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人忆芳华论文范文资料

似水流年形容时间一去不复返。所谓芳华正茂，就是形容在如芬芳的花一样的年华正是最灿烂的季节，也可以认为是拥有青春，才华，正是开始走向人生巅峰的意思。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邺（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葬于龙门山。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己。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白居易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将这一主张付诸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他的早期政治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寄予了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用辞尖锐，主题鲜明。其代表作《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影响尤大。

青春，芳华！ 无论何种年代，青春都只是雍肿在旅行包上的一袋流浪，一扎久违的不知。当旅行的你开始背起它行走时，你就注定有了不同于乐于安静寂寞的人那样娴静的心理。因为通常是旅行给了你奔波的享受感，给了你流浪的超越感。而青春，究竟只是深掩于那些享受感和超越感之外的。青春只是在旅行的时候才会有光彩的。什么是读万卷书，什么又是行万里路？当你真正这样履行了的时候，当你真正的坐拥万卷书曲行万里路的时候，你便会知道，那个曾经幼稚的你其实已经远去，因为青春来了。在古人的想象意境里，他们似乎是很喜欢旅行的，这或多或少的可以从某些古老的文字里读出来。然而，旅行归旅行，我们终究是这样美其名曰的。古人真正的旅行想必不是好过的，我们更多的时候可以现实地称之为“流浪的旅行”更为贴切些。那个高傲的不能自已的李太白曾经也是在面壁读书的，他有没有读过万卷的诗书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那个诗人是很聪明的，他有着诗仙的称谓。所以他甚至是自己在叫嚣着，他已经读过一万卷书了。也正是这样的叫嚣才使的青春年少的他“仗剑去国，辞亲远行”的信念变得那么豪情万丈起来。难怪，以他的性格，唱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出来，这又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情啊。稍后而来的杜子美，是没有李太白那种浪漫和潇洒的。我在想那个杜子美一定是太过忧心的了，他将所有过目的诗书都读得太过透彻，以至于在他心里是容不得哪怕一点的不如意之事。所以当他在看到昔日那个汪洋恣肆的大唐王朝由盛转衰之时，杜大诗人会是痛心的那么久，那么深。杜诗人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也是走过很多山河风光的，年少的诗人也曾留下了自己绝美的妙语佳音在那片温情灿烂的土地上；实际上，杜诗人在整个颠沛流离的半生里都是在流浪的旅行里度过的。或许诗人在流浪的时候是看过诗书的，文人样的他也是需要引经据典的，偶尔借古籍发泄或感叹是诗人的特长：又或许，诗人也未曾看过诗书，他更善于用自己独特的文字去安慰自己洗涤他人。因而杜大诗人的诗不仅仅是流浪的诗，更是历史里的诗！青春来的和走的履程便是如此巧妙又如此奇异的和流浪粘在一起，和旅行粘在一起，和书粘在一起。我有太多时候总将自己也归纳在那旅行和书里了。只是在那旅行和书里，我找不到李太白，也找不到杜子美。我在顾及自己的青春与流浪的关系时，时常是糊涂的。我的流浪不是由我做主，我的青春也是在偏离该有的旅途。我想，在很多时候的很多地点，我的青春都是在流浪的，在做无意义的流浪。因为很多时候，我自己也不清楚，到底何谓流浪，又何谓安稳。也许流浪久了的习惯叫做安稳，也许，安稳久了的习惯它也叫做流浪。行走在建设一路苍老的香樟街头，很容易忘却此一年模糊的时刻。就仿佛这座城市的四月和五月的变换是和我无关的，我只是四月的乞儿，五月的弃儿。四月没有阳光，五月没有雨水。流浪不走，青春也不光临。我很喜欢独自行走在这座城市的街头。街头有比巷尾发生更多事情的可能，让人可以记住，其实流浪才是这座城市的主调。我也喜欢那种略带清冷的漂泊感，那种清晨的黄叶从枝上旋转落下的瞬间。叶子，大树，不骄不躁，似乎所有的清冷都是零落的叶子弥散开来的。很多人知道，那不是叶子的弥散，我也知道。你可以去放松那种漂泊，当然你也可以去压迫那种漂泊。这个世界的轻松和压迫的感觉都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无论众寡。一群人的时候，你可以去流浪，当然一个人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品味诗书。青春便是这样，既是悄悄又是公开的与流浪扯上了关系，与诗书扯上了关系。旅行在这个四月里扮演的角色是绿色的，四月里有那么多的绿色都纤薄的渲染在旅行的青彩里。四月的青春因此也染上了带有希望的绿色，很喜欢在那种有绿的希望的光里，执一页白旧的书纸，看漆黑的文字，褶皱的卷角，一圈又一圈。书卷很多时候是多情的，比青春还要多情。虽晨昏忧乐，足以旦夕相亲。书卷的多情又似乎是有些寡姓的，有些薄情的味道，在很多时候，我只是一个人傻傻地看着书。我不知道书卷里那些我并不可以参透了的与流浪与青春与旅行相关的有些暖有些冷的固执文字它们到底是由何处而来的。