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动物纹饰研究论文

殷墟青铜器 三羊尊

殷墟青铜器 三羊尊

高、口径厘米。重11300克。大喇叭口，方唇，束颈，折肩，腹微弧下收，高圈足，圜底。底饰大方格纹，颈部饰蕉叶纹，下饰夔纹一周，雷纹衬底。肩饰对称的三组饕餮纹，各组饰一凸起的羊首，界以扉棱，雷纹衬底。腹饰鸟纹一周，其下饰三组饕餮纹，均以扉棱为鼻界，雷纹衬底。足部饰对称的饕餮三组，均以扉棱为鼻。出土时，器表粘有丝织品、残迹。

殷墟·出土青铜器

教学目标：

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形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本章的学习目标是了解殷墟出土的铜器的器物分类以及制作方式。

学习建议：

1.结合历代青铜器的形制规格研究安阳殷墟青铜器的形制。

2.结合安阳殷墟遗址的地层关系，分析殷墟青铜器的历史分期。

3.结合安阳殷墟青铜器的纹饰演变发展状况分析殷代青铜器的发展变化。

重点难点：

本章学习的重点是了解和认识安阳殷墟青铜器的主要形制和器形规格，难点在于通过历代青铜器规制比对了解安阳青铜器的重要性。

教学内容

安阳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并经甲骨文及考古发掘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以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更加有利于保护这一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形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以青铜礼器鼎、簋、觚、爵、斝，兵器戈、矛、钺、刀、镞，工具锛、凿、斧、锯、铲，乐器铙、铃、钲等为代表的殷墟青铜器，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

层层叠叠的线条把动物形象加以抽象变化，采用极精细的几何纹和深浅凸凹的浮雕，构成形形色色的图案，布局严谨，庄严凝重。其夸张而神秘的风格，蕴含着深厚粗犷的原始张力和艺术的魅力，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殷墟在青铜冶铸方面辉煌的成就使其成为世界古代青铜文明的中心之一。公元前16 世纪至前11 世纪为中国的青铜时代。也就是夏代的晚期至西周。商代的晚期，即殷商时期为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这里出土的许多青铜器都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之作。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以礼器为大宗，制器精美厚重，出现了象司母戊鼎、牛方鼎、鹿方鼎、司母辛鼎等一大批工艺高超的重器。在造型上常常以实际的或想象中的动物形象作为原型，器面的花纹装饰崇尚繁缛，流行雷纹、饕餮纹、夔纹等为主的通体装饰，给人以稳重、庄严而神秘的视觉感受。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充分显示出那时的冶炼技术，已由矿石混合冶炼，发展到铜、锡、铅按比例混合冶炼的阶段，其独特的单、多块陶范铸造法、失蜡法等的铸造工艺，融合了上古的科技与艺术、雕塑与绘画的完美结合。例如：司母戊大方鼎。

殷商时代,祭祀与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两件大事。祭祀用的礼器与战争用的兵器主要是用青铜铸造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研究青铜武器,多从形制、类型、分期等方面进行探讨。殷墟发掘迄今已经70多年了,70多年来,在殷墟发掘的殷代墓葬已有七八千座,其中大多数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掘的。

后母戊鼎，亦称司母戊鼎，出土于河南安阳，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原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厘米，重达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而得名后母戊鼎。发现于1939年，1959年开始作为镇馆之宝收藏于国家博物馆。通过研究考证，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后母戊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后期铸造重达公斤的后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这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

三羊尊即商三羊尊。该尊为大口广肩型，厚唇外折，细颈上有三道凸弦纹。肩部等距离地装饰三只高浮雕形式的卷角羊头，间以回形纹为地的目形纹饰。腹部较肥硕，纹饰更为华丽，在回纹地上有三组兽面纹，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了兽面上最能传神的眼睛，增加了肃穆庄重的气氛。圈足较高，上边有两条凸弦纹，中间有三个等距离的较大圆形孔，这是商代铜器的典型特征之一，圈足的下部在回纹地上饰有六组兽面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指出当时的工匠对于青铜合金配比与机械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且对于操作也有相当严格的控制。殷墟二期高等级墓葬随葬青铜器中高锡青铜的使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它可能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当时获得的锡矿资源,似乎比殷墟的其他阶段更为丰富。而青铜器中铁含量的差异可能代表原料来自不同地区的矿源,其冶炼水平也可能参差不齐。

迄今为止,安阳有大量的熔炼和铸造的遗迹发现,却从未有冶炼的迹象,因此殷墟青铜器矿料的来源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原青铜矿料是从南方盛产铜、锡的地区输入的。但他们的论证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商周时期铜料之大宗在北方是来自中条山矿区及其迤西地带,在南方则主要是产自荆州和扬州地区。

铜器纹饰的“方向性”,就是指青铜器上二、三或四组主题纹饰中,有一组或二组纹饰是正面纹饰,其余则为侧面纹饰。正面纹饰所在一面应是器物在当时商人极为重视的祭祀活动中向前放置的方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纹饰的方向性。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实际上就是青铜器的方向性,对青铜器纹饰方向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青铜器的方向性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出青铜礼器在使用过程中的部分祭礼信息,而且还涉及到青铜器的使用方式、铭文的铸作意图等问题。

