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论文研究内容

论文摘要：沈从文的文学理想“美在生命”，是沈氏文学批评的根基，是理解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透过这种文学理想，我们可以看出沈氏的文学目的观——“无目的的目的性”，即这种文学理想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文学批评；美；生命 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在沈氏的人生观里，“生命”是人生价值至高无上的尺度。由这种人生价值观，沈从文建立起了他的美学观。’ 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型，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 在沈从文看来，人生可分为两种形式：生活与生命。生活是需要被超越的现实层，而“生命”形式又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动态过程：自在生命形式，“人在社会中的义利取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不为金钱、权势所左右”；自为生命形式，“经‘理性’与‘意志’认识并驾驭人生”；自为生命形式还须“扩大到个人生活 经验 之外”，“粘附到这个民族的向上努力中”，“对人类远景凝眸”。生命具自然性，应是人性的自然张扬，是强健生命力的健康发展；生命又具神性，生命的本质是情感，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美(真善美的统一)的追求——美在生命，沈的文艺美学观。沈从文描述了“生命”的四种基本状态，即原始生命形态、自在的生命形态、个体自为的生命形态及群体自为的生命形态。群体自为即个体自为的一种升华，即“时时刻刻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这个民族的向上努力中”。(《白话文问题》)到了这个阶段，“生命”便具有了“神性”。“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美与爱》) 不信一切唯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的单纯庄严处，有时竞不可仿佛。至于相信一切的，到末了却将俨然得到一切，唯必然失去了用为认识一切的那个自己。 这是两种人生。后者显然是那个丧失人性，失去“自己”的“生活”，前者则是与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即“生命”的最初形式。“一切所为，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的违反。”于是人成为物的奴隶，导致人性的“扭曲”。(《烛虚》)其生命“与自然为邻，亦如自然一部分”，“自然单纯庄严处，有时竞不可仿佛”(《绿魇》)，则表现为“人与自然契合”，是人性合乎自然。从这种认识出发，他颂扬了湘西山民原始的“单纯”、“雄强”与“热情”，即使这种“雄强”与“热情”以“野蛮”形式出现，他也对包含其中的原始生命力予以肯定。沈从文曾说：“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这种人也许野一点，粗一点，但一切伟大事业伟大作品就只这类人有份。”(《(篱下集)题记》)但是，沈从文终究不认为这是“生命”的理想形式。这种符合单纯的“生命”形式，到底还处于一个原始自在状态。“虽不为人生琐细所激发，无失亦有得，然而‘其生若浮，其死则休’，虽近生命本来，单调又终若不可忍受。”因此他要求人对“生命”要有一种从自在状态到自为状态的自觉认识。也就是说，“生命”最高形式，表现为“对人类远景凝眸”的“幻想或理想”。这种多层次生命观，与黑格尔暗合。在《美学》中，黑格尔认为，当自然形象“见出受到生命灌注的互相依存关系时”，就呈现出自然美；然而，植物或动物的灵魂只停留在“内在状态”，不是“自为”的，它的美就受到局限；而“人体现象的无比优越性在于敏感”，因而，人的生命高于动物。然而，“在具有心灵意识的直接现实里也最充分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依存性，使人不能‘见出独立完整的生命和自由’，而‘一切真理只有作为能知识的意识，作为自为存在的心灵才能存在’，为此，人的心灵必须‘从它的在有限的事物行列中漫游的迷途中，解脱出来’，因为，这种生命和自由的印象却正是美的概念的基础。” 不管是 故事 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点!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是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的。说的“向善”这个名词的意义，并不属于社会道德那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理解。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 沈从文要求艺术表现“生命”。这种“生命”，包含着它的现实存在与它内在的趋向(人类向上的憧憬)。这样，文学艺术创作的现实描绘与理想追求，客观反映与主观创造这两个侧面，由“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凝聚起来了。沈从文正是通过这种“美在生命”的文学理想的展示来改造社会，表现自己“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认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如《会明》中的“堂·吉诃德”式的会明的形象，正如屠格涅夫指出的，堂·吉诃德本身表现了对“某种永恒的”真理的信仰，他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承受种种艰难困苦，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会明”的意义溢出了会明形象本身的范围——要信守人类社会中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真理，不为时流所动，并随时准备为自己的信仰承受苦难!这或许就是文学史上说的“第一印象”(接受美学)。这种“第一印象”捕获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精神现象。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也就是人类反省自身灵魂的一面镜子。如浮士德、哈姆雷特、堂·吉诃德、阿Q等。而沈的“湘西”(《边城》)也是可以和陶渊明的“桃花源”、崔颢的“黄鹤楼”、鲁迅的“绍兴”、老舍的“茶馆”等相提并论的。沈着意“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创造出不同于现实的“异在”。“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的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水云》)沈从文继承的正是“五四”的人文理想。