文字是在冷的书卷里，是在热的人的心里。在很多年前的某个午后，我曾反复于闷热的环境里读一本书，那是没有目的没有心情的在读；然后很多年后，当我再次看到那本书时，我没有记起与那本书有关的一点东西；我只知道，我有一肚子的苦水都撒在那本书之外的记忆里了。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解剖课的成绩得了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像，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像，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话说千古风流人物——纳兰性德 吹梦成古今 你的词哀感顽艳，情真意切，痛彻肺腑。 你的词幽艳哀断，情深义重，哀婉动人。 你自幼便“有文武才”。入宫后，作为皇帝的侍卫，便“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在皇帝身边你“夜阑怕犯金吾禁，几度同君对榻眠”，可是你却说“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我知道，你定是又想起了家人。你在寂寂深夜，对天仰叹“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与皇帝游西沽胜时，你心生感慨“燕垒空梁面壁寒，诸天花雨散幽关。篆香清梵有无间”。于是，你在静中偷闲，“列岫霁始开，双扉晚初阖。遥夜一灯深，石炉烧艾蒳”。你“把声声檐雨，谱入愁乡” 。你告诉我，生活之中，纵有万般无奈，也要学会情绪制约。 与郑板桥的竹，金农的梅，曹雪芹的石不一样，你独爱荷，荷的纯净气息，高雅气质感染了你。你好游山水，扈从玄烨凭高远望“荒沙一片茫茫，有桑干一线，雪冷雕翔”；从驾西山，向下俯视“山重叠，悬崖一线天疑裂”；到大觉寺“经声佛火两凄迷”。在庭院里，你“戏将莲菂抛池里”，却“种出莲花是并头”。你又“为怕花残却怕开”，怕那美好会在不经意间溜走。你告诉我，热爱大自然，即是热爱生活，便能留住美好和光阴。 “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风，吹梦成古今”那清风中隐约传来的恨是你在怨吗？“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屏。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你羡慕班婕妤与汉成帝亦妻亦友的关系，你又羡慕唐明皇与杨玉环在七月七日那夜盟誓的情深意重。可是你，你却在妻子死后，刻骨的念念不忘旧情，你暗诵“憔悴去，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怅望”，你又对妻子说“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月，触绪还伤”。你可知，班婕妤被汉成帝薄情的弃之深宫，杨玉环被唐明皇赐死在马嵬坡，那么你也该“终不悔”了罢。深夜里，你难眠，起身书“惟有恨，转无聊。五更依旧落花朝。衰杨叶尽丝难尽，冷雨凄风打画桥”，你终究还是不舍，可该放下的，你终究还是释然了。你告诉我，交友之道亦该如此，真心待人，生死不渝。 是的，你已不在人世，可是你依然活在我的心中，活在那块最柔软的土地上，纳兰性德。 :这是我初三语文课上写的，此篇作文在我们班可是最高分，不好意思哦，字数可能不够。但是绝对够优美，并且也是写诗人一生的。我把它打到我的QQ空间了，既然有用，就拿出来给你用用。呵呵，别嫌弃哦

一弦一弦思华年李商隐写得最好的关于爱情的诗词，总是语焉不详，吞吞吐吐，含含糊糊，就像最情深的说话，其实是木讷于口，不知如何表述，说起来千转百回，落入相干不相干的人眼里，总是心有千千结。甚至词牌名、诗名总是淡淡而苍白的无题。比如，无题之相见时难别亦难；比如，无题之断无消息石榴红。昨天第一次看到石榴，那应该是石榴吧？同事从家里带回来的特产。薄薄的皮，掰开，是晶莹透明的籽，细细品尝，能引出眼泪的酸酸甜甜味道。像极一个闺怨的女孩子，有着光鲜的外表，吹弹得破的皮肤，俏皮、美貌、青春。但是因为相思，为着对某个人的思念，纵然不至于玉容憔悴，可总是流着无尽的泪，馥郁结在心中，是酸甜交织的情怀。 那些陷于爱情的人，触景生情，似乎无物不可入诗。芭蕉、梅花、石榴、蜡烛、草药、珍珠、绿草、春波、流水……也许在沉溺于爱情的诗人的眼中,其实不过顺手拈来,浑然天成。但落同样情怀的人的眼里，看着这样惊艳的诗词,惊心动魄的比喻、总有惊叹不安的感觉。顺利的爱情总会被嫌其平淡，而颠沛的爱情虽然痛苦，可是有机会，却总有人跃跃欲试。或许苦恋有时反而是一个提炼，经历过，痛苦过，在身心折磨中，苦苦挣扎，到头来，恍如一梦，或许相隔非远，只是咫尺天涯，无缘会合。无题·其一 李商隐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晚唐诗人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是我所钟爱的文学家之一，他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我们所熟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录了他的诗作二十二首，仅次于杜甫，王维，李白，位居第四。他蕴藉含蓄、典雅瑰丽的诗风为无数后人所喜爱和模仿。在前辈光芒照耀下的晚唐诗坛大有山穷水尽的滑坡趋势，而李商隐的出现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座高峰，他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与杜牧并称“小李杜”。