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配置本科论文范文

工商管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理论,即有市场就有了工商管理。它也是一种手段,国家通过工商管理这种手段对经济的发展进行掌控和调整。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工商管理本科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的地位显著提高，两种不同性质的管理共同承担经济战略的发展走向。本文作者通过分别分析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的概念及理念等，提出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间存在的区别与联系。

关键词：公共管理;工商管理;区别与联系

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都属于管理学学科范围内，具有管理学的共同特征，能够通过计划、组织、协调等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又存在本质性的区别，了解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间的区别与联系，能够有效防治二者管理主体与客体错位问题。

一、公共管理概念分析

公共管理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的，也是公共行政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也是传统公共行政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公共管理即公共行政的延伸与转变，二者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公共管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与平等。公共管理的产生是公共组织的一种职能，主要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包括很多内容，主要有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发展管理等，是现代管理学科的重要分支，具有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公共管理的核心是政府，通过对政策、经济、法律等方法增强政府的管理能力，提高政府的管理成绩和服务品质，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管理具有多元化的主体，能够推进社会公共事物的进一步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调节和控制公共资源来实现公共管理的职责，建立公共管理体制和有效方式是其面临创新的迫切任务。[1]

二、工商管理概念分析

工商管理研究工商企业经济管理基本理论和一般方法的学科，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分别是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管理企业内部行为。工商管理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是企业必不可少的行政部门。工商管理的专业性要求较高，通过对管理学、经济学等知识的运用，通过现代管理手段实行企业管理和经营战略制定，保证企业的生存和顺利发展。作为管理学方向下的重要分支，稳定企业生存，促进企业发展是工商管理的重要目标。工商管理涉及内容较广，专业性较强，对理论知识和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做好工商管理工作是企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基础。[2]

三、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的区别

1.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涉及领域不同

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涉及的领域有很大不同，首先，公共管理主要对公共领域负责，涉及的内容是公共问题。而工商管理涉及的是私人领域，是以企业为基础，具有竞争性的工商企业。公共领域主要指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等，其中公共问题就是指社会成员在工作中广泛受到公共性影响，且具有不可分性，又与公共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公共问题一般涉及面广，问题复杂，包括环境问题、交通安全、食品卫生等，公共问题造成的影响较大，不仅仅是影响单一个体，更多是对团队或大多数人的影响。其次，工商管理涉及的私人领域则与公共领域截然相反，工商管理是对盈利性组织的管理，也就是企业管理，其基本性质存在差别。工商管理更注重的是企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优化处理，目的是获得最大效益。

2.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资源配置不同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政府部门，要想实现公共管理的有效实施，需要以公共资源控制为基础，其中包括以下三方面：首先，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是政府实现公共管理的约束力和强制力，能够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享有资源的合法资格进行管理。公共权力归属于全体社会成员，不归私人所有。其功能是实现公共利益，具有权威性强、强直性强，不受任何约束等特征。其次，政府资源。政府资源包括其所掌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重要的是财力的控制。政府财力是公共财产，是政府从事公共事务的基础。最后，自然资源。各种自然资源也属于政府资源，包括国土、矿山等。工商管理的主体是非公共资源，其具有的权力是私权利，也是企业组织的一种力量。企业是一个能够从事商品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通过对企业经营管理实现组织目标，其私权利包括约束力和产权。企业的私权由私人享有，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工商管理的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来源与公共管理不同，并非政府扶持，而是由投资汇报所得，因此，工商管理面临市场竞争，更注重企业生存和发展。

3.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目标不同

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管理主要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其本质是公共利益的好坏，其评价标准也以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为指标。公共管理更看重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其目标是最大程度的维护公共利益，然后公平、公正的实现公共利益个体化分配，促进社会福利。工商管理代表的是盈利组织的管理，其目标是追求私人领域的利益最大化，其主体是经纪人，以市场规则为基本准则，被市场规范所操控。工商管理以效率为基础，实现私人利益的扩大化。虽然工商企业也为国家财政作出贡献，但其最终目的还是实现自身利益。

