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研究文学批评论文

生物医学动物实验研究论文

1实验设计

在开展生物医学研究时，研究者通过正确地运用统计学知识，可直接影响研究的质量。统计学设计的任务在于对研究的部署、实施，直到研究结果的解释进行系统的安排，力争做到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获得可靠的结论和信息。其目的在于确定某种处理是否会表现出某种特定的效应。在实验设计时应遵循惟一差异原则，即在进行两组比较时，两者之间仅有因处理因素不同而引起的差异，而其他实验条件相关的非处理因素都应保持等同。然而，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反应上表现出的差别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处理的结果。另有两种引起差别的可能性，即偏倚和偶然性。偏倚是指系统性差别，它不是因组间在处理上的不同所引起。生物医学实验中统计学设计和分析的目标就是消除潜在的偏倚，减少偶然性[2]。

实验的偏倚和控制

偏倚是在研究中从设计到实验实施和结果分析的各环节存在一些人为的、有系统倾向的非随机误差，它不是由于抽样造成的，而是某种偏性使得实验结果偏离它的真值。从所选择的生物医学问题到研究方案的制订与实施、实验的完成过程、实验的分析与解释，乃至实验结果的发表，均可能存在各式各样的偏倚[2]。这种偏倚常常表现为系统误差。偏倚的大小取决于研究的方法和具体的实验条件。常见的偏倚主要有选择性偏倚、观察性偏倚和混杂性偏倚。必须认识实验过程的偏倚，从实验设计起直到整个研究过程结束均要加以控制。正确的实验设计可控制选择性的偏倚，事前人为控制和采取相应的措施可避免和减少观察性的偏倚。对于混杂性偏倚，可将重要的混杂因素在设计阶段进行分层随机设计，使混杂因素在组间分布均衡；在统计分析阶段将混杂因素作为分层因素或采用有协变量分析方法，以消除混杂因素的影响。只有有效地控制或消除偏倚，方可减少结果的假阳性或假阴性。

减少偶然性的潜在影响

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可以减少，但不能完全排除。因为即使是在精心实施的研究中，接受同样处理的动物，其反应也不可能完全一样。适当的统计分析可使实验人员评估出现假阳性的概率，即根本不存在处理效应的情况下观察到差异的概率。这种概率越小，实验者发现真实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了更有把握地检测出真实效应，有必要减少偶然性的作用，并通过实验设计确保能在“噪声”之上识别真正的“信号”。

实验设计的要素

要消除生物医学实验中潜在的偏倚，减少偶然性，就应对实验对象、处理因素和实验效应这三个实验设计要素，按照对照、重复、随机化和均衡四项原则进行周到的设计与控制[3]。实验对象实验中处理因素所作用的对象称为实验对象。不同性质的实验研究需要选取不同种类的实验对象，一个完整的实验设计中所需实验对象的总数称为样本含量。生物医学试验中考虑动物实验对象时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①动物种属的选择：选择实验动物的种属与品系时，尤其需要注意其背景反应的水平。为了将反应“信号”水平最大化，常常意味着应避免选择那些背景反应水平极低的动物种属或品系，但如果采用过度反应的动物种属或品系也同样会出现问题。动物物种选择中的其他问题，无论是实际问题（寿命、体型、易得性、对动物学特征的了解情况）或是理论问题（生化、生理或解剖结构与人的相似性），都需要从专业的角度认真加以考虑和权衡。②动物的数量：虽然从统计设计角度考虑可得出某项实验所需的动物数（样本含量），但所得出的数值往往很大。因此，虽然样本含量估计是保证结论可靠性（精度和检验效能）的前提，但基于实验的可操作性及经济原则方面的考虑，应结合统计学的计算结果与以往的生物医学研究经验予以确定。③动物的体重与年龄：为确保实验对象的同质性，实验中所使用的动物体重与年龄应尽可能相近；动物体重的标准差不应超出平均值的10%；啮齿类等小动物年龄相差不应超出1周，大动物年龄相差不应超出1个月。④动物的分层：为了准确检测一种处理因素引起的差别，各处理组在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其他非处理因素方面应尽可能具有同质性。当存在动物亚系间的差别时，有两种方法可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一是在结果分析阶段将亚系作为一个“分层变量”处理，包括对两个亚系的结果进行单独分析，然后将结果综合，得出处理效应的总结论；二是将亚系作为实验设计的“区组因素”，这种情况下可使对照组与处理组中每个亚系动物数量相等。除以上所讨论的“亚系”之外，其他的非处理因素，如性别、窝别、体重段等也可作为分层变量进行局部控制，并据此进行分层随机化分组。处理因素设计实验研究时，要明确研究中的处理因素和影响实验效应的非处理因素。研究者希望通过对研究设计进行有计划的安排，从而能科学地考察其效应大小的因素称为处理因素或实验因素；研究者往往忽略对评价实验因素作用大小有一定干扰的重要的非处理因素或非实验因素（如动物的窝别、体重等）；其他未加控制的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统称为实验误差。实验结果是处理因素和非处理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实验效应，因此如何控制和排除非处理因素的干扰，正确显示处理的效应，是实验设计的基本任务。实验效应实验效应是处理因素作用于受试对象的反应和结果，是反映实验因素作用强弱的标志，它通过观察指标（统计学常将指标称为变量）来体现。如果指标选择不当，未能准确反映处理因素的作用，获得的研究结果就缺乏科学性，因此选择好观察指标是关系整个研究成败的重要环节。指标的观察应避免带有偏性或偏倚，要结合专业知识，尽可能多地选用客观性强的指标，在仪器和试剂允许的条件下，应尽可能多选用特异性强、灵敏度高、准确可靠的客观指标。对一些半客观（如尿液pH试纸读数值）或主观指标（行为测量、病理观察），一定要事先规定读取数值的严格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分析实验结果，从而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

