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谷县眼科李靖的论文

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但凡历史上的英雄，几乎都出现战乱频繁的乱世，比如白起生活在战乱不断的战国时期，韩信生活在秦末汉初农民起义与楚汉战争的动乱时期，李靖生活在隋末唐初的动乱时期，而岳飞则生活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与金国的战争时期。

只有乱世才能出英雄，不同的时期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包括英雄的成长与所处时期的发展趋势息息相关，白起、韩信、李靖、岳飞都有着他们所处时代浓浓的气息，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也具有时代的特征。

白起生活在战国时期的秦国，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力逐渐强盛，以军功爵位制作为激励手段极大地激发了士兵的作战热情，砍下敌人的首级就能拿爵位，爵位就是地位与官职，还能在犯罪时免死，而白起就是从底层依靠军功爵位制升级为秦国的左庶长，最后到受封武安君，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在军功爵位制之下，秦国将领几乎都是从死人堆中杀出来的，而且能做到将领这一个级别，只能不断地打胜仗，将领的勇敢是排第一位，谋略还是其次的，如果既勇敢又有谋略就是凤毛鳞角了，比如白起这样的。

在军功爵位制之下，儒将是不可能出头的，战场上不能砍下敌人的首级，就没有爵位，就没有官职，所以像韩信这样以谋略见长的儒将，很难在战国出头，除非能像张仪或者范雎那样直接得到国君的认可，但这是很难的。

白起的特点是：擅长以少胜多打歼灭战，白起除了作战勇猛，还很有谋略，他打的每一场经典之战，都是精心谋略的。

比如伊阙之战，白起以十余万秦军对战24万韩魏联军，白起采用的谋略是：利用韩、魏两军相互观望的弱点，以少量兵力牵制韩军，然后集中兵力先吃掉实力实弱的魏军，再挥军吃掉韩军，全歼24万韩魏联军，创造了歼灭战的经典。

再比如鄢郢之战，都知道项羽的破釜沉舟激发了士卒的斗志与军心，其实白起是最早运用的，白起攻楚时，率军渡过了汉水，然后烧毁了桥梁与船只，自断后路，激励了秦军的斗志与军心，然后利用夷水开挖渠道淹没了鄢城，从而攻下楚国的陪都，最后率军又攻下了郢都，这是自春秋末期伍子胥与孙武攻下楚都之后，楚都再一次被攻破。

长平之战更是白起的巅峰，同时也是谋略与勇猛作战最好的结合，这是冷兵器时代规模最大的歼灭战，无出其右，白起接手秦军，采用诱敌深入的方式引诱赵军进攻，同时利用两支合计3万的骑兵军队，把赵军分割开来，然后秦军包围了赵军。

白起构筑了强大的包围圈，将40余万赵军团团包围了40多天，赵国弱尽粮绝，没有补给，没有援军，包围圈中的赵军4次突围都以失败告终，连主将赵括也被射杀，赵军绝望之下投降，全部被坑杀。

从这些战例来看，白起擅长歼灭战，歼灭战是战争中最难打的，一方面是兵法上说自己一方是敌军数量的十倍才能围歼，白起打歼灭战，从来也没有哪一次的兵力是对方的十倍，也不现实。

另一方面包围了敌人，敌人就容易拼死奋战，己方伤亡就非常大，所以白起带兵打仗伤亡比较大，但从结果来看，白起都赢了，从未输过，要知道秦国的军功爵位制是要减去自己一方的损失，才能计算敌人的首级，所以歼灭战非常难。

歼灭战在当时算是一股独特的战争特性，因为当时的战争还是以攻占城池为主要目的，白起的军事思想显得非常突出和与众不同，毛主席曾经评价白起：

白起可以说是歼灭战的鼻祖，白起领导指挥的战争，并不是靠实力硬拼硬冲，而是根据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谋略，以达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敌人的有生力量越来越少，也就离灭亡不远了，整个战国时期因为战争死了200万人，其中有100万人死于白起之手。

白起的综合能力基本体现在军事能力上，白起一生从未打过败仗，不仅本人作战勇猛，而且谋略也不逊于同时期任何人，白起打的每一仗都有把握，一生大小七十余仗从未败过，但是，在长平之战后，白起建议秦昭襄王趁胜攻打邯郸，但是被秦昭襄王拒绝了。

后来秦昭襄王命令白起出战邯郸，白起认为秦军已经错过了最佳进攻时机，所以拒绝了秦王，并苦恼了秦昭襄王，最终被秦王赐死，从这一事件来看，白起在政治上的头脑远远不如他在军事上的头脑，白起是偏科生，他的军事才能是100分，政治才能只是50分。