4.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运行机制和方式不同

公共管理通过运用公共权力进行公众事务的管理，其运行机制的本质就是公共权力的运行机制，其基本依据是法律法规，所以，公共管理是一种法制化的管理，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依法行政，依据法律的权力和条款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划分责任，力求管理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遵循法律法规。第二，法制监督。公共管理的全过程需要在法律法规的内部和外部监督下进行。工商管理是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的，虽然市场经济也需要遵循法律要求，但是这种规范只是外在的，市场经济规律还存在隐性约束，维持市场的正常运作。

四、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间联系

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同属于管理学的重要分支，具有区别，又存在一定的联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都以管理学基本理论、方法、知识为基础，通过组织、控制、领导、决策、执行、监督等手段实现管理。在管理过程中，虽然管理对象不同、运行机制不同，但遇到的问题基本相同，例如组织问题、监督问题、执行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间的共性问题，是二者最大的共通性。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同属于管理学范畴内，二者在管理本质、管理领域、资源配置、管理目标和运行机制方面都存在区别，但是二者在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以及管理问题方面又存在共通性。掌握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的区别与联系，有利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梦中.美国公共行政(管理)的历史渊源与重要价值取向-麦克斯韦尔学院副院长梅戈特女士访谈录[J].中国行政管理,2013(11).

[2]王乐夫.论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及其与社会性之异同[J].中国行政管理,2014(06).

1信息网络化在工商管理中的应用

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各行各业的信息化程度大大提高，实践已经证明，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对于促进社会各行各业整体效率的提升具有极大作用，因此，进一步加快信息网络化在我国工商管理机关中的建设，既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信息网络化在工商管理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

进一步提高市场监管水平，增加监管手段

在实际工作中，工商管理部门要监管的市场主体较多，各种情况也十分复杂，而这些仅仅靠工商管理工作人员去进行监管不仅工作量十分庞大，而且监管效率和水平也不能有效得到保证，可以说，监管手段不足造成工商管理部门对于市场监管水平的低下是造成诸多不法分子进行不法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则为工商管理部门提供了一个另外的监管手段，那就是进行网络监管，例如通过设立不法活动网络投诉系统、维权网站等来打击市场不法活动，有效提高工商管理部门市场监管的能力和水平。

拓宽市场监管范围

信息网络化在工商管理中不仅有助于提高工商管理部门市场监管水平，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拓宽工商管理部门市场监管范围。市场经济下信息化网络化在各行各业中得到了迅猛发展，因此工商管理部门面临的形势要比以往严峻的多，因为很多不法分子进行投机活动的手法变得较以往更隐蔽，更加信息化，这就要求工商管理部门必须要进一步拓宽市场监管的范围和领域，将监管范围进一步深入到市场经济中的各个角落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捷径就是大力进行工商管理部门的信息网络化建设力度和进程，强化工商管理部门市场监管的武器和手段。

提高服务质量，完善各类维权机制

工商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就是要对各类市场的经营活动进行日常监管，以充分保护消费者和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而加强工商管理部门信息网络化建设，就能进一步提高工商管理部门的服务质量，通过建立各类维权网站、投诉管理系统等来认真受理各种投诉、纠纷，最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提高维权效率，建立网络联动机制

以往基层各个工商管理部门以及各级工商管理之间由于缺少工具而各行其是，工作效率等也是大打折扣，而加强工商管理部门信息网络化建设之后，就可以在各个基层工商管理部门以及各级工商管理部门之间形成联动机制，以实现各种信息共享，建立工商管理网络联动机制以提高工作效率。

