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官制研究论文

周代，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均世袭罔替，封地均称国，在封国内行使统治权。各诸侯国内，置卿、大夫、士等爵位，楚国等置执圭、执帛等爵。卿、大夫有封邑，对封邑也可以行使统治权、唯受命于诸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废除了卿大夫的采邑制度而实行郡县制，出现了有别于之前卿大夫的封爵。战国各大国出现了侯爵，如秦有彻侯、关内侯，楚有通侯，其他各国均有侯。除侯外还有封君，侯、君封地或以县计，或以户计，但仅能食其封地的租税，无军政司法独立权，不世袭。除此以外，各国还有一些特别的爵称，如楚国的封爵还有执珪、执帛。如通侯、君等。这些新设的封爵有大小不等的食邑，但不能世袭。战国时代，王室衰微，已经失去了中央政府的地位，成为一个很小的地方政权。 六卿/五官/宫内官 六卿、五官分掌国家事务，在他们之下是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等较为低级的官员。大都，管理诸侯以及周天子宗亲们的采邑；小伯，管理卿、大夫的采邑；艺人，泛指有专门技术的如卜、祝、巫师、工师等官员；表臣百司，泛指在六卿、五官府上执行具体事务的低级官吏；太史，撰写国史、记录周天子和百官举止，草撰周天子的册命；尹伯，位次五官的总执行官；庶常吉士，位次大夫，是最低级的世袭官员。 周天子除了朝臣之外，还保留了很多专门管理王室内务的官员，如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等。虎贲，周王的禁军；缀衣，管理王室的衣服装饰，与后世的尚衣相仿；趣马，管理王室车马；小尹，总管一类事务的王室总管；携仆，管理王室日常使用的各类器物；百司，执行各类勤杂事务的小官吏；庶府，管理王室财物。 周行分封制，王京周围大约千里范围之内的属於周天子直辖，其他地区分封给周天子的亲族、功臣、臣服的前朝诸侯、以及蛮荒地区的地方首领。主要的诸侯都是周天子的亲族，同姓的称「伯父」、「叔父」；异姓的称「伯舅」，「叔舅」。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行使统治权，并分封自己的亲族、家臣为卿大夫。卿大夫拥有世袭采邑。协助卿大夫管理诸侯国事务以及采邑事务的官吏是士，士的身份是世袭的，但是没有采邑。周天子与卿士、国君与卿大夫的关系都非常类似，古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就是说周天子以嫡长子继承，天子的子弟就被封为诸侯；诸侯以嫡长子继位，诸侯的子弟就被封为大夫；大夫以嫡长子继位，其他大子弟就获得士的身份。由此，自天子直至诸侯、卿、大夫、士，都是各自大小不等的宗族的族长，官职等级和宗法制度严格的结合，构成周朝政制的最主要特点。 诸侯列国的重要职官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徒治民，掌户籍；司马治军；司空管理土地、建筑、田赋；司寇掌管刑狱诉讼。 中原诸侯国的地方政权组织基本为国野制。国为国都（诸侯国的京城以及较大的城市），野泛指农村和普通城镇。据《国语?齐语》载，齐国在国中以五家为轨，设轨长，十轨为里，设里有司，四里为连，设连长，十连为乡，设乡良人，爵为大夫；在野以三十家为邑，设邑有司，十邑为卒，设卒帅，十卒为乡，设乡帅，三乡为县，设县帅，十县为属，设属大夫和属正长各一人。 春秋中后期，诸侯国普遍设立县，由国君派大夫治理，称县大夫。县大夫下设有县师、司马、司寇等官。县本来设置在一国的边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防守。至春秋中晚期，内地也设县，如晋国就曾在旧都绛（今山西翼城县）设县，称为绛县。由於县的大量设置，就逐渐取代了国野制，县郡官吏也就成为地方政权的主要官吏。当时的晋国设郡作为县以下的一级政权，与后世的郡县制不同。 卿大夫的封地称为家、或邑。强大的卿大夫拥有的封地甚至有六、七县之多。代表封君管理封地事务的称为邑宰。邑宰由封君任免，由封君支付俸禄，只是卿大夫的家臣。不过由於卿大夫世执国政，所以这些家臣也就实际上掌管者政府事务，甚至有些家臣挟持封君，不但把持卿大夫的家政，而且把持者国家的政务，例如鲁国的阳虎。 战国时期，由於连年的兼并战争，周朝的数百个诸侯国已经被合并成为魏、赵、韩、齐、楚、秦、燕七个强国，以及宋、卫等几个小国。这些国家的疆域远远超过之前的诸侯国，甚至连周朝鼎盛时期的周朝直辖地区也不能与之相比。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强大的常备军、以及为维持这支常备军而建立的新型的政府体制。