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论文参考文献

无论在中国大陆或是台湾，一位作家或学者若要使用目前的白话文来写作或是翻译，却又不明简洁之道，就很容易陷入「的的不休」。 不错，我是说「的的不休」,而非「喋喋不休」。不过，目前白话文「的的不休」之病，几乎与「喋喋不休」也差不多了。 「的」字本来可当名词，例如「目的」、「无的放矢」；也可当作形容词或副词，例如「的确」、「的当」、「的的」。但在白话文中，尤其自五四来，这小小「的」字竟然独挑大梁，几乎如影随形，变成一切形容词的语尾。时到今日，不但一般学生，就连某些知名学者，对于无孔不入的小小「的」字，也无法摆脱。我甚至认为：少用「的」字，是一位作家得救的起点。你如不信，且看这小不点儿的字眼，如何包办了各式各样的形容词、句。 一个「的」字在文法上兼了这么多差，也难怪它无所不在，出现的频率奇高了。许多人写文章，每逢需要形容词，几乎都不假思索，交给「的」去解决。更有不少人懒得区分「的」与「地」,「地」与「得」之间的差异，一律用「的」代替。自从有了英文形容词与副词的观念，渐多作者在形容词尾用「的」，而在副词尾用「地」：前者例如「他也有心不在焉的时候」；后者例如「他一路心不在焉地走着」。至于「得」字，本来用以表示其前动词的程度或后果：例如「他唱得很大声」或「他唱得十分悠扬」是表程度；而「他唱得大家都拍手」或「他唱得累了」是表后果。不少人懒得区分，甚至根本没想到这问题，一律的的到底，说成「他一路心不在焉的走着」，不然就是「他唱的累了」。这么一来，当然更是的的不休。 巧合的是，西方语文里表从属关系的介词，无论是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的 de, 或是意大利文的 di, 也是一片的的不休；不过正规的形容词却另有安排。英文的 of, by, from 等介词音调各异，而表形容词的语尾也变化多端，无虞单调。中文里「美丽的、漂亮的、俊美的、好看的」等等形容词，只有一个「的」字做语尾，但在英文里，却有 beautiful, pretty, handsome, good-looking 种种变化，不会一再重复。英文形容词的语尾，除上述这四种外，至少还有下面这些： 就算如此分类，也不能穷其变化，但是还有一大类形容词，是由动词的现在分词与过去分词变成：前者多表主动，例如 interesting, inspiring；后者多表被动，例如 ínterested,inspired；甚至还有复合的一类，例如 life-giving, heart-rending, jaw-breaking, hair-splitting, 以及 braad-minded, hen-pecked, heart-stricken, star-crossed。英文形容词在语法组成上如此多变，中文的译者如果偷懒，或者根本无力应变，就只好因简就陋，一律交绐「的」去发落，下场当然就是的的不休了。下面且举雪莱的一首变体十四行诗《英伦：一八一九年》（England in 1819）作为例证： 雪莱不擅十四行诗，每写必然技穷破格；这一首和《阿西曼地亚斯》（Ozymandias）一样，也是英国体十四行诗的变体，不但韵式错杂（abababcdcdccdd），而且在第四、第八两行之末，句势不断；幸好最后的两行作了断然的结论，收得十分沉稳，全诗在文法上乃一整句，前十二行是八个名词复合的一大主词，直到第十三行才出现述语（predicate）：are graves, 这祥庞大的结构译文根本无法保持，只能化整为零，用一串散句来应付。原文虽为一大整句，但其中包含了六个形容子句。也就是说，译文可能得用六个「的」字来照应。此外，our, their, Time’s 之类的所有格形容词有四个，也可能要译文动用「的」字。至于正规的形容词，和动词转化的形容词，则数量更多，细察之下，竟有 24 个。这些，如果全都交给「的」去打发，甚至半数交由「的」去处理，的的连声就不绝于途了。六个形容子句、四个所有格形容词、九个动词分词、再加 15 个正规形容词，共为 34 个，平均每行几乎有两个半，实在够译者手忙脚乱的了。不说别的，笫一行下马威、就一连串五个形容词，竟然也是的的(d,d)不休: 最懒的译法大概就是「一位衰老的、疯狂的、瞎眼的、被人蔑视的、垂死的君王」了，但是 21 个字也实在太长了。为求简洁，「的」当然必须少用，不定冠词 an 也可免则免，「君王」则不妨缩成单一的「王」字。以便搭配较为可接的某形容词。整首诗我是这样译的： 这首变体十四行诗，我译得不够周全：句长全在十二三字之间，倒不算脱轨，而是韵式从第七行起便未能悉依原文，毕竟不工。好在雪莱自己也失控了，末四行简直变成了两组英雄式偶句：我虽不工，他也不整，聊可解嘲。不过我要强调的不在格律，而是「的」字的安排。