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管理论文大纲模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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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篇一

【摘要】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县乡基层的财政困难问题。

造成我国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很多，从根源上看是由于财权事权不对等所导致的，其解决就是寻求县乡政府间财权事权的合理配置。

县乡财政困难的现况

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省级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

但同时出现许多地方县乡财政困难现象，财政收支矛盾尖锐，实际债务负担沉重，财政风险膨胀，这不仅影响了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而目。

严重影响了地方的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威，进而影响经济的高速发展。

因此，当前的县乡财政困难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建立一个有效的财政制度，缓解县乡财政的困难，再通过县乡财政支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这不仅关系到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财政职能的实现，还牵涉到农村税费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成败。

县乡财政困难的根源：财权事权不对等

财权上收，县乡政府财源减少。

财力向中央集中是我国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中央75%，地方25% 的财政分配制度，实际上就是将地方财力通过二次分配上收中央。

从结果来看，财力上收的效果明显。

地方级财政自给能力由1987年的降到2015年的，以年均4%的速度下降，其中，省级为 ，地市级为，县级为，乡级为4%。

从乡镇、县级、地市级到省级，层层需要依靠上级政府转移支付资金 过日子 。

这样一来，在县乡财源减少和财权不断上收的双重冲击下，县乡财政困难明显。

事权下放，县乡政府事权负担过重。

县乡财政事权负担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县乡政府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中央、省级政府承担的事权负担，如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这些大额支出事项，将这些事权责任都压到县乡财政头上，导致其沉重的负担。

由于行政集权体制及人事上的行政任命制， 我国高层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享有绝对的权威，而上下级政府的财政却是相互独立的，上级政府很容易把各种事权责任尽量推诿到下级政府，即 事权下放 。

如中央只给承诺不给钱，将一些政策负担转移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形成所谓 中央请客，地方出钱 的情况。

我国上级政府诸种 下放事权 的行为大大增加了县乡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对当前的县乡财政困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解决县乡财权事权不对等的几点思考

为了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必须改革和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坚持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

从建立公共财政的角度，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使每一级政府所拥有的财权与事权相对称，支出与责任相统一，要事随钱走，财力与责任挂钩，从根本上改变上级层层剥夺县乡财力的状况。

完善法治，以法律形式确定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政支出范围。

我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缺乏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各级行政官员只重视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忽视本地民众的实际要求，这必然导致我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缺乏内在的稳定性。

因此，应加快推动我国法制化财政的建设步伐，以法制来规范和监督财政。

要确保政府行为的规范，应科学合理地界定县乡政府的事权范围，使之明确，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改变目前县乡政府集中过多的事权，与其掌握的财权严重不对称的`现状，促进财政的法制化发展。

界定政府之间的事权，应以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为标准，属于全国受益范围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属于地方受益的公共产品，再按受益范围的大小由相应级次的政府来提供，跨区域的事务由中央协调，与受益地方共同承担。

对于科学合理界定政府间的事权范围，以对义务教育的支出为例，应该实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担的办法，切实减轻基层财政的负担。

目前，教育支出是地方财政支出中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对大多数县乡财政而言，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至少在70%。

目前，法律规定财政的教育支出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速度，而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实行的是 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 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与其重要地位是不配套的。

因此，应该把 以县为主 改为 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 ，这样才能发展事业的同时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保障县乡政府的财力，强化其财源建设。

目前来看，县乡政府通过可以发展民营经济，利用民营经济的优势来增加财源。

民营经济因为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强烈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

首先，要引导规模企业实现规模发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强强联合，以龙头优势辐射带动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从上到下实现以大带小策略。

其次，要通过建立新型的农村互助组织，利用县乡政府的信息优势，鼓励支持更多的农户介入务工经商，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扩大富裕面。

最后，要激励中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在某一产品、某一环节上做优做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基层政府可以利用集体土地产权收益、公共财政催化三种核心力量启动农户自身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机制，促进财源建设的多元化发展。

尽快解决县乡财政债务问题。

首先，要明确县乡的债务规模，只有明确了才能有效控制。

对于乡镇、村债务，要认真清理，分清性质，分清责任，不能将所有债务都由县乡财政偿还。

对账外的非财政管制原因所造成的隐性债务部分，应该坚持 谁受益、谁负担 的屠-贝0，清查现有政府债务，明确其规模、结构和责任人，落实到具体债务人、责任人等，主动科学地清理财政债权与债务。