实验设计的原则

为了防止结果的偏倚，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最大化的表达，在进行生物医学实验设计时必须遵循统计学设计的对照、重复、随机化和均衡四个基本原则。生物医学实验中对照组的设置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对等原则，即惟一差别原则，除处理因素外，对照组具备与实验组对等的非处理因素。在相互比较的各组间，除了给予的处理因素不同外，其他方面应与实验组具有一致性，如相同的实验单位来源（动物种属、体重等）和相同的实验条件、操作方式和喂养环境等。②同步原则，对照组与实验组设立之后，在整个研究进程中始终处于同一空间和同一时间。③专设原则，任何一个对照组都是为相应的实验组专门设立的。不得借用文献上的记载或以往结果或其他研究资料作为本研究之对照。

生物医学中常用的实验设计类型

如果需要在同一实验中同时评价几种不同的效应，实验者应该安排能区别各自效应差别的实验设计方法。生物医学中常用的实验设计有以下几项。完全随机设计完全随机设计是生物医学动物实验中最为常用的一种实验设计方法，它是一种单因素有k个水平（k≥2）组的实验设计。即实验设计可设置一个对照或多个剂量组的实验方案。本设计保证每个实验动物都有相同机会接受任何一种处理，而不受实验人员主观倾向的影响。本设计应用了重复和随机化两个原则，因此能使实验结果受非处理因素的影响基本一致，真实反映出实验的处理效应。随机区组设计随机化完全区组设计，简称随机区组设计，又称配伍组设计，是配对设计的扩展，它将几个条件相同的受试者划分在同一个区组或配伍组，然后再按随机的原则，将同一配伍组的受试者随机分配到各实验组。该设计方法的优点是每个区组内的k个实验单位有较好的同质性，比完全随机设计更容易察觉处理间的差别。这种方法须特别注意的是要求区组内实验单位数与处理数相同，实验结果中若有缺失值，统计分析将损失部分信息。拉丁方设计拉丁方设计从横行和直列两个方向进行双重局部控制，使得横行和直列两向皆成区组，是比随机区组设计多一个区组因素的设计。在拉丁方设计中，每一行或每一列都成为一个完全区组，而每一处理在每一行或每一列都只出现一次，也就是说，在拉丁方设计中，实验处理数=横行区组数=直列区组数=实验处理的重复数。析因设计析因实验设计又称全因子实验设计，属于多因素、多水平单效应的设计。它不仅可以检验每一因素各水平之间的效应差异，而且可以检验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交互作用是指一个因素不同水平间的效应差受另一因素的影响，包括协同交互作用和拮抗交互作用。析因实验主要用于分析交互作用，当因素及水平数过多时，所需的实验对象数、处理组数和实验次数大幅度增加，故一般采用较简单的析因实验。含有较多因素和水平的实验一般采用正交实验设计[5]。

