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研究论文

红学末路：红学走到末路了吗 2005年05月11日16:15:09 光明日报 相关阅读：《红楼梦》漫画版 误读红楼 甲申除夕前五日，笔者收到未曾谋面的前辈朋友克非先生寄来的新著：《红学末路》。但细读三过，实在不能苟同该书的观点。 《红学末路》一书的主旨，是通过对脂砚斋、脂本的揭示，宣告新红学“已到了穷途末路”。作者在该书《题记》中说： “本书提到的红学，专指新红学，即所谓的考证派红学。”依此，书名应称之曰“新红学末路”，方才切题。好在只要读过这本书，也能领会作者的心意，倒也不必过多的在题目上做纠缠。 既是批判新红学的书，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新红学”是什么？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里，提出了《红楼梦》考证的范围：“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而他用的方法，就是他一再推行的“科学考证法”。这种方法，要求撇开成见，搜求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出结论。后来，胡适常将这种考证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就是新红学的内容和方法。 我们再来看看克非先生眼中的“新红学”是什么：“这个甲戌本及其上面脂砚斋的批语，便是新红学的奠基石，……胡适依靠它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原有的‘自叙传’说，曹寅的‘家史说’，并作出结论：脂批本是真本，《红楼梦》最早的本子，都是带有脂砚斋的批语的，只有八十回，后来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子，后四十回是高鹗的伪续。概而言之，这便是考证派新红学最初的体系……”（《题记》）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克非先生所理解、所批判的“新红学”与胡适开创的历史上的“新红学”是有很大出入的。首先，众所公认，胡适的“新红学”形成于1921年；而照克非先生的理解，直到1927年“甲戌本”出现以后，才有“新红学最初的体系”；其次，胡适虽然在搜求到大量有关曹雪芹家世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叙传”说，却从未提出过所谓“家史说”；第三，胡适提出“《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以及“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补”等观点，是1921年，而不是克非先生所说的“甲戌本”出现以后的1927年。 很显然，克非先生是过于夸大脂本、脂批在“新红学”体系中的地位了。正因如此，克非先生才把揭批脂本、脂批和脂砚斋作为他批评的切入点，“以揭露新红学的诸般荒谬”。而事实上，对脂本、脂批的研究，只不过是“新红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对此前的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提供了新证。即使没有脂本、脂批的出现，此前对《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研究，也是对红学史的了不起的贡献。在胡适以前，并没有人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对曹雪芹加以研究；胡适和他的追随者挖掘出大量的有关曹雪芹和他的家世材料，对于这些材料，难道还需要一一列举吗？在克非先生的书里，这些材料以及根据材料得出的结论曾被广泛的引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红学末路》一书引用或提到的有：永忠、瑶华、敦诚、敦敏、周春、二知道人、张问陶、袁枚、杨钟羲、俞樾、裕瑞等人的诗与文。观点则有“曹雪芹死于1763年”，“曹雪芹生于1724年”等等。我这里想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人及其材料都是胡适和他的信徒们在浩如烟海的史料王国里翻检出来的（当然远远不止这一些）；克非先生引用新红学的成果，已经是在为新红学张目了。 克非先生曾称新红学为“楼外之学”。那么“楼内之学”是什么呢？克非先生说：“进入文本，根据其具体的描写，研究其人物塑造、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环境、主题开掘、思想意义、生活表现、艺术上的成就与不足、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及教益，即它的客观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还有作者的教养、身世、经历、思想、感情，等等。”