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类研究论文2000字

音转的“四有”模式内容提要：音转的的定义、形成，音转的“四有”模式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音转的理论价值。重点是我所理解的音转的“四有”模式，我称其为“三因一果”规律和“时”“空”的经纬学理论。关键词：音转 “四有”模式 时 空 字 音文史类的同学都会认为古代汉语是一门比较难学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没有为什么的学科。往往是老师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或者书上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虽然，有很多的学者在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音韵上的问题。可是，真正的成就往往屈指可数。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音韵在古代没有具体可考的资料，更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很好的语音存储机器。一般是都是口述相传的，这也是音韵学难考证的重要原因。二：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很多的语音都存在了偏差，或者说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中语言，那么就使得音韵学变得更为广泛和复杂，并且相当的繁琐和具体。没有一定的同意规律。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人为的感情色彩等，都会在音上有所变化，使得音韵学变得困难重重没有规律。我就与音韵学相关的内容——音转的“四有”模式做一个简要的描述。不过先得了解一下音转的定义，就是要知道音转是什么之后，才能做其他的了解吧。通俗的讲就是字词失去其“正音”，即正确的读音。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在使用同一语词表达同一意义时，其语音有可能呈现出某种变异性。这种意义不变而语音有所变异的现象，便是音转。音转是以同一个语词并表达同一个意义为基准来说的。所谓同一个语词，这就意味着其声或韵尽管发生了流转性变异，但终究还是一个“音”，变异中并没有失去其主要的共同音素。所以黄承吉曾多次强调：“凡字原只一声，故只一音，虽周流参差于各方之口舌，而原即此音也。承吉尝谓古无定音者，参差之口舌也；谓音实有定音，以虽参差而原即是此音也。”【1】所谓表达同一个意义，这就意味着音转尚未导致语词的分化，仍然是属于同一个语词的问题。如果代表的虽是相同的意义，但声韵了不相涉；或声韵虽然相关，但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便都不能看作是音转，而是同义词或同源词的问题。最早使用音转这个词语的，是三国时期的魏人张揖。他在《上广雅表》中说：“窃以所识择撢群艺，文同义同，音转失读，八方殊语……”所谓“音转失读，八方殊语”，【2】即就时代和地域的变化而言。音转是造成失读的原因。失读指失去字词的正确读音，古人又称“正音”或本音。音转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是地区语言和历史语言中普遍而又必然存在的一种语音变异现象。方言的形成，音转是其重要原因。一般来说，音转是异地异时的现象，不应同时同地而有转音共存。比如，“yǎng【3】”为“我”之转，“云”为“曰”之转。如果甲地的人施身自谓称“我”，乙地的人施身自谓称“yǎng”，那么，甲地之人便不会同时又自称为“yǎng”，乙地的人同时又自称为“我”。同样，如果彼时的人表述说话用“曰”，此时的人表述说话用“云”，那么，彼时的人便不会又用“云”，此时的人同时用“曰”。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许多本为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音转之词，难免发生交融互收现象。尤其在文献语言中，因为许多音转之词往往“音别为字”，异域性、历时性的音转现象便很可能以共时态而反映出来。所以，同一篇文章同一部著述便有了既用“曰”又用“云”的情况，甚至于出现了“yǎng须我友”“今者吾丧我”之类的语句。基本的我们知道了音转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就音转的“四有”模式做一个描述吧。音转的“四有”模式在吴泽顺老师著的《汉语音转研究》这本书里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吴老师将其列在了“音转原理”这一章节里的第一节。我觉着，音转的“四有”模式不能孤立，所以，他应该是和后面的“同源分化导致音转”以及“音转规律”，还有前面的“音转的时代层次”都是融合的。所谓的音转“四有”模式里的“四有”指“时”、“地”、“字”、“音”。“时”指的是时间，当然就存在古今了，“地”是指地域，南北。“字”就表面理解就是文字了，不过应该是理解为文字的变革。“音”的理解就应该是读音了，不过也应该是读音的转变，可是，前三者是因，后者才是果。音转的“四有”模式如果在严格的意义上应该只有“三有”。或者说“三因一果规律”来的更为贴切。音转是一种客观现象，究其原因，从宏观上讲，不外“时”“空”二字，也就是索绪尔讲的共时变化与历时变化。我国明代的陈第，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4】因为汉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字音和字义关系密切，所以陈第将文字与时地相并列。在讲到音转的前三有模式是第四者的因时，问题就转到了音转的形成的问题上了，对于这个因果关系，陈第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然一郡之内，音有不同，系夫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地转，系夫时者也。况有文字后有读音，由大小篆而有八分，由八分而隶，凡几变矣，音能不变乎？【5】除了将文字书体的演变作为音转的原因有些生硬之外，很明显，陈第将时间变迁、地域差异和文字变化看作音转产生的原因，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这也是我说的，将音转的“四有”模式理解为音转的“三因一果”规律的原因了。这在以前的格里木音变的三大规律中同样有类似的讲解咯。回到“四有”模式上，如果非有“四有”之说，那么必定要存在关系，很明显的就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吴泽顺老师将其理解为不是平列的关系。而在“时”“地”关系上吴老师同样为之定位为交叉关系，而我在看过之后，我想我的理解除了吴老师的交叉关系之外，还应该有平行关系，即我定义为经纬关系。在时间或者空间的单独作用下同样可以产生音变，或者说音变就是一个运动的自由音韵体。这样可能有些难以理解，我们可以将音变理解为或假设为地球的表面的很多的自由体，但当经线或者纬线或者共同作用下就会产生变异，那么整个的球表面就是一个客观的音转体，它在不停的变化，却不为人知。在“字”对音转的作用，吴老师说其具有超时空性质。我借伟人的肩膀再次采用。我们认为应限于文字书体的演变，还应包括通假字、方言错字、方言造字以及同源通用字等。超时空性也就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1）文字的变化时空交错。文字的变化可能是共时平面的，也可能是历时纵向的，它往往随语言的变化而变化，并不受时空的限制。2）文字的使用超越方言方言变异造成方言与共同语之间语音上的差异。为了记录方言词，人们往往采用方言造字和方言借字两种方法。如此，音转的“四有”模式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关系和得到解释。由此音转的“四有”模式的存在有着其理论的价值，我做一个简要的带过：1）“四有”模式所彰显的语言历史观，推动古音的研究2）“四有”模式所揭晓的音转原理，推动了古义的探索。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正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应该是文字创作者之一，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中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中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