韩信生活在秦末汉初的乱世，先是陈胜、吴广“宁有种乎”的农民大起义，持续了3年之久的反秦战争，接着就是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持续4年的楚汉战争，这7年的战争可以理解为六国没落贵族以及遗老遗少联合六国百姓发起的反秦争夺天下的战争，整个天下的阶级被打乱了，谁的实力强谁就能取得天下。

韩信应该是六国没落贵族之后，从他如此精通军事也能看出，战国是贵族政治，平民百姓很难获取知识，更不用说做官了，韩信也是遇到刘邦这样神仙级别的用人高手，也能获取一席用武之地，从而走上人生的巅峰。

韩信被后人称为兵仙，简单地说就是用兵如仙的军事家，韩信是兵权谋家的杰出代表，韩信所有的战争都不是靠实力打赢的，而是靠谋略，谋略就是运用各种资源、情报所进行的一系列欺活动，以达到获取战争胜利的方法。

韩信的特点是：善于利用情报，善于分析对手，一切以谋略为王，并针对不同的敌人，实行不同的谋略。

韩信打魏王豹，利用了声东击西的谋略，韩信假装在蒲津关与魏军对峙，然后派兵在夏阳偷偷渡过黄河，攻击魏国都城安邑，一战打败魏王豹，并俘虏了他，韩信打赵国，用的是背水一战、拔旗易帜的谋略，把主力部署在河边列阵，在侧面埋伏2000轻骑，主力引诱赵军主力作战，然后让2000轻骑攻下赵军营寨，升起汉军旗帜，赵军就这样被韩信军前后夹击，全军溃败。

韩信打齐国，是利用了齐国不设防的机会，因为刘邦的使者郦食其说服了齐王投靠刘邦，并没有防备韩信，韩信眼红郦食其的功劳，在蒯通的劝说下，发兵攻打齐国，齐国是攻下了，同时导致郦食其被杀。

韩信打龙且，是采用了半渡而击之的谋略，先在潍水上游用沙袋堵塞河水，然后在下游与龙且交战，佯装败退，等龙且率军过河时，拿掉上游的沙袋，然后水淹没了龙且大军，就这样打败了龙且。

韩信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军事谋略上，韩信一生只打了六七仗，也就是楚汉战争的四年，从未败过，韩信的对手是魏王豹、夏说、陈馀、齐王、龙且，韩信在所有战争中，从未使用过相同的谋略，都是不同的谋略针对不同的敌人。

韩信的综合才能体现在军事谋略、用兵练兵上，韩信自己说自己用兵是多多益善，韩信的军事才能在那个时代仅次于项羽，包括谋略水平，韩信最早就是跟随项羽的，给项羽提了不少建议，项羽从来不用，但项羽仍然次次打胜仗，项羽是韩信时代军事能力的天花板，韩信只能屈居项羽之下。

除了军事才能，韩信在其他方面的才能也是很差，比如政治能力，韩信跟刘邦要挟要代理齐王的事件，让刘邦对韩信起了猜忌之心，另外韩信为人过于嚣张，当有人向刘邦告密说韩信谋反，刘邦手下的将领马上落井下石说要率军抓捕韩信，说明韩信的人缘太差，韩信的军事才能是90分，政治才能是50分。

李靖出身官宦之家，他是隋朝名将韩擒虎的外甥，同时也是唐朝功劳最大的开国功臣，李靖是难得的文武双全之才，不仅本人作战勇猛，而且很有谋略，既有军事思想，又有战略战术，同时还能亲自上战场打仗。

李靖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从跟随李世民作战开始，李靖就像开了挂一样，在金州，李靖为李瑗出谋划策，协助其打败了蛮人邓世洛，在夔州，李靖率领800将士，大败开州蛮人肇则，俘敌五千多人，这是一起以少胜多的战役。

李靖为攻灭南梁割据势力萧铣，谋划了十条计策，并与李孝恭一起率军平定了萧铣，要知道攻打萧铣还涉及到水军，李靖完全了战争的所有准备，只用了2个月时间就灭亡了萧铣，堪称奇迹。

在攻灭辅公祏的战争中，又是李靖提出了正确的建议，并得到采纳，唐军只用了5个月时间就消灭了辅公祏，此战之后，李渊非常钦佩李靖的才能，于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有几分道理，这还不是李靖全部的战绩，李靖在泾阳之战中挡住了突厥兵，并作为主将率军攻灭了东突厥，还俘虏了颉利可汗，直接导致了东突厥的灭亡，李靖还在唐朝与吐谷浑的战争中，大败并灭亡了吐谷浑。