殷墟青铜器纹饰,尤其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作为商和周初青铜器装饰纹饰之中心特征的动物纹样,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确实是洋溢着一种原始质朴的美感和强烈的神秘性。学术界对青铜纹饰的代表意义具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类,认为其代表一定的含义。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代表古代的图腾,或是代表自然界或神话传说中的神怪等神话动物;有人认为它们是萨满面具的再现,具有一种神圣的功能,是可与上天或神灵世界沟通的工具;也有学者通过对虎食人卤、饰双虎对食人头纹饰的大铜钱以及兽面纹头盔等器物纹饰的分析,认为这些图案代表着一种超自然的神力,暗示了死亡之途。

殷商时代,祭祀与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两件大事。祭祀用的礼器与战争用的兵器主要是用青铜铸造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青铜器的研究多集中在青铜礼器上,对青铜武器的研究较少,即使是研究青铜武器,也多从形制、类型、分期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青铜武器组合的论著很少。研究青铜武器的组合,对研究殷商时代武官和士兵的武器装备、军制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殷墟文化第一期随葬青铜武器的墓共10座,6座属于一期早段，4座属于一期晚段,组合方式有三种。(1)铺、戈、嫉。(2)戈、矛。(3)戈。此期三种组合,每种组合内均含戈,单出铜戈的墓有8座,占全期总墓数的80%。

本章小结：

目前对殷墟为赌注商代青铜器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与甲骨学一样，成为殷商文明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对殷墟青铜器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进一步推进三代文明研究，彰显三代青铜文明在世界四大文明中的独特地位。

思考练习：

1.殷墟铜器的分类有哪些。

2.殷墟铜器的纹饰的特点及意义。

3.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

拓展学习：

文献资料：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编著《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刘一曼：《论安阳殷墟墓葬青铜武器的组合》，《考古》2002年03期，2002年3月。

康石磊：《殷墟仿铜陶礼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刘煜：《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综论》，《华夏考古》2009年01期，2009年3月。

岳洪彬、苗霞：《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研究》，《殷都学刊》2004年02期，2004年6月。

赵国燕、郭金福：《殷墟青铜器陶范材料的组成及结构研究》，《安阳工学院院报》2009年06期，2009年12月。

岳洪彬：《殷墟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研究》，《考古》2002年04期，2002年4月。

