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装史论文

近现代服饰(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孙中山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礼服在所必更，常赐听民自便。”希望能有一种“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服装式样。于是，孙中山决心自己设制服装。他经过缜密思考，精心设计，并征求意见，终于创制了一套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简便服装——中山装。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孙中山设计的中山装，兼具中西装之所长。它是以广东便服为基样，在直领上加一翻领，如同将西装内衬衣的硬领“移植”过来。这样使上衣就兼具了西装上衣、衬农和硬领的功用，穿起来显得很硬挺。同时，又将便服或一般西装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如此“双双”、“对对”，颇具均衡对称之感，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点。又在上下左右四个衣袋上加上软盖，并各订扭扣一枚，既美观又安全，可防袋内物品遗失。下面的两个明袋采用能缩涨自如，颇具弹性的“琴袋”式样，旨在便于放置书本、笔记本等必需品之用。如此一小事，也足以证明一代伟人好学心切，随时不忘读书的美德。孙中山开始设计上衣的钮扣有七个扣子后来为了方便起见，改成了五个。这就是小翻领、四袋、五扣的中山装上衣。孙中山还参照西装裤的式样亲自设计了中山装裤子：前面开缝，一律用暗扣；左右两侧各置一大暗袋；右前部分设一小暗袋，俗称表袋，也可藏用。这种裤子穿起来很方便，裤袋也可放置随身携带的必需品。此外，裤袋的腰部打褶，裤管翻脚也有异于其他服装，成为中山装的特色之一。孙中山亲自设制了新服装，又亲自带头在各种场合穿着。因为，这种服装优点很多，主要是外形美观大方。可以使用高级衣料制作，也可以使用一般布料制作。既可以作为礼服，又可以作为日常使服。因此，很受群众的欢迎，将它称为“中山装”。后来，经孙中山大力提倡，普遍推广，一时穿“中山装”，举国崇尚，蔚为凤尚。在这个时期旗袍同样也深受欢迎。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据资料记载，最早穿袍旗的汉族妇女是上海的女学生。她们穿着宽敞的旗袍，引起了各界妇女的羡慕，并纷纷仿效。同时，社会舆论对此也大加赞扬。于是，旗袍竟成了当时女子最时髦的服装。清末满族旗女穿的旗袍是宽大、平直、衣长至足，所选用的衣料大都是绣花红缎，在旗袍的领、襟、袖的边缘部分都用宽边镶滚。20年代初，旗袍开始普及，其式样与清末的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旗袍的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了。20年代末，因受欧美服式的影响，旗袍式样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此时的旗袍，衣长大大缩短，穿着比以前更称身合体，也更能衬托出女性的曲线美。到了30年代，旗袍已很盛行。先是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但不久，又兴起低领来，领子越低越“摩登”，甚至有穿无领旗袍的。袖子的变化也是时而流行长的，长过手腕；时而流行短的，短至露肘。至于衣长，一个时期流行长的，长至下摆曳地；以后又流行短的，短过膝盖。从40年代起，旗袍的式样趋于取消袖子，缩短衣长和减低领高，使旗袍更加轻便、适体。新中国成立之初，妇女穿旗袍的还很普遍。以后由于各种原因，穿旗袍的就越来越少了。但旗袍作为我国的一种传统的民族服装，是具有一定特点的。它线条简练而优美，造型质朴而大方，比较适合妇女穿着，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影响。近年来，我国的服装设计者集思广益，推陈出新，将传统的旗袍式样与现代女装式样揉合起来，使旗袍以崭新的风姿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政治的过分干预 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中国政治上的极左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在政治的标准下清除了所有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服饰，其中包括西洋的、封建的、奢华的艳丽的，甚至于性别特征明显的。最后剩下的只有中山装、军装、学生装了，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服饰最单调贫乏的一页。自民国以后，拥有时装，特别是妇女时装的出现。他是一种时髦的服装。既和与节令，也符合时代潮流，时时变化。有很大的流动性，创造性。近代妇女穿着时装是中国服装史上一大转折。不同于历代那样受严格的封建等级服制的限制，难于有大的变革，而民国以来帝制废弃，封建限制逐渐消失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衣着，纹样，色彩，加之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时装业的兴勃时装上的推陈处新，争夺斗艳，造成服装史上空前的繁荣景象。或许现在服装就是那只涅般的凤凰，世纪末的狂风烈火将使她锻铸一新，重现光辉。服饰，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像饮食那样出于维系生命的本能，也不是像居住那样出于防身之必需，而是一开始就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文化创造。第五章 现代不可否认，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服装走向衰落与脱变的一个世纪；同时，这个世纪也是民族传统服装孕育新生能量的世纪。一百年前，在北京宣武门南，达智桥胡同的松筠庵里，一个蓄着长辫，自穿袍的年轻人，用有力的行草写下了中国近代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他就是康有为。他在上疏奏折中称：“……以数千年一统缓之中国衰衣博带，长裙雅步而施万国竞争之世，……诚非所宜矣！”