官职开始文武分流，世卿世禄制度被废除，俸禄取代了封地。君权等到极大的扩张，国君的亲族开始逐渐退出政治的中心。 相，直到春秋时期还只是承办礼仪事务的小官，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仅次於国君的百官之长，列国普遍设置。秦国称相邦，齐国设左、右相，赵国称丞相，后各国均称丞相。 战国之前，文武不分，所谓出将入相。但是这种制度是以家族政治和家族军队为基础的，随着战国时大量常备军的设立以及连年的战争，专门的武将开始现。燕、赵、魏、齐等国设立将军职位，统帅常备军，位次丞相。秦国则只有在发兵出征的时候才临时任命将军，平时以大良造为最高武职，以国尉次之。 虽然官职的世袭制度被废除，但是爵位得到保留。齐、燕、赵、魏等国的爵位分卿、大夫两等，卿分上卿、亚卿，大夫分为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这些爵位其实就是之前的官职名称，反映了之前周朝官爵不分的情况。秦国的爵位制度非常发达而特别，除少数爵位外，大部分爵位也是官职。秦国的爵位共设二十级：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袅，第四级不更，是相当於士的，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彻侯，其中第十六级以下官爵合一。 战国时期，郡县制得到普遍的施行。县，本来作为特别行政区设立於边地，於卿大夫的封邑不同，县直属於国君。郡是春秋末年才出现的，始见於晋国，郡当时设在新占领的边地，当时的郡隶属於县。《左传?哀公二年》云：「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郡的长官也因为郡为边地之因而初为武人专任，称守、郡守、太守，郡守之下设立统领一郡军队的高级军官－都尉，以及国君派遣监督郡守的监御史。随着被征服的地方逐渐稳定，人口日渐繁盛，郡之下又分设县，形成后来的郡县二级制。战国时期，仅齐国不设郡，全部分为五都，都设大夫，统领一都军政，其实与他国的郡没有区别。 在县一级地方，主要的官职为令（秦国称大啬夫）、丞（秦国称啬夫）、尉、司马、司空。县令是一县之长，按照中国古代行政、司法合一的原则，县令也是县的最高法官。县丞位次县令，辅佐县令处理政务。县尉管理刑狱事务，负责地方治安与案件的侦缉。和中央政府的司马主管军政不同，县的司马专门管理养马事务。与中央政府的司空一样，县的司空也是主管公共建筑的官员，由於战国时代的公共建筑一般由受到刑罚的犯人从事作业，所以县司空也有管理监狱刑犯的职能。令、丞、尉、司马、司空均各自拥有属吏，称令史、史、尉史等。此外，韩国、魏国的县设御史，这里的县御史只是书记官，没有监察职能。韩国的县设有司寇，行使县尉的职务。秦国在蛮夷之地的县级政权称道。专门管理王室私用领地以及王宫所在的县级政权称都，都不隶属与郡，直接隶属於内史。 县以下，设乡、里等，乡有啬夫，里有三老。这些不是官吏，是地方族属中地位较高者，可以代表县官处理轻微的纠纷，帮助徵收税赋和安排劳役等。设於边地、要地、以及交通线附近的乡一级地方称亭，设亭长，为低级小吏，负责监视动静、捕捉逃犯、解送服役者等。 战国时期，各国在地方普遍设置一些专门职务，如陆地诸关口设关吏、重要水道设置津吏、在较大的集镇和市场设置市掾、专门管理水利事务的河丞等。 战国以前，各诸侯国内部的爵实际上有卿、大夫、士三级，每级又分上中下三等。各国按国大小待遇不同，如《左传》中载“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同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大，下当其下大夫。”有不同的食封标准，如《国语》中载“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左传》中也载赵简子曾有“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之语。 战国时，各国的爵大致有卿、大夫等。如各国都曾有“上卿”、“亚卿”、“客卿”等，均为将相所得的高爵。大夫一级如有上大夫、中大夫、国大夫、五大夫等。战国各大国出现了侯爵，如秦有彻侯、关内侯，楚有通侯，其他各国均有侯。除侯外还有封君，侯、君封地或以县计，或以户计，但仅能食其封地的租税，无军政司法独立权，不世袭。除此以外，各国还有一些特别的爵称，如楚国的封爵还有执珪、执帛。 “相”有辅佐之意，作为一种官称，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那时只是一种地位不高的礼宾官。“邦”就是国，相邦就是辅佐国君办理军政大事的官员，就是国君下面的大总管。汉人避刘邦讳，改相邦为相国。先秦的古书如《庄子·盗跖》称宰相，《战国策·赵策三》则称丞相，指的都是同一官职。