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林的编辑们

《俊友》又译《漂亮的朋友》，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写于1885年。在莫泊桑的全部创作中，它是描写最广阔、暴露最深刻、批判最有力的一部。《俊友》的创作，证明了莫泊桑艺术视野的广阔与深邃，以及作为艺术家的勇气与魄力。《俊友》描写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青年恶棍、资产阶级、冒险家杜洛阿利用种种无耻手段发迹的经过。通过他的发迹，作家不仅刻画了杜洛阿本人灵魂的卑鄙龌龊，更为主要的是深刻地反映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政治生活的黑暗与丑恶，以及资产阶级的堕落、报界的污秽。19世纪末期，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殖民主义扩张、资本输出已成了共和国政治经济的中心问题，靠放债和有价证券的利息生活的食利者阶层迅速扩大，被列宁称之为“高利贷的帝国主义”。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完全丧失了自己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堕落成为完全反动的阶级了。莫泊桑在谈到艺术创作时曾说过：“作家要利用那最恰当的结构上的巧妙，把主要的事件突出地表现出来，而对其他的事件则根据各自的重要性把它们作为深浅程度适当的浮雕，以便产生作者所要表现出来的特别真实所具有的深刻感觉。”莫泊桑的优秀作品就常常是以精心的结构、巧妙的布局，为其增添了艺术力量并赢得广大读者赞赏的。《俊友》也显示了作者同样的艺术才能。莫泊桑以艺术家的魄力使作品主人公和环绕在主人公周围的众多人物与事件浑然一体，从而构成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巴黎社会生活一幅生动图景。在巴黎，有多少无辜的人被残害，有多少纯洁的人被侮辱，有多少天才被扼杀！何以像杜洛阿这样一个出身低贱，不学无术，有着肮脏灵魂的流氓恶棍却爬上了显赫的地位，获得了财富与荣誉，“变成了世界主人翁之一”？作家提出了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以极其严峻的态度思索和研究着这个问题，并且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和所描绘的生活画面，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杜洛阿原是一个乡镇贫穷酒店老板的儿子，为了变成一个“先生样角色”，他读过书；为了“变成军官、上校、将军”，他服过兵役，在法国殖民地阿拉伯度过两年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的放荡生活。这种生活将他造就成了一个淫棍、一个、一个卑鄙龌龊的无耻之徒、一个冒险家。之后来到巴黎，做了一个小科员。小说开始时，杜洛阿穿着低劣，一派寒酸，口袋里装着只够两餐晚饭的钱，但他却利用自己漂亮的长相在巴黎街头横冲直撞，猎取美色，并寻觅发财致富的机遇。在巴黎街头，他碰到了当年的老朋友，现在是《法兰西生活日报》政治新闻的主编管森林。由于管森林的介绍，杜洛阿进入了法兰西生活日报社。于是这个流氓与就在报纸这个“辽阔的共和国”里，纵横驰骋，利用各种卑劣手段，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几乎是毫不停顿地通过报社的各个部门，扶摇直上，飞黄腾达。小说结束时，杜洛阿已成了《法兰西生活日报》的总编辑，同时他感到有许多有名之士在推动他、抬举他，国会议员和部长职位也在向他招手。杜洛阿不学无术，没有任何才能，他是怎样爬上去的呢？他只是靠了女人才爬上去的。杜洛阿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但他玩弄女性绝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女人作为晋身之阶，从而获得金钱与地位。对于资产阶级来讲，爱情婚姻只是一种“发财的工具”，对于这个以“向上爬”作为灵魂主宰的杜洛阿来讲，更是如此。他和任何女人的结交往来都是出于卑劣的利己目的，他认为“……一切不过是利己主义出发的，对于雄心和财产所抱的利己主义究竟比对于异性和爱情而抱的利己主义值价得多。”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信条，杜洛阿虽是一条淫棍，却并不沉湎于无度的女色，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分析他的地位与前途，考虑如何才能更迅速地发财与高升。为了给自己开拓新的前途，他时时窥测猎获引诱的女性，更换自己的目标。这种两性关系上极端的、残酷无情的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杜洛阿当新闻记者的第一篇文章出自管森林妻子之手，文章给他带来了作为记者的最初声誉。在管森林夫妻的帮助下，他成了名记者。但他野心勃勃，发财心切，还是忧虑自己的好运来得迟缓，尤其苦恼的是自己地位的平凡。究竟由哪一条路线可以爬到名利双收的高级地位？