可见当时中国服饰的改革与政治改革一样势在必行。辛亥革命首义成功，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服制》法令，将欧式的燕尾服，圆筒帽列为中国大礼服，西服为小礼服，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法令确立西式服装在社会礼仪中的地位。从此，中国自上而下地开设接受西式服装与服饰习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蹉跎，负载着旧时代精神的民族传统服饰形式逐渐消失，中国人的衣行为模式逐渐与西方趋同，最终“与国际接轨”。于今日的国际环境之中，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首先在物质领域与其他发达国家趋势向同一，经济贸易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同质化，譬如都市的玻璃幕墙摩天大楼，家用电器、汉堡可乐、西装、T恤、等。其次，物质生活的间接影响以及传媒通讯的直接影响精神领域的同一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审美情趣、甚至于语言表达都在朝着一个潜在的国际标准靠拢，服饰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时期里，我们更不能忘记祖辈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而又宝贵的文化遗产。从开始的树叶兽皮到粗布麻衣再到绫罗绸缎，服饰的种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中国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奇迹的神话。现今，中国加入了WTO，更大的机遇在等着我们争取，更大的挑战也在等着去克服。我们不能一味的看着门外，应该更好的运用已有的财富，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服装特色。

秦代出土人形主要为战车和骑士，数量达八千多人。人物既高度写实，衣甲、器物亦以为如真，对于秦俑学的研究有着弥足珍贵的资料。由于秦俑的出现，学者们已经发表的有关论文和论著的数量已经汗牛充栋，本人由于近距离接触过将军俑、跪射俑等实物，秦始皇的兵马俑分兵马俑和骑兵俑两个兵种，每个兵种又有士兵俑、军吏俑和将军俑的区别。将军俑和军吏俑、士兵俑最大的区别在于穿戴：将军俑戴頍冠、着两层直裾长袍、外披裲裆鱼鳞甲。军吏俑戴长冠、着直裾长袍、外披裲裆鱼鳞甲。士兵俑辨发束髻及圆顶小帽、着直裾长袍、外披鱼鳞甲。由于秦王朝有着严格森严的封建阶级独有的等级以及制度，所以采取将军俑及跪射俑作为代表性的冠戴发式来研究、讨论。笔者就此将军俑及跪射俑两个俑的服饰以及冠戴方面做一点论述，仓促之间，疏忽难免，还望大家指正。关键词将军俑、跪射俑、秦俑服饰、军吏俑1974年3月，位于秦始皇陵东侧西杨村的农民偶然发现秦兵马俑，兵马俑的出现震惊了世界，北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是对当时秦军队的整体复制，每件作品都体现着当时人和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时代体貌特征，从距今2000多年历史的秦兵马俑内众多的陶俑中，我们可以更为真实地考证当时的各类将士穿着服饰以及冠戴发式。秦始皇的兵马俑分兵马俑和骑兵俑两个兵种，每个兵种排列有序，气势磅礴是秦王朝强大的军队缩影，各种类别的盔甲、服饰装束，发式都有不同等级，体现的艺术美感又各不相同。其中士兵俑、军吏俑和将军俑又各有区别。将军俑和军吏俑、士兵俑最大的区别在于穿戴：将军俑戴頍冠、着两层直裾长袍、外披裲裆鱼鳞甲。军吏俑戴长冠、着直裾长袍、外披裲裆鱼鳞甲。士兵俑辨发束髻及圆顶小帽、着直裾长袍、外披鱼鳞甲。秦兵马俑以各种标志和制式来区分等级，这里采取将军俑和跪射俑不同级别的俑来浅析秦王朝的服饰穿着，冠戴发式有着重大的重大的意义。一、将军俑、跪射俑服饰称谓 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由于其国祚过短——15年后就被汉王朝给取代，直到1974年3月秦兵马俑的发现和发掘，为历史学家、考古人员和研究学者以及其他爱好者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在出土的8000多个兵马俑中，有将军俑、军吏俑、盔甲俑、武士俑、跪射俑、立射俑、御手俑、车士俑、骑兵俑等各个兵种，其中就笔者接触过的将军俑以及跪射俑的最为完整。将军俑裲裆甲上有八字结，右胸前有一个八字结，胸下左右各一个八字结，绕脖一个八字结，甲为密密麻麻鱼鳞，一直延伸直胯部。肩甲有披膊，护肩。里面着两层直领大襟直裾长袍。跪射俑着裲裆甲，甲到腰身，披膊护肩。里面着直领大襟直裾长袍

服装文化与时尚交流 我国素有"衣冠王国"之称，服装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然而近百年的服装发展却是起起落落，几度交流，几度时尚。有史以来，服装的变迁主要靠两种动力推进，一是更朝换代，二是时尚交流。翻开我国的服装发展史，尤如阅读一部中华民族文化史，社会文化、艺术思潮及审美观念的变革均通过服装而展现出来。自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度，延续几千年的衣冠体制和服饰典章也被弃之不用了，我国服装由以往的宫廷和民间两条发展脉络变为以民间时尚交流为主的发展阶段。 服装的发展告诉我们：服装的时尚交流是多角度和全方位的，既有本土文化之间的，又有中、外文化之间的；既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本世纪真正意义上的服装文化的时尚交流可以说是从20年代开始的，其动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大批国外留学生在回国的同时，将海外的着装观念和穿着方式带进来，使一部分进步人士脱去长袍马褂而穿起了西式洋装；其二是受来自美国好来坞电影文化和海派服装的影响，以上海为主的大都市女性纷纷打扮成一副"摩登女郎"的模样，追求地道的海派西洋风格，又窄又长的裙子，佩戴椭圆形眼镜、手表、皮包和阳伞，这种打扮在上海滩极为盛行，时髦女性争相效仿。同时，旗袍也倍受女性的青睐，这时的旗袍也一改传统的式样，其造型为收腰线、长下摆，显露身体曲线，开衩提高并镶饰花边，领型前低后高。特别是穿在一些女影星和社会名流身上，更显出娇柔典雅的风范，随即成为老少皆宜的新女性的代表性服装。