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管理论文范文

摘要: 本文在习惯这一词语的基础上,仔细阅读了英、德、日、传统中国法制度建设的相关内容,分析习惯在对各国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试提出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习惯对于中国法制建设是良好的,有传统基础的;习惯汇编是实现习惯对中国法制建设影响的重要条件之一.关键词习惯法制建设影响启示造成一国之拙本,形成一国之国风,即习惯也.故此如有无视该民族之习惯,而规定各种法令,则不能期待于行政之完全者明矣.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法的渊源,法律中有不少规则就直接来自于习惯.一、习惯对英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一)习惯对属人主义产生影响的背景属人主义指的是法律适用于一个族群,民族,而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拥有了该法律,无论身处何处,均适用这法律.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了日耳曼法属人主义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环境的因素影响日耳曼人的居住方式,他们喜欢分开居住,分开居住造成了各个群体产生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各自处理问题的方法,当日耳曼的各个群体相聚一起时,他们自然的按照各自已有的习惯去处理问题,这就是孟德斯鸠所理解的属人主义的由来.(二)属人主义对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影响日耳曼人的这种属人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着世界法学的发展方向,英格兰王国威廉一世原来是法国诺曼底公爵,他在征服英格兰后,并没有把自己领地原有的一套法律体系灌输于英格兰,而是在尊重当地英格兰民众原有的习惯习俗来进行断案,这样有效地缓和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矛盾,巩固他在英格兰的统治.后来的亨利二世继续在英格兰的实施属人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他定期派巡回审判的专员到各地,这些专员在办案时,除依据国王诏书敕令外,主要是依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地方习惯.凡是他们认为正确、合理,并与国王的立法不相抵触的习惯和惯例,便被确认为判决的依据.他们经常聚集在中央所在地威斯敏斯特交换意见,彼此认可各自的判决.这样,一些被引为依据的习惯便成了以判例法形式出现的普通法.总之,英国的"普通法大部分是以接受和一般化全国的或广泛流行的习惯为基础的;英国的普通的,一般的习惯变成了普通法".通过该措施,中央的司法权力得到统一,地方领主的司法权力得到削弱.这一习惯很好的贯彻到后来英国的殖民地统治当中,当时英国人统治香港时,也并没有将英国的法律直接适用于华人群体中去,只是当双方或者单方是英国人是才适用英国法,由此得出英国人在殖民地中的统治实施属人主义.当地的华人群体援用的仍然是大清律例,只有当他们的法律严重违反人权价值时,港英立法机关才会干预.这样就出现这这么一种现象,一个政府,两个司法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华人接受和认同了英国法的价值时,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主动放弃大清律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由原来的属人主义最终演变为属地主义.大清律例已经不再适用,但里面的一些规定,以习惯的方式存在于华人群体中去.詹宁斯指出,统治乃是一种合作的功能,而法律规则不能单独地促成合作的行动.惯例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运转,能促使国家机构更加协调,否则,就会产生摩擦.这就是属人主义所带来的优点,它是一种缓和方式促进司法统一,它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属人主义就像用文火熬成的汤,汤的营养价值得到很好的保存.英格兰和香港都一样,当地民众的优秀习惯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这些都是有利于本土法学文化的继续传承.二、习惯对德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一)萨维尼思想对德国成文立法的影响萨维尼在其《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使命》中阐述了他反对在全德立即制定包括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在内的成文法典,他的主要观点为:"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是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默无言而孜孜~~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进而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本国的法律应该随着时间自然形成,立法机关的制定过于急进地制定法律必然使得法理的讨论不甚充分,从而使得有法律则无实施.民众不能充分理解其法理,则其实施的效果不大.因此,萨维尼非常重视习惯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这个习惯不止是日耳曼习惯,也包括罗马法习惯.(二)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中止所产生的影响1896年德意志帝国制定了民法典,并规定1900年1月1日施行,当今的联邦德国还是在适用该民法典.民法典的制定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民法典的颁布,确实将罗马法以及日耳曼法送进了历史里面去了,人们的研究再也不是民族传统习惯,而是专注于法典理论的研究,怎么样使得法典的逻辑结构能够更加完善,这样做确实能使得法典体系更加的完备.此时的我,不禁想起这么一个问题,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为什么德国成文法的出现就会嘎然终止呢?我想,应该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德国人出现了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家,他们最为有名的是哲学理论,哲学使得人们变得有思辨,变得严密,变得具有逻辑性,他们觉得逻辑性的东西能够自我完善,因此制定一部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民法典是德国人的首要选择;第二,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德国的统一,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德国人的统一,由于教会的力量阻拦,再加上,英法等国不希望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破坏其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德国人民希望尽快制定成文法典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统一,增强国家统一意识,实现民族复兴.第三,法国大革命不止冲垮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不止为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而且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法典化的思想.