当他了解到只要设法进入上流社会就可以发迹，他就决定打开对他一直关着的巴黎上流社会的大门，结识那些有助于自己前程的妇女。于是他去拜访马莱勒太太、一个巴黎上流社会的有夫之妇。他利用自己的长相和吸引力很快就将她征服。此后，杜洛阿就涉足上流社会了。这项快得莫名其妙的成功，使得杜洛阿的“种种希望，关于提高地位，获得成绩，享受盛名以及黄金和美人的希望，错乱地构成了一种幻境，在这幻境里，他徒然发现一连串出色的、有钱有势的女人如同寓言幻剧最后一幕里排列成行的女配角一样，都带着微笑，一个跟着一个走过来再躲到他幻梦中的黄金云雾里。”为了在报社取得更多的好处，得到更高的地位，他去拜访日报总经理的夫人洼勒兑尔太太，他玩弄手腕，施展术取得了夫人的青睐，拜访的结果，他升了“本市要闻”的编辑主任，收到了赴晚宴的请帖。在晚宴上他真的变成了一个很有气派的真正的上流社会的人了。其后，他又采用卑劣手段诱奸了洼勒兑尔太太，然后又残酷地嘲笑她，侮辱她，可又利用她在摩洛哥事件中赚了7万法郎。真是下流透顶。朋友管森林的妻子玛德莱茵聪明伶俐，交游甚广，又有手腕，“对于一个想向高处爬的男人那是一个宝库”。因此，在朋友活着的时候，杜洛阿就觊觎朋友的妻子，在老朋友刚刚咽气时就想着征服她，他这样“匆忙并非因为对她存有一丝一毫的爱情，完全是出于一种利己的动机”，“同着她在一块儿，他会变成很强干的，和令人害怕的，他真会发展得快而远”。他之所以要结婚，也是因为要在社会上取得地位。与玛德莱茵结婚之后，他的日常工作由妻子代作，没有她，杜洛阿是算不了什么东西的。依仗妻子的交际和文笔，他升了“政治消息”的主编。并在一些政治团体中出了名，扩大了社会影响。当妻子继承了沃德雷克100万法郎的遗产时，他又施展阴谋，装着保护妻子贞节的名义，抢劫了妻子一半财产。他靠妻子提高了社会地位，靠妻子发了财，但对妻子像对其他女性一样，从未真心相待，只不过是“利用”而已。在征服摩洛哥的战争中，洼勒兑尔赚了5000多万金法郎，在不多几天之间“成了世界主人们中间的一个，全能的资本家中间的一个，力量比国王还要强些……”用巨款买了一座豪华的住宅。杜洛阿漫步其中，非常惊异它的气派，感到这是应该来过活的地方。他思虑着：既然别人暴发了，为什么我将来不会暴发？他盘算种种暴发的方法。他找到了：只须和老板的女儿西茶茵作夫妇就可以，她会给他带来他梦想的一切。相比之下，他感到妻子现在对他成了一个束缚，不会给他带来多少远大前程。于是在取得西茶茵的允诺之后，就设计圈套，揭发了妻子的奸情，和她离了婚。玛德莱茵被他用完了，就一脚踢开，另寻更大的发财与升迁的工具了。他知道公开求婚不会被允，于是就设计拐西茶茵，迫使洼勒兑尔承认了这桩婚姻。他成功了，由于这桩婚姻，他得到了报社总编辑的位置，由于作了西茶茵的丈夫，通往内阁的道路也为他打开了。通过杜洛阿如何利用女人而发财升迁的过程的描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世界道德的沦丧。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资产阶级家庭，又没有任何感情作为维系，夫妻之间的变心是彼此双方面的，在这里，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资产阶级家庭崩溃解体的具体图画。在资产阶级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里，一切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腐朽糜烂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上流社会的马莱勒太太到巴黎街头的妓女乐色儿，从堂堂内阁到巴黎街头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的卖淫，一样的无耻欺诈，一切都淹没在情欲之中，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巴黎，真正是个“荒淫无度的巴黎”。杜洛阿的政治生涯同他的私生活一样卑鄙龌龊，充满了欺。他进报社工作并非想将自己造就成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而是“像小偷利用梯子一样利用报纸”，目标“是向充满战斗的政治、议会，不同的生活和道路走去”。杜洛阿的信条是“世界是归强有力者管辖的，应当做强有力者，应当超于一切之上”。杜洛阿要做强有力者，要进议会做部长，要发财要升迁，不是凭聪明才智，更不是靠努力奋斗，而是靠无耻欺。他利用术取女人的爱情，取人家的信任与金钱。例如，他抢劫妻子所继承的遗产是欺；为开拓更远大的“前程”拐走西茶茵是欺；他在《法兰西生活日报》上为了自己所投靠的洼勒兑尔金融财阀，为了自己的升迁，说谎做假制造了无数的。正如马莱勒太太痛斥他时所说的：“像欺一切人，像剥削一切人，像四处寻金钱与快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前程是滑头们的”！杜洛阿身上一切卑劣的品性不仅没有妨碍他，反而成就了他，使他到处畅通无阻，如愿以偿。洼勒兑尔老板提拔杜洛阿任日报“本市要闻”的编辑主任，就因为经过探测、试验和考察，看出了杜洛阿是个狡猾勇敢和善于临机应变的人，他有“天生的狡猾去每天预测老板的秘密念头”，为洼勒兑尔邦的利益，为自己被收买，能够巧妙地机警地利用种种“言外之意”去散布谣言，否定事实。当洼勒兑尔发觉杜洛阿把女儿拐走，自已被玩弄了的时候，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决定将女儿嫁给他，因为他在杜洛阿的拐行为里，竟看出了杜洛阿“居然是精明能干的”，“是个有前途的人，他将来是要做国会议员和部长的”。