其次，要加强对债务的监管，完善县乡财政管理办法。

认真清理核实县乡债权债务，将乡镇各项债权债务逐 登记报县政府备案，有步骤地减少债务增量、控制债务存量。

一是要建立债务预警机制，即不同的县乡及财政部门要根据自身债务承受能力，研究出正常的、可控的、能够承受的负债临界点，对可能出现的政府债务风险及早预警。

二是建立债务化解长效机制，要通过深化改革，规范乡镇政府经济行为，坚持实行村务公开，大力推行村级财务会计委托代理和村账乡代管等制度，控制政府和部门经费支出的增长，加快债务化解进程。

做好对财政体制运行过程中的问责，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要加强财政立法和财政监督的力度，保证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杜绝各级官员的不规范行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施对财政体制运行过程的问责。

通过问责，可以保证财政资金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用途进行使用，避免人为因素干扰财政政策措施的运行，维护财政政策措施的准确性、效益性和及时性。

要想使得财权事权真正实现对等，就需要科学合理地界定县乡政府的事权范围，并且以法律形式确定，落实法律政策的实施情况。

在落实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问责，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要确保政府行为的规范。

对于类似上级政府把各种事权责任推诿到下级政府等违反规定的行为，不仅要发现，更要通过责任追究机制及时纠正，落实到具体部门、具体人员，约束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对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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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财政解困的路径探索[J].辽宁财专学报，2015(5)。

[3]郭家虎、崔文娟。

财政合理分权与县乡财政解困[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9)。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篇二

摘要：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内以城镇为中心，以农村为基地，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性经济，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壮大县域经济。

因此，正确认识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解决三农问题都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县域经济同城市经济之间发展不协调

县域经济之间，经济基础好、资源丰富的县比较富余，财政资金雄厚;而经济基础较差，资源匮乏的县，财力紧张，有的甚至举步维艰，干部职工工资发放都有困难。

不仅如此，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发展更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一是县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城市经济，并且这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二是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 两层皮 问题仍然存在。

一方面，城市对县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辐射的传导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另一方面，客观上仍然存在着城市与县域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等问题，城市与县域仍然相互独立。

三是城市与县域在产业整合、分工协作等方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作机制和紧密的产业链与配套关系。

传统农业的效率低下

传统农业是指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

当前，中国县域传统农业可以归纳为6个特征：一是农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有很高的比重。

二是农业发展片面追求产量和产值的增长，而对市场需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产品质量、农业结构升级和农业效益等关注不够。

三是农业的种养、加工、流通相脱节，利益关系不紧密。

四是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

五是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下，技术进步水平不高。

六是农业仍然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

建国以来，尽管中国的农业生产取得了稳步增长，但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不足，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停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导致中国农业发展缓慢。

县域工业尚未发挥主导作用

目前大多数地区县域工业不仅发展缓慢、总量过小，而且档次也比较低，突出表现：一是深加工能力不强，生产经营的基本方式仍然是 收获 初加工 销售 为主要形式的粗放式经营，真正能够发挥较大带动作用的深加工企业仍然很少。

二是产品档次不高，科技含量低，主导产品和优势产品少，难以形成积累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严重制约县域工业的发展。

三是县域工业发展仍在一定程度上受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迟迟走不上发展的坦途。

县域民营经济发展迟缓

县域民营经济发展迟缓主要表现为：从民营经济自身来看，主要问题是：数量少、规模小、档次低;产业分布不合理，多数集中在第三产业中的餐饮服务业;以家族式管理为主，管理上的非规范性和非科学性问题较为明显;自身发展潜力有限，大部分民营企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生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产品档次低，市场前景不广阔;借贷能力低，多数民营企业预期收益不明显，自有资金少，由此导致其偿贷能力低，甚至部分民营企业缺乏还贷意识和法制意识，信誉度低。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就如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出如下几点对策：

解放思想，确立新的发展理念

在新阶段实施县域新突破，加快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从某种意义讲，最缺的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理念和制度保障。

因此，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加快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的首要动力。

我们要联系工作实际，要冲破各种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约束及体制机制性障碍，彻底转变机关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营造宽松良好的软环境。

立足自身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结合县域实际，立足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培育特色经济，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富民强县的重要途径。