视频：

《青铜文化与殷墟青铜器》

青铜器伪造，可谓五花八门，防不胜防，简要介绍几类 (一)蚌埠货:蚌埠仿古铜器作坊，大大小小有上百家，铜坯多在山西订做的，也 有自家铸造的，主要以电解腐蚀与化肥腐蚀为主，水坑干坑均有，从商周到汉代 造型齐全，特点是胎体厚重，锈色松而鲜艳，没蓝锈，器内做不好，有的带范线， 但不做垫片，绝大多数不过关。各大古玩市场地摊都能看到。 (二)河南刀:市面上杀人最凶的就是河南造假青铜，河南刀全国闻名，远销海外， 河南电解作伪铜器也很多，蓝锈以染色为主，水洗易掉色。河南的老铜改装，多 用树酯漆做锈，很嫩火烧易燃。老铜器机械后刻工比较有名，多是素鼎素瓶，刻 细小回纹，经局部腐蚀，容易蒙人，细心可看出机械刀削轮廓比较锋利，多不过 关，河南的拼装，包皮，移植锈己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各大古玩市场均能看 到有河南人放过来杀人的假货，其中有些后错金，宝剑后磨花，己到了乱真的地 步。 (三)陕西错:陕西老铜后错做的非常好，有的锈色处理，可谓天衣无缝，不挑出 金银丝，几乎看不出是后错，还有一种错银方法更奇了，用铝合金粉末压缩到铜 胎凹槽内，这种工艺不适合老铜。普通铜镜，能雕出头版，能改成战国镜，镜背 水银沁做的也好，还能在老剑上镀出几何形花纹。江浙一带的藏家易上当。 (四)阜阳工:前几年阜阳水坑做的很好，现在基本是老铜贴工，素的老铜器贴上 树酯合成的战国工，非常逼真，阜阳铜器修复也是全国一流，他们能将鎏金残片 拚成鎏金怪兽，接缝处理的非常好，上手感觉比较熟，油性重。 (五)荆州造:生坑假货遍布市场的时候，湖北荆州，枣阳一带却研制出高仿水坑， 有的高仿品范线垫片都有，瓶足内模还在，身上还有丝织品腐烂痕迹，器物工艺 流畅，重量很轻没脆声，铜质也对，有的还做出轻微损坏，足以乱真。这类主要 仿战国大尺寸器物，浅浮雕工艺为主，铜坯成型后，经火烧薰黑，再埋入土中腐 蚀，由于皮壳厚度不够，器物易露铜，口沿油性重，花纹版模深浅不均，见过一 次就会识别了。 对青铜仿制做假的重点区域作了五项归纳，它们分别是蚌埠货、河南刀、陕西 错、阜阳工、荆州造。四年过去了，上述地方的青铜作假又呈现出新态势，因一 些因素限制，我所了解到的只能粗略写一些： 一:蚌埠货。 四年过去， 蚌埠产品己广为人所知， 以前密集的作坊己是门庭冷落， 好多仿铜的改行玉器加工、经营奇石等等，也有仿铜的辗转去了成都等地，仿制 一些巴蜀文化铜马、摇钱树，以及三星堆、滇文化特征的产品，蚌埠现有的仿古 作坊，电解做旧的技术并没什么改进，不怎么生产高仿品，以纯工艺品为主，主 要仿制汉以上纹饰精美，工艺复杂的产品，简单做一下绿皮，因为是精美的纯工 艺品，客商多来北京，广州等地，有的也销往港澳及海外。因为这类产品是纯工 艺品，范线僵硬，胎体厚重不做垫片。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类纯工艺品，却时常 有人发到收藏论坛当做国宝叫卖。 二;河南刀。现在河南仿铜日新月异，不断有新产品出来，错金银、鎏金、后工、 后刻铭工、后镶松石，新旧拼装、改造、包皮、移植锈己无所不能。河南电脑刻 工的产品己不多见，高仿红斑绿锈仿商周的比较多，以觚、爵常见器物为主，很 少有水坑品种，新型拼装采用更先进的铜焊技术，做得好的器物外表肉眼无法看 出接口，器内接缝为树酯做锈，完全过关的不多，伪刻铭文的字口略僵，细心可 看出起刀收刀痕迹，市面常有河南包老铜皮的成套编钟，铜片接缝处理采用铜焊 接， 以前针扎刀刮可鉴别出的方法完全失效， 凡成套编钟弹指敲击象是塑料声音， 都有问题。 以前采用不干胶贴在铜器与兵器上再腐蚀仿做错金花纹的工艺均己淘 汰，纯新铸造的工艺没什么改进，孔雀蓝仍然做不出，仿制孔雀蓝依然靠油彩染 色，少数移植锈是从废铜上整块剥下，再用胶粘上仿制品上，新手看这类锈，最 好用刀刮一下，从北京广州返销河南的东西也多，多是前些年用胶水修复过的， 又重新流到河南精加工，于是河南真货多，假货也多，成了全国青铜集散中心。 三;陕西错。陕西高仿错金，己从各类老铜后错转向新工艺品，多是臆造品，类 似河南的部分产品陕西、山西均有作坊仿制，老铜错铝合金几乎看不到了，河南 有种高仿老剑后错金，工艺力度很逼真，金丝上有结晶锈，剑格、同心圆镶有松 石，据说这类产品出自陕西，很多是专门针对江浙收藏家特制的，我听浙江有位 擅长鉴定铜器的朋友说过，浙江爱好收藏的企业家，人手一把越王勾践剑、或吴 王夫差戈，再过几年，也许会迅速扩大到国内外的收藏家人均一把，有朝一日来 个华山论剑，场面肯定十分壮观。 四;阜阳工。安徽阜阳的树脂贴工，随着藏友对其特征的认识，己经没了市场， 因为这类产品的铜坯子多是用废旧残破铜器胶水粘接的， 几年后胶水失效铜片纷 纷裂开散架，以前贩运这类伪铜器到南方各地的，多不敢来了，还有些砸在手上 的，常发在收藏论坛试图蒙出去，阜阳修复铜器的也从树脂补添工艺改为青铜铸 造。阜阳工的时代基本己经终结。 五;荆州造。荆州的高仿水坑依然在生产，荆州造兵器与铜镜后刻工，己经名扬 天下，高仿品供不应求，其中荆州仿造铜兵器己达到乱真的地步，荆州仿制铜剑 基本都是水坑，做旧后微有毛口，极易迷惑人，这类铜剑，长短宽窄尺寸应有皆 有，老剑新剑后磨花的品种，以菱型几何纹最为逼真，还有些臆造的龙纹凤纹之 类，铜兵器错金也是荆州造一大特色，也有错得好的，但大多是画蛇添足，比如 剑把顶端错一圈铭文，筒型把上很窄的剑格上也错上细如针丝的铭文，也有所谓 烙银的铜矛，其特征均是水坑，皮壳厚度不够易露白铜，铜矛管内常塞有一截烂 木头，铜剑有时还配上黑漆剑鞘，漆壳上描有楚式花纹，并用坑泥和水浸泡，然 后用塑料纸包着出售。荆州铜镜后刻工多采用素镜，或厚胎不值钱的镜子，纯手 工玉雕机雕刻，镜面保持原貌，背面纹饰多是仿汉与战国镜为主，皮壳处理的很 好，但钮部多有破绽，纹饰油性重，象擦过皮鞋油似的，因其产量有限，见过这 类产品人并不多，据说仿家附近宾馆常年有人住着等货。 五;其它。有一种仿品去年上市，我到现在还没弄清产地，造型仿商周中高档器 物为主，呈亮皮壳，有范线没有铭文，器内修胎不规整，厚薄不均，胎体轻巧， 声音不响，材质非常脆，器耳与器足易断裂，器外有红斑绿锈，还有结晶样石灰 锈，从断裂处看，并非青铜铸造，鼎之类很厚的实心耳与足，手电钻打下去呈褐 色粉末状，不见铜屑，从工艺流程上看，象是金属粉末模压的，到各大古玩市场 放货的贩子，多自称是湖南宁乡出土，这类伪品按常规方法鉴别极易走眼，因此 上当的也大有人在。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及鉴定青铜器的方法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中国 古代青铜器是中国的国粹，中国的艺术品当中只有青铜器是被全世界所公认的。 从夏代起源， 经过商周、 秦汉至宋代金石学诞生， 从单一的收藏， 变为一种学问， 一种研究对象。青铜器的价值被世界公认主要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 大门被打开，外国人进入中国，发现中国的青铜器造型独特，做工精美。在西方 国家里，18 世纪才出现抽象派和印象派的青铜器造型，在中国 3000 年以前就有 了，所以外国人非常喜欢我国的青铜器。如今像牛尊、羊尊、马尊等大部分流散 在国外，中国青铜器的艺术地位在世界上可与西方的油画、雕塑相提并论，在世 界的各大博物馆里都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青铜器馆。