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诗人施闰章研究论文

中文名：施闰章

国籍：中国

出生地：江南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出生日期：1619年

逝世日期：1683年

代表作品：《蠖斋诗话》

施闰章人物生平

施闰章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619年1月6日）出生于江南名邑宁国府宣城双溪，其家为“一门

邹鲁”的理学世家。祖父、父亲都是理学家。闰章自幼父母早逝，养于祖母，事叔父如父。受业复社名士沈寿民，博览经史，勤学强记，工诗词古文学。少年即有文名，曾去北京，与宋琬、严沆、丁澎、张谯明、赵锦帆、周茂元等以诗相和，时称“燕台七子”。与邑人高咏生主持东南诗坛数十年，时称“宣城体”。施常与同曹唱和，一诗脱稿，争相传诵。

顺治三年(1646年)中举，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奉使桂林，历员外郎，刑部尚书称赞他“引经折狱， *** 者盈十百，而大憝者终无幸者。” 顺治十三年（1656年），参加高等御试，名列第一，遂擢山东提学佥事，取士“崇雅黜浮”，有“冰鉴”之誉，当时“四方名士”慕其名而“负笈问业者无虚日”，“闰章一一应之，不少倦”，“士以此益归其门”。任上曾录取蒲松龄为童子试第一名，又修葺孟庙、闵子庙、伏生祠墓等。在济南居官五年，对济南风物多所题咏。

顺治十八年（1661年），调任江西布政司参议，分守湖西道，辖临江、吉安、袁州三府。当时湖西地区天灾人祸，盗贼蜂起，民不聊生。施闰章一到任上，即往民间了解民情，发现农民无力交粮，被逼为盗，他作《劝民急公歌》、《湖西行》等诗，进行劝导。他还遍历湖西的崇山峻岭，低谷大川访问民间疾苦，作《大阬叹》、《竹源阬》等诗，反映民间生活状况，希望省抚大吏引起重视。他在《大阬叹》中写道：“杀人税无出，迟回伤我心……宿甫既累岁，敲骨力难任。民顽实吏拙，素食惭官箴。”他在《竹源阬》中写道：“茕茕数寡妇，零落依孤村。凶年艰半薮，撮土招游魂。”这些诗真实反映了民间疾苦，代表人民的呼声，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他在任上十分注重民风教化，在袁州重建昌黎书院，在吉安修葺白鹭书院，亲自讲学，主张“以存诚立教。”由于一系列惠政，百姓尊称他为“施佛子”。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裁撤道使，被罢官。湖西地方父老乡亲多次联名挽留不允，于是地方集资创设龙冈书院，以纪念他的德政。 及至告别之日，“父老夹道焚香，泣送数十里”。

施闰章归乡闲居十年，一心服侍叔父施誉终老，无意仕途，每遇朝廷征召，称病不就。康熙十八年（1679年）朝廷开博学鸿儒科，他仍称病不应。还是其叔一再劝说，他才离家北上，经过考核，名列二等第四名，授翰林院侍讲，纂修《明史》。康熙二十年（1681年），任河南乡试正考官，二十二年（1683年）转侍读，并作《太宗圣训》的纂修官，1683年闰六月十三日（8月5日）病逝于京邸。

施闰章文学创作

施闰章祖、父都是理学家，他则以诗名噪清初。施闰章与宋琬、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查慎行，合称为“清初六家”，又与高咏、梅庚、梅清、梅文鼎、沈泌诸子创立“宣城体”自

建一帜，其主张学术与文学水 *** 融、密不可分，以“醇厚”为则，追求“清深”诗境和“朴秀”风貌、语言简净、句调整严等特征，呈现出独具一格的“ *** 雅正”的艺术特色，雄踞清初文坛十年之久。

所著《蠖斋诗话》主张“诗有本”、“言有物”，反对“入议论”，推尊唐人，反对宋诗。王士祯论康熙时诗人，将他与宋琬合称“南施北宋”，认为施闰章的诗“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池北偶谈》），甚至把施氏“秋风一夕起”律诗与“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相提并论。不过王士祯所推重的主要是施闰章的五言近体，即晚年取径“王孟风致”的作品。这类诗虽然写得空灵凝炼，意境悠深，但内容未免单薄狭隘，诗中多表现封建士大夫孤芳自赏情绪。赵翼讥刺他“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气”（《瓯北诗话》）。

施闰章比较关注现实的作品，是他中年游学京师、奉使桂林、提学山东、分守湖西时所创作的古风，五言如《抵桂林》、《大阬叹》、《竹源□》、《临江悯旱》、《新谷篇》、《铜井行》、《壮丁篇》，七言如《老女行》、《海东谣》、《弹子岭歌》、《万载谣》、《舆无夫行》，乐府如《上留田行》、《浮萍兔丝篇》、《鸡鸣曲》、《抱松女》、《病儿词》等。在这些作品中，清朝军队的杀掠，赃官酷吏的横行，战乱、天灾、赋税交相煎逼下农村的荒凉凋敝，各业百姓的深重苦难，尤其是妇女的悲惨遭遇，都得到一定的反映。

施闰章（1619—1683），字尚白，一字屺云，号愚山，媲萝居士、蠖斋，晚号矩斋，后人也称施侍读，另有称施佛子。江南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清初政治家、文学家。

