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论文答辩

顾维钧是中华民国外交家，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国民政府驻法国等，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下面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顾维钧主要 事迹 ，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顾维钧人物生平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嘉定区)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中华民国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初入旧式私塾，后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 1912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 1919和192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 辩论 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等职，其间，于1924年5 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 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 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以十七年时间完成口述回忆录，记述了五十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 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顾维钧人物轶事 立志报国，求学海外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此时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 留学 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 经验 ，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到邀请，回国效力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时，他立刻想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8年前，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同名幸事，携女殿堂 1912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顾维钧回国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唐绍仪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以留美博士的资格，在唐手下当了一个外交部三等秘书。他少年翩翩，公余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唐宝没有出过洋，对外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美貌，更打动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后，二人形影不离。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简直像乘直升飞机一样。每提出一项要求，唐宝就死缠着唐绍仪，不怕她老子不答应。顾在北京两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远在上海的张衡山高兴得很，以为得此乘龙快婿，证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于是函电顾维钧回上海举行婚礼。顾置之不复，后来张衡山终于得知他和唐小姐的一段情史，把老脸都气黄了，并写了一封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请唐将顾送回上海。唐绍仪阅信后，勃然大怒，当即把顾叫来训斥了一顿，令他立即返沪。顾虽然不愿离开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责备和亲友的劝导，只得收拾行李，预备南下。事情马上被唐女知道了，哭哭啼啼地跑在父亲面前道：“孩儿若不能和维钧结合，一定削发为尼!”一定要父亲出面干预此事。其时，唐绍仪已晋升为国务，总觉得不该凭着自己的权势，去强夺人家的女婿，没有答应。唐小姐仍不罢休，为了示威与恐吓，跑到了北京郊外的白云庵，并叫人通知她父亲说：已择期落发，唐绍仪仍未理睬。女公子见此计不成，再生一计，她又回到城里，使人通知她父亲，说再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只好到八大胡同(旧时北京娼妓集中区)去做生意，并且挂上现任国务小姐玫瑰的金字招牌。这一记闷棍，果然把唐绍仪打昏了。他立刻请回了自己的女儿，宣布“无条件投降”。 以的权势，干预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何须费力?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淞沪护军使(警备总司令)何丰林，叫他负责顾维钧退婚一事。何丰林原是一个老粗，奉到国务的命令如何敢怠慢?于是亲自带了百名士兵，跑进张公馆，找到张衡山，逼他立刻写退婚书。衡山向来不畏强暴，愤然地对何丰林说：“顾维钧不是东西，我当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带了大兵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丰林拍桌子大声地直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么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拼命!”此时，衡山的女儿，顾维钧的未婚妻，突然勇敢起来，跑出来对父亲说：“爸爸退了婚，我们认错了吧。”何丰林兴高采烈地把退婚书拿走了。衡山长叹一声：“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便抑郁而死。张润娥万念俱灰长斋念佛，在陆家观音堂落了发。张某落了发，唐某自然可以不当尼姑了。在何丰林把退婚书专人送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于1913年顾维钧与唐宝便在北京饭店举行规模宏大的婚礼。郎貌女势羡煞了多少青年男女!从此，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又更稳了一层。不久便被派往伦敦，充任中国驻英公使去了。1933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知悉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忏悔信，附送一笔5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她修行20多年，已到了不动凡心的地步。此是后话。 据说岳丈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因此也曾在民国时期传为佳话。顾维钧和唐宝婚后感情笃深。