加强维权意识、知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以前工商部门在进行各种维权以及规章制度的宣传工作的时候都是利用举办一些活动、散发各种材料等来进行相关维权知识以及规章制度的宣传，这样宣传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收效甚微，一些不法分子也正是利用普通民众不懂相关的维权知识而进行不法活动，而加强工商部门信息网络化的建设后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利用便捷的网络工具进行网络化的宣传工作，加强广大群众的维权意识以及各个企业的规章制度意识，切实维护市场正常秩序，来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创新工商部门员工培训形式，提高广大工商管理部门员工的素质

员工是企业的核心因素，员工基本素质的高低直接制约着一个部门日常工作能否高效率地开展。进一步加强广大工商管理部门信息网络化建设，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工商部门市场监管水平、拓宽市场监管范围、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在创新工商部门内部员工培训方式，提高工商部门员工基本素质方面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以往工商部门在对内部员工进行培训的方式无非是进行集中学习、听一些专家的讲座、报告等形式，这些形式虽然也可以提高工商员工的基本素质，但是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忽视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员工被动接受，因而积极性不高，培训效果也大打折扣，而信息网络化则为我们进行员工培训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方法，那就是进行网络化培训，以这种新的模式来激发广大员工的培训积极性，创新员工培训模式，提高全体员工基本素质。

2进一步加强我国工商管理部门信息网络化建设的对策措施

信息网络化建设在工商管理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因而加强我国工商部门信息网络化建设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工商部门建设的重点之一，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当前我国工商部门在整体上信息网络化建设严重滞后，目前我国工商部门信息网络化建设的现状是分散、独立的信息处理，尚未能实现我国工商部门整体的集中化、统一的信息处理，也就是说，工商部门整体系统的信息网络化建设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因而，笔者认为今后进一步加强我国工商管理不么信息网络化建设，必须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

各级工商部门领导要真正将加强信息网络化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来做

要想切实加强工商部门信息网络化建设，离不开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各级领导要切实转变观念，紧跟工商部门发展的大趋势，要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协调各方组织，切实建设工商部门信息网络化建设。

要以相关工商领导组织牵头，形成工商部门信息网络化建设的部门或者委员会，专门负责本部门的信息网络化建设

信息网络化建设是面向、服务于整个工商管理部门的，其也是一项涉及面广、专业性强、技术层次高、施工过程复杂的综合性的系统工作，因此必须由专门负责的部门、专业性的团队来负责进行，要切实统一规划、统一组织，严格按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所规定的要求来进行，切实负责起加强工商部门信息网络化工作的重任。

各级工商部门要严格落实信息网络化建设经费

各级工商管理部门要积极转变认识，努力在加强本单位信息网络化建设方面投入资金以及经费，同时也要设法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争取建设资金，要争取尽早建成本单位完整的信息网络化，工商管理部门全行业都要积极加强信息网络化建设，争取早日实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所规定的实现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业务管理电脑化，档案存储光盘化，信息查询网络化”的目标。