再后来的旗袍相继出现连袖式、对开襟、琵琶襟等形式，根据季节和不同的要求，又有单、夹、袄之分，袖子也有长、中、短、松、紧之别。由此可见，服装的发展是建立在时尚文化之上的，时代的更替，文化艺术的拓展，人们知识和情感的深化，其审美需求不断的向服装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服装的造型不断的翻新，以再现时尚文化的新面貌。同样的服装造型，每个时期都会赋予它新的元素和不同的内涵。 衣食住行乃国际民生之必须，时尚交流乃服装之必须。这一时期，身为大元帅的孙中山先生对民生极为重视，将"民生主义"当做其三民主义思想的核心，他甚至亲自参与了服装的改革。第一件中山装是在上海南京路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店"诞生的，这家店的老板王财荣曾多次为孙中山先生制作服装。当时孙中山先生将从日本带回来的学生装交给王老板进行改制，王老板在参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的基础上，将学生装与西服的款式和剪裁方法相结合，其造型特点是：翻折式立领，单排7粒扣，上下各两个贴袋，上贴袋结构为对折有两条装饰线，上贴袋盖呈倒山形笔架式，其寓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知识分子，下贴袋结构为暗缝立体式，袋盖呈长方形。中山装的出现特别受到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普遍推崇，并且延续不衰。但建国以后的中山装受时尚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列宁装的影响，在款式上有了新的变化，如翻折领的领尖变尖了，单排7粒扣变为5粒扣，上下贴袋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了简化处理。50年代，北京红都时装公司特级工艺师田阿桐在为领袖毛泽东制作服装时，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制，为体现毛主席的高大伟岸的形体和非凡的气度，将领型、袖型、口袋和前后身的板型都重新作了修订和调整，使之更加大气、高贵，强化其东方文化的新风貌。随之，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穿起了这种被海外媒体称为毛泽东式的服装。而这种毛式服装也影响了后来的元帅服装的造型。 在我国近百年的服装发展中，就其时尚交流和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数最后的20年。改革开放，经济和文化的复兴，使刚刚从10年动乱中过来的人们僵化的神经开始萌动，人们无奈的发现，10年中被淹没在"绿海洋"中的装扮实在是身处一种极为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爱美求丽乃人之天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被敞开，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视野也一并打开了。这时，国家的领袖们又一次充当了服装文化改革的先锋，当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央政治局的5位常委集体穿着西服出现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人们在震惊之余感到：我国服装文化的又一个春天来到了。于是，西服、牛仔装、裙装等这些带有全球性色彩的服装穿越时空而穿在人们的身上。 1985年是我国服装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新时期的实质性的中、外服装文化的时尚和交流拉开了序幕，就在这一年的5月间，有三位国际级的服装设计师先后来到我国首都北京进行时装展览和展示。依夫·圣·罗朗（Yves Saint Laurent）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25年个人作品回顾展"，使我们看到了他25年艺术生涯中的经典之作，也让我们探寻到世界时装艺术的发展轨迹。圣·罗朗在他的展览前言中这样写到："中国一直吸引着我，吸引我的是中国的文化、艺术、服装、传奇……，我们西方的艺术受中国之赐可谓多矣，那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明显的。没有中国，我们的文明决不能臻于今日的境地。"圣·罗朗的语言是真诚的，这在他展出的三个系列的中国风格服装作品中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是继1983年第一次来北京举办大型个人时装作品展示之后，1985年5月又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个人时装作品展示会，在他百余套别开生面的作品中，我们亲眼目睹了卡丹的艺术才华和经营之道。小筱顺子（Junko Koshino）也于1985年5月在北京饭店举办题为"依格·可希侬（JK）的时装作品展示会"，使我们对日本的经济发展表示钦佩的同时，也对日本服装的繁荣刮目相看。当小筱顺子穿着中国服装协会会长李昭女士赠送的旗袍，观看了北京国有服装企业和仅有的几家新型服装企业之后说："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随即她的服装分店于1986年在前门珠市口开业了。 显然，1985年让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受到了震惊，也拓展了艺术视野，在这种新时期的国际服装文化的交流中得到了启迪的同时，开始面对服装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思考我们的服装发展的新取向。大批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以此为动力开始了服装创业之路。而正当举步为艰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还没有站稳脚步之时，一些国外知名服装品牌陆续进入了中国市场，在相应的服装文化领域抢占了一席之地，使本来就脆弱的服装文化和服装市场的运行失去了章法，也使毫无准备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乱了阵脚而无所适从，严酷的事实让新兴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们清醒，服装文化的整体上的繁荣是建立在一个综合性、多方位的服装发展体系之上的，它包括服装文化、服装理论、服装设计、服装工艺、服装市场、服装管理、服装教育、服装传媒、服装信息网络等各个层面的成熟和完善。 