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征论文

每次说话都给学生说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这样容易和学生打成一片。比如，我们班这次没考好的主要原因是......

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的有：《楚辞研究史略》（《语文导报》1986年10期），《楚辞版本源流考索》（《浙江学刊》1987年1期），《浙江四十年楚辞研究概述》（《浙江社会科学》1990年4期），以上三篇皆经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转载；《论版本和善本》（《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4期），《〈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等。附论文不完全列表： [1]崔富章.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6:74-90. [2]崔富章. 四库提要诸本分析——以《四库全书总目》本为优[J]. 文献,2012,03:3-17. [3]崔富章.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崔富章,周晶晶. 《世本集览》手稿本之文献价值[J]. 文献,2010,04:52-58. [5]崔富章. 《楚辞补注》汲古阁刻本及其衍生诸本——竹治贞夫等四家误判辨析[A]. 中国屈原学会、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中国楚辞学（第十八辑）——2010年江苏南通屈原与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2010:7. [6]崔富章. 读漆雕世彩《梅赋》感言[J]. 职大学报,2010,01:44. [7]崔富章,朱新林. 《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底本辨析[J]. 文献,2009,03:144-150. [8]崔富章,柯亚莉. 天一阁藏明人奏疏四种经眼录[J]. 文献,2009,01:153-157. [9]崔富章,柯亚莉.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J]. 文献,2008,03:72-77. [10]崔富章. 21世纪楚辞学的开拓与发展[J]. 国际学术动态,2008,03:8-11. [11]方铭,张曦,石川三佐男,陈怡良,崔富章. 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资料汇编[J]. 职大学报,2008,01:35-37+140. [12]崔富章. 天一阁与《四库全书》——论天一阁进呈本之文献价值[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1:148-155. [13]崔富章. 《四库全书总目》传播史上的一段公案——从傅以礼的《跋》谈起[J]. 文史知识,2007,12:44-49. [14]崔富章. 《楚辞书录解题》后记[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07年浙江杭州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2007:4. [15]崔富章.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07年浙江杭州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2007:6. [16]崔富章.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A]. 东亚细亚比较文化学术会议、中国屈原学会.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东亚细亚比较文化学术会议、中国屈原学会:,2007:4. [17]崔富章,郭丽. 《四库全书总目·韩魏公别录提要》补正[J]. 文献,2007,03:59-62. [18]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八辑）——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一）[C].中国屈原学会:,2007:10. [19]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J]. 中国楚辞学,2007,01:1-10. [20]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J]. 中国楚辞学,2007,01:1-10. [21]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亘古常新[J]. 甘肃社会科学,2006,01:46-48. [22]崔富章. 《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本翻刻殿本”论批判[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1:104-109. [23]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中国楚辞学,2005,02:99-115. [24]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中国楚辞学,2005,02:99-115. [25]崔富章,崔涛. 《春秋繁露》的宋本及明代传本[J]. 文献,2005,03:146-157. [26]崔富章. 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J]. 文献,2005,01:152-159. [27]崔富章. 大阪大学藏楚辞类稿本、稀见本经眼录[J]. 文献,2004,02:232-243. [28]崔富章. 民俗节日里的屈原故事与士人向往的屈原形象[J]. 职大学报,2004,01:40-43+74. [29]崔富章. 陆时雍《楚辞疏》引“晁无咎曰”辨证[J]. 北方论丛,2004,01:1-3. [30]崔富章,石川三佐男.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5:31-39. [31]崔富章. 版本释名[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2:101-107. [32]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20-25. [33]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七辑）——2000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C].中国屈原学会:,2000:17. [34]崔富章. 论嵇康的著述指趣[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1:44-51. [35]崔富章. 嵇康的生平事迹及《嵇康集》的传播源流[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04:9-16. [36]崔富章. 论嵇康对《诗三百》传统的继承与发展[A]. 中国诗经学会.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诗经学会:,1999:10. [37]崔富章. 班固笔下的屈原[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04:81-86. [38]崔富章. 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J]. 云梦学刊,1997,02:6-9. [39]崔富章. 浙江的刻书与藏书[J]. 文史知识,1996,10:65-70. [40]崔富章. 《四库提要·诗类》补正[A]. 河北师范大学.1993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河北师范大学:,1993:9. [41]萧兵,赵逵夫,戴志钧,刘毓庆,崔富章,汤漳平,曹大中,潘啸龙,江立中,黄中模. 楚辞学:现状与未来十人谈[J]. 云梦学刊,1991,01:1-6. [42]崔富章 ,黄征. 浙江敦煌学研究概述[J]. 浙江社会科学,1991,01:29-32. [43]崔富章. 浙江四十年楚辞研究概况[J]. 浙江社会科学,1990,03:22-25. [44]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46-54. [45]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46-54. [46]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四则[J]. 文献,1988,04:236-241. [47]崔富章. 论版本和善本[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4:84-92. [48]崔富章. 《楚辞》版本源流考索——兼及《楚辞要籍解题》之讹误[J]. 浙江学刊,1987,01:120-125. [49]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史部地理类(浙江)[J]. 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2:89-97. [50]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文献,1982,03:187-198. [51]崔富章. 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J]. 晋阳学刊,1982,02:20-22. [52]崔富章. “秬秠”辨[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4:125-127. [53]崔富章. 沈约籍贯考[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1:109-111. [54]崔富章. 从《秦献记》《秦政记》写作年代谈起[J]. 文史哲,1979,03:77+62. [55]崔富章. 关于《秦献记》的主题及其他[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03:127-133.

