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研究论文有哪些

墨国使者来战国谈判。“城下何人？”“墨者隔离。”“尔等所为何事？”“为了和平。”“那尔等为何手持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为了和平。我们要震慑尔等。”“那尔等为何来此？”“为了谈判，关于我国和平崛起的谈判。”“那尔等主使是？”“为表诚意，我国王子亲至。”“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五十人而已。”“既然这样，来人啊！把他们擒下。”“为何？”“落后就要挨打，此人间至理也.”不久墨国覆灭，墨者消逝。

《墨子》中有关于“圆”“直线”“正方形”“倍”的定义，对杠杆原理、声音传播、小孔成像等也有论述，还有机械制造方面的记载。这反映出，《墨子》包含了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墨子》中的“圆”“直线”“正方形”“倍”等定义和农业有关，杠杆原理、机械制造等和手工业有关，这是先秦时期劳动人民在农业、手工业等领域总结的劳动成果，是劳动人民智慧的反映。

目前主要关于墨子的文章就只有下面这篇：

墨子在古代提倡：非攻、兼爱，众生平等。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很难推而广之！

墨子简介 （约前468-376年）春秋末战国初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创始人。 姓墨名翟，鲁国人（滕州），墨子出身平民，自称“北方之鄙人”(《吕氏春秋·爱类》)，人称“布衣之士”(《吕氏春秋·博志》)和“贱人”(《渚宫旧事》)，汉代王充甚至说：“孔墨祖愚，丘翟圣贤。”(《论衡·自纪》)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史角之后，传其清庙之法。又学于儒者，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于《诗》、《书》、《春秋》，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于是弃周道而用夏政。宣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其为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 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生徒，寻常亲从弟子数百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墨子·公孟》)。《庄子·天下篇》称赞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而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行迹所至。东到齐，西游郑、卫，南至于楚、越。曾与公输班论战，成功地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曾制成“木鸢”，三日三夜飞翔不下。还长于守城技术，其后学总结其经验为《城守》二十一篇。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名辩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分别见于《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于》等书，其思想则主要保存在墨家后学《墨子》一书中。 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西汉刘向整理为七十一篇，六朝以后渐佚，今传《道藏》本五十三篇。旧题墨翟著，但包括了墨子弟子乃至后期墨家的著述资料，是研究墨家学派的主要典籍。 按内容，《墨子》一书可分五组：从《亲士》到《三辩》七篇为墨子早期著作，其前三篇掺有儒家理论，当为墨子早年“习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痕迹；后四篇多尚贤、尚同、天志、节用、非乐理论，前人颇以为即以后相关篇章理论之叙余，其实正有对后来各篇提纲挈领的作用。 从《尚贤上》到《非儒下》共二十四篇为一组，系统反映墨子“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大命题，是《墨子》一书的主体部分，各篇多分上、中、下篇(《非儒》分上、下)，前人认为是“三墨”各自所依据的经典，其实是《墨子》一书在先秦流传的不同版本，汉人整理合三为一，现今某些“阙失”的篇目，或许在内容和文字上与今存者同，故仅存其目。《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专说名辩和物理、光学等内容，前人因其称“经”，定为墨翟自著，实为后期墨家作品，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宝贵资料。《耕柱》至《公输》五篇是墨子言行记录，体例与《论语》近，乃墨子弟子所辑录，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备城门》以下到末二十篇(含已佚九篇)，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其制度颇近于秦，是战国时期“秦之墨者”所作，是研究墨家军事学术的史料。《墨子》内容博大，包含政治、哲学、伦理、逻辑、科技、军事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集中资料。西晋鲁胜、乐壹皆曾为《墨子》一书作注，已佚。通行本有孙治让《墨子闲诂》，主要版本有《诸子集成》本。 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及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墨子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他指出，“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其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他又认为，鬼神能“赏贤而罚暴”。他把天鬼的意志和百姓的利益说成是一回事，认为天鬼是专门为万民“兴利除害”的，这实际上成了墨子所操持的工具。墨子在政治上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佚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文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在《耕柱篇》中，要求“能谈辩者谈辩”，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他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常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并把“无故从有故”，即没有理由的服从有理由的作为辩论的原则。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 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子在上说下教中言行颇多，但却无亲笔著作。今存《墨子》一书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

墨学·现代墨学·关于墨家义理的研究

栾调甫说：“清儒治墨学者，不过校注而已，初无事乎其学也。逮至近二十年来(指1912—1932)，述学之作，云合雾集，而墨学之深义亦日有启扬矣。”(栾调甫： 《二十年来之墨学》，见 《墨子研究论文集》)

