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日报投稿

张范津 南宫是冀南名城，不仅有“旱码头”、“小北京”之美誉，而从文化的视角回望，南宫还是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圣地。 南宫与佛结缘，从肇建中国佛教第一塔——普彤塔算起已近两千年。普彤塔位于南宫市区西北约公里处北旧城村，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创修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的《南宫县志》记载“普彤塔在废县（明成化十四年衡漳河泛滥，淹没南宫县城，官舍、民宅尽毁，至成化十六年，县城迁于今邑，旧城故曰废县），汉明帝永平十年建……”。1990年省文物局修葺时，从上四层佛龛中发现了嘉靖十五年修塔时奉置的四十一尊铜佛，其中一尊背部铭文记载，普彤塔“汉永平十年正月十五日摄摩腾、竺法兰建……”这两段文字，一个年代、两个人物需引起注意。“汉明帝永平十年”，是一个标志性的纪年；“摄摩腾、竺法兰”，则是两个标志性的人物。汉永平十年以“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为标志，官方正式认可了佛教的存在，摄摩腾、竺法兰是第一批御准传法的高僧，是汉传佛教开宗传代的始祖和尚。正是这一年，初入内地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在南宫开始了神州第一佛塔——普彤塔的建设。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发祥于古印度。而何时传入中国内地，史志记载不详。一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一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尽管这样，但佛教正式被官方认可的年代，当为汉明帝永平十年，这也是多数史学家尊从的纪年。据《魏书·释老志》记载，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明帝刘庄“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梦中金人来访，不知是福是祸，于是“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精通占卜解梦之术的傅毅祝福说“昨夜之梦，乃佛陀显圣于陛下，昭示大汉国家会昌盛于天下。”明帝听后大悦，于是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十八人为使西去求迎佛法。经过两年的苦苦寻觅，终于在月氏国遇到了以白马负《四十二章经》携释迦牟尼真像的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并将他们迎奉回国。永平十年蔡愔等迎佛队伍抵达国都洛阳，至京城后将摄摩腾、竺法兰二高僧暂且安侍于官署衙门鸿胪寺，经卷存放于宫廷藏书馆兰台石室。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次年在洛阳雍关西敕建白马寺。明帝不忘乃父刘秀更始二年（公元24年）被王郎兵逼，历险南宫遇难呈详的经历（相传更始二年光武帝刘秀巡河北，闻王郎兵至，急渡滹沱河，至南宫遇大风雨，引车在一空舍躲避，逃脱了王郎追杀，刘秀言此地为风水宝地。后人在此立亭曰“大风亭”），在白马寺肇建前，即着摄摩腾和竺法兰先期在南宫大风亭附近建佛塔，塔北建佛寺，此即为神州第一塔、第一寺——普彤塔、普彤寺。 普彤塔、普彤寺的落成，促进和带动了中原佛教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南宫在佛教史、佛教界以及善男信女心目中佛教圣地的地位。从此南宫侍佛礼佛蔚成风气，香火绵延逶迤永续不断。其繁盛程度之高、普及程度之广，从南宫境内大量佛教遗存中可见一斑。 《南宫县志》创修于明，至今已历六版，从明、清、民国之志的记载看，自宋明以来南宫境内，寺庙最少的时期有17处，最多时达30余处。但据《南宫县志》（康熙版）所录《重修石佛寺碑记》称“南宫之邑梵刹之盛环境内不下百余处”。而且目前南宫的文物遗存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多与佛教有关。南宫市现有县级以上文物64处，其中佛造像、寺庙遗址、寺庙碑刻22处，占总数的34%。而在69件三级以上馆藏文物中，有43件是佛事品，占馆藏总数的。特别是近年来南宫境内的佛教考古新发现，更补充了史志记载的空白。1995年春，垂阳镇北慈达在其村西北清理河床时发现南北朝时期汉白玉佛造像残件数百件。今年春，北胡办事处小关村在群英湖北库区深耕春白地时发现北齐时期汉白玉佛造像残件近百件。