《当前农村村级财务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近年来，广大农村不断加强和完善民主理财制度建设，全面实行村务公开，狠抓村级财务的规范管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由于国家农业部、财政部颁布的农村新会计制度在许多地方尚未实行，现时的农村会计核算与新会计制度的要求严重脱节，在全面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理财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村级财务管理问题也就越来越多。据报载，某县一贫困村的一个纽长在短短的三年内挥霍公款达10万元。这些问题的暴露不仅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矛质激化，而且造成一些地方公务难以执行，党的农村政策难以落实，茬接影响农村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和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笔者经调查发现，当前农村村级财务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会计出纳队伍不稳定，人员变更快，财务移交手续办理不及时。如某县在近四年内由于村民委员会换届等原因变更147名会计，90名出纳。其中有80余名离职财会人员未办理移交手续，新任会计出纳形同虚设。二是财务无专人管理，经费开支无专人审批。于是，多人收钱，多人管线，多人用钱，长时间不交账、不结账、不记账成为当前农村村级财务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据调查，某县80%以上的村的费用开支，村支书、村主任、妇女主任、会计谁都可以批，甚至出纳也可以批，有的未经任何人审批签字也可以报账，形成了谁拿钱谁用钱的混乱局面。三是村级财务账目设置不全，原始凭证不规范。从笔者调查所掌握的情况看，有75%以上的村没有按制度要求来设置会计账目，有的只设+本现金账而不设台账、财产账和往来账。有的财会人员因不懂此务，干脆不设账、不记账，把五花入门的票据用报纸封成包，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包包账"。这些原%"票据(凭证)不规范主要表现在:收钱不开正式收据，收款人不签名盖章;开支没有正式发票，多以自条入账，并无经手人签章;干部出差不填差旅费报账单，基建工程无合同、无验收、无发票，以领据代发票入账等现象极为普遍。如某县的一个村新建了一所学校，开支达4万多元，但未见一张正式发票，可见村级财务的凭证不规范到了何等程度。四是非生产性开支严重，绝大多数的村级财政支出用于招待，普遍形成一种检查吃、开会吃、出差吃、有事无事几个干部也聚会吃的不良风气，造成极大的浪费。五是少数村纽干部贪污、挪用集体资金现象严重。少数村组干部本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千方百计利用职务之便，运用多种手段贪污挪用集体资金。如收入不交账，多收少交，重报开支，多领补助，甚至合伙巧立名目私分公款以及造假发票报账等。六是账目不公开，财产往来无账，村级财务失去有效监督。切实解决当前农村村级财务管理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必须认如下几方面入手:一、坚定不移实行村级财务公开，加大民主理财力度。村级财务问题历来是广大农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要切实保吁农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凡是村里的重大事务和群众普遍关的焦点问题都应向村民公开，尤其村级财务要公开。村级财务公开一定要按国办[1999帕6号文件要求，一是公开内容安全面完整。要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暂行规定》中规定的财务公开内容进行公开。二是公开时间要及时，特别是对于多数村民或民主理财小组要求公开的专项财务活动应及时公布;重要财务活动应逐笔公布。三是公开方式要以公开栏为主，要有固定的财务公开栏。四是公开程序要严格。财务公开前，应有民主理财小组参加，对全部财产、债权债务和有关账目进行一次全面的核实。五是对财务公开中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妥善处理。六是要把财务公开的监督落到实处，村组财务要置于群众的经常监督之下。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使村级财务管理有章可循。建立财务制度是搞好财务管理的重要保证。为使农村村级财务管理有章可循，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农业部、财政部新颁布的《村合作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和《村合作经济财务制度人这两个新制度对现金管理、固定资产管理、费用开支管理、票据管理、农民负担款项和共同生产费管理、义务工和积累工管理、财会人员及财会账目管理、财务审计与民主理财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因此，要在两个新制度的基础上，从各村的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如"报账制度。、"列支审批制度"等。同时，村级财务必须坚持收支两条线，实行先收后支，杜绝以收抵支、差额入账、坐支现金等现象。三、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搞好村级财务清理工作。中央和省一再要求要认真搞好村级财务的管理，并作为任林时期农村工作的一项大事来抓。之所以如此重视农村村级财务的管理工作，这是因为农村财务管理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所以各乡镇党委政府要把抓好农村财务管理列入党委政府的工作议事日程，编入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责任管理内容。各乡镇至少要确定一名党政领导主管农村财务，经常听取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的汇报，研究、部暑农村财务管理工作。