3总结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法律的完善日益体现人性化和道德性。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年法律本科 毕业 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年法律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篇1 论法学 教育 的困境与改革 一、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现状 中国法学教育源远流长，据历史记载，中国最早的法学教育起源于春秋。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始于清末，1904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法学教育专门机构——直隶法政学堂。从1952年开始“司法改革”运动，各大学原先设置的法律系撤销或合并，这一过程被称“院系调整”。从“院系调整”之后，“政法教育”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大学法学系的任务是培养从事政法理论工作的人。 大幅度裁汰法律教育机构与大量吸收未受法律教育的人进入司法系统，造成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体制化。这种体制化一方面导致了法学教育主要局限于高等院校内部法学学科体系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另一方面致使法律职业未能走上职业化的发展轨道，存在泛政治化、行政化和大众化的倾向，至今还深深影响着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和发展。 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开始复苏，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极大地促进了法学教育的发展。短短的30年，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1977年恢复招生时，全国只有3所法学院系，100多个大学法学本科生，2008年有651所，在校法学专业学生76万人，其中硕士生8万人，博士生1万人，形成了以普通高等法学教育为主体的、成人高等法学教育和中等法律职业教育为补充的法律教育体制，建立了包括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和法律硕士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学位制度。但是，应当看到在我国法学教育繁荣发展的同时，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问题。 二、中国法学教育的困境 (一)从社会层面上看法学教育问题 我国的法学教育发展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分离是20世纪50年代法律革命的产物。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体制，中国的法学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法学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和层次化，造成了国家教育管理的混乱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年大量农民、工人和转业军人经过简单的培训进入司法机关，对他们的大规模在职教育催生了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和层次化，这一法学教育体制一直延续至今。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从教育层次上有中专、大专、本科、双学位、研究生教育;从教育 渠道 上有正规普通高校法学教育，有法律函授、广播电大、夜大等非正规法学教育;从法学教育的招生类别来看，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有公费生、自费生和委托培养生，法学研究生教育也分计划内招生和计划外招生等。这些导致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和人才标准口径不一，同时冲击了正规法学教育，影响了教育质量。 2.盲目扩大招生规模造成教学质量的下降，增加了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各类教育机构不顾自身的办学条件，在师资、图书资料等教育设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招生，导致法学人才培养质量难以保证，现在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普遍存在法学基础不牢、实践能力差、法律思维能力低等问题。这样的毕业生无法处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日益复杂、新型的社会关系，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3.司法考试制度给我国法学教育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处理不好会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我国，不仅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之间是分离的，就是法律职业各个行业本身也是相互独立的，我国最早有律师资格考试作为律师的准入条件。法院和检察院从20个世纪80年代末起也开始在系统内部进行相应的初任法官和初任检察官资格考试。但是难度要小于律师资格考试，很大一部分转业干部或复转军人并不需要参加此类考试便可以直接当上相应级别的法官或检察官。鉴于此，从2002年开始，国家推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作为取得法律执业资格的条件，这就为我国法律职业精英化、同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现行司法考试制度并不完善，其中主要体现在没有将法学专业作为唯一的报名专业资格，这与西 方法 治发达国家的法律职业准入做法不同，与其他行业(如医学)通行做法也不一致，使得我国法律职业精英化、同质化面临挑战和不确定性。 (二)从法学教育制度本身看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 法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涉及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和如何培养两个基本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培养模式。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精英型”法律人才，综合理论素质、实际职业技能以及职业道德水平都达到了一定高度。而从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来看，原有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法治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要，法学教育出现了许多问题。 1.教学内容上，我国的课程设置不合理。开设的课程主要是以部门法学科的划分或国家颁布的主要法律为主，重在讲授原理和条文，忽视对原理、条文背后所蕴涵的价值取向、社会观念的讲解;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课程很少;忽视对学生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等。 2.教育方式上，重理论，轻实践。教师在课堂上过多地讲授理论知识，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教学、启发式教育等 教学方法 运用过少。这种教学方式很难调动起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利于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和培养。同时，很多学校的教学资源严重不足，没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多媒体、模拟法庭、实习场所等硬件设施都不到位，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3.师资水平上，我国的教师来源单一。大多数教师都是法学院高学历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没有任何法律职业实务 经验 ，这样的教师教学只能是理论的思辨，无法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同时，学校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严重，许多教师为了评职称，关注学术研究，忽视教学工作，这也不利于高素质法学人才的培养。 