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年论文答辩

本科入学条件：学业水平测试（即会考）成绩单和高中毕业证； 高中上来读本科的孩子，不需要高考成绩，俄罗斯的大学本科入学条件是 学业水平测试成绩（会考）都及格就可以，大家可能觉得比较简单，一般会考都能考过，对于有的省来说会考很简单，但的确就只要求会考成绩都及格就可以，没有具体分数要求。研究生入学条件是：具有本科毕业证、学位证和本科四年成绩单；成绩单没有绩点要求，需要注意的是 最后在打印成绩单的时候不要打印的过早，一定要等最后论文答辩成绩出来之后在打印，因为成绩单上最后一定要有毕业论文或者 毕业设计的字样；除此之外，还需要提供给学校这些文件的翻译公证件，如果在国内制作的话，就是办理这些文件的双认证。这是大学普遍要求的文件需求，还有一些大学在入系的时候需要提供语言等级证书，比如圣彼得堡大学入本科的时候，需要提供对外俄语一级证书。如果没有俄语基础的话，可以先读一年的预科进行俄语的学习和专业课的学习。在预科阶段，前三个月是语言学习，三个月之后学校会根据学生在入学时选择的学习方向开设相对应的专业课程，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及单词储备。预科结业后，拿上自己的本科文件去你想要入的系里报名参加入系考试，考试通过后即可进入俄罗斯的大学学习。

俄罗斯条件要求很低，语言可以过去再读，主要是钱吧，前几年去俄罗斯留学的孩子特别多，导致俄罗斯很多大学都狂涨价，今年似乎这种势头小了点。

因为好的人才和好的科研结果的产出需要生态圈，而生态圈的建立远比你想象的复杂。我当然不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不过我可以粗粗琢磨下。不才觉得真实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还要麻烦。而且我觉得我说话会很乱，因为这个东西的确很乱也很复杂。时间上不一定完全正确。

改革开放的时候刚刚恢复高考，那个时候高校系统残破不堪，那么首先需要一批好的教职人员。这一批教职人员能够胜任大学的教育研究工作。这些学者有些本来就厉害，有些是改革开放之后培养的，但是这个时候大部分人外语水平落后，那么跟上西方的进度就需要花时间了。读博的学生都清楚，人家发表的东西里面的研究问题和思想往往是几年前就成型这几年一步步做出来的，那么阅读文献还不足够赶上西方。这时候需要一批旅美旅欧的学者回来指导和交流，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多，分到各个专业就更少了，进度缓慢。

同时，那个年代的中考一开始是没有的，初中毕业不少人上了中专然后直接分配工作，那么和高等教育的接轨不够这时候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师范毕业的教师去教中学，那么这里面又有延迟。需要等师范大学成形有稳定生源很稳定师资才可以。这就很难了，因为大学生源靠好的高中教育，而高中教育需要靠好的师范大学。这是个困境，其中的解决要花很大的代价。事实上到今天，大家仍旧可以见到不少思想落后学业不精的中学老师，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解决。

高中教育接轨勉强接上，但是那个时候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工程院校的作用和需求大于基础学科，那么基础学科的拨款少，没法和国外交流，优先级低。直到今天博士生和硕士的工资仍旧少得可怜，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

时间进行到九十年代，这个时候慢慢的大学系统成形了，IMO疯狂拿金牌的这帮子小年轻从娘胎里呱呱坠地，我们快进到今天，90年出生的今年27岁，85年出生的32岁。22岁大部分人大学毕业，博士差不多5年，刚好博士毕业。数学学科这样的基础学科需要做1到2轮博士后，那就是3到6年，之后评上小AP，ASSISTANT PROFESSOR，最后评上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至此获得终身教职。当然这是美国的制度。美国是全世界学术交流的中心，如果一个人想要在基础学科有所建树，那么美国和欧洲的部分学校是最好的选择。也就是说题主你希望搞个大新闻的这一代人很多还在为自己的教职发愁，他们希望的更多的是有稳定的有意义的但不一定是震惊世界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可以帮他们立稳脚跟。假设这个时候他们回国了，他们的研究伙伴大部分也在西方，或者更直白些，在美国。他们成为国内教授之后也会隔三差五地跑出去开会。我们自己的国家还没有成为学术流量的中心。自己国家的学者也没法自己在国内长期稳定地输出结果。

这就是我说的生态圈问题，中国没法自己成为学术界的节点，以这个节点为中心产出结果。即使我们有爱国的学者，他们也需要大量和外国学者交流来保证他们成果的先进性。这种时候如果有世界级的数学家，那么是美国籍或者绿卡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这个时候出国留学的国内大学生变多，更多的人最终成为了中国籍的学者，但那又是未来的事情了。

