳联—产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主要是受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所推动。劳联—产联的主力军是蓝领阶层，其规模伴随着“夕阳工业”的衰弱不断缩小，有组织的劳工比例在下降，其影响力在减弱，但劳联—产联仍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是美国政治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常会与其他反华势力联合，形成强大的力量，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仍将发挥不可忽视的阻碍作用，因此对劳联—产联的消极影响我们不能忽视。2008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面临选票压力，此时正是利益集团发挥作用的最佳时机。作为劳联—产联一贯的支持对象，民主党候选人在人民币升值、美中贸易逆差等一系列问题上可能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而共和党候选人为了争取选票，也将会在这些问题上考虑他们的意见，中美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而按目前的形势来看，民主党当选的呼声很高，明年若由民主党人上台执政，劳联—产联以及其他一些反华利益集团将会在人权、贸易摩擦等问题上对国会和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中美关系的摩擦可能会加大。

浅析新闻事业与政治的关系 对于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一直以来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主要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把新闻同政治等同起来，认为新闻就是政治，新闻工作就是政治工作。另一种是主张淡化甚至摆脱新闻同政治的关系。有的认为，要把党性、喉舌等政治性概念从新闻学的核心内容中排除出去，新闻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有的不加分析地、笼统地主张新闻不代表政治权利说话。新闻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让我们以报纸为例，从新闻事业的发展史中看看新闻事业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 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报纸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举起出版自由的旗帜，宣传民主思想，论述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在许多国家报刊自由度的大小成为政权是否民主的标尺之一，报纸成了人民自由权利的维护者。在美国独立战争、日本明治维新以及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报刊作为喉舌，掀起反封建宣传运动，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消息，教育人民运用自由，反抗压迫，反抗侵略，形成革命浪潮的舆论中心，同时揭露革命阵营中的右派，促进革命的持续进行。在1776-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中，北美报刊在战争的酝酿、准备和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塞谬尔·亚当斯等几位卓越的革命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充分利用报刊进行宣传和鼓动，鼓舞了战争中民众的精神力量，对革命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日本明治维新中许多激进报刊摆脱幕府控制，站在明治政府的立场上，支持官方政见并大量刊登有关维新变革的措施和介绍欧美科技文化方面的消息。促进了明治新政府在与幕府残余势力斗争中的胜利。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报刊，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将如何进行，可见整个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在报纸的推动下完成的。 资产阶级革命后，随着议会民主和多党政治体制的确立，新闻出版成了党派间争权夺利的工具，不同党派纷纷创办或控制报刊作为政治斗争工具，宣传政见，争取舆论，甚至党同伐异，激烈论战，政党报纸实质上不过是宣传工具。但也有例外，如英国的《泰晤士报》一边接受政府津贴，一边直言不讳地抨击国王和大臣们。本着为人民负责的原则，它在倡导舆论，反映人民心声上贡献突出。另外，在美国政党报纸的第二时期，杰斐逊所坚持的新闻自由政策对世界各国的民主政体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政党报纸后期，政治上标榜独立，经济上自主经营，读者对象为平民大众的廉价报纸出现。这一时期的报纸虽然没有在政治斗争时期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那么广泛，但随着新闻理论的不断发展，它在反映民声、引导舆论、启迪民智、鼓吹社会改革、声张正义、促进信息沟通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上的作用是积极的。 二、新闻事业受所在国家社会制度的制约并为其服务 要明确新闻事业与政治的关系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政治，引用列宁的著名论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夺取、维护和使用国家权力，为某种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服务，为某个阶级的利益服务。资产阶级的政治，是要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维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统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无产阶级的政治，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更本利益的集中表现。在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政治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在夺取了政权，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从新闻事业的角度看，新闻事业是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应，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范畴。而如上所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经济目的的重要手段，是上层建筑中的主导部分，因此对新闻事业具有重大影响。不同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产生不同的新闻事业。不同的新闻事业受制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形式，以及为其服务的方法也就不同。 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是资本主义经济，即以私有制为基础、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及资产阶级多个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的议会政治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新闻事业的理论、体制和活动方式。资本主义新闻的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相适应。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新闻的“社会责任论”应运而生。 资产阶级一般掩盖新闻事业的政治性、阶级性、党派性，标榜独立与政党、政府之外，自由行事。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自由主义理论还是社会责任论，都承认报刊的任务里面有:提供关于公共事务的消息、讨论和辩论，为政治制度服务；主要通过广告的媒介，沟通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双方，为经济制度服务。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为了社会的利益，政府可以干涉和控制新闻活动。 也可参考曹小为的论文:<中西媒体与政府的关系简述>曹小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研究生 武汉 43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