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无 不把中国青铜器作为馆藏重器，历代收藏家更是把收藏青铜器作为镇宅之宝，世 代相传。如今盛世兴收藏，青铜器更是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宝贝。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经历了历史的不同时期， 它的风格从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 了朴实、简洁、明快，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 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 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 弱，直至丧失。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者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 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青铜器纹饰 的产生是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聪颖、智慧的结晶，是体现人们美好心愿的 依托物，是人们与大自然抗争、共存、达到“天人合一”朴素心愿的具体表现， 他们用高超的铸造技艺，为我们留下象征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 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 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 代铜器相比拟。 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 视的原因之一。青铜文化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文化内涵的变迁。 因此，学习青铜器鉴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青铜器的鉴定方法 青铜器的鉴定方法青铜是指红铜与锡、铅等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而得名，其 质地坚硬，我们平时所说的铜质在鉴定中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在早期的青铜中， 其颜色有很多是发深红色的，很多人都把这样的铜红青铜，这种铜质在坚硬程度 上远不如后来冶炼出的青铜坚硬，青铜铜质的演变，是一个由深红到青色到黄铜 的一个过程，其中在唐代出现了白铜大多用于制造铜镜，到了明代有一些红铜的 艺术品，但是其铜制的提纯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宣德炉，清代大多 是红铜，这些不同的铜质由于配比的关系远不如现在铜质的质地，由于青铜配比 的比例数据并不统一所以造假者制出的铜器质地上还是很容易辨别的， 但是现在 有很多人将老铜器回炉使得制造出的铜质很逼真， 但是这种方法的不足就是破坏 了包浆。古代青铜器是贵族的奢侈品或者是兵器或者是车马器，它有很严格的使 用机制，也有严格的制造机制，除了一些简单的民用器之外，漂亮的文饰复杂的 礼器 、酒器、祭器都是古代上层社会文化的缩影。青铜器大件的东西要不没有， 一旦出现，就绝对不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掌握好每个时期的文饰是很重要的，因 为在和伪造者之间是一个比拼知识的过程， 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知识之后才会找 到一些细微的漏洞，从美学的角度上讲，古代青铜器文饰都很流畅，生动，而且 就我们今人来看有很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伪造的文饰呆板没有力度，有的地方还 会出现一些很锋利的铜渣，铭文是一个比较难的鉴定，有阳铸和阴铸之分，除了 要知道一些简单的字的写法之外，也要讲究美观和力度，阴刻的文字要去观察它 底子和锈色的统一。 前面提到包浆。包浆是青铜器经历了时间洗礼之后，铜质地发生了一系列的 化学反应之后所产生的依附于青铜器的“外壳”，它包括地子和铜锈两部分，地子 是离“铜骨”最近的一层锈，在地子之外的就是我们见到的普通意义上的铜锈了， 由于坑口的不同，它所呈现出的样貌也就各有不同，在出土地点好的地方会出现 干坑的硬锈，还有沙坑的贴骨锈，枣红皮等等一眼开门的锈，它们的特点是锈色 贴骨坚硬，已经与铜融于一体，很难清除，还有南方的水坑，出土地过于潮湿的 脏坑，一些传世的物件或者经过人们不断的把玩之后，表面显的油亮，或者是绿 漆古或者是黑漆古，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一些干坑口中，有一种‘泛金’的 皮壳，让人感觉它的质地是黄铜或者有溜金的感觉，这种皮壳并没有溜金器那样 的亮丽，显的暗淡了许多，这种皮壳虽然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贴骨锈，但是却也 是比较开门的皮壳，它并不易仿造，以上罗列的古铜锈只是铜锈的一个大的方向 上的分类，即使同一种坑口的铜器所显示出的铜锈也并不是相同的！正因为铜锈 的种类如此繁多，而很多初入收藏的人由于所见铜锈有限，所以它也就成了仿造 者重点去仿制的要点之一了，仿制者仿制铜锈大概有这么几种方法： （一）化学方法仿制铜锈，用化学药品仿制出的铜锈，大多锈色很浮，没有 贴骨的感觉，它直接把药品施于铜器之上也就没有地子可言了，它只有绿锈而绿 锈也多是呈现粉末状的，如果用坚硬的工具去检查的话，可以发现。而古铜的绿 锈很难见到那么多的粉末。就目前来说，红斑和宝石蓝是很难仿造的，假铜器上 的红斑，大多是铁锈，仔细去观察的话还是很容易辨别的，一是颜色 二是结构。 这种方法制出的包浆太过刻意， 给人很夸张的感觉， 也就是大家感觉过了的原因。 即使经过长时间的把玩也不会改变那种松软的质地。 （二）将真铜锈粘贴上器物之上，这种方法造出的皮壳很具杀伤力，但是如 果仔细观察的话，这种锈下面是没有地子的，而且由于胶水的粘和大多是成块状 的而且很难具有真铜器包浆那种自然统一的感觉。 （三） 直接将铜器埋藏于地下若干年，这种方法造出的铜锈很容易识别， 锈色很浮，很容易清除。 在现代青铜器的伪仿品越来越多，仿制的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鉴定一件青 铜器的真伪主要的方法就是针对千穷百态的仿制手段逐一击破。 李行杰 200900301026 电控系自动化 091 班