因此,德国人自然受到法国法典化的思潮.但是过于注重法典本身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法典是具有滞后性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法典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因此,传统民族所遗留下来的习惯和民族精神此时将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三、习惯对日本法制建设的影响(一)从日本文化中的启发有一位学者说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洋葱"文化,把他一片一片地洋葱拨开之后,我们发现其是没有核心.日本文化的包容性实在领人值得深思.当深入了解日本,你会发现相扑运动,人们还是十分的喜爱,你会发现日本人民喜爱橄榄球.你会发现日本的时装还是让人着迷,你会发现和服是那样的端庄.所有这一切,引起我们对日本的法制现代化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二)习惯在日本法制近代化中的体现日本的法制现代化自倒幕运动开始,倒幕运动的成功,使得天皇的统治的模式得以重新确立.为下一步中央集权奠定十分深刻的基础.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阁实行一系列集权政策:(1)废藩置县,版籍奉还;(2)废除士、农、工、商身份,实行新的身份,建立崭新的户籍制度;(3)文化教育上,实行全面的义务的国民教育(4)实行殖产兴业政策,集中以国家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5)法制建设上,翻译照搬法国的法典.通过一系列这些政策,日本的近代化速度加快,大久保等人想进一步地脱亚入欧,对日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结果是因改革过于激烈,改革过于去习惯化,大久保被暗杀.新上任的伊藤博文对此进一步的思考,改革的力度不仅要强,而且改革应该要更加注重习惯.为此,伊藤博文为此到了与日本国情更加相似的德国进行考察,以德国《普鲁士普通法》为蓝本对日本的宪法的蓝图进行勾画,天皇就像是人的脑袋,政府就像是人的心脏,上下两院如同人的左右两臂,海陆军就像人的拳头,政府各部门、司法部门组成人的躯体,民众是人的两条腿脚.基于此,伊藤博文基于日本国民所习惯的自然理念设置日本的宪政,天皇于1889年基于上述的构想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此后日本对六法在仿照德国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制定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六法体系,日本的法制近代化基本完成.比如日本民法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因特定行为选定假住址,关于其行为视为住址."假住址制,是日本结合本国习惯所采用的制度.德国民法中不采用此原则,因为德国用数个住址主义,故不必有假住址.四、习惯对传统中国法建设的影响在传统中国,基层存在着许多婚姻的缔结、解除,家庭财产继承等各种各样的民事纠纷.在当时,统治者重刑轻民,民事方面的法制不发达.民众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往往是依据当地的习惯,并且在当地的社会中,这种解决方式得到大家的遵循.这些习惯被当时的基层长官以及他的法律助手们所认真的关注.实际上,基层的长官们并不一定要按照习惯对案件进行判决,他们可以依照当时律令等进行判决.但是,这些当地习惯之所以被他们娴熟地运用,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判决应该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接受以及使得这些判决符合礼的规定,从而起到教化的目的.上级政府在收集习惯上的不遗余力有助于规范其行政.以清朝为例,地方的习惯经过按察使以及布政使的整理被编入省级资料库中,他们在法律布告中引用这些习惯用以纠正基层不良的民风民俗.除此之外,各地的有代表性的惯例,经过筛选被纳入到国家正式法典当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承继两房宗祧"的做法于1775年被编入到大清律例第78条第5条例中.其中规定了:"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母亲,两相情愿者,取其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承继两房宗祧"这样一个民间习惯关系到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利益,民间的继承秩序得到明确修正,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财产安全.如今,"承继两房宗祧"这种制度虽然已经没有在成文法中规定,但是这样一种习惯仍然在农村社会普遍存在,正如刘作翔所说,习惯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遗存下来,成为人们的心理积淀或意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以隐文化形态发挥功用.五、启示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以为有两点启示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是重视习惯在法制建设中的良好作用.从英、德、日法制建设中可以看出尊重习惯并不是保守的表现,相反,在各国法制的改革中尊重习惯可以使得法制改革变得更加平稳.对于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来说,尊重习惯也是有利于克服成文法典的僵化性以及滞后性.苏力指出,国内民商法极少强调尊从民商事习惯和惯例.2500件法律文件中.没有任何法律明确提出"依习惯",只有一件强调了依据商事习惯.而另一方面,《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而在同样的2500件制定法中,竟然有1015件(2412条)以不同方式提及了各种类型的"政策".政策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传统中国法有着深厚地尊重习惯和惯例的传统,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继承这些有益习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新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民众对法才能比较容易接受,法律的执行效果才能更好,更充分.二是重视习惯的整理汇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因为现在人口流动频繁或者习惯的适用很不方便等各种原因.但笔者认为建立完整的习惯汇编应该说还是必要.首先,我们要清楚中国人有"同乡"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同乡借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外打工的人们工作多年还是会回老家定居的情况也不少.建立习惯汇编有利于同籍同地的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纠纷.其次,习惯汇编也是中国法文化的宝贵资产.习惯的整理汇编促进法理、法史的理论发展,尤其是民商法的理论发展,进而得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民商法典的制定应该更加注重本民族的习惯.最后,各省在收集习惯时,应该归纳总结一些相同的习惯和惯例以方便人们使用,进而总结各省通用习惯来充实我国的成文法典.(本回答来源于学术堂)