“宰”作为官名，甲骨文就已出现了，春秋时代某些国家，已有总领百官的冢宰、太宰，也有助卿、大夫总管一家一邑事务的家宰和邑宰。这些冢宰、太宰或相，还是某些强大的卿大夫的世袭官职。作为一国最高行政长官的相，其设置当萌芽于春秋齐景公时，景公曾设左右相。相的职权，据《荀子·王霸篇》云： 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饬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 战国时期的相职一般多由文人充任，相之外又设擅长兵法的人统兵打仗，镇守边邑，称为将或将军。从《秦简》看，“将”是简称，法定官名应叫“将军”。将军原是春秋时晋国“六卿”的称号。不过晋六卿是合军政于一身，不单是统兵官的专称。原来春秋时的卿大夫不仅有统治的权力，而且有宗族和“私属”的军队亲自统率着。到战国时，由于统治范围的扩大，官僚机构的庞大复杂，常备兵的建立和征兵制度的推行，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在官僚机构中不得不文武分家，产生文官的首长——相，以及武官的统领——将。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的将，其职位仅次于相。例如魏国，在魏文侯时，曾先后以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而另有乐羊、吴起、翟角为将。又如齐国，齐威王曾先后以邹忌、田婴为相，而另有田忌、申缚为将。燕国的乐毅，赵国的廉颇，魏国的吴起，齐国的田忌都是战国时代赫赫有名的将军。 后来，丞相专事文职，而大良造专为武职，例如白起屡建战功，封为列侯，官职还是大良造。秦设将军的官职，是在秦昭王时，秦昭王初立时以魏冉为将军，保卫首都咸阳，从此秦才有将军，但是，秦国的将军不是固定专职的，往往是在出征时由国君临时委任的。 原来春秋时代晋国的上、中、下三军还设有尉，因为中军地位最尊，中军的尉又称元尉，元是大的意思。战国时代各国仍有中尉的官名。《史记·赵世家》载：“赵烈侯使荀欣为中尉，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这和《礼记·月令》所说太尉的职责“赞桀（杰）俊，遂贤良，举长大”是相同的。后来赵国在将军之下又设有国尉、都尉。秦国在昭王时，也在大良造下增设国尉一级。例如白起，初为左庶长，继升为左更，再升为国尉，最后升为大良造。在秦国设丞相以后，大良造便成了高于国尉的武官。后来秦国不设大良造，国尉便成为中央最高的军事长官。秦国在统一全国后以太尉掌管全国军事，便是沿袭国尉这个职官而来的。 御史在商周时代已有设置，这个官职在战国时代本是充当国君秘书之类的差事，别国使臣来献国书，往往由国君的御史接受，国君临朝接待外宾，御史常立身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云：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鼓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 国君宴会群臣，御史也常陪同在旁。《史记·滑稽列传》云： （齐）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淳于）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旁，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 《秦律》规定，廷尉每年要到御史处核对刑律。这些都说明战国时代的御史是保管文书档案、负责记录，与国君十分接近的官员。秦统一中国后，三公中的御史大夫，还是秘书兼监察性质的官，这当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官制的。 县令下的丞，在县中的地位是相当于国君的相的。韩、魏等国在县令之下还有御史，县御史在县中的地位相当于国君的御史大夫。 司寇，掌管司法的官职，战国时代各国均有设置，但名称不一。三晋沿用司寇之名，赵国的李牧曾任此职。秦国虽然也有这个名称，但根据《秦律·司空》的记载，它却是一种刑徒。秦国掌司法的官称为廷尉。廷尉的取名，可能与东周王期的“讨奸之官”尉氏有关，是一种殿中的执法官。齐国中央政府掌司法的官称为士师，《孟子·公孙丑下》云： 孟子谓蚔◆（W1音蛙）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又云： 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 从孟子谈话的语气，士师应是齐国殿中的执法官。士师一名是沿袭周朝的官称，周的士师就是司寇官属。 战国时期各国的中央官主要由上述几个官称分别掌握由中央到地方的军、政、法各部门的权力。 