韩凭夫妇故事是中国古代民间产生较早的一个生死相许的爱情悲剧，历代文人亦多有记载此事者。一般来说，文人们的赋咏议论，下笔时多少会受时代思潮与个人情感的左右，在有意无意之间加入许多附会和夸饰，韩凭夫妇故事也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通过韩凭夫妇故事的流变来管窥时代思潮，了解文人旨趣。关于韩凭夫妇故事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列异传》，该书已佚，其所记韩凭夫妇事残存于《艺文类聚》卷九十二“鸳鸯”门中。由于《列异传》多记汉代以来的事，故可以证明韩凭夫妇故事于汉代就已广泛流传。至晋代干宝《搜神记》，对这一爱情悲剧的记载就比较完整了。《搜神记》所记韩凭夫妇事与《列异传》相比，增添了“密遗凭书”、“阴腐其衣”、死后化为相思树的细节，并附会出韩凭城古迹，韩凭妻也从无名氏转化成有名氏。而据文中最后一句“其歌谣至今犹存”，可知干宝所记韩凭夫妇事是依据民间流传的歌谣而来。可见，韩凭夫妇故事在当时的影响是普遍而久远的。尽管如此，南朝时韩凭夫妇故事尚有不同版本，如《稽神异苑》所引《搜神记》韩凭夫妇事在细节上就与他书颇有不同：韩冯妻为晋康王所夺，韩冯与妻子一病死一投隧。这种名字上(如韩凭、韩朋、韩冯、晋康王、宋康王)、情节上(死亡方式)的些微差异，正是韩凭夫妇故事出自民间的又一佐证。韩凭为战国人氏，其故事口耳相传，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变异是自然而然的。此外，韩凭夫妇故事中的韩凭、宋康王与《史记》所载的韩冯、宋康王在身份和时代背景上有相吻合之处(1)()，可以认为是附会古事生发而来，这也正是民间文学常用的展开故事的手法。 综上所述，到唐代为止对韩凭夫妇故事的记载，无论民间文学还是文人文学，其主题都是比较真挚与纯朴的，即都以歌颂韩凭夫妇之间的坚贞爱情、控诉以宋康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仗势渔色的恶行为主。宋代以降，《搜神记》、《韩朋赋》所记载的韩凭夫妇故事为后世文人广泛化用，但文学性、虚构性则逐渐增强了，不仅在故事主干上增添了青陵台、化鸳鸯、化蝶、《青陵台歌》、《乌鹊歌》等枝叶，而且韩凭妻的形象也由单薄到丰满，从一个无名的执着于爱情的女子变成善作歌名志的才女，表现出不同于民间文学的文人旨趣。下文试从三个情节单元的衍化变形上去考察韩凭夫妇的演变过程，并简单分析其原因。 唐代韩凭夫妇故事逐渐出现化树、化鸳鸯两种不同的结局。化树类结局以段公路《北户录》为代表，为交待相思树的来历，卷三《相思子蔓》以植物传说的形式著录了韩凭夫妇死后化树事。其后，刘恂《岭表录异》记录了唐人由韩凭夫妇故事附会出的一种新禽鸟———韩朋鸟：有鸟如鸳鸯，恒栖其树，朝暮悲鸣。南人谓此禽即韩朋夫妇之精魂，故以韩氏名之（5）。这里将“韩朋鸟”视为韩凭夫妇精魂所化，表明故事结局已由化树向化鸟转变，并且这种精魂不灭、生死相随的表现方式更创造了后来“梁山伯、祝英台”一类故事的母型。值得一提的是《韩朋赋》在化鸟结局上更进一步，增添了“化为鸳鸯飞去”的情节，直接将以往“恒栖树上”的鸳鸯视为韩凭夫妇的精魂。唐代，韩凭夫妇死后化为鸳鸯的故事大约极为通行，“韩凭”在许多诗文作品中甚至成为了鸳鸯的代称，如李贺《恼公》诗、王初《青帝》《即夕》诗、温庭筠《会昌丙寅丰岁歌》都直接将鸳鸯称为“韩凭”。宋代温革《琐碎录》(《永乐大典》卷14537)和曾慥《类说》卷二十三《物类相感志》，也都采用了“化为鸳鸯飞去”的结局。 这种从化树到化鸳鸯的转变可能更进一步刺激了文人的想象，并渐渐与梁祝化蝶故事混合在一起，递变为双舞双飞的蝴蝶。李商隐《青陵台》、《蜂》、《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等诗首次咏韩凭事提到了蝴蝶，但是由于诗句本身提供的信息有限，我们并不能肯定这时已有了化蝶的结局，因为这也可能是诗人凭吊古迹时只见蛱蝶、未见鸳鸯而作出的浪漫的想象。不论真实情况如何，其后化蝶情节却愈演愈烈。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四记载韩凭妻“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著手化为蝶”，这里所云的韩凭妻衣裳破碎化为蝴蝶，与韩凭夫妇死魂化为鸳鸯，犹为二事。至王安石《蝶》诗，则以韩凭妻化为蝶：翅轻于粉薄于缯，长被花牵不自胜。若信庄周尚非梦，岂能投死为韩凭？从《太平寰宇记》的衣裳破碎如蝴蝶纷飞到王安石《蝶》诗的韩凭妻化蝶，化蝶与化鸳鸯已俨然成并驾齐驱之势，宋杨齐贤注李白《白头吟》则综合化蝶与化鸳鸯二说：宿夕文木生坟，有鸳鸯栖其上，音声感人，化为蝴蝶。