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散文论文研究现状

较之古代文学的源远流长，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的历史时域实在屈指可数。但伴随其逐步的历史化，对之进行研究的学者方家却堪称拥挤。正是因为它同研究者、同当下文学之间距离的并不长久，很多的研究对象在探讨的过程中总能迸出激烈的思想火花，彰显着这个特定文学范畴不一样的魅力。不过，相关论文与论著的频出并不意味着研究足够的广度与深度，在这段狭窄的历史区间当中，纵横驰骋的文学现象总是如幽灵一般诱引着研究者积年累月、前赴后继的“执迷不悟”。许多有趣或是吊诡的问题不时地搅动着研究者跃跃欲试的探秘之心。1980年的中国，告别旧时代的逆流，改革开放的春风骚动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仁人志士。本着“对于出现在我们国土之内、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报告文学活动，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尽可能完整的介绍”的“艰巨职责”，19卷本《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广大文艺界与新闻界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在这套丛书的第3辑第六分册，完整收录了冰心建国之后创作的《印度之行》、《日本归来》、《湛江十日》、《咱们的五个孩子》等四篇“引人瞩目”的报告文学作品。单单从这点上来看，冰心与中国报告文学之间还是有着必要的关联，这也是促发我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更深入研究的肇始。 时至今日，查阅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研究资料，在对五四一代作家的研究当中，冰心研究的受关注度较之于鲁迅、沈雁冰、郭沫若等仍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像在文体范畴的研究当中，现代报告文学研究的理论深度远远不及现代小说、诗歌，甚至是其脱胎的母体散文。这样的双重冷落必然直接影响到了对冰心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李炳银写于1999年9月的《冰心与报告文学创作》采用线性考察的方式对冰心与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从真实性、社会性的角度确证了冰心这类作品的报告文学属性。在他看来“冰心和报告文学的联系，更多的是她同社会生活的联系”。在这篇论文的第三部分，文章全文收录了冰心于1987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我请求》一文，这是她对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的声援文章，而并非自己的报告文学作品。从这个部分在文章中所占的比例来看，似乎作家冰心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实在捉襟见肘，甚至无法支撑起一个篇幅短小的研究文章？是否真实的境况也是这样的呢？抑或又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料搜集实为匮乏的一个例证呢？ 事实上，在谈到包括冰心在内的许多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时，很多研究者都提到了一个缠绕中国报告文学研究已久的问题——散文与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报告文学的文体认定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报告文学的研究都被狭窄化，将其视为现代散文的一个部类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研究惯性。富于特殊性的理论建构方面的缺乏让中国报告文学的研究甚至一度难以为继，这和短暂时域中丰硕的创作成果相比显然是极不相称的。自然，在当下的语境中，相比于《超人》、《冬儿姑娘》等更具文学性的小说文本和《繁星》、《春水》等这类产生过极大轰动的诗歌作品，冰心的报告文学显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至于二者之间的互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状，只有回到历史的缝隙中，真实才会浮出历史地表。任何简单的忽略或是含糊的一笔带过都将是对作家、对历史的不尊重。事实上，冰心与报告文学何时结缘，她的相关创作又在哪些方面彰显了报告文学的叙事特征，我们又该怎样去认定她在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话题。一 在我看来，今天讨论的报告文学作品，指的应该是以现实中具体的人物、事件、问题等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以纪实性的叙述为主要的表现手段，展示一段真实的历史场域并体现出作家明确的思想主题与情感态度的文学作品。这其中的四个关键词是时代性、纪实性、叙述性和文学作品。作家在叙述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报告的及时性与文学的沉淀性之间的平衡，同时应当权衡好“报告”与“文学”之间的距离，只有做到这一些，才能够真正践行报告文学的文体品格。 基于这样的文体特征的认定，我们可以将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发生往前溯源到晚清以降的近代阶段，“随着社会生活变迁的加剧和报刊的诞生与发展，我国古已有之的纪实散文、传记文学和游记中的一部分，逐渐演变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包括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戊戌政变记》、《欧游心影录》、黄远生的《记者眼中之孙中山》、《外交部之厨子》等是萌生期报告文学的典型范本。而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依然选择了报告文学作为载体。除了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等纪游体的报告文学之外，对时事及时有效的报道也是当时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潮七日记》、《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动》等便是直接反映五四爱国运动的振聋发聩之作。这其中，还有一篇冰心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同样值得关注。 “作品虽名为‘感想’，实际上记事成分很重。”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在五四运动失败之后，伺机打击报复学生运动，在终于抓到口实逮捕了一名学生运动的首领之后，由北京审判厅于21日进行公审宣判。冰心有机会旁听了这次庭审，并用文字予以了如实的生动记录，并且在庭审之后的第四天便见诸报端。作品围绕法官与被收买学生之间串演“双簧戏”的表演情形展开，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在叙述的时代性与纪实性上，冰心的这篇文章很好地做到了报告文学的文体要求。同时，在叙述与描写的同时，冰心还及时地站出来发表主观的议论，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事件的感想。“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采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我也很为感动。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踧踖不安’的样子，以及退庭的时候，他们勉强做作的笑容。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唉！可怜的青年！良心被私欲支配的青年！”叙议结构本来就是中国报告文学叙事结构类型在对小说线型叙述模仿基础上的一种突破。客观叙述基础上的主观议论确证了《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的报告文学属性。赵遐秋在其《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当中更是将冰心的这一篇文章连同《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一起视为中国报告文学发生的标志，“作为我国最早的短篇报告文学作品，报告了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在中国的诞生”，其之于中国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意义自然不容小觑。 1994年12月，由冰心故乡的海峡文艺出版社编辑的《冰心全集》出版问世。