他的许多名句脍炙人口、广为流传，比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等等。毋庸置疑，李商隐诗作是成功的，但他的人生却是一个莫大的悲剧。李商隐自称与皇族同宗，曾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经张采田考证，他确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他的这种皇宗关系也就没能给他带来任何现实利益。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担任过的最高官职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县令。他的父亲在浙江东西两道节度使幕府当幕僚时期，李商隐在江南度过了六年愉快的童年生活。江南旖旎的风光陶冶了他幼小的心灵，培植了他缠绵深情的性格。十岁前后父亲去世，他和弟妹们随着母亲护送父亲灵柩回到河南老家荥阳，一家人生活贫困，常靠亲戚接济。守丧期（三年）满后，李家迁居洛阳东甸，家境更加困难。“宗绪衰微，簪缨殆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之类的自述真实地反映了他少年时代家道寒微的处境。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也就过早地背负起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曾经提到少年时“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的经历。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后来，在为母亲守孝三年的时间内，李商隐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回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而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中。李商隐的启蒙教育来自于他的父亲，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为父守孝期间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这种耿介的作风也对李商隐日后的性格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李商隐回忆，他的堂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16岁时，他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和《圣论》（今不存），获得了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当中，就有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写作技巧，还资助他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神速，由此他获得极大信心，并希望可以借此展开仕途。在这一时期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及个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主要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认证，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出将入相”的现实途径，即，先进入一些有势力官僚的政治团队（幕府）为其出谋划策，如果表现出色，往往可以得到举荐而成为朝廷正式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有既考取了科举资格又作过幕僚的经历。青年时代的李商隐得到了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这是一种幸运，同时又是一种不幸：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他的一生都牵累于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的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批评了他。由此，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与李吉甫结怨，后来以二人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吉甫儿子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数十年相互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坛的一大矛盾。李商隐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倾向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得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倾向于“李党”）的赏识，成了他的幕僚，后又娶了他的女儿。