到明彭大翼《山堂肆考》羽集卷三十四乃云：俗传大蝶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云韩凭夫妇之魂，皆不可晓。李义山诗：“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贞魂倚暮霞。莫讶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由上述引文亦可知李商隐诗实是化蝶一说的滥觞。到明代韩凭夫妇化蝶之说已作为成说进入了地方志的记载，如清代《封邱县志》卷六记载：有鸳鸯鸟各一，恒栖树上，朝夕悲鸣。人谓即韩凭夫妇之精魄。后化为双蝴蝶飞去。至于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约有以下三种可能。第一，民间故事的模型里，凡是爱情的悲剧，因为种种现世人生的阻隔结局不能圆满的，末了每有化草木而交柯、化鸳鸯而交颈的想象，将其视为精诚凝结所致，以证明至情是天地不能违、生死不能间、鬼神不能问的。例如《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尚有“比肩人”、“共枕树”这样类似的化树传闻。此外，韩凭夫妇故事结局后来也出现了化蝶之外的说法：明天然痴叟《石点头·玉箫女再世玉环缘》入话有“韩朋夫妇，死为比翼鸟”；清张贵胜《遣愁集》卷四说及韩凭夫妇有“人谓其在天为比翼鸟，在地为连理枝，在花为并蒂莲，在水为比目鱼”之语。以上种种意象的共同之处是成双成对出现，彼此之间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可见，对于民间故事来说，重要的是意象所传达的含义而非意象本身。据此，我们或许可以做出大胆推测，宋代之后随着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流传渐广，蝴蝶意象也具有上述含义了，且由于韩凭夫妇故事与梁祝故事在主题上的相似性，二者逐渐有互相融合趋势。第二，宋代之后，文人心态趋于内敛，对于世事缺少晋人的狂狷、唐人的豪放。这样的心态之下，蝴蝶相对于鸳鸯来说，或许是更符合逻辑的选择。鸳鸯虽善飞，但倒底是水禽，是栖息在水滨江边的。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多的是“鸳鸯于飞，肃肃其羽。朝游高原，夕宿兰渚”(魏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和“朝飞绿岸，夕归丹屿”(梁萧纲《鸳鸯赋》)的描写，至于鸳鸯栖在树上的记述，却仅有韩凭夫妇故事和焦仲卿妻故事等寥寥几例而已；并且鸳鸯在北方不是一种常见的动物，因此从唐代开始，已经开始有人为此提出更为合适的说法。如《岭表录异》说“有鸟如鸳鸯”，命名为“韩朋鸟”，其后诸书在著录韩凭夫妇故事时，虽未采用“韩朋鸟”这一新名词，但在遣词用字上也十分谨慎，多数说“有鸟如鸳鸯”。这种由夸张到求实的细微转变，是文人心态变化的一种折射。第三，与鸳鸯相比，蝴蝶更为普遍和常见，在故事的流传中不受地域的限制。此外，古人不理解蝴蝶的蜕变过程，对蝴蝶的认识有非常迷信的一面，本来就有“化蝶”之说。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总结各种化蝶之说道：《古今注》谓橘蠹化蝶，《尔雅》翼谓菜虫化蝶，《列子》谓乌足之叶化蝶，《埤雅》谓蔬菜化蝶，《酉阳杂俎》谓百合花化蝶，《北户录》谓树叶化蝶，《丹青野史》谓彩裙化蝶，皆各据其所见者而言尔。也就是说，古人认为蝴蝶是幻化而来的。从这层考虑出发，用化蝶代替化鸳鸯，也许更贴近精魂幻化的实质。第四，蝴蝶意象在中国文人心中具有更为复杂的审美含义，化蝶比化鸳鸯能传达出更丰富的内涵。自《庄子·齐物论》记庄周梦蝶，有“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等语之后，文人便常用此典咏蝶以表现人生若梦，如“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庾信《拟咏怀》)、“庄周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锦瑟》)。因此，韩凭夫妇之魂化为蝴蝶的结局，能暗示出这实际上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梦幻，比化为鸳鸯的结局更能深刻揭示出现实的残酷性，也就更富予悲剧意义和悲剧美。除此之外，细细剖析庄周“化”蝶的意蕴，还可以发现蝴蝶既是人的自然化，也是自然的人化和社会化。在这种境界中，自然与人同一，人之生命即自然之生命，是中国文人在天人合一、自然与人心灵冥合的境界中所达到的最高审美境界。