战国时代是以地主的统治代替了领主的统治，其封建社会和封建政权的本质并未改变，还是维护着等级制度。站在这等级最高阶层是国君，在国君之下有各种等级的爵位。三晋、齐、燕的爵位，大致是沿袭春秋时代，可分为卿和大夫两级： 一、在卿当中有上卿、亚卿之分。例如魏国翟璜“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赵国蔺相如、虞卿都曾“拜为上卿”，在齐国，孟子曾做过卿。在燕国，乐毅曾为亚卿，荆轲曾被尊为上卿。 二、在大夫之中，有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等。例如魏国，吴起做西河守时，奖励军功，曾以长大夫赏人。后来须贾曾为魏中大夫。在赵国蔺相如做过上大夫。在齐国，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都做过上大夫。 战国时，秦国的爵位比较特殊，商鞅曾分为二十级。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簪袅，第四级不更，是相当于士的，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是相当于大夫的，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是相当于卿的，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彻侯，是相当于诸侯的。级高位尊。同时，秦的官和爵是不分的，大概第十六级大上造（或称为大良造）以下，既是爵位名称又是官职名称。秦国还有所谓客卿，凡是别国人士入秦，得到卿的爵位的就通称为客卿 三、郡县地方制的确立及其长官的设置 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大国往往把新兼并的地方，建设为县。到春秋中期，楚国新设的县已逐渐多起来，有所谓九县（九指多数）。春秋后期，晋国又把县制推行到内地。在卿大夫的领地里也分别设县。最初县都设在边地，是带有国防作用的。县与卿大夫的封邑是不同的，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制度，其中包括征发军实和军役，以加强国防力量。如《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围宋之役，“子重请取申、吕（二县）以为赏田”，申公巫臣说：“不可，此申、吕所以为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楚王听了申公巫臣的话才没有答应子重的请求。战国初期，秦国还不断在东部边疆设县，公元前456年开始在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设县。公元前398年在陕（今河南陕县）设县，公元前374年又在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设县。这些地方置县的目的，是为了防卫外敌，保护边疆，这是很清楚的。 郡是春秋末年才开始设置的，最初出现在晋国，是在内地推行县制以后设立的。郡本来设在新取得的边地，因为边地荒陋，地广人稀，其面积虽然较县为大，但是地位要比县为低，《左传·哀公二年》云： 简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垢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 杜预注引《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可证春秋时县大于郡。到战国时代，边地逐渐繁荣起来，人口逐渐增多，因为郡地盘太大不易管理，便在郡下划分为若干小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地方组织。这种郡统县的制度，也是三晋最先推行。例如魏的上郡有15个县，赵的代郡有36个县，韩的上党郡有17个县。后来秦、楚、燕三国也效法三晋的郡县制度。 战国时代的郡都是设在边地，主要是为了巩固国防，所以一郡的首领称为守，也称郡守、太守。《战国策·赵策一》云： （韩王）令韩阳告上党之守靳◆曰：“秦起二军以临韩，韩不能有。今王令韩兴兵以上党入于秦，使阳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则有令，而臣太守，虽王与子，亦其猜焉。臣请悉发守以应秦，若不能卒，则死之。”韩阳趋以报王。王曰：“吾始已诺于应候矣，今不与，是欺之也。”乃使冯亭代靳◆。 从这段记载得知，太守是国君直接任免的，都是由武官来充任的，有权征发本郡役卒。代行或试用期的郡守称假守。