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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三：1955-1959）（简体字版．精装）》（夏志清，夏济安）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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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三：1955-1959）（简体字版．精装）

作者：夏志清，夏济安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12

页数：484

内容简介：

夏济安、夏志清昆仲，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两大巨擘，他们早年的求学生涯，既是东西方学术交织融汇的实例，又是民国和1949年后「大历史」的亲身见证。他们的往来书信经由志清先生郑重珍藏，经夏志清太太王洞女士授权，苏州大学季进教授注释整理，首次向外界披露。本书分为四卷，收录了1947年夏志清赴美求学到1965年夏济安因病逝世的17年间，兄弟两人的通信六百余封。在这些书信中，他们说家常丶谈感情丶论文学丶品电影丶议时政，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我们可以看到夏志清如何从一位年轻的求学者，一步步成长为国际著名学者，也可以看到夏济安如何流转各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努力奋斗的艰辛。

在滞留海外的岁月里，夏氏兄弟在薄薄的航空信纸上以蝇头小字写下生活点滴、欲望心事，还有种种文学话题。这对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难得的平生知己。我们不禁想到西晋的陆机（261–303）、陆云（262–303）兄弟俱有文才，尝以书信谈文论艺。千百年后，在另一个紊乱的历史时空里，夏氏兄弟以书信记录生命的吉光片羽，兼论文艺，竟然饶有魏晋风雅。 ──王德威教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

作者简介：

夏志清（1921–2013），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生于上海浦东，中国文学评论家，教授。 1946年9月随长兄夏济安至北京大学担任助教，醉 心于西欧古典文学，因研究威廉‧布莱克档案（William Blake Archive）论文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至耶鲁大学攻读英文硕士丶博士。在纽约州立学院任教时，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 书，也奠定他学者评论家的地位。 1961年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席。 2006年7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夏济 安（1916–1965），江苏吴县人。夏志清教授的兄长。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曾任教西南联大丶北京大学外语系和香港新亚书院。 1950 年赴台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为早期小说作家白先勇丶欧阳子丶王文兴丶陈若曦丶叶维廉等人的启蒙老师，1956年与吴鲁芹丶刘守宜等创办《文学杂志》并兼任主编， 在杂志上主张「朴素的丶清醒的丶理智的」文学，与其弟夏志清对当代文学的贡献十分深远。 1959年赴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丶加州柏克莱大学作研究，主要 工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 1965年2月23日因脑溢血病逝于美国奥克兰。夏济安的中文著作还有《夏济安选集》丶《现代英文选评注》等；英文著作有The Gate of Darkness，这是一本1949年以前左派文人的评论集。

王洞，夏志清夫人，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育硕士，耶鲁大学语言学硕士。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初级研究员丶康州大学讲师。婚后相夫教女，年逾半百，改学电脑，获哥伦比亚大学电脑学士，任职美林证券公司。现退休，定居纽约。

季 进，江苏如皋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丶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丶钱钟书研究。主要著作有《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丶《陈铨：异邦的借镜》丶《阅读的镜像》丶《另一种声音》丶《彼此的视界》等，主编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丶「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丶「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等。

1956年创办《文学杂志》。《文学杂志》于1956年9 月由台大外文系主任夏济安教授及吴鲁芹和刘守宜创办。其初衷正如创刊号《致读者》所言：“我们的希望是要继承数千年来中国文学伟大的传统，从而发扬光大，我们虽然身处动乱的时代，我们希望我们的文章并不‘动乱’。我们不想逃避现实。 我们的信念是，一个认真的作家，一定是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人的时代精神的人。我们并非不讲求文字的美丽。不过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说老实话。“从该刊随后四年中出版的内容来看，它在鼓励写实文学的同时，更倾向于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它介绍了西方现代文学潮流，发表了大量台湾作家创作或翻译的现代主义作品。1959年7 月，夏济安离台赴美，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工作。后因脑溢血而英年早逝于病逝美国。《文学杂志》不久便停刊。《文学杂志》提倡写实路线，对文学摆脱政治化、庸俗化的道路起了引导作用；同时，它对中西文学理论和作品的评价，也推动了台湾文学素质的提高，提升了纯文学的地位。《文学杂志》能广纳各种风格的作品，投稿者众多，这无疑对活跃文坛，推介人才起了重要作用。 作品有《夏济安选集》、《夏济安日记》、《黑暗的闸门》，译作有《名家散文选读》、《莫斯科的寒夜》。夏济安对英美文学有着精湛研究，尤其是国际公认的研究中国新文学的专家。其中英文著译甚多。所选注的《现代英文选评注》至今畅销海峡两岸。“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在金庸写武侠小说之前，夏济安先生就有这样的意愿了，“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一定想法子写武侠小说。”后来，夏济安读罢《射雕英雄传》，心凉了，“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