笔者这里不禁想问，胡适及其学派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是不是研究作者的“身世”？新红学派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研究及结论，是不是为后人划定了《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按照克非先生的划分，这应该算作“楼外之学”呢，还是“楼内之学”呢？ 克非先生宣判：新红学已走到了末路；但我们忍不住要问，难道曹雪芹不需要研究了吗？《红楼梦》的版本不需要研究了吗？其实，撇开新红学的其他组成部分不谈，但就这两个领域，近年来也不断有成果涌现。比如，前些年，大同发现了记载有曹振彦史料的碑文；去年，胡文彬先生发现了曹寅的《北红拂记》；前年，曹立波女士曾研究“程本”的一个子本———“东观阁本”而发表一部专著……此外，在这两个领域依然有很多有待研究的空间。比如，克非先生和他的几位同道的朋友，都认定：程本早于脂本，而脂本又是伪本；因而程本在克非先生等的眼中，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但是，就是对程本的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自1791年以来，经过100多年的流传，其间经过了太多的变化；诸如“程本共有多少子本”、它们之间异同如何等问题，并没有经过细致深入的研究。单将这些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也不是靠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就能办得到的。而这些，不都属于新红学中“版本学”范畴吗？又怎么能说新红学已走到末路了呢？ 《红学末路》用相当的篇幅评说了冯其庸先生的《石头记脂本研究》，因为冯是当今红坛上崇脂、扬脂的“首屈一指的人物……比上一代的胡适、周汝昌等走得更远”，“海内外无一人能望其项背”（318页），《石头记脂本研究》是“这种版本学方面的最主要最权威的著作”：“甚至可以说，没有冯先生的研究、著作、贡献、倡导，新红学派的版本学便难成其学，至少是支撑不起来”（186页）。确实，在作者和版本研究方面，冯其庸先生是紧承胡适余绪的，而且也的确做出很多贡献。但是，冯先生从事版本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难道从20年代到70年代的这半个多世纪，《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就是一片空白吗？而且，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克非先生批判的冯先生的一些基本观点，其发明权却在胡适。如该书76页说：“冯先生的意思是，《红楼梦》早期流行的本子，就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实，最早提出此说的是胡适，在1933年，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这篇文章中。再如该书23页，克非先生似乎对冯其庸的“后四十回自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颇为欣赏，但这个观点，仍是胡适最先发明的，我们看胡适1921年在《红楼梦考证》中的原话：“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因此，站在克非先生的立场，我以为批胡比批冯好，所谓“擒贼先擒王”。 《红学末路》确实如宣传的那样，提出了不少惊世骇俗的观点：“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脂本都是曹雪芹以后很晚的伪本，脂批是伪批，脂砚斋是“巧伪人”、是制造伪文物（脂本）谋利的低级；脂本之残，是脂砚斋故意整残的。庚辰本、己卯本，是在同一间土作坊里，同一时间内，由同一个制造而成的。它们产生的顺序依次是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红学末路》有“一个故意被整残的本子”一节，论述甲戌本的产生年代。克非先生根据他总结出来的甲戌本的特征，列出15条路标，然后，就“我们完全可以判断”，甲戌本的产生不是在乾隆时代，而是在嘉、道年间，甚至咸、同以后。这15条路标包括“曹雪芹和其家世已经开始明朗化”、“将《红楼梦》本事开始和曹家胡乱连接”、“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已成定论”等等。我这里想问：在1921年以前，曹雪芹和其家世是如何明朗化的？《红楼梦》本事是如何和曹家胡乱连接的？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是如何成定论的？此外，作者对他认为的脂本的“炮制”过程，多次作了详细地描述：如何雇抄手、如何流水作业等，言之凿凿，如同亲睹，试问：又有何根据？《红学末路》总给人一种印象，它的论据并不能证明它的结论。胡适阐述治学方法的时候，经常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愿以此话与克非先生共勉。 