“本全集收入作者1919年至1994年的各类作品（含译文和部分书信、题词），按写作、翻译、发表的时间先后编排。”整个全集收入的第一篇文字便是冰心发表于1919年8月25日《晨报》第八版上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冰心同报告文学的结缘事实上是要早于她颇受赞誉的问题小说、小诗以及随后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虽然此时包括她在内的所有报告文学作家都尚未具备明确的文体意识，而且冰心的整篇文章在创作的结构、语言、立场等方面也显得稚嫩、温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将其置于整个中国报告文学话语场域之外。二 以《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这篇报告文学作品作为自己文学生涯的开端之后，冰心的创作重心迅速转向了问题小说，《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相继问世，《超人》的出现更是将其虚构艺术的叙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既是创作个体对于时代潮流的一种迎合，更体现出了发生期报告文学的鲜人问津。时代性的文学趋向对于单个作家的吸附与引导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但这并不意味着冰心完全忘却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存在，至少在她的创作中，我们依然可以零星发现其创作的实绩。1921年发表于《燕大青年会赈灾专刊》的《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1935年由平绥铁路管理局出版的《平绥沿线旅行纪》体现着冰心对报告文学创作断断续续的兴趣。 1920年，北方五省遭受严重的旱灾，爱国爱民的广大学生纷纷投入到了赈灾济民的工作当中，冰心同样积极地参与到了募捐等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并写作了《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将事件的全貌予以真实地还原。这篇报告文学作品以时间线型的方式进行结构，限制聚焦与零聚焦相结合，张弛有度地将募捐活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客观的叙述。“走在东长安街，风推着我们走，对面说话都听不见，抱罐的手也僵了。‘风呵，再大一点，我要请你试一试青年的精神；风呵，再大一点，我们要藉着你，预备和万恶的社会奋斗！’”在《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当中存在的温和语调在这里被这种宣泄式的昂扬激情所替代，面对着外在环境的苦涩与艰难，冰心借自己的口喊出了当时所有募捐青年学生共同的心声，也彰显了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抗争精神。 在冰心所有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篇幅最长的莫过于《平绥沿线旅行纪》。1934年7月，冰心和吴文藻夫妇应平绥铁路局长沈昌先生之约，同时代邀了文国鼐、雷洁琼、顾颉刚、郑振铎、陈其田、赵澄等其余六人，组成“平绥沿线旅行团”。“我们旅行的目的，大约是注意平绥沿线的风景，古迹，美建，风俗，宗教以及经济，物产种种的状况，作几篇简单的报告。”“旅行归来，小病数月，迟至今日，方追记月前所得，并收集同行诸君子的作品，汇成一集，以献路局，并致感谢之忱！”仅从这一段话来看，文章给人的感觉更像是简单的旅行日志的罗列。但是，通篇浏览全文，对报告文学略有熟络的研究者一定会觉得眼熟。这种熟悉在于其结构方式上与2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代表之作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类同。甚至在如上所列出的序言部分，也基本上采用了类似的体例。纪游体的框架之下，文章采用时间先后作为结构的线索，旅行的经历是其外在的架构，实际上作者专注的是边防的重要性、民族自信心、民族间的融合等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战乱的语境之下，冰心的这一报告文学创作会同萧乾的《流民图》、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共同担当起了启蒙与救亡的时代重任。三 冰心相对集中的报告文学创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获得了一次丰收。除了《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3辑第六分册收录的《印度之行》、《日本归来》、《湛江十日》、《咱们的五个孩子》这些作品之外，还有像《伟大的友谊》、《朝阳和夕照》等。在这些作品当中，除了196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6期上的《咱们的五个孩子》关注的是孩子们因为不幸而备受关爱的感人事迹之外，以上例举的其他几个报告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是纪游体的风格。这些报告文学文本也都延续了她在三十年代创作《平绥沿线旅行纪》时采用的单线型的时间结构方式，在对事件进行客观叙述之后，作者总会在最末摆明自己的情感态度。“在重聚的欢乐之中，我们高兴地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中日人民的热切的友好愿望，冲过了种种人为的障碍，隔着海洋互伸出来的团结之手，把我们越拉越近！作为亚非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的互助合作，可以说是刚刚开始。”事实上，在建国之后创作的这一类型的报告文学中，主观议论与客观叙述之间的结合程度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平绥沿线旅行纪》，叙议结构的一体化也表明了冰心报告文学创作在叙事上的进步。 《咱们的五个孩子》在冰心的报告文学创作当中应当算是第一次“为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体现出了作者鲜明的文体意识。这是她应《人民文学》编辑部之邀、经过认真细致的采访之后，几经酝酿沉淀写作出来的报道周同山、周同庆、周同来、周同贺、周同义五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事迹的作品。真实客观的事件还原以及真情流动的情感线索无疑更加方便了报告文学叙事功能的发挥。随后写作的《颂“一团火”》在对北京市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进行褒奖的过程中，冰心采纳的是相近的叙事态度。 十七年的报告文学呈现出两个很重要的题材趋向：一个是抗美援朝，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包括巴金、靳以、老舍等老作家纷纷奔赴朝鲜前线，写出了像《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祖国——我的母亲》、《无名高地有了名》等报告文学。未能前往的冰心自然不会有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不过，她把目光聚焦在了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一个最高尚的人》、《大东流乡的四员健将和女尖兵》、《十三陵水库工地散记》、《记幸福沟》、《奇迹的三门峡市》、《再到青龙桥去》等报告文学作品相继见于《新港》、《收获》、《人民日报》等当时重要的报告文学发表阵地上。如火如荼的社会工程建设及其涌现出的榜样性的典型人物成了这些报告文学文本关注的重点所在。虽然这类作品体现出了明显的颂歌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品格，但在政治制导的时代里，这种稍显异化的报告文学作品虽烙上了政治的印记，却依然有着它独特的现实意义。1959年7月26日，在发表于《文艺报》的《关于散文》一文当中，冰心将散文定位为“我所最喜爱的文学形式”。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她说：“我认为我们近代的散文不是没有成绩的，特别是解放后，全国遍地的新人新事，影响鼓舞了许多作者。不但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也在写散文，报刊上还有许多特写、通讯式的文章，以崭新的面貌与气息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有风格的散文作者，也不算太少，我自己所爱看的（以写作篇幅的长短为序），就有刘白羽、魏巍与郭风。”[]虽然只是简短的三言两语，却也道出了冰心在散文概念认知上的模糊，以及她对报告文学与散文之间关系认识上的重叠。她将报告文学作为了散文的一个部类进行看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她的报告文学作品最终被她选编收入在了散文集子当中予以发表。虽然缺乏足够清晰的文体意识，也不是一个专门性的报告文学作家，但冰心的报告文学创作研究不管是就报告文学文体本身而言，还是作家自身研究的深入都是必要的。