2生物医学动物实验的描述统计学

生物医学实验资料的类型

生物医学实验对实验对象（动物）进行干预后测定的观测指标通常有以下类型：①连续性数据：测定结果表现为有数字大小和单位的数据，统计上称定量资料，如生理、生化指标，体重值，器官重量等。②分类数据：测定结果表现为按某属性划分的定性类别，统计上称为定性资料，具体又可以分为二值资料、多值名义资料和多值有序资料。如某反应为出现或不出现，死亡或未死亡，有畸形或无畸形；病理损害的严重程度（无、轻度、中度、重度）等。

统计描述指标

描述性统计学（或归纳统计学）是对样本观察/测量数据频率分布的定量研究，描述性统计的目的在于：①对测量值或观察值进行归纳浓缩，用统计量、统计图或统计表的形式表现；②估计总体分布的参数。资料的整理与探索对于某一测量指标，一般应从文献资料中了解其分布类型。如果没有判断概率分布的理论基础，应重复以大样本测定，绘制样本的频数分布图（理论上样本量要大于100），并经统计学检验拟合其分布。数据的描述统计量①连续性数据的频数分布：通过对样本资料编制频数分布表或做茎叶图，以确定资料分布的类型、频数分布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估计总体参数，也便于发现离群值。②中心位置的描述统计量：描述数据分布的集中趋势，常用指标为算术均数、中位数、众数、几何均数等。③离散程度的描述统计量：描述数据分布的离散趋势，常用指标为标准差和方差、极差和四分位数间距、变异系数和离散系数等。④统计学图表：统计图包括连续性数据分布的直方图、茎叶图，表示数据中心位置和离散程度的点杆图（做图时表示均数和标准差）和盒须图（做图时表示中位数、极差、四分位数间距），描述构成比数据资料的百分条图、饼图，描述经时变化趋势的线图，以及预测和检验分布类型的概率-概率图（P-P图）等[6]。统计表具有简单、明了、易于理解、便于比较的优点。编制统计表时原则上应当重点突出、层次分明、避免层次过多或结构混乱。一般的统计表应为三线表，表中只有横线，无竖线和斜线。统计表的标目应层次清楚，不宜过于复杂。

3生物医学动物实验的假设检验

生物医学动物实验中最常见的情况是给予不同受试物后进行组间比较，通过统计学中的假设检验，说明受试物的作用。假设检验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检验方法的选用依据

资料的类型和变量的数目不同类型的资料（定量、定性）的组间比较应采用不同的统计检验方法。单变量、多变量的`统计检验方法也各不相同。实验设计类型应该根据实验设计的具体类型选择对应的统计检验方法，以便得到处理组效应的真实结论。检验方法的前提条件选用假设检验方法前，应了解所分析的数据资料是否满足相应检验方法的前提条件，如t检验和方差分析等参数检验方法要求数据满足正态性和方差齐性，2检验要求样本含量大于40且理论频数大于5。

正态性检验及拟合优度检验

统计学假设检验须判定样本的频数分布是否符合某一理论分布，如符合要求就可按此理论分布来进行统计学处理。对正态分布可采用正态性检验，其他分布可用拟合优度检验。通常可通过查阅文献，了解实验参数符合何种理论分布。

方差齐性检验

连续性数据未达到参数法统计分析前提的第二种原因即为方差不齐。一般而言，数值愈大，其固有的变异性也愈大。例如，若某组动物的平均反应值为100，其数值范围可能为80~120；而另一组动物的平均反应值为300，其数值范围可能会扩大至240~360。解决方差不齐的措施是进行数据转换。若数据的标准差与平均值成正比，在统计分析前宜将数据转换为对数值之后再进行分析，据此，不仅数据的变异度与平均值大小无关，同时还可确保其更符合正态分布。若数据变异度增加幅度与平均值的关系不太明显，采用平方根转换则更易使数据的变异度与平均值大小无关。某些数据经对数或平方根转换后可能仍存在方差不齐，此时宜采用非参数检验。

单侧检验与双侧检验

检验假设选择单侧检验或双侧检验，应事先根据专业知识做出选择。一般而言，若研究目的仅须了解是否存在组间差异、实验者无法预测组间变化的方向以及实验者希望获得正负两方面的结果时，应采用双侧检验。若事先可预测组间差异的变化方向，实验者仅对某一方面的重要性感兴趣，实验者仅希望了解与对照组差异或正或负一个方向，则应采用单侧检验。此外，剂量设计预试验中应采用双侧检验，正式试验在了解相关信息后可采用单侧检验。