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

期以来方言研究侧重语音而忽略词汇、语法之偏向被逐渐扭转过来，研究方法的主流从一般的记录描写转入探索各种方言现象的规律。本论文选择马卜江村方言的几个语法现象(马卜江村方言的七个句式，马卜江村方言的动态助词，马卜江村方言形容词构形法)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1)本方言是笔者母语，较容易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特别有利于加强方言研究的薄弱环节——语法的研究。(2)湘方言(本方言属老湘语)是汉语在地域上由北向南发展的第二站。(3)本方言语言现象丰富。本文研究方法是，在描写记录的基础上，进行方言比较和语言理论分析。此论文对汉语史的整体把握，方言的比较，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探讨，本地方言的词典、地方志的编纂，以及对湖南人学习普通话等方面都有所帮助。 本方言有七种句式值得注意。本方言的处置句，补语句，双宾句，比较句，被动句这五种句式值得注意的特点分别是：(1)在处置句中，介词位于宾语前和位于宾语后两种句式使用频率差不多，甚至可以将介宾结构中的宾语提至句首，而介词却保留在原来的位置。(2)对于带有补语的句子来说，下面三对句式分别为同义句式：a、“动+宾+补”与“动+补+宾”；b、“动+宾+补”与“动+宾+动+补”；c、“动+定+宾”与“动+宾+动+补”。(3)双宾句中，指向间接宾语的介词“起”[(?)‘i]与普通话的介词“给”有同有异；双宾句的“动+直接宾语+间接宾语”与“动+直接宾语+动+间接宾语”为同义句式。(4)比较句中，差比句中的虚词[·ti]与平比句中的虚词[(?)]较为特殊。(5)本方言与普通话被动句的区别是：本方言中施动者不出现的被动句，不能有表示被动的介词，而普通话却能有(也可以没有)。 本方言中的“重复”、“隔离反复”这两种语言现象也值得注意。虽然本方言的“重复”与词法中的构形法的重叠，以及与普通话中修辞手法的连续反复有相似之处，但从反复的方式、次数及其表达的语法意义来看，“重复”与“重叠”，“连续反复”是不相同的。本方言“隔离反复”的句式与语法意义是特定的、单一的，与构形法的“重叠”，修辞手法的“隔离反复”差别更大。笔者认为本方言的“重复”与“隔离反复”都属于句法范畴，因而将其视作两种句式。隔离反复的三种具体形式是：(1)“b是ab，但…“；(2)“ab是ab，但…”(3)“a是ab，但…”。 本方言动态助词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将本方言与湖南省的长沙话，双峰话，安乡方言，怀化方言，广东省的连平话(属客家话)等方言的动态助词进行对比，可以为方言比较，原始方言拟测，方言地图，语音变异，词汇扩散等方面 的研究提供参考。从动态助词“倒”与“啦”的关系，可以探讨离散式音变。连续式 音变，以及词汇扩散等理论的得失。研究“咕哩”等完成态动态助词在紧缩复句中 的具体运聊可以看出在具体语言中，句子形式和它表达的句法意义之间的搭配 情况。 马h江方言形容词的构形法分前加式和后加式两种，其主要方法是重叠和附 －加，而且它们经常结合使用：构形法各具体形式之间有着大致的分工。构形法中 ’4 的词缀b有些仅表语法义，有些则兼表语法义和词汇义；词缀“哩”是后加式的标 志，它是由句法单位演变为词法单位的；词缀卜tgi＊则是由词汇单位演变为语法 单位，和它搭配的形容词的性质必须是令人喜爱的。从形容词构形法的各形式在 语言中的运用实例中，我们可以知道它们做主语＊语、宾语、定语卞语时（不可 以做状语）龌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