译文本来可能出现 34 个「的」字， 而使句法不可收拾，幸喜我只用了七个「的」。也就是说，本来最糟的下场，是每行出现两个半「的」，但经我自律的结果，每行平均只出现了半个。 白话文的作品里，这小小「的」字诚不可缺，但要如何掌控，不任滥用成灾，却值得注意。「的」在文法上是个小配角、小零件，颇像文言的虚字；在节奏上只占半拍（注 3），有承接之功，无压阵之用；但是在视觉上却也俨然填满一个方块，与前后的实字分庭抗礼。若是驱遣得当，它可以调剂文气，理清文意，「小兵立大功」。若是不加节制，出现太频，则不但听来琐碎，看来纷繁，而且可能扰乱了文意。例如何其芳这一句： 连用了五个「的」，中间三个尤其读来繁杂，至于文意欠清。诗文名家尚且如此，其后遗影响可想而知。我对 30 年代作家一直不很佩服，这种芜杂文体是一大原因。后来读到朱光潜、钱钟书的文章，发现他们西学虽然深厚，文笔却不西化，句子虽然长太，文意却条理清畅，主客井然，「的」字尤其用得节省，所以每射中的矢无虚发。我早年的文章里，虚字用得较多，译文亦然，后来无论是写是译，都少用了。这也许是一种文化乡愁，有意在简洁老练上步武古典大师。近年我有一个怪癖，每次新写一诗，总要数一下用了多少「的」字，希望平均每行不到一个：如果每行超过一个，就嫌太多了；如果平均每行只有半个甚或更少，就觉得这才简洁。我刚写好的一首诗，题为《夜读曹操》，全长 26 行，只用了六个「的」，平均 行才有一个，自己就觉得没有费词。一位作家不敢自命「一字不易」，但至少应力求「一字不费」。《夜读曹操》的前半段如下： 依然是长堤的坚决，一臂 把灯塔的无畏，一拳 伸向那一片恫吓，恫黑 寒流之夜，风声转紧 她怜我深更危坐的侧影 问我要喝点什么，要酒呢要茶 我想要茶，这满肚郁积 正须要一壶热茶来消化 又想要酒，这满怀忧伤 岂能缺一杯烈酒来浇淋 这是定稿，但初稿却多了四个「的」字，未删之前是「依然是暮年的这片壮心/依然是满峡的风浪/……我想要茶，这满肚的郁积/正须要一壶热茶来消化/又想要酒，这满怀的忧伤/岂能缺一杯烈酒来浇淋」。 近日重读旧小说，发现吴敬梓与曹雪芹虽然少用「的」字，并不妨碍文笔。且容我从《儒林外史》及《红搂梦》中各引一段，与新文学的白话文比较一番： 那日读到二更多天，正读得高兴，忽然窗外锣响，许多火把簇拥着一乘官轿过去，后面马蹄一片声音。自然是本县知县过，他也不曾住声，由着他过去了。不想这知县这晚就在庄上住，下了公馆，心中叹息道：「这样乡村地面，夜深时分，还有人苦功读书，实为可敬！只不知这人是秀才，是童生，何不传保正来问一问？」（《儒林外史》第十六回） 宝玉想「青灯古佛前」的诗句，不禁连叹几声。忽又想起「一床席」、「一枝花」的诗句来，拿眼睛看着袭人，不觉又流下泪来。众人都见他忽笑忽悲，也不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旧病；岂知宝玉触处机来，竟能把偷看册上的诗句牢牢记住了，只是不说出来，心中早有一家成见在那里了，暂且不提。（《红楼梦》第一百十六回） 《儒林外史》的一段，123 字中一个「的」也没用； 《红楼梦》的一段， 112 字中用了四个，平均每 28 字出现一次。这些都是两百多年前的白话文了；以下再引两段现代的白话文： 他不说了。他的凄凉布满了空气，减退了火盆的温暖。我正想关于我自己的灵瑰有所询问，他忽然立起来，说不再坐了，祝你晚安，还说也许有机会再相见。我开门相送，无边际的夜色在等候着他。他走出了门，消溶而吞并在夜色之中，仿佛一滴雨归于大海。（钱钟书：「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注 5） 白色的鸭也似有一点烦躁了，有不洁的颜色的都市的河沟里传出它们焦急的叫声。有的还未厌倦那船一样的徐徐的划行。有的却倒插它们的长颈在水里，红色的蹼趾伸在尾后，不停地扑击着水以支持身体的平衡。不知是在寻找沟底的细微的食物，还是贪那深深的水里的寒冷。（何其芳「雨前」）（注 6） 两文相比，钱钟书的一段，101 字中只有四个「的」，何其芳的一段，123 字中却用了 16 个：钱文平均 25 个字出现一次，何文则平均 个字出现一次，频率约为钱文的三倍。钱文比何文简洁，「的」之频率应为一大因素。再比两段分句的长度，就可发现，钱文用了 13 个标点，何文比钱文多出 22 个字，却只用了八个标点，足见钱文句法短捷，何文句法冗长，这和「的的不休」也有关系。 令古相比，钱钟书的「的的率」仍近于曹雪芹，但是不少新文学的作家，包括何其芳，已经升高数倍，结论是：今人的白话文不但难追古文的凝炼，甚至也不如旧小说的白话文简洁。钱钟书的外语与西学远在何其芳之上，他的文体却不像何其芳那么西化失控。钱文当然也有一点西化，例如「他的凄凉布满了空气，减退了火盆的温暖。 我正想关于我自已的灵魂有所询问，」这三句的文法，使用的正是西语风格。（我要乘机指出：「的」字所在，正是钱文西化的段落。）但是钱文的西化颇为归化，并不生硬勉强，反而觉其新鲜。