郡的署衙称府，郡守以下设有主管军务的都尉以及负责监察的御史。 战国时，只有齐国始终没有设郡，但有类似郡的都的制度。齐国共设有五都，五都均设有选练的常备兵，即所谓技击，也称“持戟之士”，因而有所谓“五都之兵”，也称为五家之兵。《战国策·齐策一》云： 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威王曰：“……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 又《战国策·燕策一》载，齐宣公令“子章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 都的长官仍旧称为大夫，平陆是齐的五都之一。 《孟子·公孙丑下》云：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 齐桓公时，管仲整理政治军事，实行“叁（三）其国而伍（五）其鄙”的政策，曾把鄙分为五属来统洽。战国时，齐设五都，可能是从五属演变而来的。五都不同于五属，就是五都已带有郡的性质。 当时各国郡的设置，虽仅限于各国的边区，但县的设置已很普遍。大概凡是有城市的都邑都已建为县，所以史书上县和城往往互称。只有秦国在战国初期还未普遍设县，因而普遍设县也就成为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 县的官僚组织主要有县令、县丞、县尉、县司马、县司空。 县令是一县最高的行政长官，秦国的县令也称大啬夫。县令的属官有令史，助县令掌文书，调查案件，率卒捉拿人犯等。县令（县啬夫）有缺，令史可以代理。令史有属官叫令史掾。 县丞，地位仅次于县令（县啬夫）。县丞分管经济和司法，包括粮草的征收和亲自审问案件。县丞有属官称丞史。 县尉，分管县内军务，有权发一县役卒，监督役卒服役和督造文书等，其属官有尉官吏（或称尉史）、士吏等。 县司马，《秦律》规定，若马匹不好使用，司马要受处罚。可见这个官与一县的马政有关，或许是专司一县马匹的征调和使用。其属官有司马令史和司马令史掾。 县司空，本主管县工程建筑（以军事性质为主），但因建筑工程多用刑徒，所以又是分管刑徒的官。其属官有司空佐史、司空啬夫、士吏等。 据《韩非子》、《战国策》的记载：韩、魏的县还设有御史。从新郑出土的韩兵器铭可知，韩国县还设有司寇，主管县的刑法，也管兵器的制造。但是秦国的司寇则是一种刑徒。 秦国相当于县一级的地方官职还有道和都。道是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设道官，又叫道啬夫。都是设在有王室私产和宫室的地方，有都官。不属县令管辖而直属中央内史，自己有一套机构，属官有佐、史、啬夫之类。 在县之下有乡、里、聚（村落）等组织。乡的组织在春秋时代已出现，据《国语·齐语》、《左传·宣公十一年》（前598年），襄公九年（前564年），及三十一年（前542年）载，齐、宋、郑、楚等国已经有乡的设置。乡以下里的组织在春秋战国间也已出现。《墨子·尚同》里所提到的行政系统是天下、国、乡、里。《吕氏春秋·怀宠篇》里所提到的行政系统有国、邑、乡、里。邑有大有小，大邑相当于县，小邑是隶属于乡、里。所谓聚，就是民众聚居的地方，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村落。据《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在秦变法时，曾合并乡、邑、聚为县。乡中的小官吏有三老，掌一乡之教化；啬夫，掌一乡狱讼和税收；游徼，掌乡中捕盗。里有里正，或称里典。秦国充任里典的多是乡间豪强有勇力之人，即所谓“率敖”。里中的居民统称里人，以家为单位，按什伍编组，并设有伍老。编入伍的居民统称伍人，也叫四邻。编入伍的各家男丁称士伍。 此外，战国时代还有“亭”的设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魏吴起为河东守时，秦在其边境设亭，起攻亭，一朝而拔之。 由上述可知，战国时期各国地主政权的统治机构，从国到郡、从郡到县、从县到乡，已有系统地分布到各个角落，控制着整个国家和社会，形成一个非常完善的官僚体制。 战国时期，各国还有一些地方性的专职官吏，如在关津要道、贸易中心设置关吏、津吏、市者、市掾；在重要河道水利处设置河丞等。 四、郡县征兵制和常备兵制的推行 春秋时代，各国的军事组织是封建割据的。各国卿大夫有其独立的军事组织，有宗族部队和“私属”部队。这些部队都是凭着封建从属关系组织起来的。各国军队主要成分除“国人”外，还强迫征发所隶属的农民服役。中原各国的国君，由于宗族的内讧和对外战争，由于“国人”的叛离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因而权力逐渐削弱了。而某些卿大夫却在逐渐强大，国的军事组织不可避免地为卿大夫所分割而瓦解。