克非先生说，新红学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笔者也不能同意。1921年新红学一出，即受到很多批评。在1928-1953年，这一学派非常沉寂；相反，这期间有吴宓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30年代有李辰冬用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写成的论文及后来出版的《红楼梦研究》，40年代有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这都不属“新红学”的范畴。而且，索隐派的著作也仍不断问世。到了1954年，“新红学”遭难了，尽管那不属于学术批评的范围，代之而起的是阶级斗争红学。到了80年代以后，新红学才又逐渐翻案。但此时，不少人提出诸如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等新思路。所以，尽管新红学影响很大，但并未独霸。只是，在极左的年代里，新红学的研究也并未中断，如1963年前后围绕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这主要是这一学派自身的学术魅力和它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直到今天）。 《红学末路》还有几处硬伤，我想在这里指出来：11页，作者将扬钟羲列为乾隆时人，其实杨氏生活于清末民初，是一位遗老；268页，克非先生说，“新红学家将三个脂本看成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的本子，并说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其实，新红学家是说三个脂本的底本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底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 要之，这部号称宣判新红学已到末路的450页的煌煌大书，并没有伤到新红学一丝一毫。

红学·《红楼梦》艺术成就的多方探讨

《红楼梦》在文坛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的成熟。在艺术上，她不仅可与我国源远流长的诗词曲赋中最辉煌的作品相媲美，而且可与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小说名著并列而无愧。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前人早已发出了“传神文笔足千秋”(清·永忠)的赞叹;脂砚斋等对这部小说艺术上的创新之点和独到之处不乏有价值的评点; 戚蓼生在为之作序时以 “一声两歌，一手两牍”，“注彼写此，目送手挥”等评论，很有见地地道出了小说神妙的艺术手腕。鲁迅在概括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时更说过，“自从《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给予高度的评价。《红楼梦》的确是一座艺术的宝殿，气象万千，蔚为大观，无论是她的整体还是细部，都能引人入胜，开人心智。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探讨这部杰作的艺术经验、概括其艺术成就，成为红学研究中长盛不衰的热点，大致涉及到下述诸方面。 一、从总体上看，《红楼梦》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她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而浑然天成。《红楼梦》是一部以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为基础写成的小说，但并非作家的自传实录。从生活到艺术，期间经过了极大的提炼、改造、增删、虚构，所谓“十年辛苦不寻常”。小说虽则是为“闺阁昭传”、写儿女真情，却展开了极其广阔繁富的生活画面。从贵族世家到宫闱内廷、官衙寺庙、市井闲人以至村野细民，一幅幅生活图景联缀交织、剪接生发，要耗费作家多少心血! 历来对于《红楼梦》的“百科全书”之誉，不过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是赞叹描摹生活的丰富精微;实际上艺术创作更有其特殊艰辛之处，一切都要经过作家感情的熔铸、心灵的孕育，所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小说所呈现的千姿百态的社会人文景观，无不灌注着作家的血泪辛酸、人生体验。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用血泪凝成、苦心经营的书，读起来却如行云流水、毫不费力，并不感到人工斧凿的痕迹，仿佛一切本来如此，作家不过随手拈来，照实录下。难怪有人读了小说要去寻访故址，调查事实，看成是作者自叙或历史上某人某事的影射，以致考据索隐，绵绵不绝。