1993年4月，北京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开幕了，中国服装的名师、名牌工程也开始启动了。之后大连时装节、上海时装文化节也相继举办，同时各类全国性的服装设计大赛先后举办。1993年成立了服装设计师协会，各地的服装设计师协会也相继成立。多方面的措施和手段使全国的服装设计师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在此基础上又通过每年"十佳服装设计师评选"而优中选优。于是，张肇达、王新元、吴海燕、刘洋、吴学伟等站在了服装设计师的前列。同时，一大批服装名牌也受到社会的注目。 我们倡导市场定位准确的名牌，并呼唤个性风格鲜明的名师。 应该指出一点的是，由于我们的服装文化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因此，多方位的、快节奏的时尚交流中积极的因素和负面影响同时并存。准确的讲，改革开放以来，当西方服装文化向我们渗透时，我们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服装企业和设计师在追求西方服装文化和服装流行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的文化价值。这种主、从关系和先、后顺序在不经意间已经约定俗成。显而易见，以法国、意大利为主的西方服装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文化优势和行业实力迅速向我们的服装文化出击，成为无所不在的服装文化霸主。我们说，服装文化的时尚和交流应该是在一种自由、平等、和谐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而不是盲目地跟随和被动的接受，这种倾向在刚刚冷却的休闲装风潮中表露无遗。从根本上看，休闲装热潮是建立在对于长期正装的逆反心理上而采取的一种对策。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国际服装文化体系从西方的服装文化发展为主线的，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人对于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场所的穿戴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久而久之，人们对于长时间的正装逐步产生了逆反心理，加之社会高度的机械化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状态，人们厌倦了紧张而单调的生活方式，在心灵的深处渴望一份轻松和自然。这种文化心态反映在着装上则形成了休闲装热潮，宽松的造型、自然纤维的材料和田园的色彩，使人们从中享受到一种自然、温馨和遐意。然而，我们的现状却是，服装文化还处于发展时期，服装审美体系还不健全，甚至有的一些人连正装的基本穿着知识都不具备，休闲装的真正内涵还没搞明白，在这种状态下就迎来了休闲风潮。因此，我们的休闲风潮显得不够纯粹，于是，某些人穿着短衣短裤进出于音乐厅和美术馆去寻求美的享受，这显然是服装文化交流的误区。 在服装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服装流行的浪潮接踵而至，服装销售渠道畅通无阻，消费者购买力日渐增强……。然而，这种徒有其表的红火并不意味着服装文化的真正繁荣，而实际上常常是一种文化虚无的反映。我们的服装市场上看到，一些著名品牌和著名设计师的作品被仿制为粗制滥造的廉价低档产品，大批的中档服装打折销售，名目繁多的服装促销手段，给看似火热的服装市场蒙上一层悲怆的阴影。 服装文化实在不应该成为附庸风雅和浮华风气的推波助澜者，它毕竟是能够避免低俗而保持应有的高雅和文化品位，回到服装本身的审美和实用的功能中去。 另外，我们也大可不必以牺牲自己的民族文化为代价而换取服装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装文化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不得不承认，在盲目追求西方潮流的同时，传统文化因素被淡化了，在一味向国际服装看齐的过程中，民族服装文化逐渐被取代了。这种喧宾夺主的倾向决不是我们所谓的服装文化交流。同时，在这方面日本服装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值得庆幸的是，近期在国际服装界推起的东方文化热潮日渐强劲，我国的政治地位提高，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西方艺术家和设计师将目光投向东方，我国的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被视为服装艺术的新的发源地。特别是诸如中山装、旗袍等经典服装，藏族、傣族、彝族等服饰均成为服装文化交流的主体内容，使一度受到冷落的传统和民族文化重新找到了它应有的价值。同时这种中外服装文化在世纪之交的交流和渗透，无疑会对于重新振兴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经过了百年风风雨雨的洗礼，我国的服装文化即将以新的面貌迈向21世纪，也必将在新世纪的多种文化形态和艺术风格的交流中得到更大的发展。

1，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你就开始论述发展的概念，实质，讲服装发展的必然性2，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论述，它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它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发展观。强调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3，是辨证的发展观。对立统一，全面的观点（全面发展），普遍联系的观点、系统论（协调发展）你写的时候分成三大部分，每部分再具体分小点。每一小点都要先说原理，再联系实际，还不够就举例子每一大部分都要有总述的段。再加个开头与结尾，应该能够。