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夫人唐宝一同前往，同年他们的长子顾德昌在美国降生。 投身外交，崭露头角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 其它 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对日本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 文化 ，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内忧外患，矛盾重重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雄辩巴黎，声名远扬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妙语应答，立场坚定 顾维钧巴黎声明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 战败西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 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China can not miss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断然拒签，名留史册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案子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坚守底线，捍卫台海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顾维钧作为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共同防御条约》的两个全权代表之一(另一名为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自始至终参与了台湾与美国间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严氏理家，顾氏最爱 顾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是严幼韵女士。严女士是一位出身上海富商家庭的大家闺秀，早年为复旦大学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留美时，也曾任《中国留学生月刊》的主编，只不过比顾维钧先生晚10年。回国后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那时的杨光泩与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因此，夫人严幼韵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顾维钧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不久，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杨光泩先生以身殉职。严幼韵女士与杨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孩。严幼韵女士小顾维钧20岁。婚后，严夫人对顾先生关爱有加。在顾先生看来，在他的四位夫人中，他最喜欢的是严幼韵女士。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孩子后来自然也成了顾维钧先生的三个继女，他们早年丧父，顾维钧视他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顾先生如同亲生的父亲一般。长女杨蕾孟，资深编辑，曾任美国著名的双日出版社的总编，并亲自编辑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回忆记录就出自她之手。次女杨雪兰是有成就的企业家，现任美国通用公司的副总裁。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资生产的别克轿车项目就是由她促成的。三女杨葸恩，在房产开发中成绩卓越。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顾维钧视它为“统战”。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输。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 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 总结 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退而不休，永著青史 顾维钧退休后先打算做三件事：疗养度假，以消除长期紧张工作 带来的疲劳;写作和研究;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解决生计问题。 他尚未着手做这三件事，台北便通知他，希望他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早年学习国际法，对此颇有兴趣，精力和履历都足以胜任。经过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到了荷兰，一干又是10年，1964年当选为副院长。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越到晚年，他越思念故国家园。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别想吃家乡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罗汉菜。只要有上海来客，他都要问去过嘉定否。1983年，他的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 女儿回到美国后，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顾维钧激动不已，把画册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后来每逢思乡心切，便要翻看画册。他还给家乡写了一封信，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厚爱，盛赞故土发生的巨变。 晚年的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陆。女儿顾菊珍对父亲的这一份不绝如缕的故土深情看在眼里。为了了却父亲的这份心愿，顾菊珍每次回大陆时，都要代替父亲回到嘉定故园去看看家乡的亲人，转达父亲对家乡父老的深切问候，然后，再把家乡而今的深刻变化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以宽缓父亲对故乡的思念。 顾维钧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9时许起床，早餐时间约一小时，一面饮食，一面阅读。每天看的英文报纸是《纽约时报》，中文报纸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这是他的健身之道。他虽住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著名的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每次散步总要带些钱，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不过，被抢劫几次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还喜欢 游泳 。