法院主要通过审判活动惩治犯罪分子，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公平正义。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法院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法院学术论文篇一 基层法院功能探究 摘 要 自2010年以来，全国已有600余家基层法院开设了官方微博。基层法院官微的预设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信息公开、释案普法、自我宣传、新闻发布、回应 热点 、转发微博、主题交流、业务探讨等内容。但在实践中，功能定位不当、内容创新不够、互动沟通不畅、专业素养不足成为法院应有功能实现的障碍。 关键词 基层法院 功能 官方微博 基金项目：2013年度江苏省 教育 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法院的功能厘定与管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3SJB820015)。 作者简介：徐骏，法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律系讲师;华震，法学硕士，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9-0592(2013)12-115-02 2010年是中国的微博元年，从这一年起微博开始影响并深刻地改变着每一位国人的日常生活。开通微博、与网民进行密切互动也成为国家机构改变工作作风，实现权力公开运行的有效方式。彼时急需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法院，正着力于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高司法的社会认知度和认同度。微博的兴盛恰恰为司法公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互动式平台。 2010年10月，湖北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成为全国第一家认证的法院官微。迄今已有600余家法院开设了官微。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河南省法院系统：高院于2011年11月10日开通@豫法阳光微博，至2012年该省三级183家法院全部开通官微。上述600余家开通官微的法院，绝大多数为基层法院。以这些法院的官微为考察对象，可以从一个侧面探究当前我国基层法院的日常工作和实际功能。 一、基层法院官微主要的功能 (一)信息公开 官微成为法院与公众进行沟通的新型平台，发布案件的开庭公告以及对热点案件进行庭审直播成为法院官微的一个基本功能。在实践中，基层法院会通过官微发布本辖区内典型、重大或影响力较大案件的开庭公告，北海中院、广州中院等两广地区的法院还经常借助微博直播个案的庭审。 (二)释案普法 随着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一些新型的社会矛盾涌现出来，法院在裁判新型案件时，往往需要在立法原旨的指导下，能动地适用法律，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猜测和争议。此外，一些关系到婚姻、继承、住房、环境等具有普遍性和民生性案件的裁判，对公众也具有较强的指引作用。法院往往通过官微，对于这类案件的法律适用、裁判理由和结果，结合个案进行普法宣传、法制教育及法律风险提示。 (三)自我宣传 法院官微的低成本弥补了基层法院建设官网人力物力不足的缺陷，一些基层法院把官微作为法院工作宣传的重要工具和对外窗口。在这些法院的微博上，经常晒出法院或法官所获得的各种荣誉、领导视察、对外交流、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工作创新等信息。 (四)新闻发布 官微也是法院重大活动新闻发布的重要 渠道 。2013年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顺德法院于4月23日召开顺德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新闻发布会，发布了《顺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08-2012年)》白皮书和十大典型案例。当天官微对该发布会进行了全程直播，并在微博上发布了白皮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十大典型案例的概要。@京法网事在2013年9月26日李某某等人强奸案宣判后，即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回答了网友的提问。 (五)回应热点 2013年9月，各地法院审理了多起大案要案以及社会影响广泛的案件，如王书金、__、李某某、夏俊峰等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体现司法公开，主动占据舆论高地，受理法院采用了包括微博在内的各种媒介回应了外界的关注。这也促成了一些法院认识和运用到微博的力量， 取得了良好的回应效果。 (六)转发微博 当前基层法院发布的大多数微博仍为转发微博。转发的类型包括时事新闻、上级法院微博、同地区其他政法单位微博等内容。广州中院则别出心裁，每天第一条微博发布的内容是法律警句格言。还有一些法院则会发布一些生活常识、养生之道。北京晚报的记者在各区县的官方微博中各随机选取100条连续发布的博文，经统计分析后发现，涉及商业活动、旅游景点等宣传推介类微博占，养生、生活窍门、天气预报微博占。 (七)主题交流 在最高人民法院“完善司法为民 措施 ，在立案、审判、执行、信访各个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使群众更方便地参与诉讼，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思想的指导下，微博成为法院与社会公众进行实时互动、无缝对接的有效渠道。如广东省高院于2013年5月17日上午10点，联合广州白云法院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共同在线，并邀请两位来自基层刑事审判一线的法官，就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相关的问题与社会公众进行了一场微访谈。 (八)业务探讨 作为主要业务专业性强，且与社会公众并无直接的、日常性联系的法院，其微博的关注者主要集中在行业内部，基层法院的关注者数量就更少。也正因此，有些法院的官微拓展了小众的业务探讨的功能。广东高院在2013年4月3日首次对外界公开发布了奇虎诉腾讯的判决书，全文长达5万字。该条专业性极强的微博获得了远超过其他微博的评论和转发量，评论和转发者多为法律人士。 二、基层法院官微存在的问题 (一)功能定位不当 为数不少的基层法院官微把自己定位为官网或官网的补充，所发的微博中充斥着官方语言，发布的内容也是四平八稳的领导视察、 总结 汇报、工作纪要等流水账，虽难言面目可憎、令人生厌，至少难以使网友产生与之沟通交流的兴趣和欲望，甚至无法吸引网友阅读微博内容，更不要说自愿成为其粉丝。大量的基层法院官微因为缺少关注而逐渐成为死微博。 与高级法院不同，基层法院处理了全国绝大多数的法律纠纷，其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法院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作为与当事人直接接触的机构，基层法院的口碑直接折射出社会公众对法院的观感。在法院日常工作中，已有机关报刊、传统媒体、官方网站等多种渠道对法院的工作、成绩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如果把官微作为另一个法院宣传的阵地，实属多余，且效果亦不及传统做法。 (二)内容创新不够 基层法院普遍陷入案多人少的困境之中。在审判业务尚无法自如应对的情况下，要求基层法院开设官微必然会给其造成人力和物力方面的负担。目前基层法院的做法多是由法官来兼任微博管理员，或外聘人员进行管理。因为法院官微并非专职法官专门打理，也没有合适的考核和评价手段，管理人员发布微博时就缺乏内容创新的动力。转发时事新闻和上级法院的微博就成为最简单省事，也是最安全的办法。以2013年4月24日为例，在五分钟内，某县法院转发了58条微博;另一个县法院在十多分钟内转发了37条微博。转发的内容则大多来自@豫法阳光。 虽然缺少全国性普遍性的关注，但在所属区域内，基层法院是社会矛盾最集中，群众关注程度最高的国家机关之一。一些法院能够积极地利用官微，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回应社会对热点、敏感案件的追问，提示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法律风险，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司法建议，普及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法律适用等常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互动沟通不畅 微博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社交平台，最大的特征在于互动性。