由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 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饰形象，可主要分为襦裙服、男装、胡服三种配套服饰。下面借助古籍诗画，分而述之。[编辑本段]一、襦裙服 襦裙服系指唐代女子上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佩披帛，加半臂（即短袖）的传统装束。唐女襦裙装在接受外来服饰影响下，取其神而保留了自我的原形，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襦，一般只长到腰，很短，是唐代女服的特点。与此相近的衫，却长至胯或更长。唐女的襦、衫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襦的领口常有变化，襦衫领型有：圆领、方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时代有袒领，即领口开得很低，早期只在宫廷嫔妃、歌舞伎者间流行，后来连豪门贵妇也予以垂青，从唐墓门石刻画和大量陶制女俑来看，袒领流行开来，或许已经遍及黎庶，因而当时艺术形象中出现的袒领女装形象为数实在不少。裙，唐代妇女下裳为裙。这是当时女子非常重视的下裳形式。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下身仅着抹胸，外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濆“惯束罗衫半露胸”等诗、画即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女装中最大胆的一种，足以想见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诸多裙式有：“上仙初着翠霞裙”，“荷叶罗裙一色裁”、“两人抬起隐花裙”、“竹叶裙”、“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等。唐代裙色多彩，可以尽如人所好，多为深红、杏黄、绛紫、月青、青绿。其中尤以石榴色流行时间最长。李白有“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万楚五有“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其流行范围之广，从《燕京五月歌》中可见，“石榴花开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石榴裙最大的特点，是裙束较高，上披短小襦衣，两者宽窄长短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上衣下裙的“唐装”，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修长。[编辑本段]二、女着男装 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礼记 内则》曾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尽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绝对，但是女子着男装，常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唐以前虽然在汉魏时也有男女服式差异较小的现象，但那不属于女着男装，只有在气氛非常宽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蔚然成风，即使这样，还应将一部分起因归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当时影响中原的外来服饰，绝大多数都是马上民族的服饰。那些粗犷的身架、英武的装束，以及矫健的马匹，对唐女着装意识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同时创造出一种适合女着男装的气氛。《旧唐书 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已明确记录下女着男装的情景。《新唐书 五行志》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 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虽说这太平公主此举有些恃宠撒娇，但也说明了唐初已经出现女着男装的倾向。女着男装的风气尤在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新唐书 李石传》记，“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仿制男装，穿着男装相当普遍。[编辑本段]三、胡服 初唐到盛唐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鹘与中原交往甚多，加之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对唐代服饰影响极大。所谓胡人，是汉族人对北方民族的一种贬称，我们这里讲史，权且保留当时的称呼。随胡人而来的文化，特别是胡服---这种包含印度、波斯等很多民族成分在内的民族装束，令唐代妇女耳目一新。于是，一阵狂风般胡服热席卷中原诸城，其中尤以长安及洛阳等地为盛，其饰品也最具异邦色彩。元稹诗：“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地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唐玄宗酷爱胡舞胡乐，杨贵妃、安禄山均为胡舞能手，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胡舞的一种。另有浑脱舞，枯枝舞，胡旋舞等对汉族音乐、舞蹈、服饰等艺术门类都有较大影响。所记当时“臣妾人人学团转”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关于女子着胡服的形象或见于石刻线画等古迹。较典型者，即为上戴浑脱帽，身着窄袖紧身翻领长袍，下着长裤，足登高腰靴。《舆服志》云，“中宗后有衣男子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当为此种装束。