摘要：夏代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纹饰意蕴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然显得相对朴实，但其实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变化多样的几何纹和威严庄重的动物纹装饰，却凸显了其鲜明的时代审美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和整体适应性。这为商周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到来，在审美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铺垫。关键词：夏代青铜器;造型;几何纹;动物纹;寓意象征;庄严厚重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一 造型形式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二 纹饰意蕴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一）几何纹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二）动物纹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三 艺术风格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参考文献：[1]张之恒 周裕兴.夏商周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32-33.[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15.[3]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16.[4]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J].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4.[5]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J].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90.[6]朱志荣 邵君秋：《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1: 99.[7]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7.[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5.[9]容庚 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2.[1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275.

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简称“铜器”。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青铜器是商周艺术文化之代表，亦是贵族社会文化产物，它不仅作为日常生活用具，更是宗教祭祀重要之礼器，因此青铜器发展史，可称为商周文明发展史。过去之传统，对青铜器研究，偏重在铭文意义及考古断代上，而忽略纹饰与形制之研究。然而铭文、形制与纹饰三者本为一体，并非所有青铜器皆有铭文可作断代用，多数铜器只有纹饰或形制，因此研究青铜器应朝综合研究，才是最佳之研究方向。由於时间之限制，笔者无法对青铜器作全面研究，只对青铜器之「纹饰」作初步探究，俾能有所得，为他日研究之础石。 最早研究青铜器纹饰者，当属清末民初学者容庚，他在《商周彝器通考》（1941）一书中，用一章之篇幅列举纹饰七十七种。首次对铜器纹饰作详细之分类，具体列举各类纹饰，并介绍各类纹饰名称之来源、演变，及其所属时代。透过容庚先生专书介绍，使後世青铜器研究者，开始正视青铜器纹饰之存在与价值。近来研究青铜器纹饰著作甚多，各类动物：如鸟、龙纹及兽面纹之研究不乏其文，在这几类中，虽然龙纹纹饰有较多文章介绍，但多数只针对龙纹之分类、起源著墨而已，对於龙纹时代演变、艺术价值则鲜少探讨，因此本文选择此范畴作为研究方向，希能更深入探究龙纹纹饰之艺术内涵。 要瞭解龙纹何以出现在青铜器之原因，首应瞭解纹饰之起源，神话须从古籍及新石器时代出土古物中探究。龙纹纹饰并非在商代青铜器中突然产生，其起源可追溯新石器时代中陶、玉器。此外，就龙纹存在之意义，探究与当代政治、宗教之关系。龙纹分类中，采马承源先生之分类法作为基础，因马先生分类方式最为实用，具有理论上之价值，且多数商周青铜器之龙纹不出此范围，因此本文所论之龙纹分类，大抵以马承源先生之分类为基础，并拟制一表格，详尽言明各类龙纹盛行时代与其艺术价值。第二章 龙纹起源及其意义第一节 神话中之龙 在原始社会中，龙代表重要信仰之一，关於龙之神话层出不穷，古籍中记载颇多，如：《山海经�6�4海内北经》：「冰夷人面，乘两龙」；或《山海经�6�4西山经》：「……锺山，其子曰鼓，其状人面而龙身」。《国语�6�4郑语》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史书中神话，有《史记》、《汉书》、《南史》……等记载龙之神话。