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革新了舆论表达的固有模式，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实现了弱势群体的媒体接近权，发挥了日益强大的舆论引导与社会监督作用。法院官微的勃兴，理应顺应时代的互动特质，助推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 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基层法院把发布微博作为单向宣传的工具，以及上级交办的任务，因此忽视与网友的互动交流。笔者以普通网友的身份向105家基层法院官微提出疑问和建议，约半数官微能够进行简单的回复，只有十余家能够与笔者进行充分的交流和坦诚的沟通。最令人惊讶的是河南某县的一家法院，对于笔者提出其缺少原创性内容、随意转发微博的委婉批评非但置之不理，反而将笔者设置到禁止评论的黑名单。 (四)专业素养不足 相较于高级法院，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有一定的差距。加上基层法院对官方微博重视程度远不及高级法院，人力物力也难有保障，因此发布的微博中就难免会出现一些差错。一类差错属于新闻传播理念和素养的不足，如重庆某县法院官微在转发周克华女友张贵英受审的相关新闻时，仍使用早已被证实为盗用他人的照片作为配图。经笔者提醒后，其及时进行了删除，并未造成不良影响。但另一类差错属于法律理解和适用的错误，这就足以对法院的公信力形成不利的影响。2013年7月12日，湘西34亿集资案主犯曾成杰被长沙市中级法院执行死刑。曾成杰之女发微博质疑称，其父被执行死刑前，家属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长沙市中级法院官微对此先是回应称，“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犯人执行死刑时，犯人必须跟亲人见面”。该微博迅速引起网友质疑，随后该微博被删除。随即，长沙中院官微又发布微博称，曾成杰临刑前并没有提出会见家属的要求，在其遗言中也没有提出。就该条被删除的微博，长沙中院发布道歉声明称：由于微博管理人员对刑事法律学习钻研不够，想当然办事，导致发出了一条错误信息并在领导发现后删除。 三、结语 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基层法院应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思想，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始终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落脚点，确保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工作牢牢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基层法院是贯彻司法为民的主要载体，其应努力通过转变观念、准确定位、提升素养，以充分实现司法的应有功能，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注释： 如河北高院为审理王书金案，特在2013年6月20日开通新浪微博。6月25日庭审当天，粉丝达到了2万。济南中院2013年8月22日开审__案，于8月18日开通微博，粉丝高达38万。 参考文献： [1]公丕祥.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保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7). [2]2012年度新浪政法微博 报告 .，2013-10-6. [3]政务微博缘何爱“养生”.北京晚报.2013-9-24. [4]周强.牢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法制资讯.2013(4). [5]苏力.审判管理与社会管理——法院如何有效回应“案多人少”.中国法学.2010(6). [6]徐骏.司法应对网络舆论的理念与策略——基于18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法学.2011(12). [7]长沙中院回应未会见亲属质疑：曾成杰未要求.南方都市报.2013-7-14. 法院学术论文篇二 浅议法院执行工作 摘 要 本文旨在讨论民事执行问题，首先阐述当前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接着就法院执行中形成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最后提出一些相关的解决 方法 和措施。 关键词 执行 执行难 措施 作者简介：王丽、王启锐，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2-133-02 法院执行案件指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案件、仲裁案件通过法院判决，裁定或仲裁机构仲仲裁，被告没有履行，经当事人申请后，法院依法应进行的工作。执行是法院受理案件的最后一个阶段，但它是生效的裁判文书得以实现的保障，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本文着重讨论民事执行问题。强制执行是行使法律已经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债务人必须服从，这是实现司法公正和维护当事人权利的要求。强制执行有专门的法定机关进行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对他人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不得强制他人履行一定的义务。当事人的纠纷已经解决，法院已经有明确的判定结果且已生效，但是一方还不履行义务，另一方就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由人民法院执行局作出执行通知开始执行。执行是民事法律程序的最后阶段，在民事法律程序中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当事人通过选择打官司，是因为相信法律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种维护不仅是打法律白条，而是要让权利最终得以实现，如果仅有法律白条，无法实现当事人通过法律实现权利的目的，反而增加当事人诉累，从而会降低公众对法律的信赖，法律的权威、法治也就无从谈起;只有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强制拒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才能实现民事法律程序的任务，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法制的统一和人民法院的威信。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一个能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一、当前法院执行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是执行难问题。执行难，是困扰着人民法院工作，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人们对我国审判机关裁判执行状况的公认评价。造成当前法院执行难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既与法院执行机构运做有关，又与当前的社会法律环境有关。目前，执行难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被执行人无力履行。某些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自然人收入偏低，被执行人确实无履行能力，被执行人被迫的逃、废、赖债。现在涉及民间借贷件较多。由于民间借贷是自发行为，不是任何部门的监督和约束，所以使其具有金融机构不能享受的政策上的竞争优势，在竞争环境下，容易诱发金融机构经营违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农村金融秩序。被执行人在无力偿还借款后举家外出，无法联系被执行人，被执行人也无财产可供执行，使得案件不能执行终结。 2.被执行人抗拒执行。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交往常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无视已经生效的裁判，个别当事人素质低，法律观念非常薄弱，认为只要他坚持不履行法律并不能把它怎么样，藐视法律权威;二是故意折腾，有的当事人即使输了官司也会故意拖延履行义务，给对方或者法院玩猫着老鼠的游戏或者制造各种障碍，给执行造成主客观的难度;三是侥幸心理，认为通过故意拖延，转移财产等办法能够逃脱履行责任，或者逼迫对方做出让步;四是暴力抗拒执行，因为当事人之间存在过往恩怨等，个别当事人受情绪影响走极端，与执行人员对抗，不惜暴力抗拒执行。 3.协助义务人拒不协助执行。