非常惊异和赞赏杜洛阿从前怎样用3篇文章就打倒了外交部长拉洛史，怎样毅然做了一个人在丈夫地位不十分容易处置的事情。洼勒兑尔，拉洛史和杜洛阿同属一类人物，都是资本主义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毒菌。只不过在争夺权利的狗咬狗的斗争中，被杜洛阿这个强有力者所打败、所玩弄而已。杜洛阿这个狡诈的的胜利说明，他的这些恶德正适应了日益堕落的资产阶级的需要，特别是金融垄断集团为了控制操纵国家的政治经济及一切宣传工具，总是要物色一批“精明能干”的代言人，越是凶狠，越是贪婪，越是无耻，越是狡猾对于资产阶级就越是有价值。因为这时的资产阶级已经不是靠说真话而是靠欺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了。这就是杜洛阿得以发迹的真正的社会原因。……拉法格赞誉“莫泊桑是现代作家中的唯一的例子，他敢于在他的小说《漂亮的朋友》中揭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与无耻……”《法兰西生活日报》原是巴黎一种卖淫式的可疑的下流小报。“它类似政治和交易所中坐享其成的匪帮们的通讯社”，它变成金融掠夺者的巢穴，是进行讹诈和制造赝品的工厂。总经理洼勒兑尔是政府的议员、银行家和企业家，是个十足的拜金主义者。他办报纸的真正目的是支持他的投机活动和企业活动，报纸只是他发财的工具而已。日报的真正编辑者“原是半打左右和报馆总经理所经营或者所支持的投机事业有关的众议员”，被称为洼勒兑尔邦。特别是其中的拉洛史，他是日报的主要股东之一，是《法兰西生活日报》的隐名的但却是真正的编辑，是报纸的灵魂。杜洛阿只是他的传话工具，通过杜洛阿在《法兰西生活日报》指挥着整个政治战场。因此，《法兰西生活日报》虽是个可疑的小报，但它从一开始就是“在国家的背景上和政治的基层上航行的”，随着它的股东们政治地位的提高，特别是拉洛史任外交部长之后，它几乎就变成一张官方的报纸了。他们利用这张报纸以实现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进行控制与渗透，他们利用这张报纸“传播消息，散布谣言，影响读者和公债”。拉洛史之类的人物的聪明，全都关在两堵墙之间，“关在金钱和政治之间”。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利用国家机器，以加速资本的集中，他们从事政治乃是为了赢利。拉洛史原是议员，他垂涎部长的职位，于是就利用摩洛哥问题，通过杜洛阿在《法兰西生活日报》发动了一场巧妙而激烈的笔战，进攻负有政治责任的内阁，制造政治风潮，造成了一阵大的骚动，给政府当局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使之陷入困境。当屠朗内阁被打倒，麻乐奉命组阁时，拉洛史作了外交部长。于是他就成了“洼勒兑尔邦这个金融集团在政府里的代理人了”。新内阁刚刚组成，洼勒兑尔就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被称之为“简单宣言”，其中暗示了部长们应走的路线，从这里可以看出金融家具有左右政府的力量。拉洛史进入内阁，表明金融集团与政府的人事结合越来越密切。通过他们所担任的要职，给政府的内外方针政策施加巨大影响，或成为它的决策者，摩洛哥问题就是明显的一例。拉洛史从做外交部长那一天起，就决定占领摩洛哥，于是通过黑市经纪人瞒过另一系财阀，一步一步买进摩洛哥借款债票的全数。为了怕别人识破他们的计划，拉洛史授意杜洛阿在《法兰西生活日报》发表文章制造：“请您对于派遣军队只说那是应当实现的，一面却听凭读者好好地悟到那在将来并不会实现，请您使读者从字里行间看清楚我们决不会加入这种冒险行动。”以此影响社会舆论，掩饰他们暗地里的投机活动。当占领摩洛哥以后，政府保证摩洛哥被占领前所发的借款债务，结果洼勒兑尔赚了5000万金法郎，拉洛史与另一阁员赚了2000万金法郎。从作家深刻的揭露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野蛮残酷的殖民掠夺，而且看到了金融集团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隐蔽巧妙的手段把巨额的战争利润转移到垄断资本集团手里。这种肮脏的财政黑幕与欺行径，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全部历史中几乎都贯穿着的鬼蜮伎俩；同时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国家同垄断集团的融合，法国政府当局占领摩洛哥完全是为了交易所大老板的利益而进行的殖民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法兰西生活日报》充当了金融界的走狗，完全按照主子的命令发表文章制造，而根本不顾事实真相。资产阶级新闻界对金融界的卖身投靠，对政权当局的攀附，被揭露得可谓淋漓尽致了。资产阶级报纸同资产阶级的一切投机和商业活动一样，毫无信用可言，幕后的阴谋诡计，反映为报纸上的公开论战，无非是为了排挤对手的狺狺狂吠；一场接一场的，一团又一团的迷雾，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谣言，无非是为了勒索、敲诈和抢劫。《法兰西生活日报》并非一个偶然的事例。