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有意为统治者的行为涂饰粉刷。害怕得罪皇帝是直接原因，另一原因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儒家教条的作用。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政权的禅代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两种办法来弥缝粉饰政权禅代中的“篡弑”行为，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罗秉英例举了后汉、三国、晋、南朝宋、齐等朝的“佚史”中均有书志，指出自班、马创定史书的书志体例以来，这一体例一直为魏晋六朝史家所重视并继承和发展，不存在所谓司马彪以后的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的问题。另外，就正史书与佚史书志关系来说，一代书志往往先出于“佚史”，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正史的书志。这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贻芬、崔文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并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领域。此时期出现了类书，它按文献的内容性质分类编排，以便省览，对于保存和检索文献都有意义。《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出现，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就。李祥年指出，438种至少3千卷以上庞大的杂传数量，先贤、耆旧、逸民、高士、忠臣、良吏、列女、孝子、高僧、幼童、神仙、灵鬼、冤魂等天上人间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有帝王君侯、高士逸民、显宦大儒、文士小吏、子弟亲朋、僧道人物等参加的日益扩大的杂传写作队伍，以及多样的杂传创作形状，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兴起。它的兴起说明“传记”已经不再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是少数史家借助人事来诠释正统的道德理论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门类的地位已日益鲜明，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杂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其传记文学的功能，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本身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迟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出现，而且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此时期形式多样的杂传创作，证明西方学者的看法有关片面。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著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社交礼仪的论文

社交礼仪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配合上层建筑与其他意识形态共同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发展。下面是我整理的社交礼仪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摘要：

社交礼仪课程是对人在社交活动中的行为准则及规范的学习并应用的过程。社交礼仪课程知识点相对容易，实用性强，对课程教学操作却提出较高要求。情境教学法是基于情境构设，结合礼仪课程知识点来搭建相应的演示与答疑环境，引导学生从中来获得具体的礼仪能力。

关键词：

社交礼仪；课程教学；情境模拟；应用研究礼仪是社会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活动所应遵守的共同行为规范。从表现形式来看，礼仪主要有礼节、仪式、仪表、礼制等内容。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社会交往的发展，对社交礼仪的学习是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礼仪课程作为高校素质教育的基本组成，是促进大学生适应社会，适应未来岗位就业的必修课。由于社交礼仪课程自身实践性较强，同时与理论与应用结合较为紧密，传统的礼仪课程教学多从知识上进行灌输，缺乏实操性，导致学生对礼仪课程学习热情不足，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基于此，从社交礼仪课程的学科特点、教学问题中来融入情境教学法，关注大学生从模拟真实的应用环境中来帮助学生学以致用。

一、情境教学法的内涵

从建构主义理论来看，学习环境是构成学习过程的重要内容。课程教学要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要从课程的组织、教学内容的衔接、师生互动中来引导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和能力。情境教学法是利用具体的课程情境，将学生、会话、环境、协作作为激发学生自主性、创新性的有效动力，最终实现学生从知识、意义的建构中提升学习效果。情境教学法在构建中需要架设生动、具体的知识情境，并从问题的导入、分析、解决中，依托具体情境，鼓励学生参与，贴近学生实际，便于学生从中来学以致用。可见，情境教学法将“教”与“学”、“学”与“练”、“练”与“用”进行了统合，克服了传统课堂学习的被动性，推进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二、情境教学法课程设计

根据情境教学法的要求，在课程组织上需要把握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创设问题情境；第二步是课前准备；第三步是课堂演示与答疑；第四步是总结归纳。

（一）创设情境

情境的构设是基于社交礼仪课程教学知识点，在课堂组织上要注重三点要求。一是要贴近知识点，特别是礼仪知识要与学生需求相结合，适应并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要贴近学生就业实际，特别是增强学生的临场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积极性；二是要注重简洁，对于情境的设置要便于操作，要能够在课堂时间完成，并能够通过课程演示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要适当引入一些疑难性强的问题，拓宽学生的思维空间，营造多层次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多元化情境；三是要注重知识的不完整性，对于情境本身并非是课堂的主体，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帮助学生从问题情境中来增进知识与能力。