虽然没有像鲁迅那样，多侧面揭示国民性种种弊症，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积极寻找改造社会的方式；但沈从文强凋通过人性美的展现和讴歌，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重建。沈从文的文学立场仍然是坚持为人生，为社会，而并非脱离现实的梦呓。 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在沈的美轮美奂的作品文字背后，总有一种对“生命”的美丽、庄严所作的歌颂的主旋律及对其受压抑和摧残所生的悲悯。湘西题材和都市题材的分野，表现了亲和乡野、疏离都市，鄙弃阉寺性的都市人，厚爱生命力旺盛的“乡下人”的情怀。杨义在《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书中说到：沈的小说“可以看作北中国古都 文化 心态和西部中国初民文化遗留的审美凝聚物，看作南方的古楚文化遗风和北方远离政治旋涡的文化城中闲适飘逸心境的人性共鸣曲。” 人性(“生命”)，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他主张“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因此“人性”是认识和评价沈的基石。沈的人性理想主要表现为讴歌健全人性和抨击人性扭曲这两个方面。他认为文学应从表现人性、感化 教育 读者，鼓舞人向上这一点出发，沈自称是“人性的治疗者”。沈人性理想的核心是用淳朴的人性美来改变现实的黑暗，恢复民族元气，重塑民族品格。与“人性”相适应，信仰“生命”是沈整个文学创作的重心。这也就又联系到沈的文学理想，“工具重造”、“经典重造”，用文字重塑民族品性，提升民族竞争力。“在沈从文独具异彩的文学创作背后，是他始终坚持的富有个性特征的审美理想……在寻找和建立理想的生命形式这一根本观念烛照下，沈从文钟情不已的其实是一项重造民族品德、重新弥和人与人关系的实实在在的事业。……(他)不仅没有忘怀过去，而且独辟一片‘湘西世界’，执拗地探求心中美好的人性，讴歌质朴雄强的人生，的确不失为一个兼具艺术才情、文化热肠与独立人格的优秀作家。” 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点!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是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的。说的“向善”这个名词的意义，并不属于社会道德那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理解。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 沈从文要求艺术表现“生命”。这种“生命”，包含着它的现实存在与它内在的趋向(人类向上的憧憬)。这样，文学艺术创作的现实描绘与理想追求，客观反映与主观创造这两个侧面，由“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凝聚起来了。沈从文正是通过这种“美在生命”的文学理想的展示来改造社会，表现自己“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认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如《会明》中的“堂·吉诃德”式的会明的形象，正如屠格涅夫指出的，堂·吉诃德本身表现了对“某种永恒的”真理的信仰，他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承受种种艰难困苦，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会明”的意义溢出了会明形象本身的范围——要信守人类社会中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真理，不为时流所动，并随时准备为自己的信仰承受苦难!这或许就是文学史上说的“第一印象”(接受美学)。这种“第一印象”捕获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精神现象。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也就是人类反省自身灵魂的一面镜子。如浮士德、哈姆雷特、堂·吉诃德、阿Q等。而沈的“湘西”(《边城》)也是可以和陶渊明的“桃花源”、崔颢的“黄鹤楼”、鲁迅的“绍兴”、老舍的“茶馆”等相提并论的。沈着意“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创造出不同于现实的“异在”。“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的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水云》)沈从文继承的正是“五四”的人文理想。虽然没有像鲁迅那样，多侧面揭示国民性种种弊症，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积极寻找改造社会的方式；但沈从文强凋通过人性美的展现和讴歌，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重建。沈从文的文学立场仍然是坚持为人生，为社会，而并非脱离现实的梦呓。 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在沈的美轮美奂的作品文字背后，总有一种对“生命”的美丽、庄严所作的歌颂的主旋律及对其受压抑和摧残所生的悲悯。湘西题材和都市题材的分野，表现了亲和乡野、疏离都市，鄙弃阉寺性的都市人，厚爱生命力旺盛的“乡下人”的情怀。杨义在《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书中说到：沈的小说“可以看作北中国古都文化心态和西部中国初民文化遗留的审美凝聚物，看作南方的古楚文化遗风和北方远离政治旋涡的文化城中闲适飘逸心境的人性共鸣曲。” 人性(“生命”)，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他主张“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因此“人性”是认识和评价沈的基石。沈的人性理想主要表现为讴歌健全人性和抨击人性扭曲这两个方面。他认为文学应从表现人性、感化教育读者，鼓舞人向上这一点出发，沈自称是“人性的治疗者”。沈人性理想的核心是用淳朴的人性美来改变现实的黑暗，恢复民族元气，重塑民族品格。与“人性”相适应，信仰“生命”是沈整个文学创作的重心。这也就又联系到沈的文学理想，“工具重造”、“经典重造”，用文字重塑民族品性，提升民族竞争力。“在沈从文独具异彩的文学创作背后，是他始终坚持的富有个性特征的审美理想……在寻找和建立理想的生命形式这一根本观念烛照下，沈从文钟情不已的其实是一项重造民族品德、重新弥和人与人关系的实实在在的事业。……(他)不仅没有忘怀过去，而且独辟一片‘湘西世界’，执拗地探求心中美好的人性，讴歌质朴雄强的人生，的确不失为一个兼具艺术才情、文化热肠与独立人格的优秀作家。”