1887年2月1日劳·拉法格写信给恩格斯，告诉他《人民呼声报》出版者卡洛琳·塞维林同编辑们的冲突，以及他在报纸上袒护坏人的卑劣行径。恩格斯在回信时说道：“星期一晚上我看完了《漂亮的朋友》，我反复思考书中所描绘的巴黎新闻界，当时我认为这种景象一定是夸大了的，就在星斯二的早晨，你和保尔的来信使我看到了《漂亮的朋友》生活中完全现实的一幕。现在我应当向吉·德·莫泊桑脱帽致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莫泊桑在《俊友》中真实地再现了巴黎新闻界的现实，他所揭露的《法兰西生活日报》的肮脏内幕，对资产阶级报纸来讲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一种高度的艺术概括。莫泊桑生活与创作的年代，正是法国自然主义泛滥的时期，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莫泊桑坚持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认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是艺术家的话，就不会把生活的平凡照相表现给我们，而会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给我们。”但是，莫泊桑并未完全摆脱自然主义对他的影响。在《俊友》中，他对资产阶级两性关系及性生活的描写是十分污秽的。当然，资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比起莫泊桑一切龌龊粗俗的描写来得更为令人作呕，但问题在于怎样去描写。在莫泊桑的笔下，从他对资产阶级世界不堪入目而又难以启齿的无耻事物与肮脏生活所作的具体的描写里，我们感到作家对这些东西似乎带有某种兴趣，更令人惊异的是，当作家的笔触伸入到这个领域时，批判暴露的锋芒顿时变得迟钝了，缺乏明确的批判态度。于是资产阶级粗俗的情欲，爱情的虚伪被描绘成人的一种本能与天性，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罪恶，没有指出造成这种淫荡现象的社会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俊友》中这些不洁的细节描写就成了作品的污点，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多余的有害的，它损伤了作品主题的严肃性。莫泊桑描绘了他不应该描绘的东西，违反了他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深刻的矛盾，特别是资产阶级精神世界骇人听闻的腐朽与堕落，使莫泊桑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莫泊桑以敏锐的艺术家的眼光看到了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了，而一切无耻的反动的东西却胜利了；爱情本来是一种美与幸福，但透过爱情的外壳看到的尽是虚伪与欺，于是他感慨美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幻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与狠毒，使莫泊桑感到极大的孤独与寂寞，他感到邻居之间只一墙之隔，却把人隔离得如同星际般遥远。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他们受到的死亡的威胁，以及作家对于自己健康的忧虑，使他得出了“生活就是死亡”的结论。人生与社会既然这样，“那么还留恋什么，向谁做不平之鸣？我们能够相信什么？”莫泊桑否定了宗教，认为它是幼稚笨拙的，那么“只有死亡是确实可靠的”。在《俊友》中作者通过诗人伐仑之口抒发了这种思想情绪，表现了莫泊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恶痛绝。这种情绪不是莫泊桑个人的，而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随着巴黎公社革命高潮的低落，许多人只见遍地污泥而看不到未来的前景。由于阶级的局限，莫泊桑没有认识到解决资本主义矛盾，消除社会罪恶的途径，在法国早已辉煌地出现过，那就是1871年的公社革命，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不成熟，它暂时失败了而已。在《俊友》中，莫泊桑通过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他所描绘的生活画面，通过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暴露、批判和谴责，也通过他悲观苦闷的叹息，提出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引起了读者深沉的思考与极大关注。这势必“动摇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现存事物永世长存的怀疑”。尽管莫泊桑面对这些社会问题毫无办法，但他的《俊友》对于产生它的时代来讲，“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袁冬同名女作家，笔名千鬼黛，25岁，意林传媒集团旗下《意林小小姐》签约作家。