几日后，仔仲镇后底阁村在村西挖土时，又挖出唐初汉白玉佛造像残件近百件。在南宫东西两翼同时出现大批雕刻精美的佛造像，引起了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了对两处遗址的抢救性勘探和发掘，在对后底阁遗址的发掘中，又发现窖藏汉白玉、青石、陶质佛造像残件300余件。据省资深考古专家、文物局副局长谢飞先生讲，后底阁出土的这批佛造像数量之多、雕刻艺术之精美、年代之久远，在佛教考古发掘中是极少见的，堪可与青州、曲阳佛造像比美，有望跻身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行列。省文物局已决定将后底阁、小关村两处遗址作为准省保单位予以保护，并报国家文物局立项开展进一步发掘。这一考古发现，再次证明了南宫佛教文化的深厚底蕴。 圣地必有名刹，道场凝聚佛缘。改革开放后，人们的尊佛热情得到了充分释放，1992年南宫市人民政府尊重群众意愿批准同意了省佛协再建名刹，修复神州第一寺普彤寺的提议。1992年10月“中国第一爱国僧人”、全国佛协常务理事、省政协六届常委、省佛协副会长弘川法师到任住持后，经过1年多的筹备，1993年11月奠基，1996年9月26日隆重举行了普彤寺落成暨佛像开光大典。佛界高僧、各界官员以及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数万人参加了这个庆典，名刹端倪初显。为永续佛缘，近日省民族宗教厅和省佛协领导再次对普彤寺和南宫佛教文化渊源进行了考察。发下了扩建普彤寺，再建中国第一梵刹的宏愿，并得到了南宫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拉开了再启南宫乃至全国佛界盛事的序幕。 我们期待着这一盛事的到来，我们为南宫的佛缘永续而祈祷。      (《邢台日报》2006年10月17日)

2006年迎来了《邢台日报》创刊五十周年、《牛城晚报》创刊十二周年。这两份报纸如今已经融入了邢台百姓的日常生活。1993年邢台地市合并之前，《邢台日报》是地委机关报，《邢台晨报》（前期称《邢台市新闻》）为市委机关报；地市合并后《邢台日报》作为新的邢台市委机关报，两报社合并，并于1994年1月1日创刊了《牛城晚报》。《邢台日报》的前身是《先进报》创刊于1956年7月1日，1958年撤销邢台专区和邢台市，《先进报》与邯郸专区《农民报》合并，更名为《滏阳日报》。1961年恢复邢台专区，4月底周恩来总理为即将成立的邢台地委机关报题写报名《邢台日报》，这个报头一直沿用至今，1993年成为邢台市委机关报。2005年《邢台日报》社结束了多年分散办公的局面，统一迁至新址办公，实现了采、编、印、发的一体化、网络化。

张范津 垂杨县是1940年3月抗日战争最危难时期的产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它是由南宫县析出东部垂杨、段头、乔村、郝屯四区而设置的一个行政区，1944年7月撤销建制，仅存四年零四个月。因其县史短暂，故知之者甚少。 为了留住那段红色的记忆，2006年4、5月间我们组织了一次文物普查，和文保所张兴岭同志在垂杨村经多方求证，找到了中共垂杨县委、县政府初建时的机关旧址。该旧址在现镇政府西南，仅存抱厦北屋3间。据房主李聚红介绍，此院建于民国初年，为该村外科医生李云的宅院，“群运”时归垂杨村，1980年大队处置房产时，由他购得。由于其特殊的历史价值，2008年11月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历史上的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此时在正面和敌后战场腹背受敌的日军，已将注意力放在了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特别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上，冀南又首当其冲。在“治安强化”、“铁壁合围”、“清剿扫荡”、“蓖梳”“囚笼”以及“三光”政策的摧残下，不少地域沦为了游击区或敌占区。面对新的斗争形势，冀南区党委、行署按照加强领导、便于指挥、活动方便的原则，从1940年开始陆续对县级行政区划作了相应调整，垂杨县即在此背景下设立的。之后又陆续设立了宁南县(宁晋县南部地带)、企之县（威县、邱县交界地带）、广曲县（广宗、平乡、曲周、邱县交界地带）、清江县（原临冠邱特委辖区）、宏毅县（清江、临清、企之三县交界地带）等。 垂杨县设立之初隶属冀南四地委、专署领导，1942年6月划归六地委、专署领导。第一任县委书记是高志学，继任为陈星野、李析哲（张文松）、常中方、张光生、李培新共计6位。县长4位分别为何克、刘乃茵（刘鸣九）、吴大羽、张春久。 垂杨县尽管建县时间短暂，工作环境艰苦，但在对日斗争中却发挥了巨大作用。 大破王高路，振奋了民心。王高路是清河王官庄至南宫大高村的一条公路，是日军为达分割“蚕食”和更好地辖制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目的，于1941年初修筑的。