沈从文 现代性 对抗 共谋论文摘要：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1998年，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在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中以沈从文小说《新与旧》为例，认为应当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审视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消解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这篇重要的文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留下了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无疑指向了沈从文创作与文学现代性两者之间的纠葛上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辩却又总是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沈从文的现代性本身不证自明，另有人则专门写文章从文本内在逻辑论证湘西系列的现代性因素，当然，也有坚持认定沈从文向来是以“反现代性”姿态出现的。各种观点的碰撞看似有着某种理论自足性，但这种自圆其说往往显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种理论自娱。笔者认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历来的研究无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一，现代性本身的全部复杂性；其二，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两点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渐次走向深人，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澄清问题本身。一、复杂与歧义：现代性的诸多面向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主体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其客体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在这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瞬间，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性的这些品格使其内部充满了纠葛，经常出现的悖论使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调整和重构之中。因为这些不同气质的存在，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在其内部总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显现出繁杂性与歧义性。沈从文的创作无疑参与了这场对话，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鲜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纳人到现代性的多维语境中来。人们经常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废名(冯文炳)等人的创作进行比较。其实，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与现代性关系上，那后者显然较前者决绝和纯粹的多。废名的视点是人的神性，带着浓重的宗教意味，因此与现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暧昧关系，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或是精神的现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沈从文的视点则是人性，虽然人性也常常借助宗教性得以表现，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来极纯粹的湘西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异质世界，渗进一点桃源外的嘈杂之声，更毋宁说他笔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说。这种有意识的反思特征，使沈从文的创作与中国社会／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即在外部物质世界现代化所呈现的断裂中，“眷恋着历史的连续性”，甚至是有意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达成对这一“连续性”的有效梳理。对“桃源世界”或过往历史的话语抚摸乃是对正在进行时的“现代化”的呼应。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为何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更多的借助湘西的边缘文化视点来缝合现代性的“断裂”。这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相关，也就是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E23这个奇异模型的建构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就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下，我们有必要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这种看似武断的拆分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无疑具备某种有效性，因为从一开始，这两者在中国就不是同步并行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秩序渐次形成之后，闭关锁国终于无法抵制坚船利炮的侵袭，而这一切背后直指经济利益。世界格局的现时要求使中国不情愿却必须卷入这场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因为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并且具有非常独特的品性：“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既代表着‘理想’，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置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生态，现代性的反思遂借助两者的对峙展开。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又十分显著的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不仅主流文化形态(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之间以地域特征为旗帜展开对话(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与“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态也积极参与到对话中来，或是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现实的依据——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农村社会的作品；或为民族革命提供悲壮的依据——比如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沈从文同样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显出独特性：在表面上，他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借助对湘西这一边缘文化内景的描述与之对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二、封闭的环形：《萧萧》中的现代性自反特征我们以具体的文本来坐实上述关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抗争与共谋这一命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对文学的耐心解读，单纯罗列出一些作品附会某个预设命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实际上，与现代性抗争或共谋的行为只可能也必须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文本外化出来，好的作家总是通过文本修辞的巧妙安排来表现他对问题的思考。这里选取《萧萧》和《边城》两篇小说，试图通过对其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复杂图景进行解读，从而有效关照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对于《萧萧》的来说，沈从文设置了一个圆形的结构。小时起始，唢呐的声响和平稳的花轿支撑起整个画面，让人觉得新鲜。在小说的结尾，又是唢呐声到门前，“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人们最终也盼到那平稳的花轿。文本叙述在此时封闭了自我，表现出一种寂寞感。小说家同时为这一自足的叙述空间设置了井然有序的线性时间维度，故此虽然不免在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波折，比如朦胧的女学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现、婴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时问流脉扶平，仿佛晴朗夏El水面上掠过的一丝微风，留下些须波纹，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这个消弭的过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现之于萧萧，有如傩送的出现之于翠翠。小说家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为对于萧萧来说，花狗大的出现显然是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仪式，就像不久前她刚刚出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仪式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然性。沈从文细致的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仪式全部微妙过程，而仪式本身其实正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仪式的原始色彩因为其间的山歌而显得更加鲜明：“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花狗大和萧萧的吸引是双向的，“健康、优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怀孕的事再也瞒不住的时候，生存境遇与顺序时间的微妙关系便产生了：“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人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寓言，本身其内部包含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关于人自身的思考。我们上面说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应有的成分，比如关于人自身的合理叩问。沈从文恰恰从现代性相对稳定的一维入手，关注变中的不变——即人性本体，固而显得与自然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从文本对女学生的描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另外侧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沈从文是通过精心编排的修辞技巧来展示这种反思的。女学生在文本中显然是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它背后连接着一个与萧萧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形态的世界。女学生是沟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键元素。这一元素始终伴随着萧萧的成长过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情结。最初的时候，萧萧对于女学生的态度是暖昧的，“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在怀了花狗的孩子以后，萧萧曾把女学生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来要到城里去寻自由了。“有一天，又听人说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萧萧抱着和当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婴儿毛毛，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在这个圆形的、封闭的叙事结尾处，沈从文同时也封闭了关于女学生的故事。萧萧在叙事时间为十年的长度中，对女学生的看法最终又回归到了原初的理解。这种略带讽刺意味的修辞技巧中实际上以安插进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某种反思：在一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现代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三、突破轮回：“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与《萧萧》中单纯的封闭式结构不同，《边城》虽然仍旧尽力描绘一个遥远的世界，却在环形的故事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他者”——一种无名的、但却人人可感的异质性因素。一个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将《边城》中的关键意象做简单的梳理，顺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园牧歌生活在《边城》中开始的自我颠覆。应该说，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只“方头渡船”，如果说翠翠、爷爷、黄狗还有桃源般的景致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画，那么渡船则是读者进出这幅奇异画卷的中介，它那么自然的联系着此岸与彼岸，让时间的呈现方式不再和《萧萧》中一样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样，以全部的静态雕刻着意让这幅山水画完满，时间在“方头渡船”上来回摇摆，轮回不断，过渡的有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总是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在平静如水的世界里，甚至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两个意象的出现突然将回环的时间流脉切断，显然，它们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民俗学意义，在小说中，一直隐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线性时间的结点上获得了自我呼唤：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现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体场景，小说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进人到历史时间中去。在故事的结尾出，作家将这样的时间向度坐视，爷爷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别是二老出走后能否归来的不确定性，都将叙事的时间对准了未来。从另一个维度看，如果说《萧萧》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的自反特征是通过对循环时间内部的蒙昧的批判达成，那么在《边城》中则着力表现“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我们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为边城世界打开了一道缺口，外界的异质性因素带着某种强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园牧歌式的秩序被质疑，“边城牧歌”由此开始了自我颠覆的道路。如果说，《边城》在表象上向我们展示的仍就是一个与其他湘西系列并无不同的田园世界的话，那么其文本背后则实际上关涉着田园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正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他者的渗透造成了这种“自我颠覆”。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既是对牧歌环境本身的表达，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这正是说明《边城》是在突破了《萧萧》的叙事轮回之后达成“自我颠覆”状态的。四、结语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沈从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归纳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现代性反思这两个范畴里来。像《贵生》、《会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关于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类小说则更多寄寓着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至于《边城》则两者兼而有之。我以为，沈从文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事实上，沈从文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可能造成当时人们的误解，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正像他在《阿丽斯游记》中说的那样：“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他选择了后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样的选择却正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做出的。【