生日：星座：天蝎 崇拜的人：尾田大师，伊藤润二，杉田智和……喜欢的漫画：《银魂》，《海贼王》，《地狱老师》等等等等……喜欢的事：写东西，看漫画，唱歌(唱得很难听)，弹琴(听的人很难过)，画漫画(画得很难看)养过的宠物：曾经养过猫咪、斗鱼、仓鼠，捉过麻雀蜻蜓知了蝌蚪什么的养，但结局都是悲伤的。现有五只狗，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快乐的过完一生！对读者说的一句话：动物虽然不会说话，不会推理，但他们能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痛苦，甚至比人类的感觉还要敏锐。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善待身边的它，抵制虐杀小动物的的行为，让他们和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编辑本段作品及主要内容《悠莉宠物店》施悠莉是个有特殊能力的腹黑女，她的口头禅是：“杀了你哦。”她带着她的宠物——一条青色的小蛇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转学进入著名的私立高中——金 私立高中。悠莉独立经营着一家神秘宠物店，并用自己完美演技过了所有人。得到了同学老师甚至校长的同情和鼓励。某天，她遇到了一只被主人抛弃的牧羊犬，终于暴露出了自己真正的生意——接受动物的愤怒，惩罚人类。愤怒，是她生存下去的食粮，为了得到这种独特的食物，她强迫自己活在黑暗之中……直到喜欢清扫大妈装扮的女班长、善良的孤儿院小孩、健忘的校草、视自己的宠物为珍宝的人们出现……悠莉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有时候，她恨不得让青蛇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类全部吃掉，但是有时候，却有些许幸福的感觉在心底蔓延。这样看来，随之而改变的，好像不止是她的生活而已……《悠莉宠物店2》当悠莉以为自己从此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时，那个救了悠莉的驱魔少年登场了，至此，宠物店内迎来了新的伙伴——姜夕夜。所以，今天的悠莉，依然被一群不正常的朋友围绕着，今天的宠物店，也好像出现了更多问题。悠莉的宠物青蛇施施、善良的小宣、“清扫大妈”车恩雅、健忘的校草李尚轮都在不知不觉中被什么改变着……唯一没有变的，是动物们的心。只要你对它好，它就会用真心来报答你，它们永远不会变。与此同时，借助姜夕夜驱魔能力生存下来的悠莉，也因为这种能力惹下了一系列的麻烦，当年那些改变了她的朋友们，如今，或许会因为她而受伤。谁能告诉她，她要怎么做才能改变这一切？她要怎么做才能保护身边的朋友呢？施施、小宣、车恩雅、李尚轮，可爱的动物们，还有那个笨蛋驱魔师……大家请相信她吧，悠莉一定会守护住，这家充满了欢乐与温馨的——悠莉宠物店。《萌淑女驾到·美女训练营》造型师海星野，总是微笑的少根筋晒年;才艺培养师芮泽明，绅士风度十足的音乐天才；心理咨询师南宫要，拥有者高达180的智商；加上一个天然呆助理海安安，在这所贵族学院里，这样的组合好像无所不能。可是，他们忽略了女生的力量，尤其是当女生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美女训练营，一个吧丑女塑造成美女的社团，在最开始，就遇到了让四个人欲哭无泪的困难，可他们并没有团结起来克服困难，上一代的恩怨注定她们不能够成为伙伴。女生们的心思、家族的产业、上一代的恩怨......这些复杂的因素纠缠在一起，让他们每次做决定时都要瞻前顾后。当亲情、友情遭遇利益的冲突，他们是选择友情还是利益？任何人都是渺小的，但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变得更加强大，为了守护至关重要的东西。青春是一场华丽的冒险，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遇见，珍贵的朋友。本名：程慧嫦 与自己的书合照^^主打笔名：皆无艾尔昵称：皆小无家乡：南方兴趣：爱好幻想，热爱动漫，同时又是音乐白痴，反应迟钝，时常在午夜码字，巧克力冰激淋天天吃，偶尔性疯狂逛淘宝收集鞋帽衣饰及各式萌物……星座：个性爱憎分明，绝对典型的天蝎座！喜欢的颜色：紫色喜欢的饰物：蕾丝最爱的书：《温柔的杀死龙的方法》系列最爱的人：GEMINI×4（+2）目前职业：写手、编辑休闲与娱乐：刷微博、逛淘宝、看动漫、泡图书馆赫连湘歌网络ID，自1970年注册于科幻世界官方论坛天空之城。天空之城版主，管辖“南瓜地写作小组”版块，并曾兼任“试炼塔”版块版主。又名苏薇。永恒20岁，身高170cm，性别时男时女，喜欢以萝莉、伪娘或大叔自居。现为网络电子杂志《新幻界》社团练笔栏目责编。照片原来鬼曝光过删了，杂志上都有的