史记中有「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邦，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明，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以而有孕，遂生高祖。」汉书中有「帝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王媪见其上有龙。」南史中有「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长七尺五寸，鳞纹遍体。」综合先秦文献中之龙神话记载，约可整理出较具代表性的四种说法注1：一、将人、龙混为一体。如开天辟地宇宙开创者伏羲氏、生命创造者女娲氏、战胜蚩尤及创造物质文化之黄帝、亲尝百药神农氏，皆被描写成人面龙身或人面蛇身（图1）。反映出上古原始人在与自然斗争中，对胜者之崇拜。二、龙乃人之化身。如大禹父亲鲧，死後三年不腐，化为黄龙。三、龙乃神通广大之神灵。如大禹治水时，因尽心竭力治水，行为感动天地，因此得到神龙的帮助。神龙以尾画地成河，助禹治水有功。四、龙乃神人驾驭之动物。《山海经》谓，西方之神蓐收，南方之神祝融，北方之神禹疆，东方之神句芒皆乘两龙。 以上之神话及传说虽不可考，但可知「龙」在中国人心中有其特殊之地位、意义。龙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原始社会之崇拜对象，反映人们崇拜超自然力，而龙即为超自然力之象徵，因它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故成为具有神力之形象。然而龙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文化里，只是一想像之生物。在古籍中，描述龙之记载有： 《说文》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管子》曰：「水池」：「欲小则化为虫蠋，欲大则藏於天下；欲上则凌於云气，欲下则入於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 《尚书．洪范》曰：「五行纬」：「龙，虫之生也渊，行无形，游於天者也。」「龙」究竟是什麼？形状为何？从古至今许多学者皆有考证。较一致结论为龙起源於原始氏族社会之图腾崇拜，它是由许多动物图腾，纵横起来之虚拟物。距离5000年前之远古氏族社会里，人民对各种自然变化还无法充分认识，他们将自然界一切皆视为有灵。从天上日月星辰，空中风雨雷电，至地上生物、非生物…等，皆视为神灵。原始人对这些自然现象，意识到一股神秘力量，是崇敬，也是慑服，於是将天上与世间物象联系起来，企图用周遭熟悉之动物来解释。 原始人为求生存与发展，每一氏族或部落将其中一种神灵，作为自己部落之守护神，也作为自己族标或象徵，供奉它、崇拜它，将神灵视为祖先，此即图腾崇拜。当时部落或氏族存在著兼并现象，当一强大部落并掉另一部落时，会将另一部落中最厉害部分吸收至自己部落图腾上，合并与融合成一幅凌驾於原来形象之新图腾，代表所有被合并之氏族。如此形成之图象，即非现实中之动物，而成一种虚拟之综合性生物。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象徵之「龙」，即是从氏族部落之图腾中产生注2。 传说中龙，实际上是神化之蛇，而龙之形象主要来自於蛇。传说古人常遭蛇之袭击，先是恐布，後又对它加以神化，当作能免除一切灾难之灵物，此种畸形心理，使许多不可理解自然现象得到圆满之答案。如春、夏之雷电，在一道曲折白光闪过後，即是倾盆大雨。闪电像一条瞬间腾空疾飞、曲折行进之巨龙，因此人们即想到「云至而龙乘之」，久之则「以龙蛇为天使」。雷电能引起大火，於是龙又可吞吐烟火。如此一来，蛇在原始人心中即成为神灵。它成图腾中之主宰物，其他一切动物只能依附它，龙之神话即顺理成章产生。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龙纹之萌芽 「龙纹纹饰」并非青铜器时代原有之产物，远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中，龙之形象已经出现在中国人使用各式器具上。即使「龙」之原始形貌已不可考，惟透过现代考古之发掘，各时代不断有「龙」形物出现，即可证明「龙纹」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即已萌芽与发展。龙之雏形，最早出现於山西省吕梁山南端吉县柿子滩石崖上，是一幅鱼尾鹿龙岩画，距今约一万年。在考古发掘中，甘肃省甘谷县及武山县出土文物中，隶属仰韶文化之彩陶已有龙纹装饰，它们曾被称为「人面鲵鱼纹」，实应称之「龙纹」注3。另外在内蒙古与辽宁交接之红山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多种玉制龙形器，其中有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龙形玦」；翁牛特旗三星拉他村之「玉龙」，辽宁牛河梁「猪龙形玉饰」（图2）与喀左县东山嘴「双龙首玉璜」。在牛河梁遗址之「女神庙」中，发现泥塑「猪龙」之残块。在内蒙古熬汉旗小山遗址还发掘出之大甸子陶器龙纹（图3），此乃距今约3400年以前，属夏家店下层文物之产物。此外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掘出之彩陶上（图4），亦发现有「龙纹」存在。陶寺出土之陶盤上，盤底内壁磨光，用红白两色彩绘出蟠龙图形。蟠龙头在外圈，尾卷盤中。龙体为蛇躯鳞身，巨口利齿，似蛇非蛇，此龙显然已是想像合成之虚拟生物，属早期龙形象之重大发现。据有关资料考证，此「龙纹」年代不晚於4500年前，可称为「天下第一龙」注4。但若将红山文化之「玉龙」与山西襄汾出土之陶龙进行比较，显示出玉龙较具原始时代气息与文化特性，故一些考古学者推测玉龙应距今5000年前，因此，玉龙取代陶寺龙，成为「天下第一龙」。 