蓦然回首 白先勇 许多年了，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远景出版社集结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龙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子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炉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道：“昨天讲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给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力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大家谈痨色变，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因为怕给我抓进房子讲“故仔”，我得的是“童子痨”，染上了还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然而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没份参加。嘉陵江涨大水，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冲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我捶着床叫：“嗳、嗳！”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因为我还在发烧，于是躺在床上，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失，心中只有干着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栋小房子里，我顿感打入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期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摈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那段期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宝的英武，程咬金的诙谐，尉迟敬德的鲁莽，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头插雉尾，身穿锁子黄金甲，足登粉底小蛮靴，一声娇叱顾盼生姿，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然而我看来很眼熟，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 病愈后，重回到人世间，完全不能适应。如同囚禁多年的鸟，一旦出笼，惊惶失措，竟感到有翅难飞。小学中学的生涯，对我来说，是一片紧张。我变得不合群，然而又因生性好强，不肯落人后，便拼命用功读书，国英数理，不分昼夜，专想考第一，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光阴。然而除了学校，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一到了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抱回来一堆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发愤忘食，埋头苦读。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至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当然，我也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斯人记》，徐(言干)的《风萧萧》，不忍释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劲。三国、水浒、西游记，似懂非懂的看了过去，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 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李雅韵老师。雅韵老师生长北平，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后主的虞美人，抑扬顿挫。雅韵老师替我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我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雅韵老师文采甚丰，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在北平大学时代，她曾参加地下抗日工作，掩护我方同志。战后当选国大代表，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在我心目中，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在她身上，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励我写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到野风杂志，居然登了出来，师生皆大欢喜。她笑着对我说：“你这样写下去，二十五六岁，不也成为作家了？”她那句话，对我影响至深，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从那时起，我便梦想以后要当“作家”。中学毕业，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出国后，也有信件往来，五十八年我寄一封耶诞卡去，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心脏病发，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韵老师身经抗日，邦灾国难，体验深刻，难怪她偏好后主词，“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她念来余哀未尽，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高中毕业，本来我保送台大，那时却一下子起了一种浪漫念头。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水利灌溉计划，.如果筑成可媲美美国的 .，中国中部农田水利一举而成，造福亿万生民。我那时雄心万丈。我要去长江三峡替中国建一个.。一面建设国家，一面游名川大山，然后又可以写自己的文章。小时游过长江，山川雄伟，印象极深。当时台大没有水利系，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读了一年水利工程，发觉自己原来对工程完全没有兴趣，亦无才能，.大概轮不到我去建设。同学们做物理实验，非常认真在量球径，我却带了一本《琥珀》去，看得津津有味。一个人的志趣，是勉强不来的，我的“作家梦”却愈来愈强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褪色，灰尘满布的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仑音贯耳，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伊丹转罗姆》，浪漫兼写实，美不胜收。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简•爱》、《飘》、《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等等，但是都是顺手拈来，并不认真。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转攻文学。事先我没有跟父母商量，先斩后奏。我的“作家梦”恐怕那时候父母很难了解。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本来我想考中文系。雅韵老师极力劝阻，她说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她本人出身国文系，却能作如此客观的忠告，我对她非常感佩。台大放榜，父母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湾学校的风气，男孩子以理工为上，法商次之，文史则属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课很好，是系里的第一名，但那只是分数高，我对数理的领悟力，并不算强。我解说了半天，父亲看见大势已定，并不坚持，只搬出了古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含糊应到：“人各有志。”母亲笑叹道：“随他吧，‘行行出状元’。”她心里倒是高兴的，因为我又回台北家中来了。 进入台大外文系后，最大的奢望就是在《文学杂志》上登文章，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我们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小说，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发下来厚厚一叠，我翻了半天，一句评语也没找到，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了，后来一想不对，三篇总会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师不赏识，懒得下评。顿时脸上热辣辣，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生怕别人看见。“作家梦”惊醒了一半，心却没有死，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没有碰到知音。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籍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业。一两次后，才不尴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烟斗吸得呼呼响。