何文就相当失控了：例如「白色的鸭」、「徐徐的划行」、「深深的水」几处，本来可说「白鸭」、「徐徐划行」、「深水」，不必动用那许多「的」。这种稀释的「的化语」在白话的旧小说里并不常见，究竟它是西化促成的现象，还是它倒过来促成了西化，还是两者互为因果，应该有人去深入研究。我觉得英文字典的编译者，似乎要负一部分责任。翻开一切英汉字典，包括编得很好的在内，，形容词项下除了注明是 adj. 外，一定是一串这样的「的化语」：例如 beautiful 项下总是「美丽的、美观的、美好的」；terrible 项下总是「可怕的、可怖的、令人恐惧的」；important 项下则不外「重要的、重大的、非常有价值的」。查英汉字典的人，也就是一切读者，在这种「的化语」天长地久的洗脑下，当然也就习以为常，认定这小「的」字是形容词不可或缺的身份证，胎记一般地不朽了。 这种「的化语」若是成群结队而来，就更势不可挡，直如万马奔腾，得得连声，请看二例： 两段相比，老舍的 78 字里有「的」12，平均六个半字有一个「的」；徐志摩的 64 字里有「的」 14，平均四个半字有一个。两段都的的不休，而徐文尤其纷繁，一个原因是徐文「的、地」不分，把原可用「地」的副词「渐渐」与「参差」用「的」垫了底，所以多用了三个「的」。但是就一连串的「的化语」而论，老舍却显得生硬而吃力，因为「祥子」头上一连七个「的化语」是叠罗汉一般堆砌上去的，「产儿」头上的四个也是如此；而徐志摩的一段，「炊烟」后面曳着的一连八个「的化语」却是添加的，被形容的炊烟已有交代，后面一再添加形容词，就从容多了，至少不像成串的形容词堆在头上、一时却又不知所状何物，那么长而紧张，悬而不决。（注 7） 英文的修饰语（modifier）中，除了正规的形容词常置于名词之前(例如 the invisible man)之外，往往跟在名词之后。例如 woman with a past, the spy behind you, the house across the street，便是用介词片语来修饰前面的名词；若是用中文译成「来历不堪的女人」，「你身后的间谍」，「对街的房屋」，修饰语便换到前面来了，而语尾也就拖上一个「的」字。又例如 The woman you were talking about is my aunt 一句，形容子句 You were talking about 原在主词之后；若是译成「你刚说起的这女人是我阿姨」，形容子句就换到主词前面来了，当然也就得用「的」来连接。如果修饰语可以分为「前饰语」与「后饰语」，则英译中的一大困局，便是英文的后饰语到中文里便成了前饰语，不但堆砌得累赘生硬，而且平空添出一大批「的化语」来。译者若是不明此理，更无化解之力，当然就会尾大不掉，不，高冠峨峨，的的不休。有一本编得很好的英汉辞典，把这样的一个例句：I know a girl whose mother is a pianist. 译成「我认识其母亲为钢琴家的一个女孩。」英文的后饰语换成中译的前饰语，此句正是标准的恶例。这样英汉对照的例句，对一般读者的示范恶果，实在严重，简直是帮翻译的倒忙。其实英文文法中这种关系子句（relative clause），搬到中文里来反正不服水土，不如大而化之，索性将其解构变成一个若即若离的短句：「我认识一个女孩，她母亲是铟琴家。」 到了真正通人的手里，像关系子句这种小关细节，只须略一点按，就豁然贯通了。钱钟书《谈艺录》增订本有这么一段：「偶检五十年前盛行之英国文学史巨著，见其引休谟言『自我不可把捉』(I never can catch myself)一节，论之曰：『酷似佛教主旨，然休谟未必闻有释氏也』(The passage is remarkably like a central tenet of Buddhism, a cult of which Hume could hardly have heard.——, A Survey of English Literature.)（注 8）。」这句话换了白话文来翻译，就不如钱译的文言这么简练浑成。其实无论在《谈艺录》或《管锥编》里，作者在引述西文时，往往用文言撮要意译；由于他西学国学并皆深邃，所以译来去芜存菁，不黏不脱，非仅曲传原味，即译文本身亦可独立欣赏，足称妙手转化(adaptation)，匠心重营(re creation)。容我再引《谈艺录》一段为证： 拜伦致其情妇 (Teresa Guiccioli)书曰：「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eration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注 9） 这一句情话，语淡情深，若用白话文来译，无非「一切如常，只是你走了。而我仍在此。两人分手，远行的人总不如留下的人这么受苦。」