（二）课前准备

情境的构建需要进行前期准备，该项工作可以由师生共同完成。教师侧重于明确情境教学的知识重点、目标，分析学生实际和课程组织现状问题，制定完善的教学计划，如角色分工、情境实施、设备操作等。另外，教师可以通过头脑预演或实际演练来模拟各环节的实施情况，并对不足和问题进行优化处理。学生主要工作是模拟分组，各组在组长的领导下进行角色扮演，推进师生协同；另外，对情境教学重点各项具体工作进行细化，如明确小剧本内容。

（三）课堂演示与答疑

从情境教学现场来看，课堂演示是主体，各小组在预先安排下参与到情境中，并在教师的组织中实现对具体礼仪知识的学习与演练，梳理其中的问题。演示结束后针对问题展开答疑，各小组、各成员充分发表各自的观点及想法，由学生为主体来进行。教师主要从三个方面给予引导：一是鼓励各成员积极发言，尽量避免干扰演示过程，防范对学生思路的破坏；二是在演示过程中不评论，避免对其他小组带来影响；三是在答疑环节要控制场面，既要发挥学生的热情，还要避免跑题，影响教学实效。

（四）总结归纳

对于情境教学演示完成后，要进行全面分析与总结，特别是对各组的演练效果进行点评，梳理各组的演练问题，指出优缺点，便于各组学生进行相互学习；教师要对模拟情境进行分析，对各小组的演练方案及演示过程进行评判，那些是值得肯定的，那些是不足的，对于闪光点、创新点要给予表扬，也要对问题的出现进行查找根源，启迪学生。

三、情境教学法在社交礼仪课程中的实施

本节以求职礼仪教学为例，将求职过程进行分解，招聘现场设计、应聘现场设计，以及各参与角色的扮演与分工，组建由师生共同参与的评委组进行各组演练成绩考核。在具体实施上，第一步，对进行前期准备，设计4家企业，明确各自的单位、地址、电话、经营产品、规模、社会影响力及企业文化、宗旨等内容；明确各自公司的招聘信息，包括岗位需求、应聘条件、岗位待遇、面试主要问题等。第二步，明确招聘、应聘环节中的社交礼仪知识点，以及相关注意问题，并从分组扮演中，根据角色不同来进行情境参与。如由学生搭建招聘模拟环境，并承担招聘职责；由师生共同组建礼仪知识评审团，负责对学生的礼仪行为进行全程跟踪、认真记录，并为演练结束后的课程评价做准备。第三步，招聘应聘环节实施，根据学生对各自角色的扮演，从中来梳理问题，并对学生的表现进行打分；对于模拟演练中学生的优点进行肯定，对于不足进行指出并告诫学生如何克服和改进。第四步，总结，通过对招聘应聘活动的模拟演练，以具体情境为基础，从礼仪知识的渗透中，让学生能够从自我服饰、言行、眼神、坐、立、行等环节进行体验，并得到有效的规范，增强了课堂教学氛围，也让学生能够从直观的礼仪实践中获得预期效果。

四、结语

针对情境教学法在礼仪课程中的实施，还需要注意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对“领导”岗位的人员设置，由于模拟演练中人数限额，很多学生无法从中获得亲身体验，可以通过课程角色分配，以分项替换等方式来进行轮值，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情境演练中。二是对情境教学的现场指导，教师作为引导者，要发挥对课堂教学内容、教学环节的衔接，特别是对于学生的仪表仪态、语言表达，以及随机应变等能力进行指导，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能。

参考文献

［1］阎芳．高职院校“社交礼仪”课程开设的必要性及实效性探讨［J］．职教通讯，2012(15)．

［2］赵莉．高职“社交礼仪”课程考核方式的选择［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01):2400．