三、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 面对如此众多的问题，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人才，怎样解决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问题，怎样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法律人才等现实问题摆在我们的眼前。 (一)更新教育理念，明确法学教育培养模式 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必须定位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国际经济、政治、 文化 交往日趋频繁，各种复杂、新型的社会关系不断出现，社会对法学人才的法律认知、法律职业的 思维方式 和处理法律事务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已不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必须更新教育理念，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法律人才为目标。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掌握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广泛的科学人文知识;具备严密的法律 逻辑思维 能力和突出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注重对学生职业道德的教育、职业技能训练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规范办学层次，优化教育结构，改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状况 1.取消法学专科教育和非正规法学教育。 我国目前法学人才培养分为三类：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从各国法学教育来看，法学专业的最低层次是法学本科，这是法学专业的学科性质决定的。我国法学专科教育起点过低，容易造成法学人才素质低下，因此应当取消法学专科教育，建立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的法学教育层次体系，本科阶段以培养从事司法实务的实践型人才为主，研究生阶段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 2.规范非普通高校的法学教育，优化法学教育结构。 应当明确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是法学学历教育的唯一合法主体，禁止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兴办的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行政学院、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公安院校、司法学校、培训中心以及各种广播电视大学、夜大等各种非普通高校开办法学学历教育，将这些学校的法律教育定位为法律职业培训教育或者法学继续教育。 3.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改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状况。 施行司法考试制度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对我国的法学教育发展大有裨益，能够提升法学教育的学历层次;促使学校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要真正实现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同一性必须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确定法学本科是报考司法考试的唯一准入资格。 (三)改革人才培养方式，提高法学教育的教学质量 1.完善法学教育内容，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除了法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和基本课程外，应该开设交叉学科，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开拓学生的视野;为适应中国和世界接轨的要求，应努力培养熟悉WTO规则、国际条约和其主要成员国相关法律的法学人才。我国法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与法律职业相分离，法学人才实践能力差，因此要增加法律技能课，包括司法文书写作、法律文件起草的写作技巧、实用侦破技术、司法口才技能(如询问技术、辩护的技术等)。 2.转变教学方式，重点培养法科学生的司法实践技能。 首先，淡化理论的讲授，采用实践性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诊所法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法庭旁听等，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学习、体会法律职业者的工作，学会用法律职业者的法学思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其次，加大对法学教育的基础性投入，引进先进的科技设备和技术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开展教学，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成果共享;建立法学教育实习基地，强化与法律职业团体的联系，让学生参与到法律实践中去。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落实法学教育培养目标。 法学教师是培养法学人才的关键，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法学人才的培养。现阶段，我国的高校法学教师法律职业水平不高，因此，大学法学教师，特别是讲授实务性非常强的课程的教师要定期参与相关法律实务部门的工作或参与办理案件。同时高校也可以多渠道选任教师，聘请法律实际工作部门的优秀人才来校兼职客座教授，弥补高校教师实践能力的不足。高素质师资队伍的构建还有赖于提高教师的待遇，鼓励教师探索教学改革和实践，而不是仅仅将科研成果作为评价教师水平的决定性指标。 我国现代法学教育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历史进程上看，还属于刚刚起步的探索阶段，存在问题在所难免。虽然法学教育的改革千头万绪、阻力重重，但是只要我们立足国情，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发展有科学的判断和稳步推进改革的具体方案，实现法学教育现代化将指日可待。 2017年法律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篇2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摘要：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范式对话，环境法与民法二者之间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冲突，其原因在于民法所采取的是个人主义范式理论，而环境法所采取的是整体主义范式理论，因此二者之间自然就会存在着差异性。由于当前环境问题的突出，致使法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实现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尤为重要，与此同时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自身的范式危机也是构成当前实现二者对话必要性的深层因素。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产生的动因，然后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再次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进行了探讨，最后为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提出对策，即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二者之路。 