文白对比，白话译文更觉其语淡情浅，不像文言译文这么意远情浓，从《古诗十九首》一直到宋词，平白勾起了无限的联想、回声。也许有人会说不过是一封情书罢了，又没有使用什么 thou, thee, thy 之类的字眼，犯不着译成文言。其实西文中译，并不限于现代作品，更没有十足的理由非用白话不可；如果所译是古典、至少去今日远，也未始不可动用文言，一则联想较富，意味更浓，一则语法较有弹性，也更简洁，乐得摆脱英文文法的许多「虚字」，例如关系代名词 who，关系副词 when, where, 或是更难缠的 of whom, in whose house 等等。的的不休，不可能出现在文言里。文言的「之」字，稳重得多，不像「小的子」那么闪烁其词，蜻蜓点水，只有半拍的分。你看「赤壁之战」、「安史之乱」、「一时之选」、「堂堂之师」，多有派头。改成「赤壁的战」、「安史的乱」固然不像话，就算扩成五字的「赤壁的战役」、「安史的乱局」，也不如文言那样浑成隆重。 也就难怪早年的译家如严复、林纾、辜鸿铭者，要用文言来译泰西作品，而拜伦《哀希腊》一诗，竟有苏曼殊以五古，马君武以七言，而胡适以骚体，竞相中译而各有佳胜。后来的文人，文言日疏，白话日熟，更后来，白话文本身也日渐近于英文，便于传译曲折而复杂的英文句法了，所以绝少例外，英文中译全用了白话文。不过，在白话文的译文里，正如在白话文的创作里一样，遇到紧张关头，需要非常句法、压缩用词、工整对仗等等，则用文言来加强、扭紧、调配，当更具功效。这种白以为常、文以应变的综合语法，我自己在诗和散文的创作里，行之已久，而在译时也随机运用，以求逼近原文之老练浑成。例如叶慈的《华衣》，短小精悍，句法短者四音节、二重音，长者亦仅七音节、三重音，若译成白话，不但虚字太多，的的难免，而且句法必长，沦于软弱，绝难力追原文。终于只好用文言来对付，结果虽然韵序更动，气势则勉可保留，至少，比白话译来有力。 华衣（注 10） 译界耆宿王佐良先生去年不幸逝于北京。生前他推崇严复，曾撰「严复的用心」一文，探究几道先生何以竟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来译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的名著，结论是当时的士大夫习于古文，若要他们接受西学，译笔宜求古雅。如此看来，则严复所言「译事三难：信、达、雅」，其中的雅字竟另有其隐衷了。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传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王佐良译：「论读书」）（注 11） 这是培根小品名作「论读书」(Francis Bacon: Of Studies)的前段。毕竟是四百年前的文章，原文明澈简练，句法精短，有老吏断案之风。用白话文来追摹，十九难工。王佐良用文言翻译，颇见苦心，虽然译文尚可更求纯净，但是以古译古，方法无误，雄心可嘉，至少是摆脱了「的的不休」的困局。 1996 年 2 月于西子湾 注 1：语法近于英文的 the rich, the undaunted, the underprivileged; 不同的是，英文语尾仍有变化，莫衷一「是」。 注 2：相似语尾尚有 readable, soluble 等格式，其他各项亦然。 注 3：闻-多创格律诗，将每行分为二字尺、三字尺。其实「这是一沟蛆望的死水」一句，「绝望的」只能算二拍半，「的」字不能读足一拍。 注 4：见杨牧编《现代中国散文选》374-375 页，台北洪范书店， 1994。 注 5：见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9 页，上海开明书店， 1941。 注 6：见杨牧编《现代中国散文选》374-375 页，台北洪范书店， 1994。 注 7：徐志摩这一串「的化语」，因属后饰，不违中文语法，且有炊烟缕缕意趣，颇有效果，不能以「的的不休」病之。 注 8：见钱钟书《谈艺录》增订本 597 页，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88。 注 9：见钱钟书《谈艺录》增订本 597 页，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88。 注 10：见余光中编著《英美现代诗选》53-54 页，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译文已有修正。 注 11：见王佐良编译《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新选》 8 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