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学术专著论文

历史上的科学名著 在人类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名著有着不可磨灭的光彩。 就自然科学的名著而言，毋庸置疑，许多名著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对自然、对自身的看法；推动甚至加速了历史的进程；许多名著曾经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热爱科学，追求真知，探索奥秘，奉献终生。 历史上的科学名著，犹如一座座丰碑，所铭刻的深邃思想，精妙实验，睿智论证是今人获取智慧的不竭源泉，是激励探索发现的永久动力。历史上的科学名著，值得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去拜读。 名著为先辈科学大师写就。今天我们处在新的时代，科学知识不断创新，新出版的科学论文、著作目不暇接，难免会有人问：过去的知识多被更新，旧体系或被新体系包容，再去读这些科学名著有意义吗？对这样的问题，不妨听听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的回答：“现在阅读亚里斯多德、狄奥方塔斯、惠更斯和牛顿的著作仍然获益匪浅。这些著作中充满秘密财富。如果认为在这类著作里除了已被肯定被条理化的事实和思想之外一无所有，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些原著就没有参考意义，只消宣布那些事实和思想就足够了。但实际并非如此，我建议对此有所怀疑的人试试看。他们将会发现，回到这些原始资料所受的精神鼓舞是什么也比不上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向科学家指出那些最能振奋精神使人开始新的冲刺的原著。”（见萨顿：《科学的生命》）萨顿的话出自上世纪50年代，但今天重温仍值得体味。 我们有阅读科学名著的理由，但不可否认，读科学名著并不同于读文史名著，如果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的背景，想必是困难多多。即便是有自然科学背景，由于知识门类的划分，也不见得就能通读顺畅。事实上，对从事科学史、科学文化或某些科学专业的人来说，尽可能多读一些科学名著理所当然，而对大部分专业相去甚远的人来说则视需要选择。 由于专业分化的原因，许多人确实不必细读深究科学名著，但是为了了解人类文明的成果，扩展自己的视野，却有必要了解迄今世界上有过什么科学名著。这个道理就如同没读过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却知道莎士比亚，知道其原著的精华一样。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试图通过目前这本书，对古今中外的重要科学名著、相关作者的生平、学术贡献和思想精髓做出基本的介绍和评价。 说到名著，易使人联想到厚重的书本，精美的装帧，烫金的书名等等。而本书论及的科学名著在当时并非都是如此，其中有小册子，有论文集，甚至还有散乱的手稿（只是后来整理成笔记形式）。因为历史条件不同，当时的科学家并非都有发表专著传世或以多少字算计稿酬的意识，事实上，以追求真知为人生目的的科学家，也从不把出版多少部专著置于首位。以法国科学家帕斯卡的《关于真空的新实验》为例，这本书包括致读者，实验，原则，命题，反驳等内容，加在一起总共不过20页，仅仅称得上是一部小册子。然而，就是这样的一部小册子，在当时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书中实验所提出的问题触及了千百年来人们思想深处的一个深信不疑的观念，“自然界畏惧真空并且厌恶真空”。帕斯卡在他的小册子中，却用巧妙的实验论证了真空的存在，并且明确地阐明了产生真空的方法。面对这样一本小册子，你能说它不是名著吗？ 名著一般都有明确的主题，而有的却难以命名。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达·芬奇，留传至今有5000多页的手稿（实际原稿多达13000页），后人整理成《列奥那多·达·芬奇的笔记》，就是从传世的手稿中挑选出来的。这些文字涉及了文学、绘画、生理解剖、数学、力学、天文学和建筑学等广阔的领域，因而很难概括名之。过去我们多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认识达·芬奇，而随着近几十年来研究的深入，在达·芬奇身上，我们看到人类知识极致的结合，这就是艺术与科学互补，谐和共存。这甚至超越了我们用科学名著来评价的范围。

给你介绍两本，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国的还是算了吧，看待历史都不够客观，很多教课书还不如《上下五千年》好看。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就写黄帝到清朝末年