关键词：环境法学;民法学;范式整合;个人主义范式;整体主义范式 前言：当前，环境法与民法之间的互动性成为了法学研究界所关注的一大焦点，民法学关注此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绿色”民法典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环境法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很多关于环境法的基本问题都与此研究相关，而关于存在争议性强的问题通过法学的分析，也会归结到这一互动研究上。尽管当前关于此议题的探究已经上升到理论层次，但是还是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的挖掘其所具有的深层意义，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产生的动因 (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当前，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相关学术界一直为探索解决途径而努力，加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促使跨学术研究更加的活跃。因此，基于社会这股强大的政治氛围与理论氛围，环境法与民法之间对话得以实现。 (二)民法典立法的推波助澜 随着民法典立法进程的推进，民法学界为了进一步捋清环境问题对民法学的影响，因而需要与环境法学之间建立对话，以顺应对民法典立法这一项重任所带来的挑战。在民法的立法中，关于物权法的制定涉及到了自然资源方面的立法问题，关于侵权行为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又涉及到环境侵权救济的问题，因此，民法必然会寻求与环境法实现对话的途径。 (三)环境法学探索者的推波助澜 针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如何需找到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成为环境法学者当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而民法中的相关内容正符合了环境法学者的需求，因而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也成为了环境法学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环境法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先导，因而突破传统的束缚，实现跨专业研究，而民法又是集诸多部门法于一身的法学理论“储备库”，顺利成章的成为环境法学者寻求沟通的对象。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一)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属中国的法律系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共存于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其立法的本质属性、目的以及意义等在大体上所呈现出的共性特征，因此，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之间是以共性为基础的，因此，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对话，只是基于学科设置不同而进行的分领域研究。 2.二者的历史渊源 二者的历史渊源表现在环境问题最开始的解决途径：在我国尚未出台环境法时，关于环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是通过民法来解决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有着内在的关系，从某种层面上讲，环境法学是民法学的继承者与进化者。而这种关联性就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其区别与独特属性使其构成了不同的法律学科，这在当前的法学研究学科的划分中也已经给予判定。因此，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探讨共同理论问题时，需要给予明确的界分。 3.二者之间的冲突的实质是选择 针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的冲突问题，其根源并不属于正确与否的判定，而仅仅是在二者中的选择问题。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的根本在于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决当前社会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从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解决问题时所面对的是民法与环境法，解决时所面临的是选择谁的问题，是到底以何种法律手段来确定解决问题方案的抉择。 (二)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必要性 二者实现对话的必要性总体来讲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当前“挑战与危机”，其挑战是来自当前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而其危机则是来自于民法学危机与环境法学危机。对于其所应对的挑战是实现二者对话的根本动因，而关于二者所存在的危机的本质为理论研究范式危机。 1.理论范式概念 所谓的范式指的是：由从事某一特定学科研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内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1]。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范式的应用非常广泛，因而其内涵已经远远的超出最初库恩所赋予的定义，具体来讲，当前范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个学术共同体时，学者们所构建的共有知识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还包括了人们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 2.环境法学范式危机 理论范式概念的诞生来衡量我国法学理论学科，能够充分的反映出当前其尚未建立属于自身的理论研究范式，这就证明了环境法学范式危机的存在。之所以说当前中国环境法学尚未构建自身的理论研究模式，可从以下实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调整论”在环境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对整个中国的法学界的影响也非常大。此理论的提出就充分的证明了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形成理论范式体系。但是，并不能因为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论范式，就片面的认为中国的环境法学就是弱势学科，事实上，范式危机存在于当前中国各法律学科中。 3.民法学范式危机 中国的民法是继承于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陆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个人主观观念为基础建立的，在20世纪的私法公法化的呼声中，此观念的危机凸显，因而，民法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过程中又不断的承受着来自各新法律部门的挑战，进而危机四伏。中国民法在继承大陆民法制度的同时，也相应的继承成了大陆民法的理论体系，而这种民法法律体系的继承，使其陷入被动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论范式来恒定我国的民法学，在当今的改革阶段，显然其所承担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远。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我国的民法体系的不规范，就认为其要将其作为全部任务与使命，全身心的致力于此，这并不属于我国民法学的主要任务。因此，作为我国法律全局性的范式危机，只能说明我国的法律还过于“年轻”，只要一定的时间其必将能够茁壮成长。 4.范式的整合 实践作为理论存在的根本，是理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因此，不管对范式危机承认与否，都应该使理论还原于实践，通过实践来验证，并通过实践来使其“羽翼丰满”，只有直接的应对社会真实问题的挑战，才能促使理论体系的日趋成熟。