多重比较及多重性问题

生物医学实验经常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做多个变量的比较。即使不存在真正的实验效应，也有可能纯粹由于偶然性而有一个或多个变量在5%检验水平出现显著性差别。除了上述均数多重比较导致Ⅰ类错误概率增加的多重性问题之外，其他的多重性问题还包括多次的中期分析、关注多个结局、亚组间的多重比较。处理多重性问题的原则包括：①预先计划进行多重比较；②限制比较的次数；③多重比较时采用更严格的界值标准；④多重比较具有生物学方面的依据。

观察值或实验对象的独立性

许多统计检验方法要求比较的观察值或实验对象相互独立，如二项分布的率检验、t检验和方差分析等。但是，有的生物医学实验中观察单位并不独立。例如，生殖和发育研究中就存在窝效应：由于遗传因素、宫内的发育环境和药物的代谢环境相似，与异窝胎仔相比，同窝胎仔之间对毒性效应的反应概率趋于系统，即同窝内数据为聚集性数据，这就是一种常见的非独立数据。在统计学分析时，忽略数据的窝内相关性具有潜在的风险；因同窝母鼠所产k个胎仔的观察值存在共性，其所提供的信息不及k个独立的来自不同母鼠所产胎仔所提供的信息；窝内相关性愈大，其信息量愈少。聚集性数据的均数标准误小于独立的数据，因此，若基于观察值独立的统计分析方法，就会增加犯Ⅰ类错误的概率，即假阳性的风险增加，降低实验的有效性。

历史对照数据的应用

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发生率较低的情况下，单项研究可能提示处理可影响肿瘤发生率，但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可能想到的分析办法之一是将处理组的数据与来自其他研究的对照组动物相比较。虽然历史对照数据具有重要意义，但值得强调的是，众多原因可导致不同研究之间的变异度大于研究之内的变异度。动物来源、饲料及饲养条件，研究期限，研究中的动物死亡率、读片的病理学家等均可能影响最终的肿瘤发生率。故此，忽视这些差异，将处理组的肿瘤发生率与合并的对照组发生率相比较，可能得出严重错误的结果，并进而明显夸大统计显著性水平。Tarone[4]曾对历史对照组的比率数据分析进行过综述。

假设检验的局限性

首先，假设检验中的P值并未提供有关处理诱发效应大小的直接信息。某一受试物可诱发一定量的、反应的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则取决于研究的规模和数据的变异性。在规模较小的研究中，有可能错失较大、重要的效应，尤其是在检测终点测量精度不高的情况下。相反，在规模较大的研究中，较小、非重要的效应则具有统计显著性。例如，D药与C药相比，降血压效应相差近30mmHg，但因为例数仅10例，假设检验未发现显著性差异（P=）；相反，B药与A药相比，降血压效应仅相差，但因为例数达500例，假设检验却发现存在显著性差异（P<）。由此可见，统计学显著性与效应大小无直接相关性。因此，愈来愈多的统计学家主张以处理组与对照组差异值的95%置信区间表述处理的效应。据此，若处理反应的增加值为10个单位（95%置信区间3~17单位），则该区间包含真实差异的几率为95%。若置信区间的下限大于零，则双侧检验的P值小于。其次，假设检验无法消除实验设计或实施不当所带来的影响。虽然前述的分层分析等有助于发现真实的差异，但若实验设计存在偏倚，或实验实施过程中存在偏差或失误，假设检验方法一般也于事无补。因此，在生物医学实验过程中应注重对实验设计或实施过程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措施，强化GLP规范意识。其三，对统计学分析本身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也是确保研究质量的重要环节。所用统计分析软件包应经过充分的认证，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可靠性。数据的录入、核对和分析结果的报告与归档，均应制订并严格执行相关的标准操作规程。综上所述，在动物实验研究的多个环节，统计学中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统计学不仅可以保证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极大地提高研究效率，节约研究成本。在这里还必须强调，除了实验后期的数据分析以外，在实验方案的制定阶段也需要统计学人员的早期介入，这样有助于避免实验设计出现大的偏差和漏洞，有利于研究目标的顺利实现。

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文化：理论与 浅谈《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价值

动物是文学艺术中经常出现的一类形象，动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所承担的叙事作用也越来越丰富。在广阔的农村，人与动物依然保持着一种看似和谐的共存状态，这些动物形象不单单只是为了展示农村的风土人情和生态风光，有的还被赋予了说话的能力，动物视角建立了一种新的叙事维度，人与动物的关系随之有了更深刻的解读。