这种文学史上罕见的现象，除去读者自身的原因之外，同《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的特殊性，也包括她在艺术上这样一种妙夺天工、不露人巧的特色有关。 看似平淡而细品醇厚，“极炼不如不炼，出色而本色”，可以说是《红楼梦》艺术品格的基本特征，显示出艺事的上乘之境和大家风范。在这里，真和假、虚和实、平和奇达到了有机统一，能于假中见真、平中出奇、虚实相生，天功人巧已经浑然难辨了。 二、与上述总的特色相联系，《红楼梦》的艺术结构也是匠心经营而又浑然一体的。或者说，它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是其完整性和有机性。探讨《红楼梦》结构的文章很多，各有侧重，兹举数端。 1.讨论《红楼梦》前五回在全书艺术结构中的特殊的意义。前五回不仅是全书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引线，而且是整个悲剧的一个缩影，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在这里埋下了种子、形成了胚胎。它既是全书的一个部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前五回中的情事对全书多有总摄、提示作用，有很强的凝结力和概括性。如第一回开头女娲补天遗石入世的神话，隐喻“末世”的背景和“顽石”的品性，并借石头之言道出创作意图;绛珠和神瑛在仙界有甘露之惠，为后文在人间的眼泪之酬作了铺垫。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使阅者心中已有一荣府隐隐在心”(脂评)。又如第五回的“梦中之梦”新颖奇警、意韵深长，判词和曲文是主要人物性格的提纲和命运的预示。总之，前五回是序曲，总主题及各人物的主题旋律均已奏出，只待以后的乐章来丰富、印证、完成。领会了前五回的奥妙，仿佛掌握了打开这座艺术宫殿的总钥匙。 2.全书结构的支架通常认为是宝玉、黛玉、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以及与之相伴的以贾府为代表的贵族世家的由盛而衰的过程; 有的研究者因王熙凤这个人物地位重要性格丰满而将其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小说故事的正式展开应在第六回，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的一个小小人家写起，便进入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正面描写。从第六回起，有的研究者将全书分为四个段落。有的分成五个段落，不管具体如何划分，大体上都循着贾府由鼎盛至衰败的走向，以若干重大事件为标志，按情节的起落分合将其分作若干单元。可以看出，作家的笔力先是集中在一批主要人物包括宝玉、黛玉、宝钗、凤姐、可卿等人物以及荣宁二府和大观园的环境描写上; 继之着重写宝黛之间感情的日益绵密，复杂回环的历程，写宝玉和贾政逆子和严父之间的冲突及其激化;接下来，对大观园内外的众多女儿包括湘云、妙玉、晴雯、平儿、鸳鸯、香菱以至二尤和贾府上下的种种矛盾作了更为广泛的描写;至七十四回抄检以后，发悲音、感凄清、衰象愈来愈显，全书虽未写完，但三春已去、众芳摇落，树倒猢狲散的大势已不可逆转。由于作家有全局在胸，全书虽跌宕起伏、摇曳多姿，却首尾相连、八面贯通，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3.“草蛇灰线，伏线千里”，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是人们都认同的观点。小说的每一个情节以至细节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作为整体的有机部分而存在的。比如写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就伏下了 “二进”、“三进”。惜春出场的第一句话“剃了头作姑子去”，遥遥照应着这个 “侯门绣户女”最终“独卧青灯古佛旁”的归宿。贾宝玉不喜读书，厮混内帏、结交优伶的种种“不肖”，酿成了“大承笞挞”的果，而挨打之后秉性不改，倒得贾母庇护游荡园中，更发展了他的自由个性，成为他不肖更甚的因。可以说，任何一个段落从书中抽取出来都有隔断血脉之虞。而每一个生活场面，又可以从多种角度观察，获得多种意义。如元春归省，既是鲜花着锦的大喜事，又是骨肉离散的大悲剧。再如，用几枝宫花作引线遍串各房，几乎把十二钗都引了出来;为寻一只茶杯，就把场景从阖家赏月的凸碧山庄调度到了只有二人联句的凹晶溪馆水边。穿插得那样巧妙，转换得如此自然，使人不知不觉地随着作家走去。小说就是这样以金针暗度之笔、移花接木之文，把人物、事件贯穿成为一个整体。 “佳园结构类天成”，人们对大观园的这一赞语移用于小说也是完全适合的。大观园是一座匠心经营又有自然之气得自然之理的人工园林。作家崇尚自然，并不排斥人巧。小说本身便如一座精心建构而又自然天成的 “天上人间诸景备”的社会大观园。 三、创造了众多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数量可能是最多的，其中不少达到了相当的深度。