整个学术圈子的发展是环环相扣的，环越多延迟就越大，你所说的高中数理化大牛也不过是高强度训练和举国体制搞竞赛的结果，和学术圈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再者秒杀外国人这个也太偏颇了，我并不觉得我们秒杀外国人。

当然这只是这一大团问题中的小部分，你要知道世界级数学家的产出和时代很有关系。陈景润能证明1+2，是因为前面无数数学家铺路，证明了许多弱化的结论。他本人也受益于不少前人的结果，比如Vinogradov的外尔三角和方法。Vinogradov本人也在上个世纪早些证明了三素数定理（1+1+1）。俄罗斯对于世界数学的发展贡献巨大，在这样一个生态下，陈景润的结果被苏联科学家给出我一点都不会奇怪，我们有陈景润是我们极大的幸运。世界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在普通人的眼里可能只是某个旷世奇才，由上帝安排下凡来给人类开启新世界的大门的。殊不知，这些科学家的背后有无数无名的英雄他们日以继夜的工作，用一个个失败来告诉我们哪些路走不通，这些学者在不断地交流和自我批判中给了后来人以启迪和希望。最后一位幸运儿靠着天资与勤奋，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成为了大部分人口中很厉害但是不知道他具体干了啥的“世界级科学家”。

而知道这些之后，你要明白中国要在21世纪大概率稳定产出这样的大师，需要中国有着大量的世界一流学者，大量的世界一流大学，给学者的优厚报酬和稳定的科研条件，大量的科研资金和其他一大车我自己根本想不全的条件，你难道不觉得中国还有很长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么？

和各位共勉。

一般不会有，但不排除极端情况，比如缺席考试等等。论文答辩前两个月左右会由你的导师为你安排预答辩，会有教研室的几个老师围着你，听你说你的论文并且会给你提问题，然后决定你是否可以继续参加答辩，这个几乎都是可以通过的，不过会有少数人无法通过，所以要好好准备。每位学生都要通过由学院老师组成的答辩小组的答辩才能获取到学位证书，没有通过答辩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只能拿到肄业证，当三年内答辩成功之后在使用肄业证换取学位证书，超过三年答辩没过的学生将没办法获得学位证书。

因为中国占主导的价值观是挣多少钱，是急功近利，缺出顶级科学家的修炼环境

小编放屁，，，，，，，，，，，，，，，，，，，，顶级科学家都是中国人，，，

曾经有人私下找过国内大一的学生试做过某年国际大学生数学竞赛题（IMC），结果北大最好的学生也不过能做出7道，其他学校就更惨了，虽然这个成绩也还行，考虑到改卷尺度问题，大约能排到二十多名，放在当年成绩最好的圣彼得堡大学也还是能够进校队，但也只是校队中等偏下的水平，看起来中国学生在学习数分线代这个阶段，优势可能已经被削弱了。我个人推测，到了大学阶段，中国大陆尖子生的数理化优势可能已经开始削弱了。当然这只是相对法国、俄罗斯等先进国家而已。而且要注意的是，中国大陆最顶尖的尖子本科生可能未必比台湾强多少。从国内的丘成桐数学竞赛的情况来看，唯二大一就拿纯数单项银奖的都是台湾学生，比如去年拿奖的台大的吴博生。据本人所知，虽然台湾中小学教育水平自李远哲教改以后水准下降的厉害，但是台湾的科学班还是培养出了一些尖子生的，比如建国中学科学班的学生，高中就去台大上课，在大陆，学生并没有这样的条件。

从国内教学要求和训练强度来看，当前国内最顶尖高校数学专业的教学要求和训练强度高于美国最顶尖大学，但低于法国、德国、俄罗斯最好的学校。再看次顶尖的学生，这部分学生将来应该是科研后备力量塔基，中国可能也不如这几个国家人数多。比如德国光是波恩大学一个学校，选修代数几何课的本科生某些年份甚至能达到60来人，我怀疑全中国加起来都未必有这么多。甚至德国不算最好的哥廷根大学的数学系，大一下必修实分析，大二上必修微分流形，这点中国没一个大学可以达到。至于中国大学从前的老师俄罗斯，那就不用多说了。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的毕业标准，中国没那个大学达得到，虽然中国最好的学生去莫大列大估计也算是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但是考虑到莫大和列大加起来每级500人的规模，中国在中学阶段相对于这三个国家的尖子生数量优势到了本科阶段，应该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我个人认为，问题可能是出在是中国的大学缺乏淘汰机制，给学生的压力实在太低。外加教授水平不怎么靠谱，所以甚至考试命题水平也不怎么靠谱，就算搞淘汰，搞不好是劣胜优汰。