全长30余公里，除在沿路修筑大小据点近20处外，还在公路两侧挖了封锁沟，将垂杨县分成了东西两片，严重限制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活动。为铲除这条“毒蛇”（宋任穷语），垂杨县委按照冀南区党委的指示，动员全县地方武装和数万名党员群众，配合新七旅、新四旅，在陈再道、宋任穷亲自指挥下，于1941年8月30日晚发起了对王高路的破袭战。在全面开花的同时，他们把重点放在垂杨县的中心据点——马固庄据点上。31日当扫清马固庄据点外围碉堡后，遂用野炮炸开据点，全歼了守敌。至9月3日，先后攻克该县尧村、双炉、董家庙、郭庄、范家寨、扈家庄、甘狼冢等据点、碉堡16处，击溃伪高德林部三个团兵力，毙伤敌500余人，俘450余人。之后参战的民兵和群众在部队掩护下，挥锨抡镐，经过三天三夜鏖战，铲平了沿线各个据点，捣毁了大部分路基，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公路封锁线，大大提振了广大军民的抗日信心。 冲破合围，安定了民心。从1942年起日寇对根据地的扫荡不断升级，为达到彻底摧毁的目的，他们还在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亲自指挥下制定并实施了“铁壁合围”计划。4月28日夜秘密集结，29日凌晨统一行动，很快形成几个合围圈。被围困在合围圈中的垂杨县领导机关，虽然冲出了包围，但却因彼此失去联系，加之与四地委、专署联络中断，而丧失了集中开展工作的能力。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冀南区党委、行署果断决定，将垂杨县划归六地委、六专署领导，随即派地委副书记、宣传部长王东宁和在专署工作的吴大羽到该县开展工作，由吴大羽任县长。他们首先找到县委书记张光生，然后再分头动员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和村干部出来工作，重新建立起了各级组织，安定了民心，对敌斗争也随即开展了起来。 抗击自然灾害，凝聚了民心。自1942年“4·29”铁壁大合围之后，垂杨不但白色恐怖严重，而且自然灾害频生。是年冬季下过一场小雪后，直到1943年7月16日竟滴雨未落，造成夏粮大面积绝收，史称“碌碡不翻身”。正当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之际，瘟疫又开始肆虐，灾情严重的十八吴村、郝屯、马固庄、段头、徐马寨一带，一天就死十几甚至几十人。出现了“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局面。好容易熬到7、8月间下了透雨，抢种上的晚秋作物快要收获时，大批蝗虫又铺天盖地而来，所到之处庄稼吃成了光杆。面对百年不遇的灾荒，中共垂杨县委、县政府按照“咬紧牙关，积蓄力量，战胜灾荒，坚持对敌斗争”的方针，通过采取借粮、外地贩粮、武装运粮、降低征粮标准、开展社会互济以及生产自救等措施，大大缓解降低了灾荒造成的的损失，凝聚了民心。 开展敌伪斗争，争取了民心。敌伪斗争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但却发挥着正面战场无法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在游击区、接敌区实行“两面政策”，建立“两面政权”。所谓“两面政权”实际上是表面通日，暗中抗日的一面政权，正如刘少奇同志指出的那样“这种两面政策，实际上就是使用合法形式在同敌人进行斗争”。这样就使不少村庄虽然形式上被敌人占领了，但我党的抗日政令仍可畅通；另一方面开展记 “黑红点”活动。即为伪军伪组织建立“生死簿”，干好事记红点，干坏事记黑点，对黑点多的，到时候就用喊话或写信的方式给予警告。“八路军真是怪，黑点红点记好坏，记红点没有事，记黑点要脑袋”即当时垂杨一带非常流行的一首歌谣。通过广泛有力的政治攻势，加之镇压汉奸运动，使日趋恶化的抗日斗争形势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除垂杨据点外，乔村、南白塔、段头、董家庙等这些中层据点，为我党坚守抗日阵地，积蓄了力量、创造了条件。 1944年7月，垂杨县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因光荣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撤销建制。一区划规枣南县，二区划归清河县，三区划为清江县。                    (《邢台日报》201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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