《边城》论文提纲

论文提纲是作者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便于作者有条理地安排材料、展开论证。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边城》论文提纲，希望大家喜欢。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作品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

论文题目：浅析沈从文《边城》中的乡情美论文

一、序论

《边城》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特色的小说文本，是文学牧歌传统中顶峰之作。沈从文的《边城》建构了一个属于他的“湘西世界”，反映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为悖人性的人生形式”。小说刻画了众多鲜明独特、至善至性、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沈从文心中的女神翠翠形象的塑造，她是爱的天使，人类的精灵。是爱与美最完美的体现。作品极力表现的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是那么地和谐、优美、纯净，令人钦慕。沈从文用诗意的笔触点染的边城和当时动荡社会相比，简直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边城》中不仅仅是对理想、对主体的审美追求，也流露出作者淡淡的忧愁和寂寞，也有人在命运变数面前的无助与无奈，隐伏着很深的悲剧。《边城》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真正寄寓着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而且达到了极致，为读者所仰慕。

湘西地处川、湘、黔三省交界，边城茶垌较少受到现代都市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蚀。加之那里是少数民族杂居，过去统洁者大汉族主义压迫，增加了少数民族的内聚力和团结性，而民族内的阶级、等级观念相对淡薄。在湘西世界里，沈从文在山与水的自然环境中度过了一般乡下孩子应有的童年，青年时在令人烦乱的军营里挣扎生存，到后来弃军从文走进六朝古都北京，从此就有了他艰辛地文学创作生涯。这期间，沈从文在都市生活中看到的是太多的血腥、伪善、残酷和丑恶。于是他只能转过身来，从过去，从民间寻找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用乡村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来达到改造社会，重塑民族品德。固然，湘西这块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瑞士”的故土终被沈从文发现并钟情。