晚清文学，1895—1911年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文学报刊的发展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分别于1895年和1896年创刊的。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份报纸《清议报》（1898年— ）和《新民丛报》（1901年— ），以继续他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助创办《国闻报》（1897年— ）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年—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苏报》（1897年— ）、《国民日日报》（1903年— ）。到1906年，据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种。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年— ）、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年—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年— ），以及黄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年— ）。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裁中。“新小说”理论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梁启超在1898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甚高焉。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穆勒的著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著名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读者的。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新小说的实践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的感情。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著作——18世纪的小说《儒林外史》。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的光辉先例。不过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著名小说中所描写的18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厌世者”。也许可算是晚清最优秀的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给自己选了一个含有悲哀隐喻的“老残”笔名，在一场失败的棋局中作最后的挣扎。书名为《痛史》、《恨海》、《劫余灰》、《苦社会》等小说赋予晚清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暗和悲愤的感情。它们积累起来的不安情绪的深度是比较沉静的《儒林外史》所不能比拟的。尽管晚清社会小说得益于《儒林外史》甚多，我们仍不应忽略它们的一些独有的特点：外国词语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场面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官场现形记》里提到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在《孽海花》里，甚至还有外国人——约翰·弗赖尔、托马斯·韦德、一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位德国将军（瓦德西）——出场。而且，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在许多晚清小说中还谈论“洋务”，描写外国风气涌入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都热心汲取外国思想，他们却显然并无意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尽管西方著作的译本与日俱增。他们模仿西方文学的范围只限于某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了极受欢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仿他的中国侦探英雄。侦探小说的盛行既是社会小说通俗化的扩展，也是西方影响的结果。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说的又一特征。这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的未完成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部小说的故事始于一个中华乌托邦共和国建立之后50年。另一部旅生写的畅销小说《痴人说梦记》以一场梦为结尾，梦中的上海不再有外国人、外国巡捕，建筑上没有外国招牌，没有外债，有的是中国人建筑的大量铁路和学校。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楚山”的海岛上。