《红楼梦》在人物创造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空前的，而且直到今天，也难以举出哪一部作品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这不单是指数量而言，《红楼梦》创造了数十、数百人物，是一个长长的人物画廊，或说是整个形象的体系;更是指艺术魅力而言，书中各色人物艺术生命力旺盛，历久弥新。 1.首先，是对主人公的研究。贾宝玉这个人物异常新颖独特，又十分亲切可感。他既有石破天惊的新奇之想，又有扑面而来的世俗之气。在贾宝玉的性格素质中，很多独异之处：爱红;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作为贵族之家的精神囚徒，他被禁锢在高墙深园之内，生活天地的狭小，反倒激起了自由思想的翅膀。他不只咀嚼身边的小悲欢，担忧自己前途难测的爱情，而且苦苦追索难以解开的种种人生之谜，负荷着一般人还意识不到的痛苦和不幸。他似傻如狂地扰乱封建秩序，痛斥国贼禄蠹，大胆执着地追求纯真的爱情; 有时却又呼唤自然，向往返朴归真、参禅悟道。作家有分寸地、生动地展示这种矛盾运动的复杂过程，使各个侧面有主有次、时隐时现、相反相成，由此产生一股强大的性格合力。贾宝玉这个“痴公子”就是这样一个难以穷尽的审美对象。 2.围绕着主人公的女性形象，同样是研究者经常瞩目的课题。其第一序列是“金陵十二钗”，不仅正册，在副册和又副册中也有十分重要的人物。这些女性形象同样既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又有丰富深厚的性格内涵。首先，要把大观园内外那一群年龄和生活环境相近的青年女子写得个性鲜明、色彩各异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她们其实也都是“富贵闲人”，闺阁之中并无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不过“小才微善”，然而，人们却决不会把他们混淆。大体上说，薛宝钗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冷”，黛玉是“愁”，湘云是 “豪”，凤姐是 “辣”，探春是 “敏”，迎春是“懦”，元春是“贵”，妙玉是“洁”，香菱是“苦”，金桂是“悍”，莺儿是“巧”，紫鹃是“慧”，……。各人的性格色调是那样鲜明、不可更易;但就每一个人物而言，其性格世界又是十分复杂丰富的。 薛宝钗是著名的“冷美人”。冷美人之“冷”，是冷艳、淡雅;又是冷静、理智;有时又是冷漠、冷酷。从外表到内心，从克己到处人，体现着一种自我修养的很高境界。她衣妆淡雅、居处素净、罕言寡语、端庄典丽，显示出一种凝重、封闭的个性。她服食的“冷香丸”意味深长，以冷制热，喻示对自己内心感情的克制、压抑，天真被世故吞噬，爱恋之情被闺范礼教掩藏。有时，这种冷静到了冷漠、麻木、失去同情心的地步。冷香寒彻，终究导致雪埋金簪。冷美人始终未能赢得“痴公子”的赤子之心，只能在无爱的婚姻和孤寂的生活中抱恨终身。这一以“冷”为特征的性格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 人称“病西施”的林黛玉整天愁眉不展，“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体态的病和心态的愁叠合为一，那淌不完的泪水是心灵之泉，是前生所饮的“灌愁海水”所化。人们看到，病愁、乡愁、为落花无依柳絮飘零而愁，自身的孤苦无靠和爱情的前景暗淡更使她陷入了无可解脱的愁的深渊。在这个敏感多愁的少女的精神世界里，同愁闷伴生的正是抗世违俗的自尊和目下无尘的孤高，潜藏着一种执着的人生追求和热烈的爱情向往，这是一种较《红楼梦》中其他女性远为清醒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要求。所谓“林黛玉型”应当不只是对其多愁善感的外部印象而言，还应当看到这一性格丰富的文化内涵，体察其超越群芳成为 《红楼梦》第一女主人公的性格特质。 湘云之豪令人神往。她襟怀坦荡、言动爽快，烧鹿大嚼、醉眠花裀更有名士风度。然而笼罩在整个家族和社会头顶上的阴影同样追随着她，乐观豁达的云丫头也有自己的烦难和隐忧。最终也只有顺从命运的安排。钗、黛、湘可以说是全书中最重要的“鼎足而三”的女性形象，一个深沉，一个孤高，一个豪爽，三者都是美，却又是迥然不同的。 辣，应当是凤姐形象给予人的总体感受。然而，“凤辣子”的辣味仔细辨析起来也很复杂，是一种综合的美感效应，很难用一定的逻辑概念来规范，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体味，比方说包含着杀伐决断的威严、穿心透肺的识力、不留后路的决绝、出奇制胜的谐谑等等。有时辣得令人可怖，毛骨悚然;有时辣得令人叫绝，痛快淋漓。凤姐这个人，不论是干好事还是干坏事，还是好坏参半的事，都脱不了辣的特色，永远给人以新鲜感和动态感。凤姐不仅才识不凡，并且具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欲望。当其出格出众，向男性中心的社会示威，的确扬眉吐气;当其机关算尽，为无限膨胀的私欲践踏他人特别是同为女性者的人格尊严以至生存权利时，则不能不令人心寒。这两者交织形成了一个以辣为特色的中国女性性格的奇观。