贾平凹小说中的生态观念主要来自于佛家的“万物皆灵”理念，因此他常用因果报应和轮回来展现人与动物相生相依的关系。而在现代生态观念兴起的今天，传统生态伦理被指责是非科学的，贾平凹作品中所体现的“生命意识”也备受诟病。本文将试从贾平凹小说中的典型动物形象入手，填补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观之间的鸿沟，找出其中的联系，探讨动物叙事小说中的生态道德。

一、 贾平凹小说中常见的动物形象

贾平凹的小说多以农村作为背景，因而常有飞禽走兽游走其间。他笔下的生态世界，多是展现人与动物的日常生活场景，这时候动物形象的叙事作用是单一的，它们在小说中主要有四种身份：一是作为人类生存的工具、食物；二是作为反面形象，多以狡猾的猎物和残酷的猛兽出现；三是经过驯化后的人类伙伴；四是作为意象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这些身份在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等早期小说中有着集中的体现。小说《商州》中每一章的第一节都是对商州风土人情的介绍，其中就不乏对动物的描写和对人与动物相处状态的描绘，真实地展现了商州人与动物之间的生存关系。

在《商州》中，贾平凹用一节的笔墨描写了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三年武关镇上“听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营生”——有养蛇配药的，有养娃娃鱼的，有养貂的，有养蜂的，养蝎子的。贾平凹对这些可怕的“营生”分别做了介绍，详细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动物的形态、养殖方法和功效等。这里的动物形象无需深究，它们只是作为人类生存的工具和食物而存在。

除了那些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动物之外，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也有和人类一样，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生物，它们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常常以反面形象出现，例如“狼”。狼常年与人处在对立的关系中，《怀念狼》中展示的也是猎人与狼之间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古炉》中贾平凹也多次描写过狼过村时，给村民带来的恐慌；在小说《商州》中，作者同样向读者展示了人与狼的对立——“狼在山上没有了吃的，就到人家里来拉孩子，常常是在夏夜，人们铺一张芦席在院里，或者在门前的场地上睡，狼就从人怀里把噙着奶头的孩子叼走。”

与狼相对应的是人类忠实的伙伴——狗，在贾平凹的生态世界里，被人驯化的狗总是善良、忠诚的代名词。他的小说中不乏忠狗救主的感人事迹——“有一人出外打猎，到了一个山洼，要做饭来吃，四处却找不到水，好不容易在一个石崖下发现了一潭细水，那人就去舀，但狗却在咬他，咬得真心烦，他就一脚将狗踢开。但是当他舀了水在烧时，狗又来用爪捣了锅灶，他以为这狗是疯了。狗是经常会疯的，疯了的狗是不能留它了，就拿起棍棒狠命去打，打得口鼻出血，嗷嗷直叫。打毕了，狗瘫在地上不能起来，他又去那潭里汲水，那狗却又爬起来，竞在潭中又拉又尿，主人就越发大怒，端起枪将它打死了。他因为潭中水已经不能吃，就扯着树枝要到崖畔的水源头去舀，猛然之间，发现就在那源头的草窝里，盘卧了一条剧毒大蛇，正将口涎滴在水里。他吓得从崖畔掉下来，抱住被自己打死的狗失声痛哭，结果就背狗尸回来，做了棺木，拱了坟墓埋了，自己也逢人就说，说罢就流泪，以忏悔自己的罪过。”许多人物甚至是与狗相依为命。

在动物叙事中，狗和狼的使用频率很高。从古至今它们与人都有长期密切的交往，因而它们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已经符号化了。狼威胁着人的生活，它们不仅会抢夺牲畜也威胁人类自身，人一直以来都与狼进行着生存的拉锯战。而狗作为人最好的伙伴，不仅是工作帮手，也是生活伴侣，由于长期与人生活，也具备了灵通人性的特质。“狼与狗之间的故事注定要成为动物叙事伦理范畴一个重要的话题，狼作为野生猛兽和原始大自然的象征，狗作为人类意志的隐喻，它们之间的搏杀和争斗是一种传统文化中的客观存在。”

前面三种动物身份往往不直接承担叙事作用，它们多为写实，真实反映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渐渐地，在文学作品中，动物形象越来越不单纯地只作为客观事实存在，它们开始在作品中发挥直接的叙事功能。在贾平凹的早期作品中，这种叙事是单一的，他惯用农村常见的动物来烘托气氛。例如为了展现农村夜晚的静谧，用动物的鸣叫声来衬托——“蛐蛐声愈叫愈大了，夜里这么安静，他心也这么安静”；“屋子里渐渐没有了声息，院里的鸡在叫头遍。”为了展现男女间暧昧的情愫，贾平凹用“叫春的猫”来渲染气氛——“一只猫在远处大声地叫春。一颗流星灿灿地划过天空，然后无声地消失了。两个人靠在树上，紧紧地拥抱着，树枝在哗哗地抖动。”