要随时根据群众的反映，对村级财务进行及时清理。对清理出来的经济问题，一定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通过清理农村村级财务还干部一个清白，给群众一个明白。四、稳定财会人员队伍，提高财会人员素质。农村财务管理既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又是一项业务性极强的工作。因此，稳定财会人员队伍，提高财会人员素质至关重要。财会人员被确定之后，一般不要随意变动，以稳定财会人员队伍。这里关键是要严格财会人员的任免程序。必须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并建立岗位责任制。财会人员要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为提高财会人员的素质，要切实加强对财会人员的业务培训，有必要时，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财会人员进行业务考核。五、试推行"村财乡笛"o可根据不同乡村的实际情况，推行"村财乡管"制度。村里不设会计，只设出纳，村级账目由乡镇经管部门代管，财务收支实行 "报账制"。六、加强村组集体资产管理，追制、化解村组不良债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0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再继续做好农体集体资产的清理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杜绝并逐步化解乡村两级不良债务"。据笔者调查所知，近些年来，农村集体资产大量流失，村组负债不断增加，群众反映极为强烈。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危及基层政权的巩固。在加强村组集体资产管理，遏制不良债务过程中，首先要认真搞好农村村纽集体资产的产权界定和产权登记工作，对集体资产要进行评估，要切实解决农村各业承包基数不合理、低价承包等问题，以防集体资产流失。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减债措施，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已经形成的债权债务问题。《农村合作金融：经理人员的选择权与激励问题》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建设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安排的全部理论假设在于：农村信用社由农民等额股入组成，一人一股一票，经理人员由农民按人数而不是一般股份公司意义上的股权数选举产生，并由农民对其实施监督。这样，信用社及其经理人员的经营行为必须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利益，符合农业部门的利益，最终符合国家利益。在逻辑演绎上，从农民利益一直到国家利益基本不存在冲突，但在整个理论假设的第一个环节，即信用社能够真正“由农民选举产生并受农民监督”是不成立的，从而导致了此后一系列貌似顺理成章的推导都失去了必然前提。本文认为，理想的合作金融制度的确要求按会员而不是按股权选举经营者，以避免在许多一般股份制企业出现的经营权被少数大股东控制，从而危害小股东、外部债权人利益的情形。然而，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实践证明，一人一股一票的所有权安排不仅没有从制度上保证经理人员的最优选择，反而导致了严重的外部人—内部人双重控制问题。二、事前信息非对称与经理人员的选择权问题规范的信用合作制度下，经理人员是由信用社入股社员民主选举产生的。入股社员一般是通过对经理人员的选择，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取向，比如，股本收益回报、按规定获得贷款等等。作为被选举产生的经理人员，只有努力给予社员以较好的业绩方能继续任职。这对于发挥经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是十分有益的。而在我国现实信用合作制度下，经理人员的选举产生并不是由全体入股的社员选举产生，而是由内部人员选举。其基本的操作方法是：由上级确定信用社经理人员的候选人，基层信用社选举代表，再由代表对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县农村信用联社经理，最后人民银行对所选举产生的经理人员进行任职资格审查，通过后，即可担任经理。经理人员的这种产生方式具有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弊端。首先，上级确定信用社经理候选人导致农民作为股东与候选人之间存在信息非对称。尽管就每一户农民而言，所入股的资金并不多，有的都只有几元钱，但每一股都应该拥有收益分配权、财产控制权和对代理人的选择权。但目前我们的这种经理人员的产生方式，使经理的决定权与农民的选择在事实上脱节，于是出现这样一种“选择权移位”问题：候选人是否当选与农民的选择无关。这是因为，既然是上级劝定候选人，则不能保证农民对候改选人的实际经营能力有充分了解，这就存在事前的信息非对称、于是造成农民选也无奈、不选也无奈的尴尬局面。这样的制度安排只能造成“有经营才能的人成为经理是偶然的、不具备金融管理能力的人窃取经理职位是必然的“畸形现象”。其次，导致了外部人控制现象，股东利益得不到保障。既然经理由上级提名，则为上级服务比为农民服务显然要重要得多。这是因为，来自上级的提名约束是硬的，而来自农民的选举权约束是软的。于是，信用社在经营上往往更倾向于为地方行政服务，而不是为社员服务。只有满足上级需要，才能保证在今后的选举中继续被提名，也才能保证继续把持经理职位。因此，在信用社经营中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外部人控制”现象。基于硬的提名激励，上级很容易通过信用社完成地方行政意图，信用社经理成为上级的工具，而不是农民实现合作融资的协调人。第三，现有代表制度存在技术性缺陷，经理人员的产生往往受制其它非正常因素。单纯就某一县(市)农村信用社来说，员工数量并不多，一般在几百人左右，相对于几千、上万的社员股民而言，已经是—个相对少数。由于目前对经理人员的选择往往是通过代表制的形式选举产生，代表通常是基层信用社的主任，县(市)联社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少数的基层员工，代表一般只有几十人，是利益高度相关者，寻租成本很低。