凤姐形象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中国传统的戏曲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往往有极大的夸饰，以至就是某种品质的化身，如忠、奸、智、莽等。《红楼梦》所展示的不是单一的各种规范人格，而是血肉丰满的现实人格。鲁迅说《红楼梦》所写的“都是真的人物”，“和从前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这是对于《红楼梦》人物创造的很高评价。 3.《红楼梦》的人物形象体系充满了辩证的因素，在形象的相互联结和对照反差中极大地扩展了生活的容量。各色人物几乎都可以作多种排列组合，成为序列或对照映衬，在变化中见统一，在比较中显个性。如贾府四春、红楼二尤、黛与钗、宝玉与贾环、薛蟠与宝钗、探春与贾环、赵姨娘与周姨娘、王夫人与邢夫人、凤姐与李纨、贾母与刘姥姥、焦大与赖大、张道士与王一贴……不胜枚举。只要选取一定的视角，就能发现其具有可比性。艺术形象的多样性固然使人眼花缭乱，却隐然有一种韵律寓含其间。同时，对照和映衬更是交叉地多方位地存在的。钗和黛固然是一种对照;宝钗和她的胞兄薛蟠又是一种对比，一个通情达理，一个任性尚气;宝钗和她嫂子夏金桂又是另一种对比，金桂的骄横恣肆，在小姑平和自重的反衬下，更显得气焰灼人。贾环和探春是一母所生，一个俗，一个雅;宝玉和贾环是兄弟，一个对不情之物都有情，一个则对有情之人都绝情。尊贵的老祖宗和村朴的刘姥姥，发迹的赖大和背晦的焦大，……都在各各不同的反差中显出其特性。至于“晴有林风，袭为钗副”之类，则不仅是一种对比，而且是一种整体性的对应了。 形象体系的构成是长篇小说的重要美学问题，《红楼梦》在这方面的成就也标志着小说艺术的成熟。 人物研究可以说是红学研究中最有成绩的方面之一，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论到了，尤其是重要人物更有深入透彻的分析。论者大多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辩证的比较的方法，使研究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 四、相对而言，语言研究仍较薄弱，大家公认《红楼梦》创造了远迈前代、至今仍不失为楷模的第一流的文学语言。《红楼梦》的语言既平淡朴素，又文采斐然，或说其“文虽浅其意则深”，有含蓄蕴借之美。语言艺术上的特色也是和全书总的特色相联系的。这方面研究文章数量虽不多，也有质量颇高的论文。其主要论点为： 1.《红楼梦》语言的佳处在于它的全体，而不在一枝一节，很难举出某一处来说明它语言艺术的成就，最好的办法是通读全书。而且，它的表现力不是呈现在词句的表面，而是含蕴在内里。它把宝黛爱情写得极其缠绵旖旎，通篇却找不到绮丽的词句和藻饰，作家只用普通的朴实的口头语来写，却把“儿女真情”表达得极为深婉曲折，许多盛大热闹的场景、粉淡脂浓的人物，并不是用华美的词藻堆砌出来的。脂砚斋在评点中常常赞美《红楼梦》在这方面不落俗套，不用前人用滥了的写法。而且常常用略貌取神、以此写彼的方法使人意会，调动读者的想象来补足。当然，小说中也不乏清辞丽句，亦有铺陈辞采之处，那都是切合特定场合的需要，而且非常精炼。 2.《红楼梦》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古典白话小说，但比过去的白话小说名著更有生活情致，更富文学意味，也更有全民性。《红楼梦》的用语基本是白话，间有浅近文言，但不觉生硬、不感板滞，很少套话官腔，显得灵活流动，当文则文，当白则白，和谐相间。《红楼梦》在把生活语言改造成精粹的文学语言上，其吸收、销融的器度是十分恢宏的。生活中的俗语词、方言词、社会习惯语、熟语、歇后语等都可以被驯化而为文学词汇。有的词语更是作家的独创，“意淫”、“禄蠹”、四句俗谚口碑连成的护官符以及判词曲子等包含的许多精警语句，既不见经传，也不是俗语，自《红楼梦》出来后则已成为人所共知的新典和新谚了。《红楼梦》中并非没有采用方言土语，论者也曾为吴语京语争执不休，由于作家的选择、提炼，用得恰到好处，中国的读者地不分南北都能明白通晓，领略其中韵味，正好说明作者博采方言，熔铸成家。总之，《红楼梦》的语言，较之以往的小说作品，更加生活化，也更加文学化了，作为一种规范的文学语言，历来被各种权威性的汉语词典引为例子。 3.特别要提出的还有《红楼梦》在人物语言和对话艺术方面的成就。一般常归结为语言的性格化，所谓“闻其声如见其人”。《红楼梦》写了几百个人，要做到这一点则要写出“百人百声口”。书中人物流品复杂，个性各异，作家要设身处地、体察入微，描摹得当地为数以百计的人“代言”，这是何等功力!何况，就每一个人物而言，作家不能靠一种程式、一个腔调来实现人物语言的性格化。同一个人物，因时间、场合、心态等不同，其语言也千变万化。长篇小说人物对话技巧中还有一种众人交口的场合，这不是舌战群儒式的交替直流式，而是多人众口的错综交流式。《红楼梦》能在整体反映中照顾到每一个人，将身分相类、话风相近的人区分开来，难度是很大的。传说曹雪芹“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清·裕瑞《素窗闲笔》)。除去辛苦锤炼之外，作家的语言天才令人惊叹。 五、发阐《红楼梦》中充溢着的诗意和蕴含着的哲理。