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下之不厌早论文

忠言逆耳利于行英国的大哲学家培根曾指出：“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诤言中所得到的光明闭他自己的理解力·判断力中所得出的光明更干净·纯粹。”是的，在生活中，常有人批评自己，给自己提个醒，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良药苦口利于病，意思是说，药虽然是苦的，却有利于我们恢复健康。我们对待批评也是一样，要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正确对待批评，听取他人的意见或建议，找到自己身上的缺点或不足，并加以改正，使自己变得更好。到这儿，我想到了金庸对待批评的态度。王朔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我看金庸》一文，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加以猛烈的攻击，将金庸小说与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四大天王合称为“四大俗”。金庸先生面对批评却平静地说：“毁誉是人生的常事，不足为奇。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的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无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又说：“我很感谢许多读者对我小说的热爱和热情。他们已经待我太好了，也就是说，上天已经待我太好了。既然享受了这么多的幸福，偶尔给人骂几句，那是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这就是金庸对待批评的态度，要虚心接受批评。赞美是鼓励，批评是督促，赞美如阳光，批评如雨露，二者缺一不可，对待善意的批评，我们应该虚心接受。批评的目的是纠错，批评是纠正错误的一种良好方式。别人指出你的错误，不要以为那个人是针对自己，才会专门挑出你的错误来做批评。我们要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检讨自己，找出错误，并加以改正。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批评，我们要虚心接受。忠言逆耳利于行有人说友情是人生一笔受益匪浅的储蓄。这储蓄，是患难中的倾囊相助，是跌倒时的一把真诚搀扶，是错误道路上的一句逆耳忠言。在遭遇事物的百般挫折时，常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此，在你陷入困惑的泥潭时，良友的一句逆耳忠言便显得尤为重要。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如此，若不知自身之过，又何来改正，以至于受人敬仰？这边需要身边的良友来提醒你，一旦知错改正，那么自身原有的人格光辉也会散发出来，任不失君子风度。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是良友逆言的益处。沿着历史的河流回溯，在江之南隅，吴军帐内。若非鲁肃直谏，又何来智勇双全的一员大将？又何来后来再遇吕蒙时“士别三日，即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呼”的惊叹？又何来吴国数载不败的强盛？归期所与，若是没有鲁肃劝其观书研兵的建议，中国青史上记载的不过是一介莽夫罢了。在过去，直言将领不识大字是对武将的侮辱，但是吕蒙却接受改正了自己的不足，以至于改变了他的一生，甚至是改变了一时吴国的兴衰。可见逆言的价值所在。聚焦当代，现代社会中，亦不乏能够每日自我反思的智者。任何一个团体，都离不开最基础的群众。同样的领导制度，不同的领导者一个独裁一个采纳众人之意，往往会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家庭之间，在企业之间，甚至在国家之间，这一定律都普遍存在，要么昌盛兴旺下去，要不只有衰败与分裂。在人生的旅途中，不可能存在百战百胜的人。失败过后，只有真正能走向成功的智者才能看清客观因素下掩埋的根本原因，并加以改正。而大多数人却只看到与红尘诱惑相依的客观因素，为下一次的失败也找到了理所当然的借口。在欧美国家，人们常常有做礼拜的习惯，他们站在宁静的教堂里，回忆过去一周的作为，对有不满足的的默默祈祷，有做错的就诚心忏悔。在这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中看清事态最深处的本质，杜绝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也是欧美国家人民素质较高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认识自身错误的重要性。但是正因为环境的不同，在我们身边很少有这样的时间和地点，那么我们便需要他人帮助我们看透那趋于灵魂之中的私欲，嫉妒，顽固，懒惰等情感所化成的重重烟雾，让我们看清事物的本质，而旁人的逆耳忠言无疑是最有效快捷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旁人指出你的不足，虽然逆耳，但无疑也是改变我们最有效的一道良方。 试题分析：从大树的角度切入。人们都会犯大树一样的错误，喜欢别人的奉承，讨厌别人的批评。其实，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们应该放下身段，听一听别人善意的批评。甚至是冷嘲热讽，如此，就会冷静下来，反思自己的言行， 从反思中得到益处，修正自己的生活航向，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从喜鹊的角度切入。适度的鼓励、赞扬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过多地、不合情理地，甚至为了自己的某种私利，一味地赞扬别人，并不是件好事。对自己而言，是自私、虚伪的表现，对别人而言，是纵容错误，是让人回避错误 ，从而骄傲自满，目中无人，以致坠入深渊。从啄木鸟的角度切入。生活中需要讲真话的人，需要敢于一针见血提意见的人，生活中“啄木鸟”带给人们的“噪音”，虽然“痛苦”，却能矫正错误、“治病救人”。生活中的“啄木鸟”也常常会被误解、被骂走，然而，一只坚持真理的“啄木鸟”，不会、也不应该因为不公正的待遇而放弃自己的职责和原则。创新思维立意：“批评要看对象，讲方法”。 啄木鸟给大树治病反而遭骂，它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与方法，看是不是有不当之处。你看它，不把脉，不问诊，甚至连个招呼也不的，一上来就“当、当、当”地个啄个不停，怎会不让大树生气呢？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犯啄木鸟一样错误、，批评学生，指责孩子，反而让他们讨厌，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意见建议：即所谓伤寒不宜早下，以迟下为妥；温病不宜迟下，以早下为宜。其实不然，不论伤寒、温病均不宜强调迟下或早下，须根据病机，审时度势，适时攻下

我国第一部传染病专著——《瘟疫论》 传染病对人类的危害很大，它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可以在人群中传播，造成流行。传染病流行时，发病迅速，症状剧烈，波及人数多，影响范围大，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我国古代的传染病不断流行，使大批人员死亡。特别明清两代更是大量发生。据有人统计，明代276年间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64次，而清代266年间发生了74次，可见传染病流行之频繁。我国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的防治十分重视。如《黄帝内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干金方》、《外台秘要》等著名医著中都有防治传染病的经验的记载，但这些记载都不系统。我国第一部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专门著作是清代吴有性所作的《温疫论》。吴有性，字又可，是明末姑苏(今江苏吴县)人。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正是传染病大流行的时候。明末公元1641年，正当吴有性49岁的时候，当时传染病遍及山东、浙江、河南、河北等地。这时许多医生找不到新的治疗办法，以致治疗效果很差。吴有性亲眼目睹当时一些传染病流行地区"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的惨景，刻苦钻研医学道理，不顾自己安危，深入到传染病流行区，进行医疗实践，通过对当时流行的传染病的详细研究，结合他自己丰富的治疗经验，并进行分析、总结，终于在祟祯15年(公元1642年)写成了《温疫论》。《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温疫论》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该书认为："正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温度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胃"时，即不厌"急证急攻"。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我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温疫论》的理论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