90多岁时，他还能游泳，并站在跳板上跳水。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 麻将 。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作好安排。顾维钧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 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画画。60年代末，顾维钧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 国画 ，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都是梅、兰、竹、菊，颇得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他也画过工笔牡丹，那是赠送给夫人严幼韵的。 97岁那年，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地图，图中央是家乡高耸的古塔，下面写“孔庙”两字，又画东西大街，西端写“西门”两字，那就是他美丽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他说着，画着，思绪如潮，不能自已。当前嘉定博物馆中，保存着顾维钧于1984年亲笔书赠的杜甫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他退休后，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中国口述历史计划” 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已成为历史学家的案头必备。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看到儿女孙辈欢聚一堂。顾维钧共有三子一女。 对顾维钧的人物评价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从1912年到1967年，五六十年间，顾维钧担任过无数的外交职务，驻美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三卷，600万字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坚毅果敢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时抱定的目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位爱国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人，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华和为人。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顾维钧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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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顾维钧说到“弱国无外交”美国学者唐德刚教授认为，中国自有外交以来，出现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算那两个，顾维钧则算半个。本人以为不然，顾维钧应该算一个，而那两位各算半个。唐教授评论的理由是因为顾维钧未曾有过决策权，而他认为李、周都有过决策权。其实这个理由并不成立。无论李鸿章或者周恩来，都必须听命于一人，他们从来不敢违抗此一人的任何旨意，所谓决策权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与之相反，顾维钧却行使过决策权，在巴黎和会上他和陆徵祥就决定不理会北京政府的命令，自行决定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1919年5月20日，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当保留签字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北京政府24日训令：“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但顾维钧在因病住院的陆徵祥支持下，违抗北京政府训令，拒绝出席6月28日对德和约签字仪式，完成中国近代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无论李鸿章或者周恩来都不曾有过这样的魄力和勇气，因而也从未实现过类似的壮举，于是只能留下“违心地”遗憾。顾维钧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华民国外交史。其丰富与成就足以令世界刮目相看的。若细说起来，需要有一大批外交史专家方能够完成，绝不是我们这样的业余货色所能概括的。于是只能选择一个小小话题来谈论，这个话题我选择“弱国无外交”。如此似是而非的命题，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天经地义。其实它大谬不然。所谓外交，定义很多。无论西方的、前苏联的仰或我们自己的，都离不开“和平手段”四个字。也就是不必战争解决问题，却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弱国无外交”，那么弱国也就死路一条了！试想，只有战而不能胜才有资格称为“弱国”，如果连和平手段的外交也没有了，又何以生存呢？只有亡国了事，别无它径。顾维钧所生活的中国，被定论为“弱国”。这个定论应该不差，自清末以后，无论别人打上门来（如鸦片战争），或者自己向别人宣战（如八国联军），中国都只有一个“败”字可言。独裁者便只好割地赔款，以保自己的统治得以延续。然而外交还是有的，否则李鸿章便不能称之为“外交家”。他的外交即是努力使国家和民族的损失降到最低地步。到了顾维钧这里，一批在美国、欧洲留学外交的专业人士进入外交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也才开始。顾维钧的成名，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这次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的外交活动，除开有辱国权的对德和约之外，其实还有许多辉煌。 1月27日中午，中国代表团接获通知，次日下午三时出席五强决策会议答辩，以回答日本代表上午拟提出的占领山东的要求。仅有24小时的准备时间，而且尚不知道日本代表会说些什么，但顾维钧以三十分钟的精彩发言，致使“全场鼎沸，掌声如雷”。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首，五强代表团纷纷离席，拥向前来与顾维钧握手致贺。甚至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爵也心服口服前来握手，并鞠躬致意。一时成为当地以及世界许多地方报纸的轰动新闻。法国总理克莱蒙梭事后评论道：“顾维钧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日本当时属五强之一，中国是弱国。能说弱国就没有外交吗？非也，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因为强国外交借助国家实力，多少都有以强凌弱的态势，外交的姿态也就来得粗犷。而弱国只有依靠外交的成功，才可能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尊严，它的外交必须细腻，必须技巧与严正结合。可以这样说，日本在政治上胜利了，但在外交上却失败了。