二、本论

（一）《边城》乡情美的第一个方面是通过描写山水风情之美，优美的自然风光，淳朴还可爱的湘西来展现的。

《边城》开篇便将读者引领到湘西的一片旖旎风光中。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和平安详，如世外之境。白塔下的老人、女孩和黄狗居住在一条小溪边，“溪流如弓背，清澈透明”。这座小小的山城，鸟语花香，青山翠竹；古朴的吊脚楼，耸立的小白塔，一脉清流相伴随，花自开来水自流，自然的生命季节循环不息。

（二）《边城》展现乡情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服毒死了，女儿为之殉情。老人主动挑起了哺育孤雏的重任，没有一句怨言，几十年如一日，风里雨里，来来去去。。

（三）《边城》展现乡情美的第三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自己工作的敬业和对过渡人的慷慨来表现的。

在作者的笔下，老船夫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

（四）《边城》乡情美的第四个方面是通过邻里之间的和谐与自然体现了最宝贵的乡情美

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点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无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妄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乡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风民俗，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

（五）《边城》乡情美的第五个方面是通过对风俗的描写来体现《边城》中对风俗的描写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对端午节这种娱乐民俗的描写。譬如，作品的第三节这样写到：“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支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嘭嘭铛铛把锣鼓很单纯的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

这样的喜庆风俗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美啊！作者把赛龙舟的整个过程细致地叙述出来，内蕴着作者对它的虔诚和赞美之情。作品中描写的那如雷般的鼓声、两岸人的呐喊助威声、庆祝胜利的鞭炮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向世人传达着湘西这一古老民族的强悍与旺盛的生命力。这声势浩大、激动人心的湘西古老民俗活动，蕴含着坚定、自信、奋勇、拼搏的民族活力。

三、结论

《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件别致的艺术精品。《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边城》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没有丑恶，只有善美，纯然是一曲人性美的牧歌。《边城》写的是往日的湘西，是现代文明所未曾浸染的封闭的乡村社会。活跃在这里的人物，不论是管码头的顺顺，老军人杨马兵，还是掌渡船的爷爷同翠翠，都是靠自身的劳动生活，都是存心于人为善存心待人以诚。都不去思考生活的意义，只是默默地忠实地劳动着，都信奉着灵魂的天真，这里人与人，人与自然都是极和谐的，因而洋溢在作品中的是一种活脱脱的“生命”。这种“生命”还处于自在状态，从相依为命的撑渡船老人和他的孙女翠翠，到同爱着翠翠的掌水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每人都无不善良，正直，热情。他们有简单而执着的信仰，在宁静纯朴的生活中跃动着生命坚韧的活力。

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一个“神性”的世界。是“爱”与“美”构筑的一个理想王国。《边城》就是这个王国中的一座丰碑，在《边城》中，作者以恬静悠远的风格，用温润柔和的笔调，借诗词曲赋的意境，描绘出了风俗淳朴，便是作野气的卖身女，粗俗的水手，迟钝的山民也因了家乡边地淳朴的风俗，原始的活力而显得浑厚可爱，对一切不抱偏激的态度，在宽容中欣赏一切有生。这种飘逸而中庸的人生态度和美学观说明沈更多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西。美在沈心中是确切而可感知的，其参数值是稳定的。

1、翠翠的身世悲剧

小城没有收到现代文明的影响，保持的古朴的韵味，但传统的思想对人性也产生的束缚。翠翠的神十很可怜，本来她的家庭很美满，有恩爱的父母，但是她的父亲在爱情与责任无法抉择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杀，那个时候翠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翠翠出生后，妈妈自杀殉情。只剩下翠翠与爷爷，不用想就知道这一老一小的生活该是多么艰难和悲凉。爷爷对翠翠虽然很关心，但是毕竟没有女人那么细腻的心思，能够在爱情方面指导翠翠。在还没结婚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孤苦无依，但是她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

2、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

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互相喜欢上了对方。本来两个人两情相悦，应该会有个好的结局。但是，傩送的哥哥也喜欢上了翠翠，为了躲避情伤成全弟弟，外出闯滩死了，这让傩送觉得，如果坚持和翠翠结婚就对不起哥哥，而船总觉得大儿子喜欢翠翠，现在大儿子死了，也不好将翠翠嫁给傩送。[]因为从小没有妈妈，没有人告诉翠翠该如何处理感情，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傩送的追求，而选择了逃避，她羞怯的.个性，让傩送到最后都不知道翠翠其实是喜欢他的；而爷爷在对这件事的处理上，表现的很委婉，让傩送误会了他的意思，而且对于哥哥，傩送始终是觉得愧疚，最终选择了离开。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之花，还没来得及开放就凋谢了，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悲剧，主要是因为男女主人公对各自的命运都没有很好的把握，而错失了机会。