本世纪初期的墨学研究者中，最有影响的当首推梁启超。梁氏从1904年起，即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子墨子学说》。至1921年，扩充为《墨子学案》，共八章。讨论墨学之根本观念——兼爱，墨学之实利主义及经济学说，墨子之宗教思想，墨子新社会组织法，实行的墨家，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附录墨者及墨学别派、墨子年代考。该书首次以现代社会科学观点论析墨家，并且用白话文写作，影响至巨。

1919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四篇为《墨子》，分墨子略传、哲学方法、三表法及墨子。第六篇论《墨辩》与别墨，知识论，辩者惠施与公孙龙等。全书用白话文写作。

栾调甫指出： “顾自 ‘大纲’、‘学案’ 一出，谈哲述墨之作，遂纷至而沓来。夷考其实，则煌华耀目，尽是安徽(指胡适)骆驼之汗渖;异军特起，莫非新会(指梁启超)学案之唾余。而其肤辞凑杂，悉无当也。……而狂飚怒卷之余，适之大纲遂成众矢之的。”(栾调甫《二十年来之墨学》)梁、胡二氏贡献固然巨大，但也不能说其他人悉无可取。至于众人纷纷批评胡适，这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并不是坏事。

1921年，易白沙在《新青年》发表《述墨》，分述墨学之起源，墨子历史和 《墨经》。

1922年，陈顾远出版《墨子政治哲学》，按总论、分论、余论，分述墨子政治思想的各个方面。

1922年，王桐龄出版《儒墨之异同》，序论，述孔、墨降生时代，正文八章，分论宗教、道德、政治、理想人物、圣经、贤传、教义等观念和思想之比较，多引两家原文，然后略加论断。是第一部孔墨比较论专著。

1923年，张纯一出版《墨学分科》，分教育学、算学、形学、微积及论理、伦理、政治、哲学、法理、理财、军事、宗教等学科论述。

1924年，郎擎霄出版《墨子哲学》，十三章，分论时代背景，墨学渊源、五十三篇之作者、根本观念、兼爱主义、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实用主义、墨子之科学，各家对墨学之批评，墨家思想之影响等。

1924年，胡韫玉出版《墨子学说》，分总论、非攻说、节用说、非乐说、节葬短丧说、尚同说、法天说、杂论，每说先起议论，然后分段附以原文。

1925年，章士钊在 《甲寅周刊》和 《东方杂志》上连续发表《名墨訾应考》等一系列文章后辑集为《章氏墨学》，为学界所重。

1926年，陈柱出版《墨学十论》，分墨子之大略，墨学大略，经学体例，教育主旨，政治学说，文学，与诸子之异同，诸子墨论异同，历代墨学述评等章。

1927年，蒋维乔出版《杨墨哲学》，下篇专论墨学，分十章论墨家学说基础，兼爱、交利、贵俭、力行，非攻、交友、修齐治平、缘起、评论，附录《墨学与耶稣之比较》。

1929年，钱穆出版《墨子》一书，分墨子传略、墨子书的内容、墨子述要三章、附墨者年表。钱氏另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对墨子考辩甚详。

1930年，冯友兰出版《中国哲学史》，其中第五章为《墨子及前期墨家》，分节述墨子之考证，《经》《经说》《大取》《小取》之时代，兼爱、非攻、政治等。第十一章论《墨经》及后期墨家，论知识、同异、坚白之辩等等。冯友兰首次提出“后期墨家”之名称。

1936年，方授楚出版《墨学源流》，上卷十章，前四章论墨子身世、事迹、著作、生活背景，第五章为墨子之学说(政治思想、经济学说、宗教信仰、根本精神)、第六章墨家之组织、第七章。墨学之传授、第八章。墨学之进步(后期墨者之系统、真墨与别墨及非墨、《墨经》之作者，《墨经》之概要、墨义之修正与发展、兼爱非攻之新解、知识论与辩学、与他家之论难、实用科学、《墨经》释疑)。第九、十章论墨学之衰微与复活。下卷分四章，驳墨子非姓墨说、墨子为印度佛教徒说、墨子为印度婆罗门教徒说、墨子为阿拉伯回教徒说。此书为三十年代墨学研究著作中资料最丰富、论述最详密的一种。

抗战时期，国家多难，墨学著作出版不多。

四十年代初，郭沫若先后发表《墨子的思想》(见 《青铜时代》) 和 《孔墨的批判》 (见 《十批判书》)。全面否定墨家，认为墨子是奴隶制的拥护者，为王公大人服务。此说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多数人不同意郭氏的意见。

1948年，杨荣国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史》，其第五章论墨子思想，包括墨子为人、对孔子正名的批判，对孔子仁的思想的批判，从对旧政治的批判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认识真理的准则——三表法，墨子的手段和他对宿命论的批判。杨氏的观点正与郭氏相反，全面肯定墨子，连“明鬼”也被说成是“为人民争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