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的话，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褒一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 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我们看菊花去》(原名《入院》)，《闷雷》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还没写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便到美国去了。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登台”时的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的文字。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我说了一些他没有出声，后来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色彩，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欣赏非常理智客观，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我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脱，不为世俗所扰了，后来看了《夏济安日记》，才知道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他自己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对浪漫主义的弊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 大三的时候，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有了自己的地盘，发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坏的一起上场，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月梦》和《玉卿嫂》。黎烈文教授问我：“玉卿嫂是什么人写的？很圆熟，怕不是你们写的吧？”我一得意，赶快应道：“是我写的。”他微感惊讶，打量了我一下，大概他觉得我那时有点人小鬼大。现在看来，出国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大部分都稚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制，还在尝试习作阶段。不过主题大致已经定形，也不过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倒是有几篇当时怎么会写成的，事隔多年，现在回忆起来，颇有意思。有一年，智姐回国，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姆，人长得很俏，喜欢带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盅惑，我想带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在宪兵学校，有一天我带上地图阅读，我从来没有方向观，不辩东南西北，听了白听，握便把一张地图盖在稿纸上，写起《寂寞的十七岁》来。我有一个亲戚，学校功课不好，家庭没有地位，非常孤独，自己跟自己打假电话，我想那个男孩子一定寂寞得发了昏，才会那样自言自语。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画家画的一张裸体少年油画，背景是半抽象的，上面是白得熔化了的太阳，下面是亮得燃烧的沙滩，少年跃跃欲飞，充满了生命力，那幅画我觉得简直是“青春”的象征，于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保，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 民国五十一年，出国前后，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水岭，那年冬天，家中巨变，母亲逝世了。母亲出身官宦，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自小锦衣玉食，然而胆识过人，不让须眉。十六年北伐，母亲刚跟父亲结婚，随军北上。父亲在龙潭与孙传芳激战，母亲在上海误闻父亲阵亡，连夜冲封锁线，爬战壕，冒枪林弹雨，奔到前方，与父亲会合，那时她才二十。抗日期间，湘桂大撤退，母亲一人率领白马两家八十余口，祖母九十，小弟月余，千山万水，备尝艰辛，终于安抵重庆。我们手足十人，母亲一生操劳，晚年在台，患高血压症常常就医。然而母亲胸怀豁达，热爱生命，环境无论如何艰险，她仍乐观，勇于求存，因为她个性坚强，从不服输。但是最后她卧病在床，与死神交战，却节节退败，无法抗拒。她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月，有一天，我们一位亲戚嫁女，母亲很喜爱那个女孩，那天她精神较好，便挣扎起来，特意打扮一番，坚持跟我们一同去赴喜筵。她自己照镜，很得意，跟父亲笑道：“‘换珠衫依然是富贵模样。’”虽然她在席间只坐了片刻，然而她却是笑得最开心的一个。人世间的一切，她热烈拥抱，死亡，她是极不甘愿，并且十分不屑的。然而那次不久，她终于病故。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父亲送别机场，步步相依，竟破例送到飞机梯下。父亲曾领百万雄师，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刚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可是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那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等我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月余间，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因为母亲的死亡，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象母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热的生命，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至于寂灭，因为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抗拒的威力。由此，我遂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强求。丧母的哀痛，随着时间与了悟，毕竟也慢慢冲淡了。因为国外没有旧历，有时母亲的忌日，也会忽略过去。但有时候，不提防，却突然在梦中见到母亲，而看到的，总是她那一付临终前忧愁无告的面容，与她平日欢颜大不相类。我知道下意识里，我对母亲的死亡，深感内疚，因为我没能从死神手里，将她抢救过来。在死神面前，我竟是那般无能为力。 初来美国，完全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年度耶诞节，学校宿舍关门，我到芝加哥去过耶诞，一个人住在密西根湖边一家小旅馆里。有一天黄昏，我走到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四周响着耶诞福音，倒处都是残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回到爱我华，我又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在爱我华作家工作室，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了解到小说叙事观点的重要性。Percy Lubbock那本经典之作《小说技巧》对我启发是大的，他提出了小说两种基本写作技巧：叙述法与戏剧法。他讨论了几位大小说家，有的擅长前者，如萨克莱Thackeray，有的擅长后者，如狄更斯。他觉得：何时叙述，何时戏剧化，这就是写小说的要诀。所谓戏剧化，就是制造场景，运用对话。我自己也发觉，一篇小说中，叙述与对话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小说技巧不是“雕虫小技”，而是表现伟大思想主题的基本工具。在那段时间，对我写作更重要的影响，便是自我的发现与追踪。像许多留学生一样，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我患了文化饥饿症，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看了许多中国近代史的书，看到抗日台儿庄之役，还打算回国的时候，去问父亲请教，问他当时战争实际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纽约，我在Little Carnegie 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戡乱，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激动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眼睛只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 段意1重读前旧作2染病第说启蒙师央3病愈看许说留深刻印象4命第二位启蒙师李雅韵师作者奠定基础并鼓励写作5文热至转换专业文6《文杂志》发表文章受夏济安先赏识7夏济安先作者影响及离8与同创办《现代文》《玉卿嫂》作品构思9作者写作涯水岭:母亲与父亲相继逝世10作者母亲逝世奈伤及死亡能力11芝加哥慨触发自美第写作12我华作家工作室作者解说叙事观点重要性并懂写作应自我发现与追踪13作者祖深深热及破家亡体

厨子老央有桂林人能说会道的口才，他讲的《薛仁贵征东》成为五六岁时白先勇的文学启蒙，更是七八岁时患“童子痨”被隔离达四年之久的白先勇生活中的最大安慰，引发他对中国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兴趣，使敏感内向、孤独忧郁的他找到自己的小说世界，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文采甚丰”、“诲人不倦”的李雅韵老师，唐诗宋词修养极佳，为白先勇启开中国古典文学之门，并将他的一篇习作推荐给《野风》杂志发表，激发了白先勇的“作家梦”和创作欲望。

台湾大学外文系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使想当水利专家的白先勇重考大学，进台大外文系，成为夏先生的学生。当白先勇忐忑不安地将习作《金大奶奶》送夏先生审阅时，他喜出望外地得到了褒奖：“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夏济安先生的奖掖和栽培，对白先勇决心走上文学道路起了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