冰心（1900．10．5—1999．2．28）福建长乐人，原名谢婉莹。其父谢葆璋是一位参加过甲午战争的爱国海军军官，在海浪、舰甲、军营中冰心度过了着男装、骑马、射击的少年生活。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更激发了她的爱国之情。1911年冰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1914年就读于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五四”时期，在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就读，后转文学系学习，曾被选为学生会文书，投身学生爱国运动。1921年参加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努力实践“为人生”的艺术宗旨，出版了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等。1923年赴美留学，专事文学研究。曾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举世为之瞩目，至今仍然声誉不衰。1926年回国后，相继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1929年至1933年写有《分》、《南归》等。还翻译了叙利亚作家凯罗·纪伯伦的《先知》。抗战期间，在重庆用“男士”笔名写了《关于女人》。抗战胜利后到日本，1949—1951年曾在东京大学新中国文学系执教。1951年回国后，除继续致力于创作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总述：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学是一种虚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环境，情节都是虚构的。我曾经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但是在阅读到冰心一些文学作品的时候，特别是她写的散文，总会怀疑这种观点。由于冰心散文作品数量较多，我仅以自己曾经读过的一部作品《南归》为例，探讨冰心散文中的非虚构性写作。 一.从建构到解构，敢于打破从前的认知局限。 我们的思维总会受到一种惯性思维的影响，先入为主的概念很强，总是试图去建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现在对很多文学作品的解读都带有很浓的西方化色彩。高中时候老师说读作品首先要结合作者背景，还有大的社会背景去读，其次是作品人物，情节。同时，作者要对自己的创作负责，要知人论世，要注重作品的完整性。但是到大学了，我们发现作者其实并不能对自己的创作负责，作者创作出来作品，其实就已经和作品本身脱离了，我们解读一部作品的时候不再是还原，而是把它砸碎，砸成车祸现场，然后对细节进行解读。解读文学作品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解读历史。在“建构”一些观点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去“解构”，这是需要勇气的。就像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那么一切真理都将被推翻，上帝都死了，崇拜上帝的人也将不复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我们都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虚构，这就像是一种权威不可打破。但是，其实有很多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都已经打破这样的规律。特别是中国作家，中国的非虚构性写作从古就有，像《三国演义》中半虚构半真实的写作。 二.关于非虚构性写作的认识（大多数观点参照陈剑晖教授的论文） 陈剑晖教授说：“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广义上的文学类型，它是“虚构”之外的一切写作的总和；作为一种狭义上的文体，它是散文文体里的一种文学样式，其概念要小于散文。”非虚构文学的提法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到2010年，“非虚构写作”这一概念一夜间突然“火”了起来。我个人认为这是对真实性的呼唤，对真诚，真情的呼唤。就像非虚构性写作的发起人李敬泽说的这是在争夺真实的行动。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已厌倦了大量胡编乱造、缺乏现实感的虚构作品，而渴望读到接近生活真相，看到“比虚构更精采的现实”。非虚构”既不是一个文体概念，也不是文本概念，它提出的初衷主要是为了与以虚构为主的文体——小说、戏剧等——争夺“真实”的话语权。而且它特别强调实践或行动写作，即写作者必须行动起来，要把自己融入时代与社会，融入到毛茸茸的现实生活中，并将个体的写作置于变迁的社会进程之中。 因此，与其说非虚构写作是一个文体概念，不如说它是一种写作立场和写作态度，一种叙述方法和介入现实的路径。非虚构写作是产生于中国土地上的一种比较独特的文学现象。当代中国需要一个这样的文类，来承载历史与现实中许多不可承受之重。 关于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学者王晖曾试图进行划分。他根据文本所体现的作家写真意识、文本再现的似真程度，以及读者接受时的真实感效果等三个方面因素，将非虚构文学划分成“完全非虚构”(包含报告文学、传记、口述实录体、新闻报道和纪实性散文等)、“不完全非虚构”(包含非虚构小说、纪实小说、新闻小说、历史小说、纪实性电影和电视剧剧本等)和“仿非虚构类型”（如新写实小说之类）。在这个界说中，王晖仍沿用1980年代的用法，将“非虚构写作”等同于“非虚构文学”，陈教授认为是欠妥的，因“写作”与“文学”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毕竟不尽相同。此外，将“新写实小说”也拉扯进来，则完全没有必要。而评论家王春林心目中的非虚构写作概念同样值得商榷：“从一般的意义上说，非虚构文学的范围，大约就是小说与戏剧这类的虚构文学之外的其他一切非韵文体文学写作的概称。除了王晖和王春林的界说，陈教授还注意到，近期上海还发起了“中国非虚构榜样对话”，首倡建立“中国式非虚构话语体系”。在这个“榜样对话”和“话语体系”建构中，“非虚构”涵义十分广泛，文学、新闻、影视、历史等领域无所不包，而且在与会者看来，中国非虚构已有一百年的发展历史，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峰值，并呈现出全民化、全域化的特征。非虚构创作者不应局限于一己所看到的“事实”，并由此作出狭隘的价值判断，而应允许适度的虚构和艺术想象（当然，没有想象和虚构，只呈现人物和事实原生态的非虚构写作也不少）。