从叙事文学的角度看，《红楼梦》所写的故事平淡无奇，近乎琐屑，然而却又那么经读耐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熔入了作家丰富的人生感受，在小说的深层蕴藏着诗情和哲理。 翻开《红楼梦》的许多篇章，诸如读曲、葬花、扑蝶、画蔷、醉眠、乞梅、诔晴，以至跌扇、篦头、观局、斗草等等，都会使人受到一种诗情画意的感染。多少诗人和画家从中汲取灵感和题材。这在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诗意之于《红楼梦》，不限于其中数量可观的诗词韵文，也不限于某些可供吟咏作画的片断，也不仅指诗的构思和技巧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最根本的应是作家的诗人气质对小说艺术素质的影响和渗透。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生的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都似乎有性灵和神韵，作家的喜、怒、哀、乐，伤悼和同情，辛酸和忧愤，那感情的波涛总在涌动。小说虽然不是抒情诗，却可以有浓郁的抒情性。曹雪芹作为一个诗人的才华和修养在《红楼梦》里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中国源远流长的抒情文学滋养了 《红楼梦》小说艺术的机体。 单有感情的真醇还不够，《红楼梦》又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唯一达到哲理深度的作品。传统小说在艺术上令人最难以忍受的是那露骨的说教，即使某些包含优秀现实内容的作品也未曾超越道德伦理思想的层面，上升到对人生价值和生命目的哲理思索的高度。只有《红楼梦》，它对现实存在合理性的怀疑，对人生归宿的冷静关注，对生命价值的的执着追求，使作品的思想升华到哲学的层面。这种思考和探求，又是非常自然地通过人物的精神历程隐然无痕地渗透在作品的艺术整体之中，而不是生硬地把外在观念和生活形象拚凑在一起。这种渗透，当然体现在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命运以及一些警语中，即使是在全书的艺术构思、情节安排以至细节描写中，也几乎无处不在。书中对于盛与衰、热与冷、欢与悲、动与静、聚与散的处理，无不贯穿着盛极必衰、乐极生悲、静极思动这样的哲理内涵，有时更是热中有冷、乐中隐哀、相伴而生。《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耐读，同深入肌理的哲理思考是大有关系的。 还有不少论者探讨象征和隐喻在《红楼梦》中大量和巧妙的运用，指出其原因不单是由于伤时骂世不便明说，它和小说的悬念、诗歌的取喻都有关系。大而言之，神话的背景、幻境的阅历都有隐括和预示的作用;小而言之，服用冷香丸、柚子换佛手之类，都同人物的个性和命运相关合。数量众多的诗词、谜语、酒令、花名等，更是对各人品格和归宿的形象写照，既贴切又含蓄。连人物的命名都有讲究，谐音、寓意、因事、随缘，看似随手拈来，实则多有寄托。 六、文备众体，艺熔一炉 《红楼梦》除小说主体文字兼有各体之长外，书中包罗的其它文体可以说应有尽有：诗、词、曲、歌、谣、谚、赞、诔、偈、辞赋、联额、书启、灯谜、酒令、骈文、拟古文……等等。以诗而论，又有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歌行、骚体，有咏怀诗、咏物诗、怀古诗、即事诗、即景诗、谜语诗、打油诗，有限题的、限韵的、限诗体的，有应制体、联句体、拟古体，……余不概举。可以说是真正的文备众体。而这一切又都是小说的有机部分，不同于其它小说的游离于情节之外，若删除这各体文字将会大大损害小说的艺术整体。在数以百计的韵文中，作者绝少自己出面，都系替人物“代拟”，要把各人之作，拟得“诗如其人”，诚非易事。如诸芳共咏海棠，黛玉的风流别致，宝钗含蓄浑厚，湘云清新洒脱，互不相犯，可谓 “按头制帽”。其它各咏亦复如此。 《红楼梦》对中国文化艺术集大成的丰姿，绝不限于文体和文学本身，各种姐妹艺术，包括戏剧、曲艺、绘画、书法、音乐、游戏，以及建筑艺术、园林艺术、服饰艺术、陈设艺术、编织艺术、风筝等手工艺术，至于茶文化、酒文化、果品、点心、菜肴、烹调等综合而成的饮食文化……无不在书中有精妙卓绝的反映。举凡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与物质文明相伴而上升为某种文化形态、具有艺术鉴赏价值的事物，几乎都被博学多识、才艺绝伦的作家收入笔底、活现纸上，令后人赞叹不已。《红楼梦》写了那么多大小饮宴，绝不仅仅是为了吃，那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智慧、技巧和文化的结晶。即从这一角度来看，谓《红楼梦》熔各种艺术于一炉，是当之无愧的。今天，“红楼文化”已伸展、渗入到各个文化艺术和生活领域，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吗？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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