以上出现之「龙纹」，出现於距今约四至六千年以前，属新石器时代。它们共同特点是：图像均为两种或三种动物形象之结合体，有一大头与一卷曲成环型或半环形之体躯。所异者是，红山文化与小山遗址中出现之龙，形象为猪首、蛇身及马鬣相加；仰韶文化之龙则是人或兽之首，蛇或鱼之身相结合。仰韶与红山文化，几乎同属一时代，但却属不同文化区域，它们之间有一定之联系，又各有渊源。正由於文化差异之存在，所出现之龙形象徵即各有特色。此证明「龙」之观念，已非某一氏族所专属，而是在长期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成为许多部落之图腾标记注5。 铜器上纹饰之名称，最早见於《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周鼎者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又如《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所论及饕餮与窃曲，皆是後代采用为商周铜器纹饰之名称，但却无法追溯其命名之缘由。所谓饕餮文，在铜器上有时是兽面，有时则配置在龙身上之龙面。至於窃曲文，或谓变形夔龙文，或谓夔之涡转文。而铜器上之夔、虺、螭等纹，依《说文》解释，皆与龙有关，或是龙之别名，或是龙子。 第三节 龙纹之意涵 人们论及史前艺术，皆相信原始纹饰与原始社会与宗教密不可分，商周时代亦存在此现象。原始社会中，纹饰并非仅作为审美之用，其艺术活动与社会型态、宗教信仰，似有更密切之关系。西方学者卡西勒曾曰：「艺术在其起源和开创时，似乎与神话关系密切。艺术即使在发展过程中，也不能离开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范围和影响」注6。因之，原始纹饰与社会文化、宗教三者关系密不可分。 商周时青铜艺术，纹饰占重要一环，由纹饰分类观之，不难发现商周纹饰题材以动物纹样居多，而动物纹样中又以「龙纹」纹饰占绝大部分，此种现象反映出动物图像在商周时期人们心中，有其特殊崇高之地位，而动物纹饰与商周鬼神崇拜之宗教信仰无不关连。张光直先生认为商周器物之动物纹样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之媒介注7，其於《中国青铜时代》曾曰： 在商代早期，神话中的动物功能，是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在古代中国，作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物的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礼乐铜器在当时显然用於祖先崇拜之仪式，而且死後去参加祖先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器上之铸刻著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沟通的媒介的神话性的动物花纹。 商周时，祭祀鬼神为一经常性之大事，商人尚鬼，凡事皆须请示鬼神，而请示鬼神之工作皆由「巫」来作，亦即所谓「占卜」。虽然原始时代之巫术与宗教并不相同，唯巫术与宗教之间仍有密不可分之关系；而原始宗教则从巫术信仰中发展出来。青铜器作为礼器，多用於宗教祭祀上，因此青铜器物上之纹饰，与鬼神崇拜之宗教信仰习习相关。商周时有「铸鼎象物」之观念，而龙纹主要是作为象徵「天命神权」而设计出来之纹饰，因此，在宗教上有其重要意义。 商周人将动物视为具有无限神力之神灵，因此青铜器上之动物纹样，除宗教祭祀意涵外，并富有政治之意义。由於殷人尚鬼，对超自然力颇为崇敬，其祭祀与崇拜并非最终目的。商周人将动物纹样视为巫觋沟通天地之媒介，而能独占此沟通方式者，唯贵族或领导阶层。正因为握有此特权，领导阶层为维护政治地位及利益，透过青铜器上神秘、肃穆之动物纹样来宣扬自己力量，由於此怪异形象之象徵符号，令人望之崇敬、生畏，因此可威吓其下之被统治者，达到贵族巩固本身地位及威权之目的，此动物纹样无形中强化为统治者之政治力量。 第三章 龙纹种类及时代演变 第一节 龙纹类别 龙纹分类，依龙体形状划分，可分为直体、曲体、卷体三类。惟龙纹流行时间较久，同属一类者在时间上或相隔甚长，演变关系较不明确注8。容庚「殷商青铜器通论」，将龙纹分为蟠龙纹、两尾龙纹、爬行龙纹、蛟龙纹四类；马承源先生则将龙纹分成爬行龙纹、卷体 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五类注9；朱凤瀚先生将龙纹分成夔纹、颐龙纹、蟠龙纹、团龙纹、蛟龙纹、曲龙纹、其他形式龙纹七类注10。由於各学者分类观点不同，意见亦异，以马承源先生分类方式最为实用，具有理论之价值，多数商周青铜器龙纹皆不出此范畴，本文所论及之龙纹分类，大抵以马承源先生分类为基础。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蜿蜒形体躯之动物，皆可归於龙类。龙纹约可分为下列几类：（一）爬行龙纹 爬行龙纹（图5）为龙之侧面形象，多平置横向，龙头朝前，身躯作爬形状。通常龙头张口向下，上唇向上卷起，下唇向下卷或卷向口里，额顶有各不同之角形，中间为躯干，下有一足、二足或无足者，尾部常弯曲上卷。爬行龙纹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式排列，由各种不同角形兽头与蛇类躯体组合，盛行於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龙纹中侧视一足者，称为「夔纹」。所谓夔纹系指有一足、二足或省略足之龙形侧面图像。张口，体躯伸直或弯曲，额顶有角，尾部上卷或下卷，皆可称之为夔，夔之名本於《说文解字》：「夔，神魖也，如龙，一足。」