正如上述例子所说，贾平凹这时并没有赋予动物形象特别的叙事身份，在这一阶段，贾平凹小说中的动物叙事多是无意识而为之，但也能看出他在动物叙事中所作出的新的探索。例如在小说《商州》中他曾试着刻画过狗的内心世界——“狗是不肯一个留在家里看守门户的，不远不近地厮跟着……但每一次讨好的接近，却常引起女人们的惊恐，和孩子们的乱石击打；它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站在不远的地方，将一只脚搭在墙上，亮出那 *** 肮脏的玩意儿来撒尿。”我们完全可将其看作是一种摸索和尝试，虽然这种尝试在贾平凹的前期作品中并不多见，但也为后来其小说中成熟的动物叙事打下了基础。

二、贾平凹作品中的“人化”动物形象

在贾平凹前期的小说中，多是以人的视角来审视动物世界，而在后来的作品中，特别是在《怀念狼》《废都》《古炉》等作品中，开始以动物的视角进行叙事。“动物叙事巧妙地借助于‘动物’的外衣，以动物特有的口吻、状态与表达方式来进行文本的叙事勾连，这样潜隐在动物背后的叙事作者往往可以畅所欲言，并可以最大层面延伸和拓展所要表达的意旨空间。”贾平凹转换叙事视角，开始关注到动物本身的情感，也开始以动物的价值标准来对人类文明进行批判。“既然一般小说都是取‘人看人’或‘人看动物’这样的视角，写动物小说就应该更多地写‘动物看人’，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躲在动物身份背后的作者可以利用动物自身的特点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这种叙事着实是为创作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而且是一片相当自由的土壤，有谁会去深究一只动物的话语呢？让动物开口说话，本身就带有了一种漫画式的寓言色彩。

贾平凹的小说《废都》就存在着这种富含寓言色彩的叙事。小说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叙事线索——“牛”。这头牛“有了人的思维，以哲学家的目光来看这个城市”，这头牛不会人类的语言，反刍便成了它的思考。可是为什么选择“牛”这种动物呢？作者在小说中作出解释，“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动物中除牛之外都是狰狞，无言的只有上帝和牛，牛正是受人的奴役，牛才区别于别的野兽而随人进入了文明的社会。好得很，社会的文明毕竟会要使人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走向毁灭，那么，取代人而将要主宰这个社会的是谁呢？是牛，只能是牛！”这个解释，也可以理解成是在影射小说的主旨，作者戴上了牛头面具，冷眼看着小说中的人一步步机关算尽走向毁灭，用一串一串的牛鼻响嘲笑人类的愚蠢和自欺欺人。这不禁让人想起原始的祭祀活动，让人联想到带着羊头以显示神秘与权威的巫师。李泽厚先生就曾说：“‘美’这个字本来的含义是冠戴羊形或羊头装的大人……‘美’字就是这种动物扮演或图腾巫术在文字上的表现。”而贾平凹在他的叙事世界里就担任了这样一个隐藏在动物面具后的权威形象。在《废都》中“牛”的叙述是大篇幅的，是哲学性的，也是凌乱的，不难看出作者在架构故事时，故意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可以吐露心声的泄洪口。“牛”评论着人性，讨论着城市化、现代化给人带来的精神荒漠，它的话语是激进的，不合逻辑的，而这对于一头牛来说恰好又是合理的。全文共写“牛”四次，共计约六千字，从这头牛自乡下来到城市，而后又在城市死去的过程，也正照应了小说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动物叙事也丰富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在不同视角的切换中，让整个小说的维度显得更加宽阔，也让读者更能接近作者的创作初衷。