强国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只有弱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尽管是被逼出来的。接下去，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不但维护了国家尊严，还首开拒绝签字之先河。后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南美洲各国等国也学着中国代表的样，采取了拒绝签字的外交手段。如果说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榜样，从此次和会就开始了，怎能说“无外交”？而顾维钧等，除拒绝签字对德和约之外，还以侵犯土耳其领土、主权完整为由，拒签对土和约。中国又显示了主持国际正义的形象，难道也算“无外交”？不光是拒签，顾维钧等外交官签署了对奥和约，不仅成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之首创，而且因此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后来还被选为国联行政院六个非常任会员之一。首次进入并被承认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此前中国被认定为非国际社会成员，无资格适用国际法的！此外，中国还签署了对匈（牙利）、对布加利（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等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 巴黎和会除对德和约有辱中国主权外，其他都取得相当的外交成就。加入国联以后，中国挫败日本的反对压力，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庭的第一个中国人。所有这些，都是凭借外交活动取得的！怎能说“弱国无外交”呢？当时的《东方杂志》报导：“被举（选入国联行政院－本文作者注）以后，惊骇者若而人，庆贺者若而人，华族寓公，人人色喜。记者目击情状，汗流浃背；思中华民国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在国际上所处之地位，已与列强同等矣。”英国驻北京公使艾思顿（Beilby Alston）在给英国外交部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尽管内部可悲的困难，中国赢得外国更高的尊敬；当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时，国际尊敬的高潮开始涌起。日本虽然取得当时政治上的胜利，中国赢得道德上的胜利，并在赢得国际行政院席位时达到巅峰。”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外交胜利，在国联中，顾维钧不失时机地向国联大会提交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山东权益的“鲁案”，迫使日本表示只要日中开始单独商议，愿意归还山东权益。顾氏不许有条件地归还，拒绝单独开议。最终于1921年11月12日由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日本迫于美、英压力，终于在1922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二十一条及山东问题的换文、对德和约关于山东的条款被推翻；并于6日签订了《九国公约》，强调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给予中国以自行发展的最好机遇。华盛顿会议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首次没有丧失反而争回某些权益的外交活动；也是世界列强首次全面而且具体地同中国讨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会议。为以后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上，全部是外交活动所取得的胜利，何言“弱国无外交”？随后，顾维钧于1924年5月同苏联代表加拉罕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这不但是近代中俄第一次平等地签订条约，也是中国凭借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开始。1925年6月24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各国政府发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要求召开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同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共13个西方国家参加。11月19日会议第二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1926年1月12日，同是上述关税会议的13国在北京召开法权会议，讨论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中国代表王宠惠正式提出废除治外法权的提案。虽然此次会议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尽如人意，但同年8月31日《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签订，也收回了过去丧失的相当权益。中国政府在持续不断的外交努力之下，到1943年1月11日美、英两国同时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接着原来与中国有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都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中国到此可以说站起来了！而这些都是靠外交努力争取到的，“弱国无外交”是说不过去的。外交原本就是人类文明的结果。当人类处于愚昧状态的时期，是无所谓外交存在的，那时的人类，依旧遵循兽性原则，弱肉强食，也就是战争解决问题。外交只能是文明进程发展到一定地步才有可能实现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上众多弱小国家恰恰是因为外交才获得生存以及发展的权利。例如东帝汶。而且在弱小国家同样出现了杰出的外交家，例如加纳的安南先生就成为联合国出色的秘书长。毫无疑问，国家实力的强大必然会给它的外交带来实惠，但这是文明进程的限制造成的暂时现象。也不能因此证明“弱国无外交”的正确。恰恰相反，弱国更需要外交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它们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手段。二战以后，以《大西洋宪章》为标识，特别是联合国的成立，尽管强国优势依然存在，世界毕竟快步迈向文明，外交的作用随之愈加显著。例如印度、缅甸都在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独立战争的情况下，获得了独立。但相对于中国而言，他们都是弱国。比如缅甸总理吴努就对周恩来说，在中国大象面前缅甸只是一只羔羊。但他们都以外交手段取得了强大的英国无法获得的利益。弱国外交成功的典型范例便是缅甸。它完全依靠外交手段，从强大的中国割掉云南段麦克马洪线以南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居然还始终同中国保持着“胞波”的友好关系。