协助执行人民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要求与执行标的有关的单位协作、帮助执行的一项制度。协助执行人的作用是协助法院完成执行任务，应该是以义务为本位的概念，所以，协助执行人的权利应该是普通的权利，如当受到违法执行和当事人损害其合法利益的情况下，有权要求赔偿。协助执行人务是根据法院的协助通知及时高效的配合，并且尽诚实信用义务全面提供相关信息，为保证执行达到理想的效果，保证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院的司法权威。强制执行权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执行权利，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可代替法院行使;但是，有的执行标的物或执行财产不在被执行人手中，由有些单位和个人占有、保管，有的与标的物密切相关的财产权证照须由有关单位办理转移手续，这就需要有关单位和个人配合才能完成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当事人的权利才能得以实现。 4.外界干扰。地方政府出于各种目的，往往会做出一些指示，干扰执行。比如，为了保护地方经济，可能就会干扰对一些地方企业的执行;出于安抚当事人情绪，维护地区社会稳定，往往也会干预执行。由于信访维稳考核的不科学等因素，导致地方出于政绩或者维稳压力，造成有关部门不顾事实真相和法院判决，对执行进行干预。另外，社会各界出于自身的一些利益，往往也会为执行设置障碍，配合、协助的少。 二、执行难形成的原因 (一)被执行人 文化 素质问题 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一些被执行人欠缺最基本的 法律知识 ，认为拒不执行也无法将他怎么样，藐视法院裁判的权威，甚至还会纠集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阻扰执法、暴力抗拒执法，辱骂、殴打执法人员。二是许多倍执行人抱有侥幸心理，认为通过隐匿、变卖、转移财产等方式，或者完躲猫猫的游戏就能够逃避执行，或者以此逼迫对方跟自己再次协商和妥协，从而获得更多利益。三是故意拖延，有些被执行人本身知道无法逃避执行，但是抱有折腾对方的心理，故意借口收账、时间太忙等忽悠当事人或者执行人员，不及时兑现履行，增大对方当事人的权利实现成本和法院的执行成本。 (二)法院裁判自身问题 一是裁判质量问题。不可否认，当前在基层法院审理案件的审判人员队伍中，有一些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有所欠缺，加之近年来案件数量急剧上升，法院办案人员比较紧缺，让审判人员应接不暇，故造成案件审理质量不高等问题，从而导致了当事人对裁判的不服和抵触。其次是过分强调调解。当前基层法院的调解撤诉率往往达到80%以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对审判工作不科学的考核外，主要是因为调解本身的特点。调解程序相对简化、灵便，能够节省办案时间喝经历，另外调解结案的不能上述，减少办案风险，降低上诉率、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等。 (三)执行环境问题 一是有关单位和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不予协助执行。法院民事强制执行工作并不是仅仅依靠法律部门就可以解决，它涉及很多部门和行业，需要多个不同部门的配合，这就加大了执行的难度。比如，经常涉及协助履行的金融部门，当法院要求协助履行查询、冻结、扣押、划拨时，往往嫌麻烦或者怕影响业务而拖延履行，或者不予协助履行。同样，要求国土部门、房管等部门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也相当难，往往延误执行时机，影响了案件执行。二是地方保护主义对执行的干扰。当被执行对象为党政部门，或者一些在当地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单位时，地方党政部门为了部门利益或者地方经济发展、税收等目的，可能会要求从大局出发，为大局服务，从而对执行行为进行干预。 (四)执行机构之间缺少合力 由于我国目前执行案件管辖多以财产所在地为联结点，对于人财分离，财产分散各地、财产不在本法院管辖区域内的案件，委托执行必不可少。而委托执行往往因无考核要求，且增大自身办案压力，或者因地方利益保护等原因，受委托法院不予积极配合。而上级法院也无有效协调和监督措施，从而不能形成合力。 (五)执行工作缺乏强硬手段 一是执行方面法律规定多为程序性规定，惩戒性规定少，可采取的拘留、罚款等措施的适用条件高、要求严，且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需要院长审批，程序复杂。据不履行生效裁判罪因为条件高、要求严等更是极少适用。二是出于维稳等压力，法院在执行时尽量避免适用强制性措施，久之纵容了当事人暴力抗拒执行，极大影响了执行威慑和法律权威。 三、解决执行难的办法和措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提出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探讨法治中国建设，当前应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推进行政、司法等领域改革，以解决执行难等问题，促进司法权威和提升司法公信力。 1.加大法律宣传，提升当事人法律素质。要借助法律七进等，拓展法律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借助巡回审判和公开审判等，审结一案、教育一片;构建和完善法院公开平台，完善裁判文书公开、裁判流程公开等程序，增强群众对法院审案的认知和支持;完善诉讼服务机制，及时为当事人提供便捷的法律咨询等服务，促进当事人知法、守法、用法。 2.改变不科学的考核指标，坚持依法调解。按照法律规定，调解应以基本事实为依据，以尊重当事人意愿为前提，故应改变对法院调解率的强制要求，和改变和完善对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等考虑指标，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避免对调解的过分依赖从而导致以判压调等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行为发生，减少和稀泥式判决引起的当事人的不满和抵触。 3.加强培训和监督，提升司法能力。增加对法院审判人员和执行人员的学习和培训，丰富法律知识，提升审判、执行能力，提高裁判文书质量。通过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等，完善裁判文书公开、审判流程公开等，以公开促监督，以监督促审判，完善促进司法公信。 4.加快改革审判权运行机制，避免司法行政化。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减少裁判文书的审签程序，完善合议庭评议制度和法官联席会议等，坚持合议庭独立办案和法官学习交流制度。 5. 推进改革，减少司法地方化。除着眼于长远，实行法院人、财物由省直管，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还要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 6.完善执行组织，形成执行合力。一是加强上级执行机构对下级执行机构的指挥协调能力，构建强有力的层级执行体系。执行组织不同于审判组织，各级法院审判组织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有监督和指导作用，但是执行工作强调配合协作，不同于审判组织，因此要加起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指挥协调，从而形成合力，强化执行力量。二是要探索执行体制改革，推动实行执行权和审判权相分离的体制，避免执审互相影响，实现执行工作的专门化。三是完善委托执行的程序，完善约束机制，将办理委托执行纳入考核，科学限定执行期限，增强各地法院对执行工作的协作。 7.完善强制措施。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坚决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划、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加强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治力度，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对故意隐匿、变卖、转移财产的，故意拖延执行、态度恶劣的，或者暴力抗拒执法的，应该完善司法解释，细化适用情形，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还应完善司法解释，扩大和明确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罪的适用范围，增强刑罚的威慑力。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司法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