从这种深层审美意义上去理解，韩凭夫妇死后精魂化为蝴蝶，便还象征着生命的超越，意味着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的延续、其爱情之坚贞美好永不消失。 宋代之前，韩凭夫妇故事的著录集中在情节发展上，故事的常见面目是宋王捕韩凭筑青陵台，韩凭自杀后妻投台而死，突出表现韩凭妻的聪明机智及她在爱情上的矢志不移，而不特注重于贞节，如六朝时的《郡国志》和《稽神异苑》都有“宋王纳韩凭之妻”和“以韩冯妻美纳之”的文字，唐代诸书虽未直接提及“纳”字，但夺妻和王与之登台的情节传达出的信息也距此不远，《韩朋赋》甚至明言贞夫入宫，宋王立之为后。宋元以降，以宋路振《九国志》的记载为肇端，文人在著录韩凭夫妇事时着眼点开始集中在韩凭妻的贞行与文才上。《九国志》记韩凭夫妇事与前此诸书颇有不同：韩冯，战国时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筑青陵台，何氏作《乌鹊歌》以见志，遂自缢死：“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这里有两个明显的改变：(1)从“王欲之”与“遂自缢死”的上下文来看，韩凭妻的清白得以保全。(2)首次出现了作诗见志的情节。这两处改动得到了后世文人的共鸣。为旌扬韩凭妻的贞行，宋代杨齐贤注李白《白头吟》时更自出异辞将情节发展先后次序调整为：王欲之，捕韩凭筑青陵台→何作诗见志→自缢→韩亦死，变成了韩凭妻先自杀。无独有偶，明张之象《彤管新编》亦采用了这一情节顺序，这些都说明宋世之后的文人开始渐重妇人的贞节。作为贞行的补充，韩凭妻的文才——作诗见志也开始尤为文人所津津乐道。唐以前关于韩凭夫妇故事的记载中，仅有《搜神记》的“其歌谣至今犹存”算是暗示了有叙述韩凭夫妇故事的民间歌谣。《韩朋赋》里出现的八句简单易记、意味古朴的诗，即贞夫与韩朋书中的“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四句，以及贞夫答宋王之语的“燕雀群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之妻，不乐宋王”四句，则被《九国志》冠之以《乌鹊歌》之名，且为求题目与内容贴切，作了字句上的润色，“著作权”也归到了韩凭妻名下。宋王存《九域志》、元林坤《诚斋杂记》、明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和《皇霸文纪》、钟惺《名媛诗归》、麻三衡《古逸诗载》、《情史》、《明一统志》、清沈德潜《古诗源》、马上巘《诗法火得》、杜文澜《古谣谚》等都保留了作《乌鹊歌》见志的情节，但在具体内容上则有八句与四句之别，四句的《乌鹊歌》始自《诚斋杂记》，专指“乌鹊双飞”等后四句。由于后四句特别切题，“南山有乌”等前四句便渐渐成为无题的“单行本”，到明代杨慎《风雅逸篇》首次名之以《青陵台歌》，并将“其雨淫淫”三句命名为《韩凭妻答夫歌》。可见，所谓《青陵台歌》、《乌鹊歌》、《韩凭妻答夫歌》，皆是用“新题”套“陈言”，无甚新意。然而，这些诗句被重新命名之后，宋元以降的文人却都非常乐于称引之，著录方式或如冯惟讷《古诗纪》，以诗系事，将韩凭事作为题解录入；或如钟惺《名媛诗归》，以人系事，将韩凭事作为古逸诗作者“韩凭妻何氏”的生平事迹加以介绍。这样一来，与诗作的著录相比，韩凭夫妇故事本身反而退居到了一个比较次要的地位，因而文人在叙述之时也不太注重故事情节发展的先后和最终结局，故事的普遍面目也就变成了：康王筑台望韩凭妻，妻作诗见志，遂自缢；提及或不提及韩凭的沦为囚徒与自杀。可见，宋元以降，尤其是明清两代文人特重韩凭妻的诗才，并且通过作诗见志和自缢情节次序的细微改动，突出了韩凭妻性格中抗暴、贞烈的一面。这样，韩凭妻的形象也就无形中具有了烈妇的特质了，正如冯梦龙《过青陵台有感》所说： 韩凭夫妇两鸳鸯，千古情魂事可伤。莫道威强能夺志，妇人执情抗君王。因此，《封邱县志》记载韩凭夫妇事归入卷六“人物”类“贞烈”门下，并于卷二“古迹”中生出“息氏墓”这样的类似贞节碑坊的古迹，清刘开《广列女传》也于卷十三“烈妇”门收录了韩凭夫妇故事，并作颂曰：“投台拒桀，千载流芳。神生连理，义感鸳鸯。”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青陵台歌》、《乌鹊歌》在文人间的盛行和文人们对韩凭妻贞烈的讴歌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明清文人非常乐于将韩凭妻视为一个德才兼备的理想女性。笔者以为，这种现象与明清之际的贞节观、才女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宋元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贞节观渐渐深入人心，到明清两代，由于“一女不事二夫”、“妇无二夫”(杜范《杜献清公集》卷十七《跋蔡夫人墓铭》)的贞节观得到了最广泛的宣扬和传播，世人对韩凭夫妇故事的认识也有了新的角度。