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良渚文化历史论文范文

上虞自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是浙江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以历史悠久、文化兴盛、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独树一帜。客观地审视上虞的自然风貌、物质资源和2000多年历史进程积淀的文化成果、人文景观，我们不难发现，丰厚又颇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无疑是上虞最具价值和开发前景的元素。 一、 上虞的文化地理及人文 上虞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源头——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区域，也是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境内有属于河姆渡文化第一层的五星村遗址和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第三至第二层牛头山遗址。越文化源自河姆渡文化，经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而趋于繁荣。越文化不仅对长江以南地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有重大影响，使长江下游东南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而且也是惟一跨海北上进入朝鲜、日本，南下经台湾至东南亚、大洋洲走向海洋的文化。古老的文脉，面临海洋(杭州湾)的地理区位，使得作为越文化核心区域的上虞，在文化地理上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地位。 1、上虞是古代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舜避丹朱于百官”、“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通虞)乐，故日上虞”、“大禹治水驻夏盖山”等等，都证明上虞不仅是古代舜、禹部落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以舜、禹、古越等为代表的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 2、上虞是春秋制造文化的中心之一。春秋以来，上虞一带的酿酒、烧瓷、制茶、冶炼等著称全国，牛山为当时越国的冶炼铸造地，金银山出土的刀、锄、镰等铁制工具，其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商代中期，章镇等地就用叠压“龙窑”烧制印纹硬陶和外敷青釉的瓷器，直接造就了汉代小仙坛一带越窑青瓷的滥觞，使其成为中国青瓷的发源地。 3、上虞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平台。东晋时以谢安为代表的东晋群贤雅聚东山，和稍前的竹林七贤嵇康隐居广陵等，有力地推动和助长了中国隐逸文化的兴盛。 4、上虞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苗圃。王充写《论衡》、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谢灵运开创山水诗、章学诚奠基近代方志学、杜亚泉创办《亚泉杂志》、罗振玉立说甲骨文、马一浮树帜国学等等，使上虞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大苗圃。 作为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上虞的民俗基本趋同于长江以南吴越文化区的民俗，但就区域特色而言，又有其个性色彩。上虞民性素称敦厚，“习勤俭，重耕织；勤诵读，尊师友；廉耻为尚，气节相高”为其最主要的民俗特色 上虞虽为河姆渡文化和古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但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极大多数居民一样，其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少而又少，大多数为外来移民的后裔。自秦至南宋，上虞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迁入。一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将一批中原移民迁至杭州湾南岸绍兴、上虞一带；二是东晋和南朝期间，随晋室南渡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从建康南迁江南，绍兴和上虞一带成为王、谢两氏的聚居地；三是南宋建都临安(杭州)，绍兴成为陪都，南宋皇室在绍兴居住达一年零八个月，南宋政权统治者、文武官员、军队、随从等大量从北方迁入。此外宋将焦光瓒本率部降金，宋室贬其部率为“堕民”，迁入浙江境内的“堕民”大都集中在绍兴、上虞、嵊州一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虞的人文和文化除了以越文化为底蕴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外来的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南北融合、互相掺入的产物。事实上这恰恰也是上虞人文和文化的活力所在。

良渚，指的是距今5300-4300年期间，在中国南方的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所存在过的一个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良渚文化与古埃及文化同期。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称之为良渚文明而不是良渚文化呢？根据西方考古标准，国家的产生或文明的产生有几大因素：比如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出现、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宗教礼仪等等。 虽然良渚遗址的考古过程，没有金属，没有明确的文字，但有大型的水利工程、社会等级以及生产的发展。然而，这些发现与考古标准的制定所要指向的目的是一致的——证明社会的发达程度已经达到具有国家组织形态的水平。 良渚的文化绝对不亚于古埃及或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程度。 良渚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大地上最早的国家，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遗址就是良渚文明的中心。