中国外交部长还要做诗歌颂道：“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羔羊割去大象身上一块肉，还能使大象为它唱赞歌，强大的英国没实现的梦，却被这个“弱国”不费一枪一弹实现了。这个外交胜利堪称举世无双！此外是印度。它虽然不如缅甸的外交手腕那样高明，却也以弱凌强占了大便宜。1949年以后，它一方面利用中国“一边倒”的外交弱势，主动充当中国对西方的联络人；另一方面趁中国出兵朝鲜之机，于1950年11月占领了英国人不敢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虽然后来中国打了胜仗，但老毛显然为了表现天朝大国的洪恩浩荡，命令撤退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立即卷土重来并全力扎根，凭借外交手段玩弄花招，利用中国与西方的对峙，至今霸占着那块地方，而且建立了“阿鲁纳查尔邦”，已经移民达700万。虽然这块西藏最肥美的地方尚无法律承认，但显然不会再是中国的领土了！此外，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北朝鲜、越南等弱国，个个都只凭借外交手段从毛的强大中国割了土地、得了钱财。即使远在天边的阿尔巴尼亚、赞比亚、坦桑尼亚、扎伊尔等贫弱小国，割不到土地也得到钱财，无非采用一点外交伎俩，暗示要拥戴老毛当第三世界领袖罢了。难道这些事例都是“弱国无外交”？另外一个方面，弱国之所以成为弱国，不是没有外交，而是没有“内交”。当一个国家内部不会和平地、互利地处理各种民族、群体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时，只要这个国家内部有一些势力受到压抑，另一些势力在压抑别人，甚至内乱不已时，指望这个国家不弱，那才是咄咄怪事。我们自己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由点，如今的世界仍旧有这样的许多例证。最典型的莫过于巴勒斯坦。那个阿拉法特赖在领导位置上几乎半个世纪，巴掌大一块地方却拥有世界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众多武装团伙，人民全靠国际施舍才得以生存。稍有头脑的便逃往外国谋生，跑了的竟然是没跑的三倍！乃至于它的忠实盟友约旦都不堪承受，只得封锁边界。剩下那些愚氓则继续在那里受人驱使，为萨达姆之类充当炮灰。闹到现在，已经四面楚歌、茕茕孑立，惶惶不可终日的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崇尚武装斗争的阿拉法特，却全凭国际社会的外交救济才得以苟延残喘。倘若没有外交，他早就完蛋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外交已经是国家间交往的主流形式。无论强国、弱国，谁忽视外交，谁就站不住脚。所谓“弱国无外交”的悖论，早就该扫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去了。

顾维钧（1888～1988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外交奇才。1888年1月29日（亦说2月12日）出生在上海嘉定一个富裕的家庭。嘉定人杰地灵，“古贤近秀，代不乏人”。据载，仅明清时嘉定就出了3个状元，134个进士，979名举人。到了近现代，嘉定之域更是人才辈出，除顾维钧外，另外还出了两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他们是吴学谦和钱其琛。

顾维钧从小聪颖过人，4岁时入私塾读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

顾维钧赴美国留学， 先在纽约州库克学院学英语，第二年便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政治和文学，4年间获文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两个学位，继而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留美期间，先后担任了《哥伦比亚月刊》经理和纽约中国留学生会会长。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立刻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8年前，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正在为爱妻的去世深深悲痛。顾维钧的妻子唐梅是唐绍仪之女，二人感情甚笃。然而，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席卷全球，今天被称作西班牙流感。唐梅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儿一女。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

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他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与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

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案子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1944年秋天，是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的联合国筹建会议，第二年顾维钧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首届联合国大会，并代表中国政府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后又努力使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进入最后期限，而顾维钧也面临着他外交生涯中最为尴尬困窘的一页。

他请求美国政府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驻广州，又请求美国拨款以帮助国民政府稳定军心应付财政，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1956年初，叶公超传达了蒋介石要他去台湾议事的指令，顾维钧以一个外交官的敏感意识到自己已到辞职的时候了。回到台湾，顾两次拜谒蒋介石，他开诚布公地说：“我已像一匹老马，体衰力竭了。”而蒋介石也并不表示挽留。后来，通过张群之口委任他为“总统府”资政，住在美国。就这样，顾维钧告别了外交舞台。这一年，他已是68岁的老人了，在纽约郊外的佩勒姆庄园租了一所住房，过上了隐士般的生活。

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曾拜见过顾维钧，故人之女的来访使他异常高兴，他询问了大陆很多的情况。而对来自祖国的热情邀请，他既兴奋又遗憾，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他未能回国一访。在身居美国的几十年间，顾维钧始终未加入美国国籍，他的心一直牵记着那太平洋的彼岸，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常心怀中国，我知道，中国将会统一的。”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的寓所去世。他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这是平静的一天。”当98岁高龄的他离别这个世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不再是弱国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