浅析《史记》的人物描写摘要：《史记》人物传记在历史人物形象塑造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描写人物的方法主要有：精当地取舍、安排材料；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尖端，性格自现；成功运用语文；倾向性鲜明。关键词：《史记》材料矛盾语言倾向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仅为历代史学家推崇，更是我国文学之典范。它采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记录人物一生事迹的办法来反映历史，并且充分集中地刻画人物性格。《史记》里人物众多，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各色人等的形象风神独具，栩栩如生。司马迁是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呢？一、精当地取舍、安排材料《史记》是以记录人物一生事迹的办法来反映历史的，一个人一生做的事很多，作者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首先得益于精当的选材。司马迁在《留侯世家》的后面这样写道：“（留侯）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多，非天下所以存之，故不著。”用刘邦自己的话说：“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见张良与刘邦谈论天下事很多。但司马迁在《留侯世家》里只选择了与天下存亡有关的大事来刻画张良的性格特征。如帮沛公解鸿门之危，来表现他的忠贞勇毅；奉劝汉王利用黥布、彭越、韩信破楚，来表现他胸怀战争全局和知人善任；以谏止刘邦复立六国，来刻画他的明察秋毫和审时度势；以功成名就后的急流勇退，来说明他对刘邦的了解和善避祸害。通过几个典型的事情，形象地塑造了一个谋略过人而又善于明哲保身的历史人物。选取典型事例是司马迁刻画人物的总原则，也是他成功刻画人物的基本方法。以《项羽本纪》为例：项羽是秦末起义中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的性格突出特点就是勇武过人，直率磊落，不善计谋；又刚愎自用，残暴凶烈，因而最终招致失败。对这样一个叱诧风云、不可一世在八年间骤起骤落的悲剧性人物，司马迁主要抓住他成败转折点的三件大事进行详尽描写。一是钜鹿之战，二是鸿门之宴，三是垓下之围。项羽一生兴于钜鹿之战，败于垓下之围，鸿门之宴则是他成败的转折点。“钜鹿之战”写他如何叱诧风云，勇冠其军，摧毁秦军主力，成为天下瞩目的英雄。“鸿门之宴”写他坦率天真，有勇无谋，以不忍之心轻纵敌手，坐失良机，为自己种下后患和失败的种子。“垓下之围”写他慷慨别姬，勇敢突围，斩将杀敌，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这一系列事件充分表现了他勇敢直率和政治上的幼稚，也表现了他拔山盖世的英雄气概，反映了项羽一生成败的内、外在原因。《史记》描写人物，固然主要描写他们重大的社会活动，但有时也描写一些似乎离主要事件较远的琐事。有的描写看似闲笔，无关宏旨，但却在展示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上起着脉络作用。仍以《项羽本纪》为例，文中一开始就记述了项羽少时的两件事：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这两段对项羽少时的描写，并不是历史中需要记载的，也不是项羽故事的主要情节，但已初见了项羽多勇少谋、粗犷不驯的个性和奇异不凡的抱负。由此可见，《史记》于人物写大事，但也择取某些小事来丰满人物形象，有助于展示人物的思想发展，脉络清晰地突出人物的性格史。二、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尖端，性格自现《史记》写人物还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写人物的生平，既不是平铺直叙地做梗概介绍，也不是静止地介绍人物的言行，而是具体地写人物之间的关系、矛盾和冲突，构成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一节就很具有代表性。“鸿门宴”这一节，通过对宴前宴后的描写，反映了项、刘双方为争夺天下而展开的尖锐的矛盾斗争，不仅预示了刘胜项败的发展趋势，而且展现了鲜明的人物个性。范增嘱咐项庄假借用舞剑上寿的机会刺杀刘邦，达到了故事的高潮。项伯起而“翼蔽”刘邦，刘、项之间的斗争，因项羽内部的矛盾而得以暂缓。张良明察危情，急召卫士樊哙。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而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在这剑拔驽张的情况下，项羽却丝毫没有体会到斗争的尖锐性，反而称赞樊哙为“壮士”，并赐以酒食。当樊哙“义责”项羽时，项羽竟自觉理亏“未有以应”。我们似乎真的看到项王在刘邦、樊哙的一片巧言愚弄之下，竟自感惭愧和内疚的情态。在鸿门宴的斗争中，优势本来是在项羽一方，但由于项羽头脑简单，刚愎自用，内部矛盾重重，不听从谋士范增的建议，对项伯的告密、“翼避”对手不闻不问，以致一次次坐失良机，轻纵了刘邦，由主动化为被动。三、成功运用语言《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性，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许多地方力求口语化，简练生动，绘声绘色，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例如《吕不韦列传》中，吕不韦看见安国君的儿子子楚质子赵，处境很不如意，就想利用他“钓奇”。