关于它的发现要回溯到1936年。 当时，杭州古荡老和山在建造杭州第一公墓出土了一些石器。当年5月底，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进行试掘。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一位馆员施昕更，在对位于古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件黑陶。他觉得，类似的黑陶在自己的家乡良渚也曾见到过。于是不久后他就回到良渚，进行文物调查。 在他的主持下，良渚陆续出土了黑陶、石器、玉器等数百件文物。这一次发现掀开了良渚遗址的一角。 有了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后，施昕更完成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然而，随着次年抗战的爆发，良渚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不得不被迫中断。 更糟糕的是，因为战乱时期，施昕更随西湖博物馆一路南迁，一路上缺医少药，最终因为不幸染病，年仅27岁就英年早逝。文明火炬的传递落到了考古学权威梁思永、董作宾的手上。 当年梁思永、董作宾曾受施昕更之邀在发掘现场查看过良渚遗址，并对这一发现的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 1939年，考察过良渚遗址的梁思永先生，经过一番比较研究，认为良渚遗址发现的陶器以黑陶为主，这一点和龙山文化有相似之处，便提出良渚遗址属于龙山文化的杭州湾区。这个结论，统治了考古学界将近20年，一直到50年代末。 直到1957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先生提出：“浙江的黑陶容易干后褪色，没有山东龙山文化的那种标准的蛋壳陶。器形除圈足外，也有大量圜底的。山东龙山文化中盛行的平底器却较少。陶鬶发现不多，也不是标准的龙山文化的形式。”这彻底推翻了之前的论调。 2年后，他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这个全新的命名——它标志着良渚是有着自身演变、发展序列的一个考古学文化，与龙山文化彻底区分出来。 这个概念提出后，专家们才开始着手考察它的源头，并先后于1975年、1979年提出了“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的命名。 最终，考古学家通过吴县（今苏州吴中区）草鞋山的地层堆积，确立了三大文化的发展序列：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然而，良渚文化虽然发掘出了一些文物，但始终没有那种能入选“十大考古发现”的大成果，这一时期的研究都只停留在对其文化内涵认识的确立上。终于在1986年，这种小打小闹的局面被打破，良渚文化有了属于自己的“代表”。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开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这几年，良渚文明遗址从40多处添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1992年开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修建遗址，明显与国家的礼制有关。夏禹在会稽召集全国各部族领袖集会，“万国”赴会，是有必定依据的。 2007年11月29日考古人员在杭州宣告，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中心区域被发现。良渚文化分布的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

绍兴，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新石器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东巡到苗山，会集诸侯，计功行赏，将苗山更名为会稽山。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在此建立都城，卧薪尝胆，复国兴邦。秦行郡县，始置山阴县。南朝陈时，析为山阴、会稽两县，同城而治，直至清末。其中公元1130年，宋高宗赵构取“绍祚中兴”之意，升越州为绍兴府，并于次年改元为绍兴元年，绍兴由此得名。民国建元，撤府建县，合二为一，统名绍兴。1983年国务院批准实行市管县体制，市、县并设，同驻越城。2001年绍兴县遂新建县城，迁址柯桥。1982年，国务院公布绍兴市（县级，即绍兴县）为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先秦时期，绍兴地区主要为於越族的聚居地。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南迁，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汉族在绍兴占了主导地位。同时，也有少量的少数民族居民在绍兴居住。1978年以后，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绍兴少数民族居民也有较大增加。 绍兴系多种宗教并存、群众宗教信仰多样之地。 道教流传最早。东汉炼丹方士上虞籍魏伯阳参照“大易”、“黄老”和“炉火”三家理法，撰成《周易参同契》一书，首次系统论述道教炼丹术，被后世誉为“万古丹王”；东晋建武元年（317），著有《抱朴子》的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曾结庐会稽，炼丹修行。 稍后印度佛教传入会稽。东汉中平年间（184～189），由安息国（今伊朗）高僧安世高来会稽弘传佛教。此后，绍兴高僧辈出，名刹林立。高僧中以梁佛教史学家慧皎、隋唐三论宗创始人嘉祥大师吉藏、唐代华严宗四祖清凉法师澄观和五代曹洞宗始祖洞山良价最著名；名刹中，最有影响的有三论宗祖庭会稽嘉祥寺、曹洞宗中兴道场云门寺、奉供江南第一大佛的剡县大佛寺、诸暨五洩禅寺，郡城大善寺、开元寺、龙华寺、戒珠寺等。各种宗派诸如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三论宗、禅宗等都在境内流传。唐代，越州成为江南佛教活动的重要场地和对外交流的驿站，日本“入唐八家”中的最澄、圆仁、圆珍、空海四家，都曾来越州求法，学成回国创宗弘传，在日本佛教界具有深远影响。1982年，日本空海访华团来绍兴寻根问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佳话。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宗教输入中国。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七年（1850～1868），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法籍神甫谢培德等人，先后来绍传播天主教、基督教。