3、天保的感情悲剧

在《边城》中，天保是一个悲剧人物，感情悲剧是他人生的标签，他爱上了翠翠，这是多么纯美的女子，可是偏偏也是弟弟傩送的心上人，那么天保就必须面对两难处境：成全弟弟的感情，自己奔走异乡；或者是不顾一切的追求翠翠，成就美好姻缘。在这种选择下，天保的悲剧命运便注定了，作为哥哥，善良的天保不会和弟弟抢夺爱人，所以他选择成全。他对翠翠是真心的，虽然退出了，内心却是痛苦的、落寞的，为了走出情伤、摆脱这种负面的情绪，天保选择离开家去闯滩。因为情绪受到影响，使他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失去的以往的冷静和判断，不小心掉到水里再也没有上来。天保的一生非常短暂，但是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所以他的爱情无法开花结果。

4、爷爷的命运悲剧

小说中爷爷的命也很苦，女儿在他中年的时候自杀死了，身边只有女儿留下的孩子陪着他。爷爷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为翠翠找个婆家，让心上人能够呵护翠翠，使得翠翠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爷爷是经历岁月洗礼的，他有细致的心思，并且努力的促成翠翠和傩送两个人的婚事。可是，由于他处理事情总是不那么直接，使得顺顺这个船总对他不满，天保的死也打击了傩送，使其由负罪感。爷爷年纪大了，原本应该子孙满堂、幸福闲适的度过晚年，可是却不得不操持生计，忧心于外孙女的婚姻大事。爷爷是坚强的，同时也是落寞的，这使得这个人让人同情，对孙女的疼爱，对生活的奔波，年岁不饶人，最终死在了一个风雨骤起的夜晚，使其悲剧一生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

《边城》这部小说讲的故事比较简单：在湘西茶峒山城一里外有一条小溪，溪边住着一个摆弄渡船的老人，他有一个名为翠翠的孙女，老船夫和孙女两人相依为命，在城内码头上掌事的龙头老大名为顺顺，他的两个儿子天保与傩送同时爱上了翠翠，而翠翠却钟情于弟弟傩送，老大天保在失望之下驾船下游，结果出事淹死，弟弟由于哥哥的死而内心非常纠结愧疚；在一个雷雨之夜，翠翠的爷爷死了，虽然傩送也爱着翠翠但始终没有回来，留下翠翠一人生活。

一、生命的优美、健康

生命的健康与优美一方面指的是体魄和容貌上的自然与美丽，在《边城》中，青年人身体结实强健，充满了生命力。沈从文为了描写这一特点，常常使用动物来描写人物的体魄，比如说用“结实的小公牛、小老虎”来描写天保和傩送，用“一只天真活泼的小兽物”来描写翠翠。作者完全没有贬低之意，反而是对这些年轻人所散发出的自然灵动的气息充满喜爱。翠翠的容貌也具有自然的美感，沈从文这样描写到：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翠翠的这种天然质朴的美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情趣。另一方面是爱情的自然与美丽，在《边城》中沈从文描写翠翠和傩送之间的爱情非常含蓄：第一次两人在黄昏时相遇，一见钟情；第二次傩送上青浪滩，翠翠并未见到他；第三次，翠翠与傩送在龙舟比赛中偶遇，两人对视微笑。当天保发生意外之后，傩送内心歉疚，黯然离乡，而翠翠早晚等在他离开的渡口。虽然二人之间的爱情铭心刻骨，但他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却非常短，沈从文也用了非常高超的技巧描写了少女的矜持和羞涩，这样的爱情是严肃而庄严的，充满了神性的美 。

二、人格品质纯美高尚

小说《边城》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拥有诚实、勇敢、热情、真诚的优美品格，在这个小城中几乎无人不善。比如说老船夫将摆渡当作是自己的天职，一辈子任劳任怨，从未收取过客的财务，偶尔一些不得已而得到的好处，老船夫也想方设法超量的回报；船总顺顺仗义疏财、正直大气，受到了很多穷人的尊重，比如说船工在水上失事后，他经常赠送财务帮助其周济，而当船工之间产生纠纷时也常常会让他来做出裁判，顺顺总是可以非常圆满的解决问题。其他人物比如说天保、傩送、翠翠等，他们身上所具备的诚实善良、热情真诚的品质更是优秀青年的代表。