“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这句话充分表现出“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的大商人吕不韦的身份和心理。叙述语言方面，表现为善于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事件的典型意义，常常几笔就能写活一个人。有的叙述语言感情充沛，夹叙夹议，有强烈的感知力量。四、倾向性鲜明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所持的褒贬态度和所表现出来的爱憎情感。他对封建帝王并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既写他们的功绩和作为，又写他们的缺点，以暴露和批判他们黑暗的统治和残暴。他同情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这充分表现了他的写实态度，也正是他这种写实精神，塑造出来的历史人物才显得真实真切，栩栩如生。由以上诸多事例可以看出，司马迁撰写历史人物，凭着刚正不阿、公正严肃、敢于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极其鲜明深刻地表现出自己的爱憎倾向。正是因为将鲜明的倾向性和高超的写作技巧相结合，司马迁才写出了《史记》这样伟大的著作，人物塑造得生动、形象，感人至深。他对材料的精当取舍、安排，故事性手法的运用，以及细节的描绘、场面的烘托，为历代文学家推崇。参考文献：［1］李国祥.史记选择.巴蜀出版社.［2］张人和.中国古代文学讲析.高教出版社.［3］王向峰.文学的艺术技巧.春风文艺出版社.［4］朱东润.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京大学 北大世界史泰斗马克尧，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地区史、国别史（欧洲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从事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论、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研究论文、著作或成果:1.《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2.《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3.《英国封建社会研究》。 朱孝远:中古史尤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君主制及近代欧洲的兴起。可参考《近代欧洲的兴起》、《欧洲涅磐》、《伊丽莎白女王》及相关讲义。 彭小瑜:教会法、罗马史、拉丁语。现主编商务版《西学研究》。 何顺果:美国史、欧美近代史，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深刻理解。著作《人类文明的进程》、《美国边疆史》。 高 毅:法国史、欧美近现代、18-19世纪的欧洲。可参考《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近代欧洲的分与合》，近译《福柯的生死爱欲》。 王红生:亚非拉现代史、印度史。 董正华:现代化研究，主要是东亚方向。可参考商务版《现代化研究》。 人民大学 李世安，著名世界史教授，人大世界史的老教授。研究重心为世界近现代文明史、美国人权史、资本主义发展史、欧洲一体化史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等方向。《世界当代史》《世界现代史》找来看看 王皖强，现在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西方思想文化史。刚40岁，担任博士生导师好几年了！讲课风趣幽默，逻辑很强，很有学术前途 徐浩（戴逸的学生）长期从事西欧中世纪史、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史、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和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正是年轻有为，有自己的一套！对学生要求很严，上学期，要求一星期一篇论文，这学期没人敢选他的课！ 孟广林（马克尧的学生）主要从事西方封建政治史、文化史与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 陈海宏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山东省世界史专业委员会付主任兼秘书长。 主要从事世界史和美国史的教研工作，专攻美国军事史。现已发表专著2部、译著5部、主编或参编12部，各种文章60余篇。主要有：《美国军事史纲》，北京长征出版社1991年版；《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