《山海经�6�4大荒东经》：「有兽壮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夔可谓龙或爬行类兽之综合变体，构图不用讲究对称之法，而以变形动物侧视全身之连续构图，以神化飞龙、走兽表现此一特有之动态与节奏。（二）卷龙纹 卷体龙纹（图6）是龙躯体蜷曲形象。《礼记�6�4王藻》有「龙卷以祭」之说。郑玄注：「画龙於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庙。」古代将龙画作卷曲状。青铜器纹饰中，卷体龙纹可分两类，一是龙上半身直立，龙身布满云雷纹，下半部横卷做曲尺状，龙头则置於青铜圆盤正中央，依构图变化及时代不同产生差异，自商至战国青铜器上皆有；另一是身躯蟠曲一团，以龙首为中心，或首尾相接，或成螺旋状蟠旋，称为蟠（盤）龙纹，盛行於商末周初。蟠龙纹系以龙首为中心，蟠卷成圆形之龙纹，多装饰於青铜盤底内，身躯间或周围常有小龙、鱼、龙鱼及鸟纹等物。（三）交龙纹 交龙纹是指两条或两条以上相互缠绕之龙构成之纹饰，又称「蛟龙纹」。交体龙纹（图7）是龙体部交缠形象，见於《周礼�6�4春官�6�4司常》：「王建大常，诸侯建旂。」郑玄注：「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覆也。」又《释名�6�4释兵》：「交龙为旂，其，倚也。画作两龙相依倚也。」此纹饰为数条浮雕交龙相互穿插於青铜器上，龙身状如环带，装饰紧密配合器皿造型，予人节奏感与立体感。在青铜器上，常以X和∞型结构为基础，变化出复杂之交龙形象，而交龙形象乃一上一下，下者上升，上者下覆，两体交缠，故称交龙。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有两龙相交，亦有群龙交缠，发展成各种复杂形式。青铜器上，躯体较粗壮交体龙纹旧称「蟠螭纹」。变形缩小交体龙纹，辄称「蟠蛇纹」注11。（四）双体龙纹 龙体龙纹特色为龙首居中，体躯向两侧展开，两边分出两尾之意，四足利爪（或龙无足），尾上卷，旧称「双尾龙纹」（图8）。此纹饰构图与兽面纹相似，皆为体躯向两侧展开。此纹饰常装饰於青铜器物之颈部狭长范围内，呈现带状分布，而其优点为可使龙躯体充分展开，此即双体龙纹；盛行於殷商晚期至西周中期注12。（五）两头龙纹 此种纹饰特点为一兽体之两端，各有一龙头或兽头，旧称「两头龙纹」（图9）。青铜器上，兽体大部分为一斜线，或曲折形线条，此乃图案变形之现象。两头龙纹双头并非完全相同，有时一作正面，另一作侧面。简单且独体之两头龙纹，多见於西周中、晚期；缠绕式之龙纹则盛行於春秋中、晚期。第二节 商代龙纹之时代演变一、商早期： 商早期主要纹饰是兽面纹，随青铜器纹饰之复杂化，在兽面纹两侧常出现二蛇形之辅助图纹，此种蛇行图案常以长条形状之单足、头部向下、嘴巴张开，双唇翻卷之面貌出现，它即夔龙纹之雏形注13。夔龙纹初期虽仅作兽面纹之辅助纹饰，但已渐演化成为夔龙纹。二、商中期： 商中期有二特殊现象，一为「夔龙纹」自兽面纹之附属部分独立出来，成为夔龙纹饰；另一现象是「蟠龙纹」开始发展。夔龙纹於此期中，可见之型式有三，依出现年代之先後，又可分为下列数型注14：（1）直短身，首向前 此型之龙体躯干为单体，尾下垂（图10）或上卷（图11），流行於商中期偏晚至商晚期。此型纹饰仍有部分作为兽面纹两旁之辅助纹饰，但形状多倒立。（2）折身式 折身式夔龙纹特点为，龙躯体下折，折角作直角状，尾上卷，张口向下（图12），见於商中期偏晚至商晚期。（3）曲身，尾上卷，张口向前 此期龙纹纹饰之龙身躯接近S型，张口向前，流行於商中期偏晚（图13）。 蟠龙纹於此期可分二型：一为龙首作侧面，身躯顺著头向下卷，在青铜盤中盤卷成一圈（图14），见於殷商中期偏晚；另一为龙首作正面，龙体身躯作顺时针盤卷成一圈或一圈半於青铜盤中，身躯间常夹有小龙（图15），多见於殷商中期偏晚，延续至春秋早、中期注15。另外，「爬行龙纹」亦於此期盛行，且出现不同角型之兽头和蛇体组合成之形象，如虎头龙纹、长颈鹿龙纹、外卷角龙纹等，此纹饰盛行於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三、商晚期： 「夔龙纹」承袭前期风格继续流行，且折身式夔龙纹新变体出现，其特点为龙躯干上折，折角作直角状，尾下卷（图16）。「蟠龙纹」亦於此期继续盛行，由设计巧意而言，此蟠龙即在圆盤内之周围连作团纹，此即龙之雏型。「爬行龙纹」亦於此期继续盛行并延续前期风格。此外，另有两种龙纹纹饰於此期开始发展，一为「双体龙纹」，另一为「颐龙纹」。双体龙纹於商晚期开始出现，特色为龙首居中，体躯向两侧展开，旧称「双尾龙纹」，此纹饰盛行於商晚期至西周中期。「颐龙纹」於商晚期萌芽，龙纹型态为身躯短直，尾上扬，末端下卷垂冠（图17），虽少见，惟西周早期仍可见之（图18）。颐龙多两两相背，多分布於器物颈部以作为主纹饰存在。第三节 西周龙纹之时代演变一、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夔龙纹」继续发展，并出现不少夔龙纹之新变体。如直短身，首向前之夔龙纹，龙体体躯分歧为二，尾上卷（图19）。另外在此型基础上，又演变成另一型体之夔龙纹。此龙纹型态为低首，口向下，前额多生出二独角，上枝长而上卷，状似象鼻（图20）。此龙纹虽类似龙体躯分歧为二，尾上卷之夔龙纹，但其龙纹背上有刀状羽翅，因此可藉该特徵区别两龙纹之差异，此龙纹见於西周早期偏晚注16。新变体如一龙头引出两身躯，即「双体龙纹」，於商晚期萌芽，并於此期继续发展；或是一条身躯之两端各有一龙头，成为两头龙，此即「两头龙纹」；或是夔龙、夔凤交接在一起之怪体（图21）。「双身龙纹」、「蟠龙纹」亦於此期继续流行。「爬行龙纹」之新变体於此期出现，称之为「长冠龙纹」，其特点为以凤之长冠取代龙头之角，其头部依然是兽头，而龙身躯较长，中间有一足或作鳍部，尾部分开上下卷曲注17。此外，「颐龙纹」之样式为一身双首，身躯斜直，双龙首因回颐而相向，始见於西周早期偏晚（图22），延续至西周中期（图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