其四，从人物和事件来看，报告文学一般较关注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件，并在事件的描述中塑造一个或几个典型人物，而非虚构写作却采取从重大事件退隐，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叙事方式，也不注重典型人物的塑造，尤其在所谓“素人写作”的展示秀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真人标本”。总之，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概念尽管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不过与报告文学相比较，非虚构写作这一概念进入中国要晚一些，但非虚构写作较之报告文学，从总体来看，它的视野更为开放，更具世界性、国际性的特征，其概念内外延都有较大可伸展之处，其边界和容量更大些，也更具活力，更具文学的审美空间。因此，非虚构写作更符合今天写作的潮流和社会需要，自然也就比报告文学有更大的号召力。当然，笔者倾向非虚构写作这一更开放、更开阔性的概念和写作实践，并非要取消报告文学这一文体。陈教授的观点是：既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可以混同使用并和谐共存，那就让它们继续共存下去。只不过，非虚构写作凸显，而报告文学风光不再，且逐渐隐退，将是不可逆转的时代选择与文学的事实。根据上面的辨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判断：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时代文体。它产生于中国的土壤，面对的是中国的现实和现场。作为一种广义上的文学类型，它是“虚构”之外的一切写作的总和；作为一种狭义上的文体，它是散文文体里的一种文学样式，其概念要小于散文。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最为接近但不是报告文学，它是报告文学在新时代的替代文体，它的概念范畴比报告文学要大些，涵括的写作对象更广泛多样，也更贴近社会人生。正是因此，用非虚构写作取代报告文学，也就成为历史与时代的必然。我赞同上面洪治纲关于非虚构写作必须有“想象性重构”的观点。陈教授曾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一书中，提出“有限制虚构”的观点。“所谓‘有限制’，即允许作者在尊重‘真实’和散文的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真人真事或‘基本的事件’进行经验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艺术想象；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小说化的‘无限虚构’或‘自由虚构’。在我看来，只要我们把握好‘真实与虚构’的‘度’，既不要太‘实’又不要过‘虚’，则散文的‘真实性’这一古老的命题便有可能在新的世纪再现它原有的活力。”我以为，此处关于散文“有限制虚构”的观点，也适合非虚构写作。三.《南归》中非虚构性叙事真实性的体现（结合作品） 1.内容上的真实 《南归》以回忆的口吻记叙母亲生病到自己归家侍奉母亲最后的时光直到母亲去世整个经过。在散文中夹杂着书信。记叙描写了母亲在病中想要吃安眠药这一情节让人倍感真实：“一月七晨，母亲的痛苦已到了终极了!她厉声的拒绝一切饮食。我们从来不曾看见过母亲这样的声色，觉得又害怕，又胆怯，只好慢慢轻轻的劝说。她总是闭目摇头不理，只说：放我去罢，叫我多捱这几天痛苦做什么!父亲惊醒了，起来劝说也无效”。病人生病是最痛苦的，我深刻体会这种感觉，我曾经见证自己身边的亲人被胃癌折磨，想要轻生，因为活着的病痛比死去还让病人痛苦。这样的描写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 2.情感上的真实 冰心提倡“爱的哲学”，母亲是冰心创作中常常提到的心灵归属。《南归》是冰心为了悼亡自己的母亲所写的叙事性散文，情感真挚在作品很多地方可见一斑。《南归》也是以真挚的情感来打动人的。它是作者在丧母一年半后所作的“失母的哀歌”也是冰心将母爱抒发得淋漓尽致的长篇散文。作者采用“痛定思痛”的写法，抒发的是完全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文笔极为哀婉凄绝，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著名作家、文学史专家赵景深称该文是“至情至性的文字”说它“呈现了一颗真诚的女儿的心”。 “堆掩上黄土，又密密的绕覆上花圈。大家向着这一杯香云似的土丘行过礼。这简单严静的葬礼，便算完毕了。我们谢过亲朋，陆续的向着园门走。这时林青天黑，松梢上已洒上丝丝的春雨。走近园门，我回头一望。蜿蜒的灰色道上，阴沉的天气之中，松荫苍苍，杰独自落后，低头一步一跛的拖着自己似的慢慢的走。身上是灰色的孝服，眉宇间充满了绝望，无告，与迷茫!我心头刺了一刀似的!我止了步，站着等着他。可怜的孩子呵!我们竟到了今日之一日!” 这些话至今读起来还是很有触动的： 领略人生，可是一件容易事?我曾说过种种无知，痴愚，狂妄的话语，我说：“我愿遍尝人生中的各趣，人生中的各趣，我都愿遍尝。”又说：“领略人生，要如滚针毡，用血肉之躯，去遍挨遍尝，要它针针见血。”又说：“哀乐悲欢，不尽其致时，看不出生命之神秘与伟大。”其实所谓之“神秘”“伟大”，都是未经者理想企望的言词，过来人自欺解嘲的话语! 我宁可做一个麻木，白痴，浑噩的人，一生在安乐，卑怯，依赖的环境中过活。我不愿知神秘，也不必求伟大! 话虽如此，而人生之逼临，如狂风骤雨。除了低头闭目战栗承受之外，没有半分方法。待到雨过天青，已另是一个世界。地上只有衰草，只有落叶，只有曾经风雨的凋零的躯壳与心灵。霎时前的浓郁的春光，已成隔世!那时你反要自诧!你曾有何福德，能享受了从前种种怡然畅然，无识无忧的生活! 我再不要领略人生，也更不领略如十九年一月一日之后的人生!那种心灵上惨痛，脸上含笑的生活，曾碾我成微尘，绞我为液汁。假如我能为力，当自此斩情绝爱，以求免重过这种的生活，重受这种的苦恼!但这又有谁知道! 窗外是苦雨，窗内是孤灯。写至此觉得四顾彷徨，一片无告的心，没处安放!藻迎面坐着，也在写他的文字。温静沉着者，求你在我们悠悠的生命道上，扶助我，提醒我，使我能成为一个像母亲那样的人!四.总结 冰心散文主要的特点是以情动人，而非虚构叙事方式作为一种叙事途径，使得作者整个传情达意更加自然顺畅。“非虚构性”写作源于中国，也应该扎根中国，非虚构不等于完全虚构，非虚构写作更符合今天写作的潮流和社会需要。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最为接近但不是报告文学，它是报告文学在新时代的替代文体，它的概念范畴比报告文学要大些，涵括的写作对象更广泛多样，更富质疑和批判精神，也更贴近社会人生。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时代文体”和近年文坛的热点，毫无疑问它是对于传统文类秩序的破坏；另一方面，它在破坏的同时拓宽了当代文学的写作视域。但在充分享用“非虚构”的红利时，“非虚构”事实上正面临着危机。这就是概念不清，边界不明，没有限制，缺乏界定。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厘清“非虚构写作”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尽量确定其边界。