在本科和硕士阶段（或者说美国制度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阶段），严格的教学和考核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可能最后能成为科学家的学生是少数，但是假如各个年级的学生程度不够好，那么会拖慢整体教学进度，让教授被迫降低教学难度，也不利于发掘学生潜力，毕竟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我们要知道，如果说基础课还有成型教材可以让学生自学，前沿课程则因为和科研前沿贴近，经常并没有什么成型教材可以让学生自学，如果只是给一堆文献让学生学，则不易在短时间抓住重点，假如有老师讲课，让学生快速形成一个框架，再自学相关文献和专著充实，这样的效果往往事半功倍。但老师授课也要考虑学生的程度，没有大量高水平的学生聚集，光有大批的高水平的教授聚集，这样的教学也很难理想。而大量高水平的学生，则必须依靠制度性培养机制来批量培养，而不可能是一对一的个别培养。以数学学科为例，哥廷根、莫斯科、巴黎这些曾经和现在的世界数学研究中心都是在聚集了大批优秀的教授的同时，也聚集了大批优秀的学生。而这些地方无一例外，都对学生采用了非常严格的教学和考核制度，从而实现了高水平学生的批量培养。比如德国和德语区，以及和德国在高等教育制度上一脉相承的俄罗斯，考试一大半人不及格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仅宽进严出的德国大学如此，即便是如莫斯科大学、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圣彼得堡大学、苏黎世联邦工学院这样学生经过严格考试选拔才能入学的学校也是如此，而且假如一门课三次考试不及格，这个学生就会被退学，这就是所谓三振出局的制度，此外学生要想毕业不但要通所有课程的考试，取得要求的学分，还需要通过一个综合性的学位考试，并且完成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答辩，这样才能成功毕业，最后顺利毕业的学生人数常常不足当初入学的学生的三成。如此相反的是，美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和冷战时期，也曾经有比较严格的教学，后来美国科学的快速崛起，不仅仅是二战导致一大批欧洲科学家去美国避难的缘故，也和这一时期美国本土科学人才不断涌现有密切关系。而到了冷战后期，美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从中小学到大学都纷纷降低要求，尤其是大学出现所谓的Grade inflation趋势，如Princeton大学，1969年平均GPA仅为，到了2014年已经增加到。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在50-70年代，获得菲尔兹奖的美国数学家比其他国家都多，而自2000年以来，纯粹由美国所培养的菲尔兹奖得主仅1人，而法国和俄罗斯所培养的菲尔兹奖得主均有4人，虽然冷战结束后大批俄罗斯数学家去美国，充实了美国大学的师资力量，然而此消彼长的态势依然非常明显。

然而很遗憾的是，90年代以来，这种Grade inflation的趋势也蔓延到了中国，甚至一些国内顶尖的大学，考试也越来越简单，学生做题也越来越少。整体上说，虽然现在的学生的眼界比同校的前辈们更宽，但是基本功却并不比同校的前辈们更好。虽然部分优秀学生对自己严格要求，借着信息时代的东风，利用网络上获得的国外顶尖大学的教学资料和引进的外文教材，让自己基本功扎实程度甚至超过了80年代的尖子生，但更多的学生却并不是如此。

到了博士阶段，情况更加不妙。一者，相对于俄罗斯、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以色列、英国等数学强国，中国本土的靠谱导师非常有限，只要看看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过报告的数学家人数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排除2002年那一次，北大和中科院放到世界范围内，找出六七十个导师队伍比他们更强的学校并不难，教授自己的科研都做得不怎么样，带出来的学生自然也不会很靠谱。比如像原来中科院数学所的田一超这样在国内同代人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去德国波恩大学也就是相当于副教授的W2教授，听说今年应聘巴黎十一大的正教授还没成功。而分散到其它国家去留学的中国学生面临语言、生活习惯、教育系统适应性等多方面的问题，其实相对于这些国家本国学生是吃亏的，尤其是在找导师的时候。所以几个关口一卡，中国的学生到了博士阶段，要出头就已经难上加难。

此外我们就不多说中国科研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评价制度中过分偏重论文数量、杂志和IF，实际上根本就不鼓励年轻科研人员大胆创新，尤其是数学、理论物理之类可能需要很长的科研周期才能把东西做出来的学科。此外这还导致一个很糟糕的后果，就是中国国内很多学校的科研方向十分奇葩，比如有很多人研究半群理论、有很多人研究矩阵论、有很多人研究什么模糊数学，都是可以很快上手灌水发论文，但基本上做不出什么重要结果，也确实没做出什么重要结果的方向。与此同时，甚至某些有数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的学校，搞代数几何、代数数论的人都找不出，反而有一堆人研究这种冷僻又做不出重要结果的方向。而像偏微分方程这样既重要又容易上手的方向，就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据说长三角地区做偏微分方程的数学工作者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总之就是研究难度大，综合性强的方向就做的人少，反之就人多。什么方向可以短平快出论文，什么方向就最受欢迎。这样浮躁而不端正的科研态度，很难做出什么重要的工作。以上种种原因的联合作用，导致了相对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和中小学的水平，中国出现的顶级科学家十分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