[编辑本段]四、冠服制度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唐代女服的领子，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短襦长裙的特点是裙腰系得较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街上流行红裙子，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遍地榴花染舞裙了。 也许是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杨贵妃最喜欢着黄裙，那是地位的象征。 “慢束罗裙半露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 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草堂烟雾、灞柳风雪、骊山晚照、华岳仙掌、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由于唐朝采取开放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这就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服饰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东西方向流动。 冠服制度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儒学，则把恪守祖先成法作为忠孝之本，强调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作为大礼服的祭服和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法服；它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宫廷日常服装称为常服，常服具有时代的特征。唐高祖李渊（公元618年至 63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新律令，即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包括服装的律令，计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二、命妇之服六。内容基本因袭隋朝旧制，天子的14种服装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缁布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恰。皇太子的六种服装有衮冕、远游冠、公服、乌纱帽、弁服、平巾帻。群臣的22种服装有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平冕、爵冕、武弁、弁服、进贤冠、远游冠、法冠（獬豸冠）、高山冠（侧注冠）、委貌冠（与皮弁同制）、却非冠、平巾帻、黑介帻、介帻、平巾绿帻、具服（朝服）、从省服（公服）、婚服；皇后的三种服装有袆衣、鞠衣、钿钗襢衣；皇太子妃的三种服装有褕翟、鞠衣、钿钗礼衣。命妇的六种服装有翟衣、钿钗礼衣、礼衣、公服、半袖裙襦、花钗礼衣。以上各类服装的配套方式和服用者对象及服用场合，《唐书·车服志》都有详细说明。凡是从祭的祭服和参加重大政事活动的朝服（又称具服）、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而形式上比隋朝更富丽华美。一般场合所穿的公服（又称从省服）和平时燕居的生活服装常服（又称燕服），则吸收了南北朝以来在华夏地区已经流行的胡服、特别是西北鲜卑民族服装以及中亚地区国家服装的某些成分，使之与华夏传统服装相结合，创制了具有唐代特色的服装新形式。其中像缺胯袍、〓裆、半臂、〓衣、大口裤等都是例子。缺胯袍就是直裾，左右开衩式的长袍，又称四〓（音撰，衣缘也）衫，它可以和幞头、革带、长靿靴配套，成为唐代男子的主要服装形式。唐代官服发展了古代深衣制的传统形式，于领座、袖口、衣裾边缘加贴边，衣服前后身都是直裁的，在前后襟下缘各用一整幅布横接成横襕，腰部用革带紧束，衣袖分直袖式和宽袖式两种，窄紧直袖的称为〓衣，《释名》说它“言袖夹直，形如沟也。”这种款式便于活动。宽袖大裾的款式则可表现潇洒华贵的风度，称圆领衫、袍，上自帝皇、下至厮役都可以穿。幞头、圆领、革带、长靿靴配套的服式，一直流传到明代。 唐代冠服制度在武德令推行之后，也在不断修改完善，它上承周汉传统，从服装配套、服装质料、纹饰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系列，对后世冠服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唐以前，黄色上下可以通服，例如隋朝士卒服黄。唐代认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日是帝皇尊位的象征，“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故赤黄（赭黄）除帝皇外，臣民不得僭用。把赭黄规定为皇帝常服专用的色彩。唐高宗李治（公元650年至683年）初时，流外官和庶人可以穿一般的黄（如色光偏冷的柠檬黄等），至唐高宗中期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恐黄色与赭黄相混，官民一律禁止穿黄。从此黄色就一直成为帝皇的象征。 唐高祖曾规定大臣们的常服，亲王至三品用紫色大科（大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玉带钩。五品以上用朱色小科（小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草金钩。六品用黄色（柠檬黄）双钏（几何纹）绫制作，腰带用犀钩。七品用绿色龟甲、双巨、十花（均为几何纹）绫制作，带为银銙（环扣）九品用青色丝布杂绫制作，腰带用瑜石带钩。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年至649年）时期，四方平定，国家昌盛，他提出偃武修文，提倡文治，赐大臣们进德冠，对百官常服的色彩又作了更细的规定。据《新唐书·车服志》所记，三品以上袍衫紫色，束金玉带，十三銙（装于带上的悬挂鞢〓带的带具，兼装饰作用）。四品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袍深绿，银带九銙。七品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袍深青，九品袍浅青，瑜石带八銙。