清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侍讲，纂修明史，典试河南。 施闰章生性好学，受业沈寿民，博览经史，勤学强记，工诗词古文学。为文意朴而气静，诗与宋琬齐名，有“南施北宋”之誉。与邑人高咏生主持东南诗坛数十年，时称“宣城体”。

施闰章性孝友，事叔父如亲父，凡亲朋故旧求助者，辄赈恤不遗余力，赴人难如己难，又置义田以赡同族贫困之家。作《大坑歌》、《竹坑歌》告诸长吏，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贫苦众生者的同情和哀怜，时人呼之为“施佛子”。 著述有《双溪诗文集》、《愚山诗文集》等十余种。

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中国古代田园诗词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施闰章:游九华记

施闰章

昔刘梦得尝爱终南、太华、女几、荆山，以为此外无奇秀，及见九华，始自悔其失言。是说也，尝窃疑之。而李太白以山有莲花峰，改九子为九华。予舟过江上，望数峰空翠可数，约略如八九仙人云。

其山，外峻中夷。由青阳西南行，则峰攒岫复，环奇百出;而入其中，则旷以隐。由山麓褰裳，则寒泉数十百道，喷激沙石，碎玉哀弦;而入其中，则奥以静。盖岩壑盘旋，白云蓊郁，道士之所族处者，是为化城。一峰屹然，四山云合，若群龙之攫明珠者，是为金地藏塔。循檐送目，虚白之气，远接江海。而四方数千里来礼塔者，踵接角崩，叫号动山谷，若疾痛之呼父母，蹈汤火之求救援。道士争缘为市，几以山为垄断矣，宁复知有云壑乎?

于是择其可游者，曰东岩。其上有堆云洞、师子石，僧屋数间，刻王文成手书。文成聚徒讲学，游憩于斯，有《东岩燕坐诗》。今求其讲堂，无复知者。天柱峰最高，俯视化城为一盂。绝壁矗立，乱山无数，所谓九十九峰者，迷离莫辨，如海潮涌起，作层波巨浪。青则结绿，紫则珊瑚，夕阳倒蒸，意眩目夺。盖至此而九华之胜乃具。惜非闲人，不得坐卧十日，招太白、梦得辈于云雾间相共语耳。

游以甲午岁十月，从之者查子素先，徐子道林。

施闰章是清初一位比较重要的诗人，但其散文写得也很出色。这篇《游九华记》便是其中的一篇佳作。

九华，即九华山，在今安徽省青阳县西南。九华山与四川的峨眉山、浙江的普陀山、山西的五台山并称佛教四大名山。山上景色秀美，寺庙众多。施闰章于顺治十一年(1654)十月寻幽至九华，写下了这篇《游九华记》。

此篇题为游记，但它并没有拘泥于一山一水、一寺一林的记述和绘写，而是即景议论，抒发作者清高疾俗的情怀。

本文在写法上也不拘一格。照游记的通常格式，文章一开始便点明九华山的地理位置，而作者却把笔势荡开，先从刘禹锡的评价和李白的改名说起。”昔刘梦得尝爱终南、太华、女几、荆山，以为此外无奇秀，及见九华，始自悔其失言”，对刘禹锡在《九华山歌》序中所说的话，作者表示怀疑，而对于李白等联句诗以山有莲花峰，改九子为九华，也认为不甚恰当，说“予舟过江上，望数峰空翠可数，约略如八九仙人云。”这里，作者故意寓示一个命题：高雅创见不如从俗习惯。其用意，是为后文正面揭示主题作反衬。

文章进入第二自然段，作者便以生动的笔墨对九华山的景色展开描写。九华山的整体特点如何?作者仅用“外峻中夷”四字，就把它准确形象地勾画出来了。接下作者“由青阳西南行”，于是引出一段出色的景致描写：“则峰攒岫复，环奇百出;而入其中，则旷以隐。由山麓褰裳，则寒泉数十百道，喷激沙石，碎玉哀弦;而入其中，则奥以静。”这里，作者运用移步换形法，很有层次地写出了秀丽幽邃的九华山水，宛如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幅绚丽多姿的画卷。写了山水自然风光之后，作者又以化城寺、金地藏塔显示出这一形胜确曾为佛教提供一片吉祥圣地。可是如今呢?“四方数千里来礼塔者，踵接角崩，叫号动山谷，若疾痛之呼父母，蹈汤火之求救援。道士争缘为市，几以山为垄断矣”。这样以来，九华山被弄得乌烟瘴气，山水自然也就完了，无怪乎作者要发出“宁复知有云壑乎”的深沉感叹。

下面，作者又将笔锋一转，说今日“可游者”尚有两处：一是明代学者王守仁当年讲学的地方，如今“无复知者”，故颇清净;一是位于九华东部的最高峰——天柱峰，由于山峰耸拔，常人不多攀登，故胜景犹存;但是与化城寺、金地藏塔相比，显得十分冷落，无人游赏。对此，作者不禁感慨万分。他既指出“盖至此而九华之胜乃具”，又点明自己无闲，而刘、李千古，举世竟无人懂得九华山真正美的所在。经过跌宕之后，终于点破文章旨意，表示自己欲“招太白、梦得辈于云雾间相共语”，见出作者高雅的审美情趣。

最后点明时间及从游者。

全文不足六百字，但构思独特，行文时往往曲折有致。另外，记议结合、对比反衬手法的运用，也为文章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