韩凭妻的为情生、为情死，看在明清人眼中，无疑是最佳的烈妇样本，意义正如《名媛诗归》在《答夫歌》下的评论所说是“败尽千古声色中骄马令势力之兴，伤心中快事”。文人对韩凭夫妇故事的认知也就更多地停留在道德伦理价值的层面上。第二，中国传统文人素来重才学，且从六朝之后就发展出了一套才女观，以为理想之女性除了美德之外还须具有诗才。明末清初，以李贽为首的思想家大力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道德观，以钱谦益为首的文坛领袖也极力褒扬女子之才，还特在《列朝诗集》中设“香奁”一门，这些都使得明末清初形成了一股才女崇拜风气。文人们编辑了各种各样的妇选集，不仅搜集当代的作品，而且乐于对过去遗失的女性文本进行考古。例如今天我们能见到较完整的《李清照集》，就多应归功于明清文人的辑佚工作。在这种才女观的影响下，文人们在韩凭夫妇故事的传承中抓住作诗见志的情节不断生发，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名媛诗归》对韩凭妻诗的编选可谓是最佳之佐证。第三，明中叶朝政日见腐朽，革除弊政、振兴国家的呼声渐高。与此相关，明中期的文学针对前期文学以宋人为典范的立场与浮靡文风，为了摆脱程朱理学、官方政治对文学的约制，提倡“复古”和标榜“古文辞”，追求文学中自然真实的情感表现。在诗歌上，以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极力推崇汉魏的古体诗与盛唐的近体诗。在这种复古主义风气的影响下，由于《青陵台歌》和《乌鹊歌》时代甚古，士大夫颇乐于称引这二首诗，出于收集古逸诗之目的，将其引入了各种诗歌著作当中。韩凭夫妇故事在古代有广泛影响，除诗文、小说之外，戏曲当中尚有元杂剧《列女青陵台》(庾吉甫撰)和明传奇《十义记》。前者今已亡佚，内容如何不得而知。后者据《曲海总目提要》可知是借用韩凭夫妇事，凭空结撰。今天，韩凭夫妇故事并不为人耳熟能详，但在地方戏曲当中，尚有川剧《青陵台》(亦称《鸳鸯》)、新编越剧的《相思树》、评剧的《青陵台》(亦称《青陵化蝶》)，皆是根据韩凭夫妇故事编写和演出的。 《搜神记》原书已亡佚，今通行本《搜神记》为明末胡震亨辑刻而成。该书所记韩凭夫妇事佚文见于《艺文类聚》卷四十、《法苑珠林》卷二十七(百卷本)、《独异志》卷中、《北户录》卷三、《岭表录异》卷中及《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及卷九二五、《海录碎事》卷二十二上、《记纂渊海》卷九十七、《古今事文类聚》卷四十六、《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六十八、《太平寰宇记》卷一四，诸书所引文字多有歧异，其中以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二十七感应缘中保存最为完整。《稽神异苑》首见于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和曾《类说》摘录。撰人已不可考，有南齐焦度、晚唐焦璐等说，晁氏认为或是焦璐《穷神秘苑》之误。李剑国先生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认为从书中记事来看，当是梁、陈间人为之。今存从《类说》、《吴郡志》、《施注苏诗》、《永乐大典》辑出的28条佚文。韩凭夫妇事见于《永乐大典》卷1453。秦志所记韩凭妻墓为“韩凭妻何氏墓”，与前二志“韩冯妻息氏墓”不同，这是韩凭夫妇名氏在流传中的歧异性的表现。韩凭妻“息氏”的说法，容肇祖在《敦煌本〈韩朋赋〉考》中认为起于明代，疑来自高信的《青陵台诗》。详见《敦煌变文论文录》，654-655页。关于明清女书的刊成及贞烈的表彰，参见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45-251页)及盛义《中国婚俗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371页)。 (1)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A].敦煌变文论文录[C].(2)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7.(3)周予同.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4)汪北平，夏志和.广阳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5)丛书集成初编本[C].北京：中华书局，1985.

