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研究的“历史转向”：理论与方法新世纪之交，值电影跨越百年之机，主要依附于学府机构的美英电影研究界也对1960—1970年代以来逐步确立自身合法地位的电影研究学科进行了反思。在这场不乏前瞻性的反思中，首先受到质疑的是1970年代以来流行于电影学科的以符号学、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欧陆学说为基础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编辑出版的《后理论：重构电影研究》和克里斯汀·葛兰希尔（Christine Gledhill）、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主编的《重构电影研究》是“宏大理论”批判的集成，两书不仅对欧陆理论和以其为基础形成的学术套语讥锋犀利，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近年来美英电影研究的“历史转向”（historical turn）趋势，亦即电影史和电影史写作逐渐从“宏大理论”的荫佑下浮出，重新成为众多电影学者讨论和研究的重点。（1）2004年，伴随美英规模最大的学科组织“电影研究学会”（Society for Cinema Studies）应映情势的变化更名为“电影与媒体研究学会”（Society for Cinema&Media Studies），学会季刊《电影杂志》（Cinema Journal）也在春季号和秋季号的“焦点”（In Focus）专栏汇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电影学者，就电影学科在美英的发展状况和电影研究的“历史转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2）换一种角度看，电影后百年时期美英电影学界的这种历史转向或许也反映了更广泛意义的“范式转型”（paradigmshift）。如果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哲学基础上提出的范式转型必须以现存范式的危机为条件的话，那么，电影后百年时期的“危机”不仅反映在宏大理论面对日益丰富复杂的电影创作实践逐渐显现了阐释的僵化和教条，而且也体现在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成熟迫使电影学者重新思考一系列形成于胶片电影制作、发行、放映（接受）基础上的观念和理论。仅以文本为例。从其脱胎自传统人文、社会科学而自成独立学科起，电影研究的对象就是以胶片为介质、以放映机投射到银幕上、在暗黑剧院里群体观看的电影文本。但是，这一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却因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被边缘化了。传统电影文本不仅会因数字化而改变形态（如字幕、版本、画面纵横比、色彩明暗和声音，乃至镜头和叙事的互动变化等），更会因为数字化所带来的展示平台和观看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异。换言之，后百年时期电影学科的最大“危机”恐怕是传统研究对象的消失：文本在哪里？哪一个是文本？哪一种语境下的文本？范式转型带动了历史的思考。在“历史转向”的大语境下，关于早期电影及其历史的讨论和写作成了很多学者共同的旨趣。不过，后百年时期对早期电影的关注，无论在问题提出还是在历史思考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当代特征。除了对档案材料和第一手资料重要意义的强调、并以此凸现与重理论轻资料的“宏大理论”派的区别外，“早期电影热”中提出的很多问题，明显得益于此前电影研究的理论洗礼，并（1）参见[美]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诺埃尔·卡罗尔（NoelCarroll）编《后理论：重构电影研究》（Post-Theory:Reconstructing FilmStudies），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克里斯汀·葛兰希尔（ChristineGledhill）、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编《重构电影研究》（ReinventingFilm Studies），Hodder Arnold出版社2000年版。（2）详情可参阅美国《电影杂志》（Cinema Journal）第43卷第3期（2004年春）和第44卷第1期（2004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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