此后，各国传教士纷至沓来，足迹遍及绍兴城乡，以施粥、施米、施布等方式发展教徒，并广建教堂。至民国8年（1919），绍兴地区有基督教堂（所）124处、教徒2955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多所佛教名寺得到修缮，一些著名法师升座讲经，重大佛事活动相继举行；道教已近湮灭；基督教、天主教会摆脱外国教会势力控制，经过爱国爱教的革新运动，获得健康发展。据1990年不完全统计，全市有宗教信徒5万余名，约占总人口的％，其中基督教徒万名、天主教徒365名、佛教僧尼252名、三皈依信徒约万名；全市有各教各级爱国组织18个，各教活动场所218处。教徒在各个领域劳动、生活和参加宗教活动，爱国爱教，心情舒畅。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自然资源优势和国家投入的绍兴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经济社会综合实力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分析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深沉原因，我们认为绍兴县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由此产生的地域精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地域文化包括：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治水文化。绍兴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几千年前，南有山洪之患，北有潮汐之害，人们为了生存，进行了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治水斗争。古代的治水英雄大禹，他忧国忧民，以治水为己任，十三个春秋，披星戴月，“三过家门而不入”。东汉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领导绍兴人民开始围堤修筑鉴湖，鉴湖水利工程成为我国江南一带最古老的灌溉工程。东晋南朝时，会稽内史贺循主持疏凿西兴运河，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物资的集散。唐会稽县令李俊之主持增建海塘，长百余里；后又有汤绍恩主持兴建三江闸，抵御海潮，扩大耕地。至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围垦、90年代兴建标准海塘和本世纪初的围涂造田，更是谱写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的新篇章。绍兴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治河流、抗海潮、战山洪、改沼泽，围滩涂，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历尽千辛万苦，使远古时代的蛮荒之地逐渐变成了山明水秀的鱼米之乡，在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中，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形成了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名士文化。毛泽东诗句中的“鉴湖越台名士乡”点出了绍兴地域特色文化中的最重要的标志，那就是名士文化。大禹、勾践、范蠡、马臻、王羲之、陆游、王阳明、徐文长、蔡元培、鲁迅、秋瑾等，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历代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数不胜数，此文化之精粹，即历代名人名士为民族之复兴，为国家之强盛，敢于上下求索，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想先驱。他们一生追求的是真理和光明，追求的是民族、社会的文明进步，他们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引导和激励后人去实现新的理想追求。此特色文化中，也包括了“师爷文化”，“绍兴师爷”作为地域性很强的历史群体，其主持正义的精神，以及善用法典的智谋，同样闪耀着名士文化的思想光芒。在名士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是一代又一代绍兴人重要的精神动力，也成为绍兴县地域形象的重要标志。百折不挠、精益求精的纺织文化。据有关专家研究认定，绍兴的纺织史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时代。至四五千年前的大禹时代，将丝绸用于贡品已很普遍；二千五百年前越王勾践时代，蚕织业已举国为事，首度昌盛；隋朝时珍品脱颖，名重朝野；唐宋时，品量俱旺，产品以越罗总其名而风靡天下。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恢复期、发展期、徘徊期。改革开放后，绍兴的纺织业开始走上复兴之路：机杼之声遍及城乡，轻纺市场雄居亚洲，五洲商贾汇集越地，交易信息辐射全球。被称为“夕阳产业”的纺织业在绍兴县人民的努力下，做大做强，精益求精，在设计、生产、染整、营销等各个方面乃至整个纺织业都实行了新的跨越，成为推动绍兴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打造国际纺织品制造中心和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更成为跨越式发展再上新台阶的战略目标。从纺织业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绍兴县人民咬定目标不放松、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精益求精的个性和精神。 外柔内刚、厚积薄发的酿酒文化。绍兴是中国黄酒的故乡，酿酒历史悠久，传说大禹时古越就有米酒，到春秋末期饮用米酒已很普及。到唐代，绍兴有“醉乡”之称；宋代绍兴已被形容为“城中酒垆千百所”之地；到清代已是“越酒行天下”了。在绍兴，不论山区和平原，不论城镇与乡村，在旧时，又无论官宦之家、缙绅达士，还是市井小民、贫困百姓，都与酒结缘，与酒为朋；酒成了绍兴人生产活动的重要内容，生活的必需之物，由此引发出的绍兴特有的酒联、酒谜、酒舞、酒歌和酒乐，以及无数酒的传说、酒的诗文，形成了丰富浓厚的酒文化。绍兴黄酒最大的特点是越陈的酒越香，入口柔和温润，但其性又芳香醇烈，后劲十足，与绍兴人外柔内刚的个性十分相似。在黄酒文化的熏陶下，绍兴人形成了做事务实不事张扬的个性，体现出外柔内刚、厚积薄发的精神。 除此之外，绍兴素以“文化之邦”著称于世，拥有越剧、绍剧、调腔、莲花落等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剧种，其中越剧是全国第二大剧种，建有绍兴大剧院、绍剧艺术中心等一批高档次文化设施，近年来先后被评为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