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作品的论文研究意义

可以作为历史鉴定的证据，可以表达民族意识与精神。

只有先认识到文学的价值，才能认识到文学的研究价值。研究文学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并且有助于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发展。文学除了拥有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内在的、看似无用的、超越功利的价值，既精神性价值。关于精神，可以有诸多不同的定义。我们一般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界定精神这一概念的：它是人内在的一种意向性存在，是人的理性与感性诸多心理因素的有机统一，是人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一种心理活动过程。因而，精神的价值不同于物质的价值，它是内在的、本体的、不断超越自身的。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是文学艺术家的精神活动，文学作品属于人类的精神产品，文学艺术的接受鉴赏也属于人们的精神领域的活动，所以，文学艺术的精神性价值应当是其自身最为内在的、基本的价值所在。正如早期的德国现象学学家Moriz Geiger指出的，“在艺术作品中，存在着一些构成其价值的确定的特性”，那就是艺术的精神性价值的特性，即它并不以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的服务的手段，那么他就无法理解艺术。这些价值是作为存在于作品之中，作为被包含在艺术作品之中的特性而被人们体验的。” 艺术，在履行自己的种种“服务”职责时，反而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它自己，而我们在拥有过多“艺术作品”时却失落了“艺术的精神”。 艺术，并不仅仅是工具，甚至也并不总是“作品”。但是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方式，生活态度，生活的内涵，是生命赖以支撑的信仰。

文学类论文范文 拿走不谢杜甫草堂诗中的“淡”及形成原因摘要：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生活相对安逸。诗风转向抒情与闲适类型居多，多为记录诗人当时闲淡朴实的生活以及恬淡旷达的心情，将生活哲理及内心感悟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出来。平静超脱，朴素幽雅，处处体现着淡的思想。关键词：杜甫；草唐诗；淡；原因 杜甫一生坎坷，早期的诗风充满着豪情壮志与浪漫情怀，自安史之乱始，杜甫亲眼目睹了人民的苦难和政治的灰暗，并将这种国家衰微、民生疾苦、自身失意表现在诗歌当中，形成一种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也是抱着这种对政治的失望，杜甫入蜀定居。这一时期的诗歌以自然生态与闲适田园生活为题，创作风格也焕然一新，由批判现实诗风转变为恬淡萧散的风格，诗作中处处体现淡的思想。一、杜甫草堂诗中体现的淡的思想（一）恬退归隐之淡上元元年，杜甫卜成都浣花溪以居。《卜居》是他初到浣花溪所作。“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从这些直抒胸臆的诗句中可以看出杜甫潇洒乘兴、淡然随心的生活态度，轻快流畅中流露着诗人欢喜雀跃的心情，简单质朴中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恬淡自得。整首诗都蕴含着杜甫淡然的思想，这里的淡是潇洒自适的疏淡，是安宁幽雅的清淡，是包容一切万物的自然之淡。诸如此类表达恬退归隐之淡的诗歌在杜甫的草唐诗中尤为常见，如《堂成》、《解嘲》、《为农》等。这是诗人在经历了前期官场浮沉的执着和漂泊流离的疲倦之后心境变化的影响，决意要远离政治斗争，过卜居为农的生活。此时的诗人志在隐逸，对生活的淡泊也渗透到审美追求上，于是诗风也变得平淡洒脱、恬淡萧散。（二）生活情怀之淡杜甫的《遣意二首》分别描绘了草堂的春日之景和春夜之景，写得轻巧明丽。其中“幽居不用名”表达了诗人身居世外、淡泊名利的情怀。《寒食》一诗描叙了诗人与邻里农家的醇厚友谊。“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写出农家关系的融洽，因江村地偏人稀，所以相邻的人家都很熟识。诗人将江村的明丽景致、邻里的醇厚情意与自己的恬淡心境交织在一起，故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它“风致何减桃花源，不作玩世语，故厚”[1]如此浑朴醇厚的民俗与清新雅致的景色，自然熏染出了诗人淡泊宁静的情怀，淡然物外的心境。（三）疏懒闲散之淡成都草堂时期的杜甫由积极入世的儒家诗人变得疏懒闲散起来。《西郊》描写杜甫幽栖草堂的闲适生活，末句“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写出诗人因幽居独处无人往来，致使疏懒成性。又如《漫成二首》中，“近识峨眉老，知余懒是真。”只有新近结实的东山隐者才了解我疏狂懒散、不与俗交是心性纯真的表现啊。诸如此类的诗作在草堂诗中还有很多，诗人一再敷陈阐述自己的疏懒，而实际上这种疏懒与闲散便是淡泊的最好表达。不再追逐仕途，而是隐居江村淡泊明志，全然一副恬淡自得的生活情怀。二、杜甫淡思想的形成及影响（一）杜甫淡思想的形成淡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之一，要求回归自然、回归本真，只有质朴无为、心底超然才能平淡。这里的淡并不是指平直淡寡、枯索无味，而是在平淡中见真情，在质朴中含至味，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宋人吴可在《藏海诗话》中说：“杜诗叙年谱，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致此。如说华丽平淡，此是造语也。方少则华丽，年加长渐入平淡也”[2]可见杜甫是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诗风的锐、肆、严、淡这样的过程，也就是也就是经过了前期的尝试与沉淀之后，渐渐体悟到生活最纯真自然的乐趣，在回归乡野之后找到了最淡泊宁静的自我，也就是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平淡。（二）道家对杜甫淡思想的影响 杜甫前期就已经表现出了对道家思想的亲和，当时诗人历尽坎坷、仕途无望，面对国运衰微、民生疾苦，自己又无能为力，于是更加强了他的道家思想及归隐恬退之念。如《过南邻朱山人水亭》一诗，写诗人造访朱山人水亭，与之宴游的情景。杨伦在《杜诗镜铨》中注谓“前半写地，后半写人，想见幽居素心之乐，字字有余味。”[3]道家崇尚自然无为、恬淡虚静。早在老子时期便有了关于道和淡最早的记录“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4]庄子也赋予了道以淡的品质，如“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也”[5]由此可见，在道家思想中道与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淡就是指自然无为，同样，也只有淡泊名利、淡然无极才能够得道。因此杜甫的道家思想也是影响其草堂时期诗歌创作多恬淡萧散的原因之一。草堂时期杜甫的生活归于安逸，远离政治斗争，加上道家思想的影响，诗风偏于优雅淡然。全文意在分析杜甫草堂诗中所蕴含的“淡”思想及其成因，进而展现出这一时期的杜甫诗歌所体现出的个人情操及生活态度，在摒弃一切外在政治因素，经历过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平淡成了诗人最高的审美追求，相信恬淡萧散、清新淡雅的草堂诗在杜甫诗歌研究中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1]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1[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3]清.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5]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