而在小说《古炉》中，贾平凹更是泛化了这种叙事方式，他甚至赋予了作品中每个动物开口说话的权利，而这一切的实现，是通过一个通晓动物语言的小男孩“狗尿台”。《古炉》展现了淳朴落后的古炉村在“文革”中遭受的巨变，这一场巨变牵连着古炉村的每一个人，在这样一部史诗般的小说中，几乎容纳了村里每一个人的命运，因而需要多重角度的叙事来加重故事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小说是以男孩“狗尿台”的视角展开的，可是单凭这个男孩，力量实在太过单薄，因而作者让他拥有了超凡的能力，让鸟兽开口帮他说话。那些他听不到的，看不到的，由飞禽走兽来告诉他。甚至那些本来与自己没有关联的事情，鸟兽也会引他去发现。不难看出，在贾平凹后期的小说中，动物开始作为非常重要的叙事工具出现。看起来作者是在把“动物”当成“动物本身”去描写，并没有像儿童文学中的动物叙事一样将动物当成人的镜像，但是在动物叙事中又有着人影的投射。

尽管“人化”的动物形象更加生动，更富含趣味，但是这种处理方式的“正确性”也是值得讨论的。鲁迅先生就曾发表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不应该把人类的道德、人类的价值观强加在动物身上。这种做法是有违客观理性的。他举过在科学类文章中为了使讲述显得生动有趣而将动物“人化”的例子——“动物界中，要残食自己亲丈夫的很多，但最有名的，就算前面所说的蜘蛛和现今要说的螳螂了。”鲁迅认为动物的本能“经用‘人话’写成了明谋害命的凶犯，一个谋死亲夫的毒妇了，实则都是冤枉的”。我认为，鲁迅先生的这一观点很有启发意义，能提醒作者尊重事实，关注动物的内心世界。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不能一概而论，小说本来就是一个架构故事的独立空间，作者有权利利用各种手段让小说显得更丰满更真实，作者也有权利根据情节需要设置场景设定人物，当然也就可以选择适合于推动故事发展的叙事方式，那么是否让动物开口说话，究竟说什么话，就全由作者来决定了。小说中的所有场景、人物都是为了传达作者的写作意图，都是构建文本世界的工具，因而只要动物形象成功地完成了它的叙述使命，那么就是合格的，就是值得称道的。

三、小说中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观的殊途同归

贾平凹小说中丰富的动物形象，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构成了一个生态世界。在这个生态世界里，一方面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真实的生态关系，另一方面作者也用自己的生态观念，为这个世界制定了规则。“当代动物叙事不遗余力地在探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内在错综复杂的情感逻辑关系，自然也最易引起人们关注的目光，并更加易于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激发公众与社会普泛意识的情感共鸣。”而贾平凹的生态观念，似乎并不为动物叙事研究者所推崇。有学者认为是从短篇小说《鸽子》开始，贾平凹开始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意识，动物才作为生命主题进入了他的伦理视域。但是，“在贾平凹那里‘生命意识’更多的是中国传统佛家思想中的轮回、因果报应观念的再版，而不是现代科学基础上注重动物的感觉、内在价值或生理特征的‘生命观念’。这种神秘主义的视角使他远离了‘去魅’为特征的现代伦理关照下的生命意识。”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小说中的佛观念和各种魔幻色彩，《土门》《怀念狼》等具有警示作用的生态文本才会黯然失色。

诚然，贾平凹小说中多受到传统佛家、道家思想的影响，也确实存在着许多神秘主义的描写。在《古炉》中作者就写过关于人与动物间因果报应的故事：一个病人靠喝黄鼠狼血来治病，背上反而生了黄鼠狼头这么大的脓疮，最后不治而亡。小说中也有一些迷信的风俗和说法，例如早上起来看见蜘蛛说明当天将有大事发生，猫头鹰代表着死亡，狼过村代表要涨水等。《古炉》中老人将吃剩的牛头埋葬也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原始崇拜。尽管小说中的一些动物叙事是非科学的，但确实真实反映了农村的生活，因此从这一点上再来理解的话那些“迷信”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传统生态伦理难道真的与现代生态观念完全格格不入吗？其实贾平凹小说中所体现的传统生态伦理与他自身的生命体验不无关系。“我甚至产生过我为什么生着为人呢，若是别的，譬如一块石头，一棵树多好。这种意识曾一度很强烈，我看石头和树都好像是人变的，将凡是有过生命的万物视为一致，就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他的小说也充分反应着这种“万物皆灵”的生命意识。小说《商州》中的人物“秃子”就曾经有过“庄周梦蝶”的体验和感受；《古炉》中与动物为伍的男孩“狗尿台”更是够切身体会各种动物、植物甚至是一块丑石的内心情感。