参选人员往往只需付出较小的成本，比如，游说，许诺或者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就可以很容易获选。从代表本人来说，信用社能否取好的业绩并不一定会构成其股票的主要动机，因为业绩好坏对自身利益影响不会很大，而选举能否给投票者带来直接好处就成为股票的决定因素，目前部门负责人及基层信用社主任由经理(联社主任)任免制度无疑会进一步强化投票者的这种动机。这种“投李报桃”选举制度可使寻租成本降到最低，被选举的往往不是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而最有可能牺牲股东利益的人。选举的有效性无疑值得怀疑。三、事后信息非对称与经理人员的激励问题在规范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度模式下，对经理人员的监督由社员来完成。这种互助生产形式与德姆塞茨、阿尔奇安所提出的“团队”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大多数社员并不直接参与信用社的工作和管理中来，只是享受其提供的服务和利益分配。在重大决策上参与选择。这种区别使得其监督成本相对较高，主要是由于事后信息不对称，社员很难了解信用社的实际经营情况，需要社员努力从各方面搜集信息。问题是，由于每个社员只有一股，在表决时也只有一票，较高的成本往往使得其不愿意花费代价来行使监督职能，存在着“搭便车”的现象，即总是希望别人来对信用社经理人员和经营行为实施监督，到后来，就没有人来对信用社的经理人员和经营行为实施监督。同时，我们知道，监督也需要一定的知识，农民由于知识相对贫乏，即使其有权监督，也大多数难以发挥其监督职能。这是合作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实际上，从农村信用社的股权分配来说，由于一人一股，则只有一投票权，我们可以把信用社的全体员工队伍看作是一个合伙团队，谁也没有绝对的发言权和控制权。但是，在一个团队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监督团队成员的劳动，有些团队成员可能会偷懒，由于劳动的不可计量特性，相互间共同监督是很困难的，很难对成员的劳动付出做出准确的评价。按照德姆塞茨和阿尔奇安的理论，在团队中必须选举出一个人来对整个团队成员的劳动进行监督。从当前农村信用社的实际监督安排看，来自农民的内部监督是软弱无力的，事实上的监督主要通过人民银行的现场与非现场监管来完成。但是，由于人民银行与农民在根本利益上的差异，前者注重金融风险控制，后者注重自身融资和农村经济发展，因此，很难指望两者在激励目标和操作手段上存在完全共通性。我们认为，内部监督是关键。一方面，有效的内部监督可以降低外部监督(人民银行)成本。毕竟，农民显然不希望自身所有的信用社面临金融风险，只有在良好运作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为农民提供完备的金融服务。因此，人民银行的监管目标对农民来说是下限；反过来说，良好的内部监督必然降低外部监督的工作量；而外部监督却未必尽然保证内部监督的效率。我们知道，一方面，由于农民只有入股权，没有控制权和投票权，其实际上没有任何监督权，另一方面，从产权结构来看，由于国家所占的比重很低，从理论上讲，无权对农村信用社经营行为实施监督。1996年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交由当地人民银行管理以后，政府几次发文，要求各级不能对农村信用社的人、财、物进行干预，这样，农村信用社的监督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真空”，成为了一个自由天地。而正是这几年，农村信用社无论是资产质量，还是财务经营状况，均较以前年度有明显的下降。这当然跟农村经济形势以及全国整个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关，也与前些年度累积下来一些金融风险有关，但我们不能不说，与我们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出现“真空”有关。目前有一种提法，即在各县农村信用联社的基础上，投资入股，成立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然后再成立中国农村信用社合作社总社之类的机构，这种机构组织体系对于增加农村信用社的资金调度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是极为有用的，同时，也有助于对县级及其以下农衬信用社的经营行为和经理人员实施监督。与目前比，是一种进步。但仅有这种组织体系还远远不够，关键问题是不能解决外部人控制和缺乏内部监督的问题。只不过是把经营者的选择权交给了更高级的“上级”，把各单一信用社的风险捆绑处理，在规模上提高抗风险能力，治标而未治本。另外，要求省级联社对纷繁复杂的县级农村信用社实施有效监督是困难的，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低纵向监督的效率。在缺乏内部监督的情形下，内部人控制几乎是必然出现的，从我国农村信用社经营实际情况看，经理人员利用职位，以损害农民利益为自己谋利益是不罕见的。我们的看法是，应该设计一种模式，使代理人的个人效用函数与企业的效用函数一致，形成激励相容。正反两方面的激励安排都是必要的。正向安排是使信用社经理的收入与效益挂钩；反向安排是公开招聘信用社经理，对出现严重违反农民利益的经营者，农民应具备联合罢免权。四、结论及政策建议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一互助组织在产权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不同于其它企业的特征，即一人一股一票，这种产权结构尽管在一定时期、一定的区域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已经日益显示出了其弊端。从经理人员的选择来看，选举规则和选举程序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选举结果。同时，这种制度对于经理人员的监督和激励也是极为不利的。由于对经理人员的监督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要有一定的知识，平均化的股权结构易于使得股东“搭便车”，导致监督空洞化。