如《左传·襄公十一年》载： 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晋国到平公时，公室势力也已削弱，《左传·昭公三年》载： 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也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 旧的军事组织在瓦解分裂，而新的军事组织——郡县的军事组织却在不断的生长和发展。县原来就有一套征赋制度。所谓赋，包括军备和军役在内。《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 楚◆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掩书土、田……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兵车、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 到春秋后期，县的军队已成为很有力的部队了。到战国时期，各国边地都已分设郡县，中心区也普遍设县，于是征兵制度就推行到全国，郡县成为征兵的地区单位。据《战国策·齐策一》载： 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曰：“……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 韩国的大县宜阳，城方百里，也有“材士十万”，整个魏国如果“悉起其百县胜兵”，也不下三十万。这时期各国在战争时征兵，大都以郡为单位。 战国时服兵役的年龄，大概从十五岁到六十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长平之役说： 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 《战国策·楚策二》记载，楚国大司马昭常防守在楚的东地，曾对齐的使者说：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 当时各国遇到大战，往往征发全国壮丁、倾国以赴。如长平之役，赵国“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之上党”。秦国灭楚之战，秦将王翦带了六十万人伐楚，他曾说“今空秦国甲士而委我”。但若是一般小战。则只征发与敌国邻近的郡县壮丁去作战。其他郡县就休养生息，以备将来。 战国时代，各国除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外，还建立了常备兵制度。春秋末年，各国已有奉养力士和挑选训练勇士的风气。晋国世卿虊怀子曾有勇士州绰、邢蒯和力士督戎等。吴王阖闾曾选猛士五百人和跑得快的三千人为前阵，并曾教练七年，要带甲士兵一口气跑三百里才得休息。战国时，由于各国建立了集权的封建政权，常备兵制也就建立起来。李悝曾教魏文侯“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吴起曾教楚悼王“◆（裁）减百官之禄秩，损不急之官，以奉选练之士”。商鞅曾教秦孝公“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 这时各国的常备兵大多是考选出来的，有特殊的待遇。例如魏国考选武卒时，“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箙）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通过这几种严格地考核，中试的就可以免除全户徭赋和田宅的租税。当时各国出兵时，往往以常备兵带领新征发来的士兵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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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和鲍叔牙都是生活在265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齐国人，也都是当时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俩年轻时就成为了好朋友，后来他们一起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我小时侯比较喜欢读春秋战国这段历史，司马迁在《史记》中也重点记述了不少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现在许多的成语典故也出自那个时期。