摘 要：《涉江采芙蓉》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收入《昭明文选》。诗中有一些疑难之处是前人未能阐发的。诗中之所以要写“采芙蓉”是因为我国古代文学中常常用“芙蓉”来比喻女人的容貌，而且还可以之象征“同心”；全诗的主角是女子而不是男子；此诗描写的景物的节令是在秋天，而不是在夏天；此诗用“芳草”来象征“同心”是运用了《周易》的 典故 。本文的诠释对全面深入地理解此诗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芙蓉 芳草 同心 文选 本文要补充解释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涉江采芙蓉》。先录原诗全文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前人关于此诗的注释、讲解甚多，且甚为精彩，如朱光潜先生在《艺文杂谈》中，朱自清先生在《古诗十九首释》中皆作有赏析。徐中舒先生《古诗十九首考》对此诗也略有考证。但前人所释尚非完璧，笔者想补充一下先贤之说，故名曰补释，本文要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采芙蓉？古人常把女人的容貌比喻成芙蓉，且举数例：《诗经·泽陂》：“有蒲与荷。”毛传：“荷，芙蕖。”郑玄笺：“荷以喻所说女之容体也。”《西京杂记》卷二：“文君姣好，……脸际常若芙蓉。”傅玄《美女篇》：“美女一何丽，颜若芙蓉花。”高适《效古赠崔二》：“美人芙蓉姿。”《敦煌变文校注·伍子胥变文》：“水上荷花不如面。”同书《破魔变文》：“阿奴身年十五春，恰似芙蓉出水宾（滨）。”《秋胡变文》：“新妇…乃画翠眉，便指芙蓉，身倬嫁时衣裳，罗扇遮面。”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录辞曰：“漫画眉端柳，虚匀脸上莲。”(P329)引《美东邻》曰：“笑对双脸莲开。”(P167)《破阵子》：“莲脸柳眉休晕。”(P185)《浣溪沙》：“素胸莲脸柳眉低。”王昌龄《西宫愁怨》：“芙蓉不及美人妆。”王昌龄《越女》：“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叶。将归问夫婿，颜色何如妾？”李德裕《重台芙蓉》：“芙蓉含露时，秀色波中溢。……兰泽多众芳，妍姿不相匹。”朱景玄《望莲台》：“秋台好登望，函萏发清池。半似红颜醉，凌波欲暮时。”苏辙《千叶白莲》：“莲花生淤泥，净色比天女。”杨万里《红白莲》：“红白莲花开共塘，两般颜色一般香。恰如汉殿三千女，半是浓妆半淡妆。”元稹《刘阮妻》：“芙蓉脂肉绿云鬟。”王清惠《满江红》：“晕潮莲脸君王侧。”白居易《长恨歌》：“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山堂肆考》卷200《美人醉》条：“王介甫诗‘水边无数木芙蓉，露滴臙脂色未浓。正似美人初醉着，强抬青镜照粧慵’。”白仁甫《梧桐雨》：“见芙蓉怀媚脸，遇杨柳忆纤腰。”可见古人把芙蓉与女人相联系。《事物异名录》[10]卷三十一谓莲的异名有天女、凌波女、水宫仙子。《红楼梦》中睛雯被称为芙蓉女儿。《香艳丛书》[11]本《采莲船》有曰：“盖莲出美人。”元代的吴昌龄《端正好·美妓》：“海棠颜色红霞韵，宫额芙蓉印。”以上各证都表明“芙蓉”在古人的意识中能够用来比喻美丽的女人。 更重要的是在古人心中“芙蓉”有“同心”的含义，因此可以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情。如梁武帝《夏歌》：“江南莲花开，红光照碧水。色同心复同，藕异心无异。”昭明太子有《咏同心莲》诗，莲就是芙蓉。梁代的朱超有《咏同心芙蓉》诗。古乐府有《月节折杨柳歌》：“芙蓉始怀莲，何处觅同心。”隋代的杜公瞻《咏同心芙蓉》诗：“名莲自可念，况复两心同。”唐代徐彦伯《采莲曲》：“既见同心侣，复采同心莲。”皮日休《重台莲花》：“可得教他水妃见，两重元是一重心。”《天中记》[12]卷53引《山居草堂记》：“钟陵之同心木芙蓉。”[13]《楚辞·九章·思美人》[14]：“因芙蓉以为媒兮。”芙蓉能作媒只因为芙蓉花有表示同心的寓意。夫妇同房的帐称芙蓉帐，就含同心之意。白居易《长恨歌》：“芙蓉帐暖度春宵。”敦煌《索义辩讽诵文》：“永锁芙蓉之帐。”古人关于采莲的诗、曲、赋很多，一般都描写男女调情。采莲实是男女交际的大好时机。女子采同心莲（即芙蓉）送给男子，就有示爱之意。采莲送情人表示男女结同心，故“采芙蓉”与下文的“同心而离居”相照应。据《事物异名录》卷三十一，芙蓉有异名为合欢莲、同心莲。