环境问题当前就是社会中的一大问题与挑战，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的存在才成就了环境法学的诞生，而同样是因为环境问题的日趋加剧，致使法学“绿化革命”的出现，这就充分的显现出传统的范式理论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论范式正在发展过程中。因此，构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是理论打破重重危机并构建全新范式理论的最好方式。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使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的观念、立场等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实现二者理论重构的目标，也就是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 三、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在于：使二者能够明确界定自身的观念、价值等，从而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各自的理论范式的整合与重构。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功能 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功能为：拓展双方的视野、转换双方当前的传统思维模式、更新双方的方法、实现各自价值的重构。在二者对话的过程中，各自将原有秉持己见的思想意识进行转变，从而更新自身甚是问题的立场与角度，协调二者之间的对话，进而以对话互动的形式来促进各自的发展与完善。也就是在对话中，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实现了换位思考，通过转变自身原有思维来实现对原有未知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从而也就形成了环境问题上的理论范式重构。此外，在实现对话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观念、立场以及价值等的重新认识与界定，从而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对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四、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 (一)环境法学――以民法力量实现对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法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环境法学中，其所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依据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对环境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环境法面临着某些环境难题时，以环境法的思维方式很难寻找到解决的途径，而转换到民法上，很多时候会“另有一番天地”，这就是民法学对环境学的影响。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因此，促使环境法也具备了相应的行政法特点，因此，其在表现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规定或者强制性的规范为主，从而使自身局限于其中，因此，“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成为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环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声。而其中关于引进市场机制的观念，就是在环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将民法的思维理念引入，以借助民法学的个人主义理论来实现环境法学理论范式的重构。 (二)民法学――环境问题给民法以及民法学理论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环境问题给民法学所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其理论上的个人主义，而在民法典制制定过程中，“绿色民法典”的呼声致使此挑战也成为了民法发展的机遇。因此，当前加强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推进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学理论构建的进程。当前，民法学理论已经踏上了重构之路，只是尚需时间来实现深入研究与汇总。比如民法中关于物权法与合同法的理论：当前，在民法中关于物权法领域，如何实现物权法理论的生态化，成为了当前民法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由于物权的社会化，致使将公法的支配与公法的义务融于物权概念中，从而展现了当前物权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充分重视。因而，如果以此为思维意识出发点，就有学者提出了将环境保护融于物权理论中，从而构建生态物权;也有学者在研究农林牧副渔权的基础上，提出准物权理论的构建思想。在合同法领域中，同样存在着将合同法生态化的思想理论，即所谓的“环境合同”。 五、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范式整合的途径――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在当前民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于修正并限制“私法自治原则”。当前关于公共安全秩序原则，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 总结 ，大致分为十种，其中关于“危害国家工序的行为”的原则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概念解释。事实上，这一原则的实质便是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接受整体主义范式观念修正的链接，因此，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则中得以体现。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民法学理论也自觉的承担起社会化、生态化的重任，结合自身理论框架的实际，最大程度的来实现对社会化与生态化的理论实践。 而当社会化与生态化在民法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民法无法再调整现象，因此，这也是环境法学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环境法等法学理论从诞生起便以社会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强调对社会的公益性。基于此，民法与此类“社会法”之间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实际规范性上存在许多必然的关联性，而且其在调整的过程中在内容上也呈现出一定的承接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民法学者梅格库斯提出了经济法、劳动法与传统的商法等是一样的，都是“特别司法”。先忽视此种断论的正确与否，其观点已经表明了所谓的“社会法”―环境法，在内容的调整上与民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与承接关系。事实上，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与“社会法”的内容调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将其视为当前法律体系的一种新的思路。 六、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整合进行了研究研究探讨，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通过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产生动因、可行性与必要性、目的与功能、内容与现状的探讨，提出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 参考文献： [1]陈新夏.康德的目的论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01)：52-56. [2]叶俊荣.环境问题的制度因应―环境法律与政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3]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