想必大家都读过管仲与鲍叔的故事吧？

鲍叔和管仲是好朋友，所以很了解管仲。在管仲和他做生意时，出的本钱少，拿的钱却多，鲍叔不认为管仲不讲友谊，而认为管仲是家里穷，需要财物。又在管仲参加战斗时，从战场上逃了回来，鲍叔说管仲没有贪生怕死，只是要供养家里年迈的老母亲罢了。

后来，在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夺王位时，鲍叔帮公子小白，管仲帮公子纠。管仲为了让公子纠快点儿继承王位，朝公子小白射了一箭，恰巧射到公子小白的腰带，小白连忙装死，过了公子纠，和鲍叔一起赶在公子纠之前登上了王位。

公子小白登上王位后，想杀管仲，鲍叔却极力劝阻，说管仲的能力在自己之上，并推荐管仲当宰相。后来管仲果然在齐国做了一番大事业，带着齐国走向了繁盛。

鲍叔发现管仲的才能，可谓识才，他又多次包容了管仲，可谓爱才。正是鲍叔的识才之慧和爱才之度，让管仲的才能最终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管仲之前的多次过失，与他后面的成就比起来，就不值一提了。倘若，鲍叔前面只要有一次计较，废掉管仲的话，后面作文历史就要改写，也就看不到管仲才能的巨大闪光了。多次的包容，保证最后的成功。

人无完人，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和缺点。当缺点暴露，导致过失时，要适度地包容，要给出改过自新的机会，给出优点发挥出来的时间。包容就是要心胸开阔，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们从中可以悟出了道理——识才贵在爱才。

管仲曾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冯梦龙曾曰：“浪说曾分鲍叔金，谁人辨得伯牙琴！千金交道好如鬼，湖海空悬一片心。”曾巩曾曰：“夷吾鲍叔贫贱间，分财亦不辞多取。”这些话都赞扬了鲍叔的识才、爱才。

历史上，惜才爱才的例子很多，结果都取得了成功。又如，晋文公重耳有一段时间曾流亡在外，很多人想陷害他，甚至有贪生怕死者，偷着财宝跑了。而重耳却心胸宽广，不计前嫌，事后，将虽然陷害过他，但有才能的人都封了官，结果这些人都帮他做出了贡献。

借鉴鲍叔的识才爱才，我们在与人打交道时，也要善于识友爱友。要结交有才能的人做朋友，朋友之间的矛盾要包容和化解，多欣赏朋友的优点。互相帮助，互促成功。

选贤任能一定要坚持正直原则。

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改变了齐国的落后面貌，富国强兵，齐国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由此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不过对于怎样选拔人才，齐桓公并没有不十分明确标准。

一天，齐桓公在管仲的陪同下，来到马棚视察养马的情况。他一见养马人就关心地询问：“你觉得哪一件事最难？”养马人一时难以回答。其实，养马人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一年365天，打草备料，饮马溜马，调鞍理辔，接驹钉掌，除粪清栏，哪一件事都不是轻松！管仲在一旁见养马人尚在犹豫，便代养马人回答说：“以前我也养过马，依我看，编排用于拴马的栅栏这件事最难。为什么呢？因为在编栅栏时备用的木料往往有弯的也有直的。

如果想让所选的木料用起来顺手，使编排的栅栏整齐美观，结实耐用，开始的选料就显得很重要，下第一根桩的时候尤其要慎重。如果在下第一根桩时用了弯曲的木料，随后你就得顺势将弯曲的木料用到底，像这样弯曲的木料之后紧接着使用弯曲的木料，那些笔直的木料就难以派上用场。相反，如果一开始就选用笔直的木料，继之必然是直木接直木，曲木也就派不上用场了。其实，选拔人才同编栅栏选料的道理是一样的，国家在起初选拔肩负重任的人才时，必须慎重行事，从一开始就把握正直的标准，以便今后按这样的标准选贤任能。”

听了管仲的这一番高论，齐桓公深为佩服，确定了以正直作为国家选拔贤才的标准，世代相传。

卿,大夫,士,三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