这桩婚姻使李商隐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被指责为“背主、忘恩”。但李商隐本人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肯定、也有批评。然而，想在政治斗争中保持独立，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梦想。结果，李商隐两边不讨好，后来身居高位的令狐绹尤其厌恶他。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在基层政府做小官（开成四年-五年：弘农县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也同样短暂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都没有机会晋升。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他随即失去工作而返回家乡。官场失意和晚年丧偶使他笃信起了佛教，后不久即病故。李商隐有着如此众多的权力和人脉资源，竟落到如此潦倒的地步，实在令人费解。如果历史可以大胆假设的话，我们不妨替李商隐安排一下他的政治选择。一、如果他能够始终与令狐家族一脉相承，义无返顾地投奔“牛党”，势必稳居高位、权力显赫；但代价是，他要昧着良心地帮令狐绹们将他心目中的政治偶像李德裕一贬再贬、直至死于海南任上，他能做到吗？二、如果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李商隐事实上倾向于李党），完全投奔于“李党”麾下，那么他不但要背负沉重的“背主、忘恩”十字架，还要随时准备帮“李党”对“牛党”人士进行毫不手软的大征大伐，他又能做到吗？或许还有第三种假设，假如李商隐采取骑墙的政治策略呢？这可是一个高明的“不倒翁”策略，他可以继续成为“牛党”宰相的至交故友，也不影响他成为“李党”封疆大吏的乘龙快婿。这样，无论“牛党”还是“李党”上台执政，他都可以稳坐“钓鱼台”——居“庙堂”之高而非贬“江湖”之远，他又能做到吗？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理想主义的诗人也终究是为理想主义而存在的，李商隐最终选择了一条特立独行的、自我负责的，也是自我救赎的但布满荆棘和坎坷的道路。他在如火如荼的党争面前，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理性和超然的态度，并不因感情上的亲疏远近而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李商隐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困境和情状或许只有200年后的苏轼（北宋末年，王安石在台上时，身为保守派的苏轼因批评新法弊端而被一贬再贬；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不满司马光的教条和武断，因此又被一贬再贬。）能够与之“媲美”。然而，时代没有给他腾达飞黄的机遇，没有赏赐他高官厚禄。他「厄塞当涂」，屈 沉使府，「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李商隐是一部悲剧！「唐祚将沦」（何焯《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辑评》）的时代，坎坷不幸的人生， 造就了一代诗人，使李商隐成为晚唐著名诗人。他的诗歌是中国诗歌百花苑中，一株馨 香别具的奇葩。李商隐是位思想较为复杂的古代作家之一。他的诗又写得「隐词诡寄」（张采田 语），「深情绵邈」（刘熙载语），「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语）。有时因为种种原 因，在写诗时他还故意「埋没意绪」（冯浩语），「纤曲其旨，诞漫其词」（朱长孺 语），因此诗意婉曲晦涩，索解良难！连诗人元好问读后都不免喟叹道：「望帝春心托 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论诗三十首》）对 李商隐诗作之评价与解释，在他在世时，即己毁誉兼有，颇不一致，延至建国后，受 「左」影响，分歧之大，令人望之怯步，几近吓然人矣！但是，我还是喜欢李商隐，尤其喜吟乐咏他的诗作。那还是在读中学，记得1956年 在哈尔滨道外的旧书摊上，翻到一本破旧的《唐诗三百首》，把一学期的零用钱全掏出， 把它买下，回到宿舍，首先被李商隐的《无题》诗迷住了。「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 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景那情那警策哲理，牢牢地刻 印在心中。人生不幸诗家幸，李商隐虽然“空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没有能够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但他给后世留下了如此多的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优美诗篇，为无数后人所钟情、所景仰，如果诗人在天有知，他，也定会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