当代社会，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发展，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有利的实现 渠道 。我国法学界普遍承认舆论法律监督。舆论的法律监督，是指由新闻媒介进行的法律监督，属于广义的法律监督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可以在法律监督方面起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作用。[1]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在理论上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相反，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实践中远非如此。记者对于社会 热点 的追求，促使他们以“新闻自由”为依据不断介入政治、经济、 文化 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司法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内容以及司法过程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媒体关注的热点”[2]。而媒体的强大力量，在对司法过程的报道中暴露出职能越位、充当法官审判等问题。而这种强大的舆论引导功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司法审判造成压力，对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造成了冲击。因此，司法机关出于对新闻媒体的抵触心理而要求其“闭嘴”，但这种行为着实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

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本属于宪法赋予的两项基本权利，为何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如此强烈的冲突?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司法独立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冲突

司法独立是为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重要原则。《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也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因此，司法独立应该排除利益和情感的影响，也自然应当排除新闻媒体的影响，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对案件事实的忠诚。与此同时，英国古谚讲：“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看得见的方式”就需要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将正义实现的过程置于公众的视野之内，在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其肩负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促进司法公正有着积极作用。但媒体却凭借其强大的介入力量，不断向司法入侵，最终由新闻舆论监督发展成为“新闻审判”。