徐中舒《古诗十九首考》更称：“芙夫声同，蓉容声同。芙蓉者，夫之容也。”《朱光潜全集》[15]卷三（P42—P43）谓莲与怜谐音[16]，藕与偶谐音，芙蓉与夫容谐音。采“芙蓉”与“兰”者应为女子。张廷兴《谐音民俗》[17]（P62）称：“莲子——恋子：乐府诗歌中常用‘莲子’借指所爱恋的人。”姜任修、张玉谷、朱光潜皆主此说，即主张此诗的主角是女子，甚确。朱自清认为此诗主角为男子，非也。 （二）关于“兰泽多芳草”一句，朱自清称：“多芳草的芳草就指兰而言。”此诗的节令，有的学者以为是在夏季。朱光潜先生就说是在盛夏，大约是根据前有“采芙蓉”之句。笔者认为此诗的节令实则应为秋天。因为兰是在秋天里芬芳。《文选》[18]卷二十八陆士衡《短歌行》：“兰以秋芳”，注引《楚辞》曰：“秋兰兮青青”，此见《九歌·少司命》。《离骚》：“纫秋兰以为佩。”王注：“兰，香草也，秋而芳。”洪氏补注引《本草注》：“兰草、泽兰，二物同名。兰草一名水香。”《九歌·少司命》：“秋兰兮麋芜。”《文选》卷三《东京赋》：“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注：“秋兰，香草，生水边，秋时盛也。”《文选》卷二十八潘正叔《赠河阳一首》：“流声馥秋兰。”《文选》卷三十一《杂体诗》录曹丕《游宴》诗曰：“秋兰被幽涯。”注引曹植《公讌诗》：“秋兰被长坂。”曹植此诗亦见《文选》卷二十。《文选》卷三十七陆士衡《谢平原内史表》：“使春枯之条，更与秋兰垂芳。”《文选》卷二十九曹子建《朔风诗一首》：“秋兰可喻。”注：“兰以秋馥。”傅玄《秋兰之篇》：“秋兰映玉池。”（映，本又作荫。当以作“映”为确。）《焦氏易林》卷十四《伤败·益》：“秋兰芬馥。”《文心雕龙·物色》：“骚述秋兰，绿叶紫茎。”嵇康《声无哀乐论》：“芳荣济茂，馥如秋兰。”张衡《怨篇》：“猗猗秋兰，植彼中阿。”傅玄《飞尘篇》：“秋兰岂不芬。”皆谓兰芳在秋天。“兰泽多芳草”明是指兰草，而非春天里的兰花。《左传·宣公三年》：“梦天使与己兰。”杜注：“兰，香草。”又曰：“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说文》：“兰，香草也。”《离骚》：“谓幽兰其不可佩。”古人所佩饰者为兰草而不是兰花。其实芙蓉花开也在秋天。可观羊士谔《玩荷》：“红衣落尽暗香残，叶上秋光 白露 寒。”韩偓《荷花》：“浸淫因重露，狂暴是秋风。逸调无人唱，秋塘每夜空。”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录联章曰：“尽喜秋时净洁天，……才人愿得荷花弄。”温庭筠《芙蓉》：“刺茎澹荡碧，花片参差红。吴歌秋水冷，湘庙夜云空。”陈至《赋得芙蓉出水》：“菡萏迎秋吐，夭摇映水滨。”刘兼《木芙蓉》：“是叶葳蕤霜照夜，此花烂熳火烧秋。”黄滔《木芙蓉三首》其三曰：“须到露寒方有态。”李白《古风》：“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秋花冒绿水。”明称荷（即芙蓉）为秋花。白居易《木芙蓉下招客饮》：“莫怕秋无伴醉物，水莲开尽木莲开。”柳宗元《芙蓉亭》：“嘉木开芙蓉，……留连秋月宴。”郭恭《秋池一枝莲》：“秋到皆零落，凌波独吐红。” 李白《折荷有赠》：“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古人采莲亦在秋天。徐玄之《采莲》：“越艳荆姝惯采莲，兰桡画楫满长川。秋来江水澄如练，映水红妆如可见。”王勃《采莲曲》：“采莲归，绿水芙蓉衣，秋风起浪凫雁飞。”戎昱《采莲曲二首》其二曰：“秋风日暮南湖里，争唱菱歌不肯休。”张籍《采莲曲》：“秋江岸边莲子多，采莲女儿凭船歌。”秦少游《采莲》：“若耶溪边天气秋，采莲女儿溪岸头。”陆龟蒙《芙蓉》：“莫引西风动，红衣不耐秋。”芙蓉有异名曰拒霜，故知此诗节令是在秋天。朱光潜先生认为是夏天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三）“同心而离居”一句，前人注解皆未透彻。吾谓诗人技法高妙，乃取典于《易》。《周易·系辞上》[19]“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文选》卷二十四陆士衡《赠冯文罢迁斥丘令一首》：“利断金石，气惠秋兰。”注引《周易》此语。前引曹植《朔风诗》：“秋兰可喻。”注：“兰以秋馥，可以喻言。”《楚辞·招魂》：“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可知古人常以同心与兰相配应。