本文以下分为创作思想研究、艺术成就研究、创作心理研究三个部分展开论述。

一、 创作思想研究

新时期最初的冰心思想研究，是从政治上的平反开始的。冰心一生前后思想有不断的发展、升华，但人道主义是其基本内核，她的“爱的哲学”在新时期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定性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和时代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6，被置于受审判、受践踏的地位。新时期的研究首先即是以蹒跚的步履开始在政治上给“爱的哲学”平反。平反的前提是政治观念的变化。即根据历史事实，把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重新列为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内的力量，这样，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不再完全被斥为反动的东西。在此前提下，评论者们陆续提出“爱的哲学”、“母爱文学”，虽“并不代表革命的主流”、有“唯心主义倾向”，但它作为“人道主义思潮在新文学领域内的反映”，“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流不是相悖而是一致的”7。这种政治上的平反洗刷了泼在冰心创作上的极“左”的污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其价值体系仍然是文学附属于政治，用政治革命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文学的价值，这就必然无法给冰心这种“爱的哲学”以更高的评价。因为冰心的“爱”毕竟还不属无产阶级独有的先锋的阶级意识。这样，有的论者为了在政治上给“爱的哲学”以更高的评价，就牵强地去论证在冰心早期“博爱思想的体系里，对祖国的爱是放在第一位的”8。这显然并不符合作品实际。冰心无疑是一个爱国者，但在她博爱的思想体系中，她是以自然之爱、儿童之爱、母爱来作为人生的解答和慰安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品格素质自然地常从她的文字中流溢出来，但在多数时候这并不是她特意去倡导、思考的。