目前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度与规范的合作制度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社员股东没有收益分配权、决策权和对经理人员的选择权。因而，使得其在实践过程当中，出现一系列更为严重的问题。包括外部人—内部人控制问题、监督失控问题等等。使得农村信用社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比国有商业银行还要多。因此，我们建议：1．将农村信用社改合作制为村民委员会控股的股份制。入股资金可用村集体提留，也可以由农民入股，组成控股会，再由控股会对信用社入股。在控股比例上，应打破平均化的倾向，在要求每一个村集体都应该有入股资金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大股东。这种做法有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解决广大农民缺乏监督知识、无力承担监督职能的问题。二是解决农民由于股金投入少，监督成本高而存在的“搭便车”问题，防止产生监督“真空”，可以因此全面提高监督效率。三是可以有效防止单纯由社会资金入股，重视股本效益而忽视对农业投入的情况。因为村民委员会所本身是村民选举产生，具有广泛的民主性，能够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由其代理行使对信用社的控制权主和表决权，可以使农村信用社根殖于农村、农业和农民。四是有助于全面解决目前严重农村信用社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五是全面解决农村信用合作一人一股一票选举制度所产生的弊端，防止选举失效。2．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以县级农村信用联社为重点，建立乡、县、省三级管理体制。由各村民委员会对乡镇农村信用社入股，按股权比例选举产生乡镇农村信用社董事会；再由各乡镇农村信用社对县级农村信用社入股，组成县级农村信用联社，选举产生县级农村信用社董事会，由董事会聘任总经理；总经理提名乡镇信用社经理，再由乡镇农村信用社董事会决定任命；在县级联社成立监事会；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再投资入股，组建省级农村信用社联社。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各县(市)信用社调度、融通资金，防止出现支付危机；传达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制订区域内的农村信用社发展政策；协调与政府各部门、各县(市)农村信用社之间的关系。在中央可以成立一个农村信用社行业管理办公室，主要负责政策制订。3．建立对经理人员的激励机制。将经理人员的工资收入同经营业绩全面挂钩，实行经营风险抵押。对于超过预期收益部分。按一定比例对经理人员进行奖励。对经理人员实行期权制度，以促使其经营行为的持续性和长期性。

第一，有利于增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发展动力，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格局。从世界经济大格局来看，东亚环太平洋沿岸从北向南，由俄罗斯到日本、韩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到新加坡，是当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中国与东盟的交汇处，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经济相对落后，成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加快环北部湾区域内的合作和开发，不仅能带动区域内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效连接起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而且也将为亚洲各国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有利于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升双方的合作空间。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往往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作支撑。环北部湾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把这种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形成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才能增强区域的吸纳效应和扩散效应，提高自由贸易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各国在资源、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第三，有利于中国东、西两大区域经济的迅速腾飞，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由北至南已逐步形成了环渤海湾和环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目前，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较强，但主要表现为对东北、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与之相比，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扩展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中国东西部经济的对接，潜力巨大。因此，要加快环北部湾区域的开发，扩展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搭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长效平台，将该区域打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