“新闻审判”本为舶来品，传入国内后即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新闻审判”的含义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报道对象所做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3]从曾经的张金柱案到近年来的药家鑫案、李启铭案等，每一宗案件都被媒体倾注入过度的热情――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审判前或者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4]正是基于新闻媒体强大的引导和评价功能，将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过程置于舆论的重压之下，最终的裁判或多或少的受到舆论的影响。

二、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

(一)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5]而我国《宪法》第125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正是由于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使法院的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有效的遏制了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不当内容，推动实现司法公正。

(二)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始终是司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司法腐败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损害国家的司法权威，而且侵蚀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心。美国著名记者指出，“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就是报纸，因而任何法律、伦理和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新闻媒体对司法腐败现象的报道，往往能够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同时会引发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府和公众的合力使腐败分子身败名裂。如此大的腐败成本，有效的防止了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有利于推动司法改革

新闻媒体对于司法体系的分析和评述，为司法改革提出了宝贵的借鉴意见，有助于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三、司法独立对新闻自由的限制

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此看来，新闻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新闻媒体行使法律监督权也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司法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新闻自由

司法审判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司法审判要求法官依靠“理性和良知”，忠于法律和事实，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扰后做出谨慎且公正的判断。而新闻媒体则通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 文章 ，有失公允的评判案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带动性的舆论压力，成为法官裁决时的障碍，使其失去独立审判的立场。

(二)法官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的矛盾性

司法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性。由于司法审判关乎人的生死、权利与义务的承担，因此必须是理性判断的过程;而新闻媒体的宣传却带有很强的感性因素，往往掺杂了道德情感于其中，其语言也强调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因此，对于同一个问题，法官与记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关注点自然不同，这种差异势必导致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的对立和冲突。

四、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

卢卡斯曾经深刻的揭示了司法所要求的专业性：“一个看重正义、法律和自由的国家，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必定是不平等的，即法官必须占据实权地位，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法官。”因此，新闻媒体应当认识到其新闻审判的越位行为，重新回归到法律监督主体的地位。对于寻求新闻审判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的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解决：

(一)加强立法规范，填补法律空白

二者冲突的根源在于缺少法律规范对于二者关系的协调。立法机关可以借鉴相关的域外 经验 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新闻舆论的监督设置合理的界限，以消除当前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

(二)强化新闻从业者相关的 法律知识 ，引导遵从职业规范

通过强化其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其遵从职业规范，使其从内心遵从法律，维护司法的独立地位，并严格遵循职业道德法规，避免对案件做出有失公允的报道，做事实的传播者而非情感的传递者。

(三)加强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的交流

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上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关于媒体如何介入、如何报道以及如何评论等关键性的问题，应当由二者坐下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共同研讨解决方案，制定出一个双方认同的规则，并按照规则规范双方的行为，共同促进司法文明和司法公正。

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探讨

一、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的基本内涵

所谓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是指“一种司法理论，它鼓励法官摆脱对于司法判例的严格遵从，允许法官在制作判决时考虑其个人对于公共政策的观点以及以其他因素作为指导，通过对于判决来保护或扩展与先例或立法意图不符的个人权利。遵循该理论会造成某些判决侵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结果。”[1]

《布莱克法律词典》是这样定义的，司法能动主义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当司法机构发挥其司法能动性时,它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更倾向于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而不是拘泥于旧有成文立法或先例以防止产生不合理的社会后果。因此,司法能动性即意味着法院通过法律解释对法律的创造和补充。”[2]

与此相反,法官在执法的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已经确立的规则来办案,反对法官充当立法者的角色,反对法官融入个人的价值观以及他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信仰。这被称为司法克制主义(judicial passivism)。施克莱认为:“所谓守法主义是指一种伦理态度,它把是否遵循规则当做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将道德关系视为由规则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像所有被强烈感受并广为接受的道德守法主义不仅体现为个人行为,也表现为哲学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3]其本质为社会生活中涉及法律的问题与现有法律规定和判例相背离的地方，应当通过立法等方式解决，而非司法机关主动改变既存之规定。在外观上表现为“司法机构的自我约束或自我克制”[4]。

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并非针对具体的法律进行解释,而是在现存法律规定或判例与实际生活的新趋势不符的背景下,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所享有的创造性之界限问题。司法能动主义强调法官要为了实现正义,在服从法律基本原则和理念的前提下，可以不受现有规定和判例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对司法权的限制;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只能严格依法裁判,法官不能创制法律,而只能服从法律，制定法是法律的唯一渊源,法律解释只局限于文义解释,并努力探询立法者的原意。“司法克制主义则倾向于强调在民主国家中对司法权所应该进行的限制,并通过各种方式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5]2。因此，“司法能动或司法克制是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的程度问题”，即“能动和克制的区别更多只是一个程度不一而非性质不同的问题。”[5]2-3