三、人际关系的和谐美

人际关系之间的和谐美可以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看出，《边城》中所描写的是一个具有些许原始氏族遗风的宗法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矛盾的阶级仇恨。船总顺顺是富人，老船夫是穷人，然而他们可以和谐相处往来，当老船夫到顺顺家中去时都可以得到一位老人应有的尊重，顺顺看到老船夫与翠翠生活困难，还常常派人给老船夫送财务。第二，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可以从朋友之间的交往看出：《边城》中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真心实意的对待朋友，杨马兵年轻时曾经喜欢翠翠的母亲但却没有走到一起，而他却并未对老船夫一家有所记恨，反倒是和船夫成了忘年交。老船夫去世之后，杨马兵便搬到船夫的家中，肩负起照顾翠翠的责任，和翠翠两人相依为命，一起等待傩送归来。最后，人际关系的和谐美也可以从长辈对晚辈的疼爱怜惜看出来，天保向翠翠提亲时，老船夫是同意的，而当他了解到自己的孙女喜欢天保的弟弟，于是便尊重翠翠的意愿，尽可能的帮助孙女实现她的愿望。

四、民风的淳朴之美

在《边城》所创造的社会中，处处都能够发现真善美，船总顺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小说中描写他大方洒脱、喜欢交朋友、慷慨且能帮人解决燃眉之急。顺顺对于因为船只失事而破产的船家都慷慨解囊，尽自己可能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在顺顺的身上我们看不到现代人的自私与拜金，而是一种朴素的正直与光明磊落的品德，而这些优点我们也可以从天保兄弟的身上找到。天保兄弟都爱上了翠翠，在他们心中，真正的爱情是与金钱、地位、名利无关的，它代表的是付出与奉献而非索取，但当自己的幸福与他人产生矛盾时，他们都愿意忍痛割爱，成人之美。这一点直接的表现了出了天保兄弟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以一种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彰显出了一种平凡而伟大的人性美，让读者都为之动容。恰恰就是这些乡民所具备的美德让这块土地形成了淳朴的民风，而这样淳朴的民风也在一代一代的传承和发扬，演绎出了许多令人感动的美丽故事 。

五、结语

沈从文借小说《边城》着力刻画了人性的美，同时把这些美集中在一个“情”字之上：两性之情、亲子之情、朋友之情。透过这些情感来描写了人和人之间的淳朴、友爱以及人内心的善良真诚，创造出了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人都可以保持做人的美德、人人都可以守住灵魂的纯洁，是一个没有经受世俗污染的自然和谐的社会。

一、包含死亡意蕴的水———终结生命的力量

《边城》中的水意象不仅具有清澈透明的柔美气质，同时还包含着刚烈凶猛的死亡意蕴，小说中有三个美好而纯净的生灵因为水而死亡。首先是翠翠的母亲。这位老船夫的独生女不愿违背道德和责任的规范，最终为了成全爱情的忠贞而殉情———产后吃冷水而死，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同时也间接造成了翠翠的悲剧。翠翠这个可怜的孤雏从出生起便只有爷爷一个亲人，在小说中翠翠也常常冒出“若爷爷死了呢”这样可怕的念头，而老船夫也对女儿的去世无法释怀，每每想起都颇为伤心，也忍不住会担忧翠翠可能会与她母亲有着共同的命运，同时也会自言自语“翠翠，爷爷不在了呢？你将怎么样？”可见水带走了翠翠母亲的命，同时也使翠翠陷入一种极其脆弱的人生状态中。其次是顺顺的长子天保。在经历了月下唱歌之后，天保毅然决定乘船离开茶峒这个地方，不料却在茨滩下溺水而亡。随着天保的死亡本来简单的爱情故事变得误会重重，天保的死在船总顺顺和傩送心中对老船夫埋下了极深的芥蒂，为傩送和翠翠原本纯真的爱情埋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由此翠翠的爱情悲剧似乎已成定局。最后是翠翠的爷爷老船夫。一夜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之后，翠翠醒来，发现雨水冲毁了屋旁的菜园地，冲垮了屋后的白塔，更带走了爷爷年迈的生命。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一次颠覆性的打击，如果说傩送的顺水而下使翠翠失去了爱情的着落，那么失去爷爷则使翠翠的生命失缺了依靠和荫庇。她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失去了从小到大的依靠，她从此只能孤苦无依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等待那个不知归期的爱人，悲剧气氛在此达到高潮。