“行动养成习惯，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良好习惯是一个人素质的具体体现，也是个人的终身财富。高校要重视素质教育，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行为习惯，使他们学会做人，学会做事。然而，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是“90”后，很多又是独生子女，再加上受到现行教育制度弊端的影响，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升学上，家长和老师代办了学习以外的事，造成了良好日常行为习惯的缺失。进入大学后，学习的压力得到了释放，脱离了父母和管教和包办，当学习和生活中的诸多事务需要独立面对时，很多大学生无法适从，许多不良的行为习惯也逐渐暴露出来，如：处理不好人际关系，经常打架斗殴；对学习没有兴趣，经常厌学逃学；沉迷于网络，上网成瘾；不爱护环境，随处乱扔垃圾；不懂节简，生活铺张浪费；缺乏诚信意识等等。这些不良行为习惯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教学与育人效果，高校加强大学生的礼仪养成教育刻不容缓。礼仪教育是从人类基本的行为入手，教导人们在规范自身行为的同时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它与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社交礼仪课程的开设能促进素质教育的实践。

一、高校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说：“习惯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可以说，人们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是日常习惯的外在表现，习惯通过日积月累的养成，它便融会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习惯往往渗透于一个人的思维、语言、行为等各种活动之中，主宰着个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大学阶段是塑造自身形象和铺垫人生发展轨迹的重要时期，大学生的习惯状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行为。然而，在高校，部分大学生表现出来的“习惯”，很让人担忧，一些学生文明意识淡薄，礼仪知识缺乏，知书但不达礼；一些学生不注重个人形象，经常衣冠不整，行为不端，张口便是粗话，上课随意迟到甚至旷课，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自修室里手机铃声大作，无视他人的存在，吃饭、上车不排队等等。这些不文明行为屡见不鲜，但更让人担忧的是他们不以为耻，反认为理所当然，这不得不引人深思。我们应该认真分析总结高校学生礼仪素养缺失的现象和原因，思考加强高校礼仪养成教育的必要性。不要让辛苦完成大学学业的学子们满怀期待地走向社会时发现自身礼仪素质有多么的欠缺，不要让我们培养的学生变成一人有知识没文化、受教育没教养的人，应该让他们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高校加强礼仪养成教育是学校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学生礼仪素养不足的现象及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损人利己，友善意识缺乏

一些学生蔑视社会道德，无视校纪校规，漠视他人的感受，一切从个人的愿望出发，对别人缺乏理解和宽恕。对学校管理工作中的一些事务，不是从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意愿出发，冷静分析，积极沟通，而是头脑发热，夸大事情，稍不如意就妄加评论或牢骚满腹，而对自己的草率行为带来的消极影响满不在乎。

2、重利轻义，拜金主义盛行

孔子主张“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孔、孟的“重义轻利”观，旨在要求人们不可过度妄求物质利益，对“利”的追求应以“义”为前提。然而今天，很多人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完全不顾道德理想和法律法规。正是由于在义利观问题上陷入了误区，一部分学生不再追求远大的理想和人格的塑造，而是“一切向钱看”。在校期间，有些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和其他评优奖项，不惜诋毁同学；毕业时，有些学生主要着眼于寻找挣钱多的工作，急功近利，讲求实惠，从而丧失了积极向上的热情和朝气。在这样的道德价值取向的指引下，学生的人格必然会扭曲，自身的发展也会受限。

3、唯我独尊，尊重意识淡薄

一些学生唯我独尊，自我感觉良好，不尊重长辈，不敬重师长，不尊重同学，待人总缺少些友善平和，较难建立和谐人际关系，难以融入集体。大学礼仪素养教育的缺失，不仅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而且也影响了高校素质教育的发展和深化。

二、社交礼仪课程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作用

礼仪是人生的必修课，社交礼仪是现代人通向成功之路的通行证。礼仪教育是高校学生健康成才不可缺少的要素，其独特作用是其他任何课程都无法替代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思想品德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政治观点和价值观念的集中表现。根据所处的时代，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以及社会对它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道德是一个人的灵魂，是一个人内在素质的核心，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同时它也是一个人重要的社交素质。良好的道德品质，不仅是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力量，而且它也是人们进行社交的一个基本准则，它是获得对方的尊重和信赖的'基础，也是使社交得以持续开展并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良好的思想品德，是个人参加社交活动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基石，它对任何人都有强大的吸引力，它能给人以信任和安全感。良好的道德品质包括多方面的元素，比如诚信、宽容、善良、谦虚。通过社交礼仪课程，可以培养学生们逐渐养成举止文明，谈吐风趣，待人友善，尊重他人的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