明代遗民将岛建成一个政治乐园，岛上有一个“民权村”，礼堂、医院、邮局、公园、图书馆、体育馆俱备，还有三家工厂、一家轮船公司和许多现代化的学校，全都办理得井井有条，为岛上的大约3000个家庭谋福利。显然，这些小说源出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幻想传统。不过它们对未来的憧憬和现代化的内容，却进一步表现出社会对加速改革的盼望。这些新中国的乌托邦为作者同样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热情洋溢的政治梦想——他们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之情在想像中的满足——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现实问题的浪漫主义的逃避处所。虽然关于中国命运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都指出改革的迫切性，但维新本身却成了没有精神内容和政治意义的陈词滥调。正如李宝嘉、吴沃尧和曾朴等人的著作中所描写的，改革思潮已经堕落为供一群“洋务专家”鹦鹉学舌的老生常谈。这些洋务派是各地“自强”努力的产物，他们只不过是一批在上海、广州、天津这些条约口岸买办“洋场”中游手好闲的机灵的纨绔子弟。晚清小说展示出一幅点辍着这些徘徊于华洋之界的人物的图景，他们混迹于贪婪的商人、追求社会地位的新贵，和迁入城市寻欢作乐的乡下地主的子孙之间。阅读这些讽刺作品——阴暗图景中的较轻松的一面——读者会感觉出作者们的自嘲与矛盾的心理。作为现实社会的伤心评论家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们，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是靠这些他们所讽刺的人过活的；他们自己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务”与“维新”的间接产儿。正是他们所厌恶的时髦维新思潮使他们的著作受欢迎。因此，尽管他们过着寄生生活，却很少有人赞成彻底革命，因为革命会将他们虽然反对却又习惯了的世界摧毁。虽然晚清小说的大主题是社会讽刺，但对社会与政治的批判也和作者自觉的主观个人感情交织在一起。社会和感情两种因素常互相结合以达到一定的情绪高度来为作者目标的严肃性辩护。被认为以《恨海》一书开创了“言情小说”的吴沃尧，在《新小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与言情小说之关系》的文章中宣称：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只可叫做魔……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在这篇陈义崇高的声明中，吴沃尧希望给主观感情以广阔的社会与伦理基础。这和翻译家林纾想从伦理的观点来为感情辩护如出一辙。但是这篇宣言的儒家框架并没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说的真实内容。其实它们大多数都是描写男女“痴”情和“着了魔”似的伤感主义的。正如林纾逐渐认识到的那样，个人感情，如果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否反映公认的伦理准则，都可能成为一个人的主导的人生观。特别是通俗言情小说的作者们发现描写感情，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现，会受到读者们热烈欢迎的时候，这种伦理的严肃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这种言情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家们认为是晚清小说中低级的一类。虽然它们的榜样显然是伟大的《红楼梦》，但大多数却更像19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类。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以色欲为中心兴趣的书，其中才子们迷恋的佳人又无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称为“妓院指南”。胡适挑选其中的两本《海上繁华梦》和《九尾龟》来特别加以谴责，说它们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学价值。因此，“言情小说”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亵渎感情——据文学史家阿英的看法，它们很快就为“鸳鸯蝴蝶派”打开了大门.

因为工作原因，编辑的原名与照片都是不允许对外公开的。所以你这样问基本也没有人会知道。苏薇好像也只是个笔名吧。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抱歉哦,现在还没在江湖中出现,但我只知道一些关于莫小西的,在以前的杂志里,欧阳夏飞对她的描述。 体重90斤(目测)瘦,还算高,长卷发,爱好化妆品和购物。什么宝马男,算浮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