当文学在狭窄的政治藩篱中兜转多年之后，必然要冲突出来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80年代中后期，人们逐渐由过去对文学只做社会、政治的把握转向做审美的、心理的把握，转向用文化的广阔视野来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史。这种文学观念的开拓，也给冰心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转机。人们发现：

冰心关于爱和美的描写，在当时的文坛上与批判现实文学实际是起了一定的互补作用的；没有批判现实大潮的猛烈冲击，不足以摇醒昏睡中的人们，给现存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没有爱与美的涓涓细流注入人们心田，也不足以慰藉、感化黑暗中的灵魂，提高人类自身的有序化程度。尽管说后者对现存社会的打击，远不及暴露文学来得直接、有力。但在文化的层次上，对现实作了深层的干预。因此，那种以与现实关系为由，否定或轻视这类表现主题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9

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之后，冰心这位“爱”的歌者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从文化的视角看冰心的创作，也使研究者更多地注意到冰心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以及这种继承在“五四”新文学建设中的意义。有的论者提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来的老庄哲学精华”，“使冰心面对激烈的爱憎矛盾，始终保持超脱、达观的认识。”10有的文章则着力论证冰心早期作品中“爱父母、爱人”的思想与孔子“仁爱”思想、与孟子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11

30年代，郁达夫曾注意到冰心创作的女性特质。8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这股世界性的进步思潮涌进国内。它也引发了人们对冰心创作女性特质和冰心妇女观、家庭观较为集中的关注。刘思谦在《冰心：迷离的东方女性之真》一文中认为：

冰心的家庭问题小说里的家庭观念，深层的心理便是由这没有断裂的母爱的纽带为核心的健全的女性角色心理。其观念的显在的层次，……是传统的男性中心的，然而内在的、心理的层次则是自然的、女性的。12

女性作为一种性别，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历史的和社会的。因而女性主义研究往往总和文化的研究交融在一起。许多论者都在冰心与现代其他女作家的比较研究中，考察女作家创作的共性和冰心创作的特性。对冰心创作女性特质，对冰心家庭观、妇女观的探索拓展了冰心思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我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借鉴西方理论还有个消化、吸收的过程，还要考虑到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同异点。有的论者就不免存在着将东方特点、女性特质混同于封建性、奴性的误会，将冰心笔下的女性形象归结为“喜欢把自己的灵魂依附于外物或他人的‘淑女型’女性”。这里显然对冰心的早期小说有所误解，没有看到冰心小说中的“五四”时代精神。事实恰恰相反，冰心小说中的女性正面形象都是自觉、主动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现代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处理好男女平等与男女有别的关系，如何塑造好现代女性形象的问题，冰心都作了先行的探索。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还是不够的，正等待深入的拓展。

“爱的哲学”的概念是阿英在30年代初提出的。他从“母亲的爱”、“伟大的海”、“童年的回忆”三方面界定其内容。13此后“爱的哲学”的提法受到冰心本人和学术界的肯定。“爱的哲学”的具体内涵一般也被理解为“母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研究的重心则一直落在对其思想价值的评价上，而较少去探究“爱的哲学”的内部组成，较少去仔细辨析“母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的丰富内涵。这显然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放弃了对“爱的哲学”内涵的深入思辩，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模糊了对某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诸如，冰心“爱的哲学”的东方特色、五四特点，冰心人道主义思想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关系，冰心人道主义思想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人道主义思想中的位置等。新时期这方面仍无根本的改观。实际上，冰心的“母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均有感性和哲理两个层面的意味。冰心在现实中起了烦闷，就躲进母亲的怀里寻求解脱。她的“母爱”首先是一种世俗的人间亲情，源于冰心自身情感的体验，她进而把这种情感体验升华到哲学层面，认为它构成世界和谐、友爱的本质，用它来对抗令人失望的现实。其“儿童之爱”亦有两个层面的意味。感性层面上从儿童的天真、儿童间的亲情中体会人性的美。哲理层面的意味则是它更主要的内涵，是用儿童无知无识的真纯状态与有知识即有挥之不去的烦闷的成人世界相对，赞美其“无”即大“有”的内涵。将它理解为哲学中的最高境界，与之相通的审美趣味、哲理思索是对“沉默”、“宁静”以及“死亡”的充满诗意的赞颂。冰心对自然的热爱则更多的是出自爱美的天性、出自对“宇宙”、“生命”的诗意感悟。人一方面既膜拜大自然的神秘美，另一方面又与自然和谐、感应、共同构成宇宙的大调和。这里，自然并不像母亲的怀抱、儿童的世界那样与现实社会直接对立，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在自然怀抱中获得的安宁感间接地与人在现实中的失望感构成对比，给人以慰藉与安抚。冰心在她的创作中歌唱母爱、歌唱儿童、歌唱自然、歌唱宇宙的和谐，以此来抵御现实的虚无。她的“爱的哲学”显然不同于哲学家构筑的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刘思谦称之为“艺术的宗教”，她说：