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黄色，铜铁带七銙（总章元年又禁止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已见上述）。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因怕八品袍服深青乱紫（古代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色光，故怕与紫色相混），改成碧绿。自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穿紫袍始，才确定了以紫为上品的服装色彩格局，至宋元一直未变。到明朝才被大红色所取代。《新唐书· 车服志》记载文官官服花式，有鸾衔长绶、鹤衔灵芝、鹊衔瑞草、雁衔威仪、俊鹘衔花、地黄交枝等名目。 唐代政府规定的服装色彩制度，在实际生活中其实是无法彻底执行的。唐高宗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五月，因在外官人百姓于袍衫之内，穿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或在乡间公开穿这些颜色的袍衫，故又颁布过禁令。 唐代武官的服制花色，规定武三品以上、左右武威卫饰对虎，左右豹韬卫饰豹，左右鹰扬卫饰鹰，左右玉钤卫饰对鹘，左右金吾卫饰对豸。又诸王饰盘龙及鹿，宰相饰凤池，尚书饰对雁。后又规定千牛卫饰瑞牛，左右卫饰瑞马，骁卫饰虎，武卫饰鹰，威卫饰豹，领军卫饰白泽，金吾卫饰辟邪，监门卫饰狮子。唐太和六年又许三品以上服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袄。这类纹饰均以刺绣，按唐代服装款式，一般应绣于胸背或肩袖部位。 唐代在战场上驰骋的都是人披马甲不具装的轻骑，步兵甲占步兵人数60％，《唐六典》记唐甲有13种，即明光甲、光西甲、细鳞甲、山文甲、乌锤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 锁子甲即曹植表中所说的环锁铠，《晋书·吕光传》记载前秦吕光在进攻龟兹城时见西域诸军甲如连锁，射不可入，隋唐时西域康国向中原朝廷进贡过此种铠甲。唐代将此种铠甲分成大中小三种型号，按体型高矮分给战士使用。《唐六典》武库令中记载着弓、刀、甲的种类，盾则改名彭排，计6种，即藤排、团排、漆排、木排、联木排、皮排。据注明，藤、团、漆、木都是古制。[编辑本段]五、唐代大袖衫 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黄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 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彩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 晚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为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服饰的发展是整体上的发展，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于表现自由、丰满、华美、圆润，在鞋、帽、巾、玉佩、发型、化妆、首饰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特点。 唐代承前继承了周、战国、魏晋时期的风格，融周代服饰图案设计上的严谨、战国时期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为一体，又在此基础上更加华贵，使服饰、服饰图案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唐代的服饰、服饰图案对后代的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缠枝纹在现代服饰图案中的运用，展示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编辑本段]六、小结 唐代服饰之所以绚丽多彩，有诸多因素，首先是在隋代奠定了基础。隋王朝统治年代随短，但丝织业有长足的发展。文献中记隋炀帝“盛冠服以饰其奸”，他不仅使臣下嫔妃着华丽衣冠，甚至连出游运河时大船纤绳均传为丝绸所制，两岸树木以绿丝饰其柳，以彩丝绸扎其花，足以见丝绸产量之惊人。至唐代，丝织品产地遍及全国，无论产量、质量均超过前代，从而为唐代服饰的新颖富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与各国各族人民广泛交往，对各国文化采取广收博采的态度，使之与本国服装融会贯通，因而得以推出无数新奇美妙的冠服。唐代服饰，特别是女子装束，不光为当时人们所崇尚，甚至于今日人们观赏唐代服饰，亦觉兴奋异常。这里没有矫揉造作之态，也没有扭捏矜持之姿。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充满朝气，令人振奋又使人心醉的服饰。其色彩也非浓艳不取，各种鲜丽的颜色争相媲美，不甘疏落寂寞，再加上金银杂之，愈显炫人眼目。其装饰图案，无不鸟兽成双，花团锦簇，祥光四射，生趣盎然，真可谓一派大唐盛景。

原创]本人的服装史论文寓意，形体可以兼得 ——关于在创作实践中如何吸收中外服装史的经验启示的论文从伏羲氏化蚕丝为穗帛，古埃及人利用亚麻织物制作围裙以及苏美尔人采用羊毛织物包缠在人体上，形成服装开始，似乎就暗示了中西方服装的发展历程，风貌形态将会有着千差万别的不同。 中西服装文化之间的内涵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服装文化是一种单源性的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与中国的巫觋和礼乐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注重形的内涵，具有浓厚的社会政治伦理倾向。在其发展进程中，因袭、守旧，继承性与连续性远大于变异性与创新性。西方服装文化是一种多源性的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将服装视作一门特殊的人体艺术，注重形式，认为形式即内容。在其发展过程中，时代特征明显，风格变化昭然。变异与创新性远大于继承与连续性。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服装文化深受传统东方文化的影响。强调线形和纹饰的抽象寓意表达，透露出一种含蓄美。