二、虎耳草———纯美少女的朦胧情爱

虎耳草作为小说中重要的一个植物意象，小说中一共提到了六次，前五次是在梦中，最后一次是翠翠在现实中摘了一把虎耳草。虎耳草这一意象是翠翠纯真情爱的象征，而从梦中到现实的这个过程则预示着翠翠情爱意识一步一步地自我觉醒。翠翠在回味着爷爷诉说的母亲与父亲白日对歌的爱情故事中睡着了，“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这是虎耳草这一意象在文中的第一次出现。父母的爱情故事，加上傩送那夜在月下的歌声促使着翠翠在梦中展开了一段情爱幻想，而虎耳草则正是翠翠的相思意象，是少女对心上人歌声在梦中所做的心有灵犀的感应，而飞到悬崖上摘虎耳草这种大胆的幻想则预示着她对情爱的追求与期盼。小说第十五节中，爷爷给翠翠唱傩送给她唱过的情歌时，翠翠不是在梦中而是在口中说出“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这句话，进一步表明了这颗少女的心已情窦初开了，也使得爷爷最终明白了孙女心归何处。小说第十七节中，翠翠上山去掘竹鞭笋，“翠翠把竹篮向地下一倒，除了十来根小小鞭笋外，只是一大把虎耳草”。这是小说中最后一次提到虎耳草，也是唯一一次翠翠在现实中摘的虎耳草。这一情节暗示着翠翠的纯真情感由暗中期待转变成显性展示。正如闫晓昀所言：“‘虎耳草’同‘翠翠的爱情’正是在这种相互映照的过程中实现了双向建构，在‘恰到好处’的出现中，虎耳草具备了超越审美价值的语义阐释功能，仅着六处笔墨，便已能替代繁琐的描述，将翠翠复杂的情爱心理变化凝练地呈现。”

三、碾坊与渡船———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

碾坊与渡船是小说中一组相对的人文意象，分别象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整体反映出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甚至还有人认为“碾坊和渡船这两个意象，不仅反映了湘西的时代特征和民间习俗，而且凸显了一个封建宗法关系与原始民性交织的社会”70。单纯从傩送的角度出发，他的爱情生命中存在着两位为他守候的女子，一个是与他一见倾心的翠翠，另一个则是主动求亲的团总家的小姐。如果说碾坊是团总家小姐的陪嫁物，那么渡船则可以看作是翠翠的陪嫁物。渡船背后所代表的生活和价值观：从老船夫的口中我们知道摆弄渡船是有口粮的：三斗米和七百钱，这便是祖孙二人所有的收入。翠翠与天保初遇时，顺顺让天保将鸭子给翠翠，并提及“且知道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拮据，节日里自己不能包粽子，又送了许多尖角粽子”。可见守着渡船的祖孙俩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即便生活如此清苦，当客人硬是要给祖孙俩额外的渡钱时，他们就硬拽住客人把钱还给他们，还自备上好的烟招待渡客。而碾坊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小说第十节中，傩送邀翠翠和老船夫到城中看热闹时，老船夫到新碾坊看水碾子时，听到熟人介绍碾坊值大钱七百吊。翠翠在河边也听到妇人们的谈论：“人家在大河边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比雇十个长年还得力一些”，“一座碾坊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由此可知，得到碾坊可以过富足无忧的生活。渡船是流动的，碾坊是固定的，渡船是不带来财富的，而碾坊是可以带来财富的，从这两种意象的不同特点中，我们不难看出：渡船是边城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意象，是与边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相生相伴的，是依水而生的边城人民的重要交通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边城人民的生活是一天也不能离开渡船的，它象征着一种古朴、淳厚，虽清苦但安适、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反映的是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而“碾坊”则是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衍生出的新兴意象，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罕物”而存在的，是平常人求之不得的，代表的是一种富足却庸俗的生活方式，传达出重利轻义的现代价值观。通过翠翠耳朵，我们知道河边的妇女曾这样议论过：“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那谁知道，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可见，在茶峒人民的最初观念里，碾坊和渡船这两个意象本身不具有可比性，不存在任何好坏优劣之分，只要各人“心里爱”便就是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价值观的不断入侵，“利”观念逐渐加入，两相比较，明眼人都可看出“在河边管理一个碾坊比管理一只渡船多变化，有趣味”，而且“一个撑渡船的若想要有座碾坊，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妄想”，这几乎快成为整个茶峒人民的整体思想观念了。这也反映出现代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强烈冲击。当然作者也透过傩送选择只有渡船的翠翠而放弃有碾坊作为陪嫁的富家女的这一决定，表露他自己对传统价值观的肯定。正如罗才平所说：“正是因为怀着对民族美德丧失的深切忧虑和重建的责任，沈从文才在《边城》中对那亘古的‘渡船’寄寓了丰富的象征意蕴。它既是老船夫高尚人格乃至民族品德的一种象征，又是两兄弟对翠翠的真挚爱情的实质之所在；既寄寓了作者人性皆善的社会理想，又在理想人生与理想社会的描绘中揭示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93笔者希望能够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下为《边城》的解读开辟全新的视角，以期达到为后来者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