她就不像有的哲学家那样把自己的体验敲碎纳入概念范畴的框架归结为抽象的本 质，而是始终固守自己这份鲜活的体验，通过逻辑驳论上升为关于人类宇宙的普遍信念，从而在普遍的哲学意义上维护了爱的价值。14

但总的来说，在新时期的研究中，人们注重的仍是对“爱的哲学”的是非正确与否的评价，而较为忽略对“爱的哲学”具体内涵的探究。这显然是舍本逐末的。

在新时期的冰心创作思想研究中，显然还存在着另一个被忽略的重要问题，即冰心新时期创作本身的思想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仍只是冰心早期的创作思想。新时期，冰心和许多富有良知的优秀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文革”的煎熬之后，不仅没有沉溺于个人的恩怨得失，没有陷于颓废、失望，反而更加强了对祖国、人民命运的忧患意识，她从深切的爱国之心出发，以清明的理性反思历史之后，一方面既乐观、通达地相信党的领导、相信国家会有美好的前途；另一方面，对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的许多丑恶现象也有了更清醒和真切的认识。这样，她对祖国、人民的爱，往往就以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深切痛恨、对国家命运的强烈忧患来表达。这特别体现在她对知识分子问题、教育问题的热忱关注上，体现在《我请求》、《无士则如何》、《我呜咽着看完国殇》等大声疾呼的杂文中。新时期冰心“爱的思想”较前几个时期有明显的发展，熔铸了更为现实的内容和力量，范伯群、曾华鹏称之为“烈火之后的凤凰再生”15。但就总体而言，对冰心新时期创作思想的研究却始终未形成深入讨论的局面。

二、 艺术成就研究

对冰心创作方法的研究是新时期出现的一个新课题。以前的评论虽没有正面论及冰心的创作方法，但学术界历来都是以现实主义文艺标准来衡量冰心的作品。把丰富多姿的文学创作纳入一种创作方法的框架中，就难免要削足适履，把冰心创作的浪漫主义特质视为短处。新时期的研究者，则注意从作品实际出发来分析冰心的创作方法，注意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家创作互相渗透的事实。刘岸汀的《论冰心前期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16用浪漫主义艺术标准作对照，从歌颂自然的题材与主题、艺术表现的主观色彩、自然率真的美学风格三方面，论证了冰心前期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并且比较了冰心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现代作家的创作风格，指出冰心前期的创作方法属于“东方古典式的自我型浪漫主义”类型。

艺术风格研究方面，二三十年代的评论就已强调了冰心创作“温柔”、“典雅”的调子。60年代，范伯群、曾华鹏对之作了全面、详细的考察，以冰心诗中“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的诗的女神形象来概括其建国前的创作风格特征，并指出其建国后趋于明朗的变化17。这种概括既包含了冰心创作情感上的特点，还包含了艺术上的追求，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共认。新时期的研究在继承这些成果的同时，则体现出多角度深入的特点。有的文章着重强调“冰心早期的创作风格不是单一的”，认为“它既有婉约、含蓄和秀逸的一面，也有激昂悲愤的一面”，前者主要体现于《繁星》、《春水》、《寄小读者》中，后者主要体现于“问题小说”18。

“冰心体”概念的提出和发展，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冰心艺术成就研究方面的成果。阿英30年代初即提出“冰心体”的概念。从“诗似的散文的文字”和“从旧式的文字方面所引申出来的中国式的句法”两方面简要说明冰心创作的散文诗特质和句法特点，以此肯定冰心在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建设上的独特贡献19。此后，“冰心体”这个名称一直被研究界沿用下来。80年代，方锡德将阿英提出的这两方面的内容推进了一步，从体裁、语汇、篇章结构三个角度作了详细、切实的探究，丰富了“冰心体”的内涵。他认为“冰心在小说的描写内容、结构方式、意蕴核心等方面，都已经改变了传统小说文体常规的叙事功能，为小说引进了大量的抒情写意功能，从而创造了“抒情小说”这一新体式。这主要是冰心“在强大抒情文学传统下勇于探索和实践的结果。”“主观情绪具象化的抒情方式，诗情与哲理的融合，对山水自然的远景审美观照和间色的运用”，使冰心散文“具备了散文诗的特点”。他断定“冰心是现代一位优秀的抒情文体家”20，方锡德显然是把阿英“冰心体”的粗略概括推进了一步。这种探究虽极为可贵，但也还没有完全揭示出“冰心体”风姿绰约的丰富内涵。“冰心体”中的“体”即文体，在这里是指作家的创作风格，即指作家在其一系列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冰心在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其创作风格既有固定不变的特质，又有不断发展的特点，在作品的主题、题材、体裁、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多方面均有自己独特的追求。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论及“冰心体”时，既包含了冰心散文富有诗意美和画面美的特点，强调了语言上的贡献，还扩大并包含了“爱的哲学”的思想内容，但限于文学史篇幅，未能展开详细、深入的探讨21。与冰心创作的实际状况相比。目前的研究对“冰心体”内涵的揭示相对显得粗陋。“冰心体”作为一种独特的风格，在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建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所存在的局限、所应有的地位都是值得探究的课题。

