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马克斯·韦伯是现代思想的开篇?很简单,因为韦伯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韦伯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呢?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自传》其中会给予我们答案。 大多数人都以为他是个大学里的老学究,没想到的是他非常关注社会现实。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韦伯写信给德军的实际指挥官鲁登道夫,要求他向协约国献上自己的头颅,挽回德国的荣誉。鲁登道夫当然不会就这样自杀了,但他同意和韦伯见面。结果两个人唇枪舌剑,辩论了好几个小时。我很难想象,世界上有哪个学者能和一个将军展开这样的辩论。 不仅如此,韦伯还在报刊上经常发表政论文章,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亲身从军,他参与建设和管理军队中的野战医院;在战后又加入德国的谈判使团,作为顾问参加了凡尔赛和会;还参与起草了一战之后德国的共和国宪法。韦伯不是一个象牙塔中远离大众的学究,而是一位广泛介入公共生活,面向社会和现实的学者。他是一百年前德国最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韦伯思想生涯的第一个特点。 韦伯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宗教、政治、哲学、历史甚至还有音乐,他还专门写过一本叫《音乐社会学》的书。这位20世纪初的德国人甚至还写过一本《儒教与道教》,专门来探讨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因其涉猎广泛,被公认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是韦伯思想生涯的第二个特点。 然而这样一位大学问家,学术生涯却颇为短暂。韦伯25岁就获得法学博士学位,30岁就成为正教授,令同辈学人望尘莫及。四年之后,韦伯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离开了大学,有几年的时间完全停止了学术工作,病情缓和后才恢复学术研究。 又过了十六年,到1918年,也就是一战结束的那一年,才正式重返大学。可是回到大学才过了两年,韦伯就染上了当时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1920年的6月,刚满56岁的韦伯英年早逝。在56岁的生命中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就,让人惊叹,也令人敬畏。韦伯的墓志铭:“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同类,尘世的一切莫不如此”。这句话用在韦伯身上再恰当不过。 那么韦伯究竟做出了怎样的发现,为什么我们会说他是现代思想成年的标志呢? 成年人的两个标志:第一是明白自己,对自己的过往有真正的理解;第二是反思自己,能看透自己存在的问题。韦伯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正是因为他完成了这两项任务,看清现代,反思现代,让现代社会迈入了“不惑”之年。看清现代,就是真正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机制。在韦伯之前,西方的现代化已经高速发展了两百多年,但对于现代化的理解还停留在片面和表面的层次。直到韦伯以理性化为核心,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理论,才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解释了现代社会的来龙去脉和运转机制。 反思现代,就是指出现代性最深层的缺陷。这些缺陷不是现代化曾经战胜过的那些问题,比如愚昧无知等等;我们现在说的缺陷,是根植于现代化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会随着社会进步而消失,反而会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严重。学术界将这类问题叫做“现代性问题”。韦伯对现代性的正反两面,第一次做出了最全面、最清晰的分析。从此以后,西方思想家只要讨论现代性问题,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无法绕开这座里程碑。 韦伯到底洞见了现代社会的什么奥秘?其实并不复杂,简单说三个字:“理性化”。这三个字,就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启蒙运动之后,在理性和科学的帮助下,人类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在古代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贫困艰难。甚至王公贵族也未必过得很好。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的时候只有32岁,后世学者根据记载,推断他是死于感染导致的持续高烧和衰竭。设想当时如果有抗生素,又会怎么样呢?还有十三世纪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他的王后一生中生育了16个孩子,前15个孩子中的男孩全部在十岁之前夭折了,直到第16个孩子才顺利长大成人,王位的继承才有了着落。你看,无论是皇帝还是国王,在疾病面前都毫无办法。到了启蒙时代之后,短短两三百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说一个简单的数据:人类的平均寿命,两百年前还只有25岁,到了2016年,已经达到了72岁。 这么巨大的成就是怎么获得的呢?韦伯发现,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这些大事件背后,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动力,就是“理性主义”。 当时人们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过去的不幸都是由于蒙昧和无知造成的,如果用理性清除掉蒙昧和无知,我们就会走向真理,越来越幸福。然而,也恰恰是马克斯·韦伯,这位深刻理解科学理性力量的思想家,却站出来告诫人们,有些问题,甚至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科学无能为力。1917年的11月7日,一个冬日的夜晚,在慕尼黑的一间艺术大厅里,正在进行一场演讲。大厅里挤满了年轻的学生,还有许多著名学者。韦伯在台上演讲,题目叫“以学术为志业”。 身在台下,我们满以为,韦伯会告诉大家科学有多么伟大的意义,值得青年人去献身。然而,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科学根本无法回答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意义”这类问题。韦伯举了一个例子:假如现在有一位病人生命垂危,只要送到医院,我们就能用医学技术维持他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去抢救这位病人呢? 如果病人只能维持生命,但根本无法好转,又会耗费大量的金钱,拖垮他的家庭,你认为应当做何选择?如果病人自己希望,不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抢救,你认为要怎么选择呢?如果你知道病人在这种状况中非常的痛苦,你又要怎么选择呢?医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即使他有最丰富的医学知识和最高超的技术,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韦伯认为,这是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值得”的,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生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科学也许可以给出最优的“方案”,但永远无法教给我们一个最优的“选择”。 韦伯用数百万字的著作,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和理性如何塑造了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怎样的“运行方案”。但同时,他又向我们指明,这些方案、以及方案背后的理性主义,不仅很难带我们走向真理和意义,还可能会让我们离意义越来越遥远,甚至还会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的麻烦。这些方案是怎样的,这些麻烦又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韦伯的第一个重要命题:世界的祛魅。 而这个命题也将是我明天文章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