《离骚》：“兰芷变而不芳兮，……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此叹息兰草变质从俗，故后文便称：“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变质的兰草已不能同心了。古人在夫妇的卧室里烧兰香，称为兰房或兰室，即借兰香喻夫妇同心。《玉台新咏》卷二傅玄《西长安行》：“今我兮闻君，更有兮异心。香亦不可烧，环亦不可沉。香烧日有歇，环沉日有深。”香当是兰草制成的香料。燃香发出兰草的芳香更可象征“同心”，今君既有异心，故香不可烧。《汉语大词典》仅仅释兰室、兰房为妇女的居室，似未尽其意。《敦煌歌辞总编》录《怨春闺》曰：“罗帐虚熏兰麝。” 兰麝为一种可烧的香料。钱起《画鹤篇》：“兰室絪缊香且结。”兰房、兰室是因室内有兰香而得名。这样理解，“兰泽多芳草”就与“同心而离居”先后相呼应，缠绵婉转之情更加深挚。古代文人常以芙蓉与兰草并举，常见于《文选》，盖因二者皆可表同心之意。如傅玄《秋兰篇》：“秋兰映玉池，池水清且芳。芙蓉随风发，中有双鸳鸯。”“鸳鸯”更是象征男女同心的常用意象。 我们附带论及：《楚辞·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宋人苏东坡《蝶恋花》有名句“天涯何处无芳草”。今人借用此典来表示异性知己到处有，但似乎少有人能知道其中理由。笔者以为芳草指秋兰，是同心的象征物。“何处无芳草”可象征何处无同心的知音[20]。 注释： 参见《古诗十九首》，依据《文选》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 朱光潜：《艺文杂谈》，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版；亦见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十卷)，合肥：安徽 教育 出版社，1993年版。 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见《名家析名篇》，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徐中舒：《古诗十九首考》，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参见《西京杂记》，《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本文所引唐诗都出自《全唐诗》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文中不一一注明。 黄征、张涌泉撰：《敦煌变文校注·伍子胥变文》，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参见《四库全书》本。 [10]厉荃撰：《事物异名录》，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版。 [11][清]知虫天子辑：《香艳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 [12]参见《四库全书》本。 [13]也见《渊鉴类函》卷407所引。 [14]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5]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6]参证李肇：《唐国史补》（《四库全书》本）卷下：“于司空以乐曲有《想夫怜》，其名不雅，将改之。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莲，故歌《相府莲》。自是后人语讹，相承不改耳’。”可知中古时代的‘怜’与‘莲’可以谐音。 [17]张廷兴：《谐音民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2000年版。 [18]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 [19]参见《十三经注疏》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社，1998年版。 [20]前辈学者的注解中，张庚《古诗十九首解》解释《涉江采芙蓉》，多为臆测之言，殊难凭信，本文不予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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