与忽视冰心新时期创作思想研究相对应，目前，对冰心艺术成就、艺术风格方面的探索主要也还只限于新时期以前的创作。新时期，冰心随着思想的转变、升华，创作风格也有明显的转变。她的“爱”的思想常常由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强烈痛恨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患来表达，她对人生境界也有更旷达、透彻的领会，这样，她歌唱爱和美的抒情文体也就必然要逐渐为以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为特征的杂文所渗透或替代，她的笔墨也必然要由原来温柔的调子而渐趋向硬朗，由原来的反复吟唱而趋向简洁洗炼。这种艺术上的转变在老作家中富有普遍意义，巴金、孙犁、郭风的创作也都表现出共同的特征，但新时期的研究对此却缺少应有的关注。

三、创作心理研究

对冰心创作心理的关注主要围绕着冰心的思维宜不宜于诗歌创作，如何解释冰心散文、小说诗化特点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展开。20年代，梁实秋认为“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者、小说作者，不适宜于诗”。他分析其创作心理方面的原因是“表现力强而想象力弱”、“理智富而情感分子薄”22。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就冰心情感特质是冷还是热展开了一场颇为热烈的讨论，虽未形成定评，但深化了认识，开启了思路。而后，冰心也说自己“没有喷溢的情感”23 60年代，范伯群、曾华鹏则将冰心的情感特征归为“涌溢的潜流”24 。至80年代，孙歌重提这个话题。她分析冰心小诗的基本情绪是“糅合着悲哀的静穆”，并就个人气质、与现实的关系两方面分析“静穆”与“悲哀”的具体特质。结合诗歌艺术规范，孙歌认为“冰心的弱点在于她缺乏诗的想象力与表现力，而不在于她缺少感情”。因为“静穆不等于冰冷”。“冰心缺少变形的能力”，“却能够驯服不可融合的情感”，“她的诗情过于和谐了，容不得任何极端的情感”，因而“冰心小诗无可替代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们暗示了“五四”时期人本主义精神之外的另一个层次，即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时所表现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眷恋。”“冰心虽有诗情，却不能得心应手地驾驭诗歌这个轻骑。”25

方锡德也将冰心创作冲动的心理情绪特征和她的诗歌观念结合起来，考察何以冰心散文的抒情方式是“主观情绪的具象化”。他认为“冰心散文创作的契机，往往就是诗情的触发”，冰心之所以坚持把这种诗的灵感融化进散文的艺术形式，主要由于她认为诗总是有格律的、“诗人的才情决定冰心的诗情只能洒脱自然地挥写，可是又时常担心流畅的诗情被格律所疑涩”，于是“就转向了能够更加自由挥写的散文创作”。“因此，冰心的散文就其本质来说，乃是诗情的散文化”26这些评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冰心思维情感等心理特征与不同的艺术形式的规范结合起来考察，从而深化了这两方面的研究。

在冰心的文化心理、艺术气质研究方面，茅盾先生30年代即提出“‘极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欢的”27，新时期，刘思谦进一步确认她的文化态度是“健全、稳重的”，她的艺术气质是“融合吸收了东方和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古典主义。”28

冰心创作心理其他方面的研究却还有待开拓。冰心自己曾说她早期之所以偏重于歌唱“爱”与“美”，并非是没有察觉到社会的阴暗面，而是觉得社会给人的失望太多、打击太多，她要发掘生活中美好的事物，给人以鼓励、安慰。这种自觉的选择是出于济世的愿望，而无论是歌唱美好还是揭露黑暗，均于世有益，自觉选择对“爱”与“美”的歌唱，必然有作家自身的心理因素在起诱导作用。这或许可以作家童年的家庭生活经验以及后来的生活经历来解释。冰心曾说过：

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到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29 

结语

新时期，以政治上拨乱反正为起点，冰心研究在创作思想研究、艺术成就研究、创作心理研究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思想研究由政治上的平反走向文化价值上的探讨，并且开拓了冰心创作的女性意识、冰心的妇女观、家庭观等研究新领域，从而出现了多维视野的立体研究格局；艺术成就研究方面注意到了冰心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多样性统一的特征，并且对“冰心体”的内涵作了具体化的深入探究。创作心理研究方面，沿着将冰心的思维、情感等心理特点与不同艺术形式规范结合考察的传统，作了进一步的仔细辨析，得出了新的结论。与此同时，在研究的各方面又都还存着许多被忽略的地方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总体状况而言，冰心受到评论界充分关注的仍只是她的早期创作，即20年代的创作，以后的创作研究相对就显得冷寂得多。就具体的各个研究侧面而言，在创作思想研究方面，则存在着对“爱的哲学”内涵缺乏深入辨析、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牵强比附的缺点；在艺术成就研究方面、“冰心体”的丰富内涵、“冰心体”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中的地位等问题都亟待深入揭示；在创作心理研究方面，则存在着面太窄的问题，冰心偏重于歌唱“爱”与“美”的心理基础，冰心在创作各个时期的心理变化等都是尚待开拓的课题；冰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活动、冰心创作在新文学中的影响在新时期也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