林语堂先生曾有深切的领悟，他说：“中装与西装在哲学上的不同之点就是，后者已在显出人体的线形，而前者在意遮隐之。”这使得中装与西装的直观静态之美产生了根本上的差别。追本溯源，西洋服装从诞生之日起就冲满了激进的思想与吸收外来文化的大度，所以说西方服装文化是一种多源性的文化。它的文化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受当时的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的影响至深，其审美视觉历来重视立体的造型。在西方的服装史上，13世纪初期就已确立了立体三维的裁剪方法。而三维裁剪的发明和运用成为了东西方服装的分水岭，从此，西方服装变得立体，外形变得富于变化，同时尽可能得让造型体现体形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以含蓄为美，以朦胧隐约，藏而不露给人委婉含蓄的审美感受，通过款式，布局，色彩，线条给人整体的和谐之美，大量采用刺绣，飘带，图案和其他的装饰手法，表达丰富的寓意与想象。可以说中国人对服饰重装饰之美，讲究与环境和谐；西方人对服装造型之美，讲究与环境对比。东方服饰重“意”，西方服饰重“形”；东方表达含蓄，西方表达鲜明。东西方服饰完全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反映，因而服饰文化特色的风格形成与民族风俗，历史文化的渊源有着紧密地联系。可见服装是一种文化，中西服装文化由于发生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不同，在发展的过程中历史积淀的内容不同，中西服装文化之间的内涵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在服装发展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我们时不时地会看到东西方服装风格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往往会绽放出一种夺目的光芒，乃至影响到整个社会。时至今日，东西方服装风格融合的实例仍屡见不鲜。 “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来自遥远东方中国的精美丝绸传入了古罗马，这让古罗马的贵族爱不释手，贵妇们更是不惜花费昂贵的价格来达到自己追求时尚的目的。欧洲中世纪的拜占庭式服装，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和艺术风格，同时糅合了东方精美华丽的刺绣图案，以丝绸为贵，为尚。中国的陶瓷和园林艺术深深影响了18世纪欧洲的艺术风格——洛可可。那玲珑剔透，华丽雕琢的瓷器和园林建筑迎合了法国宫廷的审美情趣，被吸收融会于法国的艺术乃至欧洲的艺术中。尤其是中国陶瓷上的精描绘画，镶金嵌银，极尽曲线绕转之美的装饰，直接影响了洛可可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不仅体现服装上，还体现在了建筑，绘画等艺术门类上。 1910年，俄国芭蕾舞团在巴黎的公演引发轰动，其色彩瑰丽，外形新颖的芭蕾舞衣，为服装设计开创了新局面。从而欧洲形成了一股东方热潮，设计师纷纷将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设计特色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披垂式风格熔于一炉，创造出了美不胜收的各式服装。 上世纪60年，时装设计大师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ant)发表了“中国风”系列。涉及灵感来自清代官府中的凉帽和马褂。70年代，东西方服饰文化进一步互相撞击，互相融合，高级时装一统天下的时代宣告结束，时装朝着更加民主化，大众化，多样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日本设计大师高田贤三，三宅一生运用东方传统服装的平面裁剪，设计出不强调合体的曲线的宽松肥大的服装。这种非构筑式设计，与西方的构筑式窄衣结构截然不同，但在当时反体制思潮和石油冲击的大背景下，为世人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抓住了消费的新契机。他们的设计很快广为流传，两位来自东方日本的时装大师从此登上巴黎时装乃至世界时装的舞台。 而就在去年，身着2004/2005秋冬Yves Saint Laurent Rive Gauche高级成衣的模特伴随着中国电影《花样年华》的背景音乐缓缓走来。各色鲜艳的仿旗袍式立领垫肩缎质套装、用蝴蝶系着盘扣子旗袍套长裤、龙纹云纹中国图腾、用缇花、织锦、刺绣等各种布料及编织技巧，展现极度奢艳亮丽的中国风情。如今闻名于世的美国设计师Tom Ford运用奢侈的中国风为YSL画下重量级的句号。 东西方服饰文化与着不同的优势和魅力，同时也存在着不足与偏颇。例如巴洛克，洛可可时期强调人体体形的紧身胸衣给女性身体的正常机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而宽袍大袖始终贯穿于3000多年的中国服装史，时常给人以呆板，停滞不前，少有变化，创新的感觉。十分巧合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服装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变革中，两者又有着相反的发展倾向。东方服装由松变紧，宽袍大袖吸收了西方三维的立体裁剪，使服装变得贴体，轻便，改良旗袍正是中西合璧最经典的完美体现；而西方则摒弃了造作，扭曲性的人体美，把女性从损害健康的紧身胸衣中解放出来。但相同的都是为了适应新的生活，东西方都改变了繁琐的装饰和累赘的服装结构。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表达寓意的宽袍大袖，西方强调人体之美的服装造型两者并无绝对的孰优孰劣的对比。事实证明，将东方精美华丽的刺绣赋予西方立体合身的服装上展现出了耀眼的光彩。当今，世界各地的服装元素互相融合，互相碰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将会从事于中国服装设计行业的我们，不仅要把握开放的时代契机，紧跟国际时尚潮流，更要努力保护，发扬中国服装的传统特色。让东方服装的寓意和西方服装的形体可以兼得且形态更加丰富多变，让将来的国际时尚舞台绽放出绚丽灿烂的中国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