2、培养良好的文化素质

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人文学科的教育去塑造和培养大学生的内在品格和修养。人文素质培养是指通过人文知识的传授、环境的熏陶以及自身的实践，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转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通过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历史、哲学、艺术、文学等学科的学习，可以获取系统的理论知识，培养多方面的文化艺术素养，提高人际交往的能力。反之，通过社交礼仪课程的学习，能促进和加深对人文学科的理解，因为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参与社交活动要求具备丰富的知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我们会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会涉及各式各样的问题。社交就是一种信息交流，如果知识欠缺或知识结构不合理，在社交中就会张口结舌、捉襟见肘、举步维艰，自己既不能引起别人的关注，也很难融入与别人的交流中，自然成为“局外人”，在复杂的竞争与合作中，就很难拥有一席之地。因此，学习文化艺术知识，提高自身的礼仪素养实在大有必要。

3、增强心理的承受能力

青春期的大学生，思维活跃，感情丰富，渴望与人交流，渴望真诚、友谊、爱情。面对大学校园这个新的环境，接触新的人群，加上紧张的学习生活，有些学生的心理矛盾就会加剧。他们虽不缺少交流的环境和对象，但内心常被孤独寂寞的情绪所折磨，因为他们普遍缺乏社交技巧，既不善于表达自己，也不理解别人。有些学生性格孤僻，自以为是，心胸狭隘，容易产生焦虑、易怒、悲观、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这些压力往往又不能以正确的方式及时缓解。长此以往，这不仅会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而且会阻碍他们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甚至可能导致有的学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社交礼仪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他们学会尊重他人、诚信待人、言行适度，从而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在独生子女将成为社会主体的当下，对大学生进行礼仪修养教育尤为重要，在高校开设社交礼仪课程并作为必修课程已经势在必行。一个具有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的人，能应付交际活动中的各种突发情况，始终保持冷静和稳定的心态，遇事不慌，善于沟通，能够采取最适当的行为，化险为夷，争取主动。相反，一些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在交际活动中，往往会结结巴巴，惊慌失措。这样的学生毕业后，不敢出去找工作，不敢面试，甚至不敢见人，整天窝在家里，成为“啃老族”，这样的人就会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4、增强学生自信心

整洁优美的仪容仪表可以体现出个人的自信、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以及良好的道德修养。社交礼仪课程中关于仪容仪表的教育就会给予学生细致的指导，让学生得到系统训练，比如在社交场合，它指导人们要注意自己的服饰礼仪，遵守TPO①原则，即你的穿着打扮应当与相应的时间、场合、身份、职业等相一致。比如言谈举止方面，在工作和社交场合，当和别人谈话时，要讲文明，讲礼貌，有修养，还要讲究语言艺术，这样才能获得别人的尊敬和好感，给人以绅士、淑女的良好形象。久而久之，这就会让学生们不断获得精神的鼓励，更加注重整洁的仪容仪表和优雅的谈吐举止，自觉地使内在美与外在美和谐统一，从而让自卑和害羞的心态逐渐消失，自信心逐渐增强。在人际交往中，如果双方都仪表整洁、仪态端庄、举止文雅、言语文明，就会产生良好的“人际气候”，使交往双方互相吸引，建立和发展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积极的人际交往，良好的人际关系，能使人愉快，充满激情，增强信心。

三、小结

高校不仅要教书，还要育人，在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教育学生如何做人。礼仪修养是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是衡量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标尺，它不仅是形成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基础教育，也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基础教育。高校开设社交礼仪课程并规定为必修，这既能够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又能够增强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自信心，使他们成为知书达礼的高素质人才，让高校真正实现教书育人的培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