“万物皆灵”的生命意识，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以动物为神灵，人类为它们祭祀，将它们刻画成图腾，而图腾的出现就意味着这一族的人将图腾中的动物视为祖先。“人与动物的亲属关系实质就是一种最简单朴素的原始艺术萌芽的元素之一。”而现代科学证明人与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并非无稽之谈，自达尔文进化论产生，“原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处于自然等级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上。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生命的社会。人在这个社会中并没有被赋予突出的地位。他是这个社会的一个部分，但他在任何方面都具有同样的宗教尊严。人与动物、植物都处于同一层次上。”从这个层面讲传统的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观念并不相悖。现代生态观念要求人们用科学的角度来探索动物的内心世界，了解动物的真实感受，要求人类不再以“人”的视角揣测动物，而要站在动物的立场上。但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利用科学去客观地了解动物，也始终无法脱离人的主观意识。

无法否认的是，赋予动物道德身份是源于人类自身道德感的提高和健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没有像现代生态理论中所提到的将“动物”当成了“动物”看待，反而是将“动物”当成了“人”，当成了与我们平等的生命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无法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因，正是我们脱离不了“人类”这一身份。可是，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关注到那些同为自然界成员的动物伙伴们，才会以我们自身的内心感受去体悟动物们的情感，才会给予它们尊重。而这种主观行为不仅不应该被批评，反而是值得提倡的。

传统生态伦理和现代生态理论，两者虽然实践方式不同，但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在寻求生态和谐。人与动物、与自然如何和平自由地生活在一起，两种观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计算着这一难题。贾平凹在小说中就曾勾画过一幅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图景——“他不能忘记在山上，不小心触犯了一窝黄蜂，掉头就跑，但黄蜂成群而来，他大叫着从崖头滚下去，昏迷了。当他醒来，却发现一只满身花纹的母鹿，正在用舌头舔他的额角，他就在这种痒痒的、凉凉的舔动下苏醒的。他伸出手去，那鹿却后退了，定定地看着他，然后一声高叫就在林子里消失了。也有一次，他突然被铺天盖地的山雨围困在一个凹崖下，他清清楚楚看见在河沟的一块石嘴上，那么一点面积，却是众多的野物的避难之所，有狼，也有山羊，有青蛙，也有毒蛇；恶善存于一处，竟在四面洪水中的‘孤岛’上保持得那么平和和安静，他简直大惊不已！他是亲眼看到过一只鹰在草丛里抓走了一条毒蛇，盘旋了一阵，径直地像石子一样坠落下来死亡了，他走近去，才验证了蛇是被鹰抓伤的，鹰却被蛇毒中，而鹰蛇全部落在石岩上被跌撞丧生。”但是这一幅和谐的图景展示的并不是人与动物相处的常态，因为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动物与人的关系更多的是“我饲养它们以岁月，它饲养我以骨肉”。

这又将我们引向了动物叙事的另一种讨论，我们在追求人与动物生命的平等时，在为动物争取道德权利时，又将人类自己推向一个死角。因为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平等的，也不会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由大自然赋予的，这种不平等是为了保持着整个生态圈的平衡。“自然生态的平衡演进决定了所有生物必须不断地贡献出个体生命，食肉动物对食草动物的捕杀是必然的合理的，杂食的人类餐饮其他动物也是必然的合理的，关键在于要一个度，有度的就是生态的。”因此我们在看待人与动物的关系时，不能盲目地上升到“生态道德”的层面，我们在尊重动物、保护的同时，同样也要认识、尊重人类自身的本性。同样，对动物叙事小说，也不应过于苛求，文学有自己特殊的语境，不能生硬地用道德的条条框框来束缚它的发展。我非常认可曾道荣的观点：“我们对自然世界的伦理价值判断当然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的场域而展开，否则，我们的文学批评就可能陷入一种自己预设的审美虚拟陷阱的危险。因此，文本中对于动物世界‘泛道德’现象我们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必须将其严格限定在作家对生态审美的一种特殊语言环境中进行理性的认知。”动物叙事研究很容易陷入这样的误区，仅用单一的生态标准来衡量动物叙事作品的好坏，这既不专业也不合理。动物叙事除了展现生态世界之外，还承担着“叙事”的作用，这就决定了研究者不仅仅要从生态学上科学地分析文本，更要从文学、文化的层面来解读，这样才能给作品以公正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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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二同学 我叫你自己去找资料去写 你怎么跑的百度上来叫别人给你写 你是不是想让我挂你 那样可不好哟 自己写就算你写的不好 我也会考虑让你过的 但是你这样不劳尔获 我就看不下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