二、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各自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一)司法能动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现今社会，简单依靠法律条文来处理案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诉讼需求，条文的固定性及有限性往往会使我们的司法裁判者在某些个案的处理上寸步难行。假若为了使所有案子都“有法可依”而不停修改或增减法律条文，不仅会造成社会行为规则观念的动荡，而且会大大损害法制稳定的威信力。司法能动在法律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有着诸多的适用价值，但是司法能动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自身的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年来，我国的司法者慢慢由以前的非法律人转换为法律人，即大部分司法者接受过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受过一定的法律实务的培训，自身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储备。当所面临的案件没有直接可以遵循的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可以结合自身的法律技能运用适当的法律 方法 ，经过一定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续造、法律发现等方式分析案情，在已有的法律法规中探求最为适当的条款来处理案件。但是，由于法律没有直接明细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对于同一案件司法裁判者运用法律方法有可能因为个人法律素质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裁判，这样往往会产生司法的不稳定性，影响法律的可预测性及对民众行为的指导性。

其次，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的思想道德价值倾向有着一定的关系。当司法者运用司法能动这一自由利器时，高比例的法律裁判结果就握在了法官的手中。法官是倾向公序良俗还是机械性地被舆论牵着鼻子走，更或是倾向于权力而非权利时，案件的裁判结果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既可能裁判顾及多方利益，采取较为平衡的裁量方式判案，也有可能产生令大众哗然的结果，更或顺应民意的裁判结果。因此，司法能动性是否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和司法者的思想道德倾向是密不可分的。

再次，司法能动性需要司法者具有较丰富的司法经验，以及严谨的辩证 逻辑思维 。但是，在我国，法官不是像美国那样经验丰富的律师担当，而是学校法学系 毕业 生或者其他并不是很权威的法律人担当。由于没有丰富的法律经历，或者还未被培训出缜密的思维逻辑，在判案时很容易产生疏漏或不足，影响法律运用的质量。法律思维被异化，法律思维立场的变化而产生的异化，以及法律操作技巧的程度都将影响司法能动性的发挥，局限其作用的范围及程度。

司法能动性的发挥虽然可以弥补我国法律的某些漏洞和不清晰，但是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只有在上述条件都较完备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发挥其能动性，使之法律实质化，司法能动权利化而非权力化，能动性科学有效、正义合法地在案件的集结点为司法者解围，给当事人化解案情予以合法的裁判，以达到说服当事人、惩罚犯罪人、震慑社会其他成员的作用。

(二)司法克制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司法能动性实现其法律价值的时候，司法克制性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能动性的发挥，或者说是抑制司法能动性的过分发挥。

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在解释的过程中应探询立法者的原意,体现了对规则的尊重[6]。司法克制主义要求法官对法律要忠诚;要克己守法,廉洁自律,尊重法律规则;要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其他 社会公共权力保持谦抑的姿态。司法克制虽然在司法活动中不可或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

第一，司法克制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及司法能动的 发展程度。在我国，司法克制是相当必要的：我国人口众多，民俗繁杂，部分地区的法律实施还比较落后，或者说地方控制主义比较严重。如果在处理法律问题时，仅注重司法能动性而忽视司法克制性，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掌权执位者极有可能将法律作为其实现某些不正当、不合法目的的工具，正如文强案中，作为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和黑道勾结，强奸女学生等恶行，其行为的保护伞就是他手中的权力，作为一个法律人，偷天换日，坏事做尽，司法能动在他的手中变成了凶器，此时若无司法克制、法律来惩处他的行为，该恶行岂不是会被他的虚言假语蒙混过去?

第二，司法克制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因不同法律人而有迥异结果，因此需要社会大众的监督与建议。此时，所说的大众监督并不是说司法活动被民众牵着鼻子走，而是司法活动在一定意义上需要考虑民众意见，利于将裁判结果均衡于法律与社会利益，达到利益衡量的最佳状态。

正如，南京醉酒驾车案中，张明宝造成五死四伤的惨剧，但是在2009年12月23日的一审判决中却只是判处了无期徒刑。对于此，笔者认为，张明宝明知我国法律严禁醉酒驾车，并且造成如此惨剧，虽然事发之后张明宝认罪态度良好，表示自己已经认识到了罪行，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但是，对于此案判处无期徒刑显然没有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实质正义，严重偏离了利益衡量的轨道。因此，笔者认为，为了达到法与正义的契合，实现社会的正义，实现法律的实效价值，应在司法克制的前提下发挥司法能动，判处极刑。司法克制不应成为实现实质利益的绊脚石或是借口。

结语

综上所述，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在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发展中缺一不可，法律规则是规范的固定化文字，而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是思辨灵活的，但是对于法律问题这一严谨的问题来说，法律人在处理某些法律问题时需要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以妥善处理案件，实现当事人利益、法制要求和惩罚罪恶的平衡。但是，司法能动性过度必然会产生权力泛滥性地被利用，法律成为凶器而丧失了其本来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司法能动地适用过程中是伴随着司法克制行为的，法律人必须以立法原意为基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将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融合适用，结合实际适度加大或减小司法能动或克制的运用比例，在法治社会中逐步完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