从李靖的战绩来看，他打败敌人大多数情况下用的是谋略，而且对于战场形势把握极为准确，往往有着超乎寻常的眼光，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往往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

李靖的军事才能主要体现在谋军与军事思想上，李靖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最优秀的实施者，李靖一生有不少兵书流传下来，最有名的就是《李卫公兵法》，这是唐太宗与李靖探讨军事思想与兵法的对话，唐太宗本人也是一代军事家，大多数观点与李靖相同。

也可以说李靖是一个综合能力全面的军事家，他懂军事理论，有军事思想，懂行军治军、安营扎寨等等一系列的军事内容，还能在战场率军打败敌人，他的军事能力非常全面，同时李靖也是四人中唯一一个获得善终的将领，身居高位而不卑不坑，79岁病逝。

岳飞生活在北宋末年与南宋初年，那个时代，北宋和南宋都面临着北方胡人政权的连年战争，辽朝灭亡后，北宋跟着被金兵灭亡，金兵占领了华夏的大半河山，然后整个华夏就处于混乱之中，岳飞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起来。

岳飞能够从底层一名普通百姓，成为南宋的中兴四将之首，靠的完全是个人能力与军功，而且他的能力更全面，堪称文武双全，论文，岳飞可以吟诗作赋，《满江红》就是岳飞的作品，论武，岳飞的刀枪之法一县无敌，论力，岳飞可以拉开三百斤的宋弓。

论带兵打仗，岳飞是天生的统帅，一生很少有败仗，他建立了独特的背嵬军及岳家军，大败金兵的铁浮屠和拐子马，打得金兵产生畏缩，并喊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话，岳飞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强军队战斗力。

岳飞从一个普通士兵参军开始，凭借勇猛善战，一步一步上升，岳飞在北宋末年就已经两次参军，在滑州遭遇战，岳飞初露峥嵘，以百骑杀退金兵，跟随宗泽在开德府作战，每一战都是胜仗，在曹州白刃战中，又打败了金兵。

北宋灭亡后，岳飞为南宋而战，马家渡之战，由于友军临阵脱逃，岳飞在此战中失败，建康之战中，岳飞大败金兵，收复建康，岳飞第一次北伐，在与伪齐军的作战，岳飞收复了襄阳六郡，接着在洞庭湖消灭了农民起义军。

岳飞第二次北伐，岳飞收复了商州与虢州，大败伪齐军，岳飞第三次北伐，打退了金兵与伪齐联军进犯襄阳的行动，在岳飞撤退的过程中，又大败伪齐军，俘虏数千人。岳飞第四次北伐，采取“连结河朔”的战略，一面联合北方反金义军，一面调动岳家军北上，郾城之战，岳家军大败金军精锐主力，颍昌之战，岳家军又打败了金军。

岳家军都已经包围了开封的情况下，结果朝廷下令岳飞班师回朝，再之后，岳飞被一步步解除兵除，贬官，陷害致死，南宋的中兴四将之首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手中。

从岳飞一生的事迹来看，岳飞的特点是：文武双全、勇猛善战、忠孝无双、用兵如神。岳飞的综合才能比较全面，他既懂得治军练军，又懂得军队建设，岳家军恐怖的战斗力就是岳飞一手建立，同时岳飞也有战略战术，很多时候打胜仗不是靠的勇猛，而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岳飞先后四次北伐，几乎都是胜利，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岳飞才能的体现。

白起、韩信、李靖、岳飞四人中，白起和韩信两人是偏科生，军事才能超强，其他才能平庸，但两人的军事才能是完全不同的，白起擅长打歼灭战，韩信擅长打谋略战，相比较之下，歼灭战的难度高于谋略战，战果也高于谋略战。

李靖和岳飞综合才能全面，都是文武双全，李靖在战略思想与兵法上，略胜岳飞，岳飞在个人武力与实战经验上，略胜李靖。从作战规模上，李靖更适合大兵团作战，岳飞更适合特种作战，两人都是优秀的统帅，也是各自时代军事才能的天花板。

从四人的军事战绩来看，白起最强，一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打了37年仗，攻城70多座，歼敌100万，李靖其次，他打了30多年仗，攻灭了萧铣、东突厥、吐谷浑，无一败绩，韩信再次，他打了4年楚汉战争，攻灭了魏国、代国、赵国、齐国以及楚国的龙且，岳飞最后，他从北宋打到南宋，打了20年仗，胜多败少，差一点就收复了北宋旧都，结果由于皇帝的阻拦，成为了悲剧。

战绩体现了能力，但并非是绝对的，白起的后面是强大的秦国，秦国国君英明，士卒善战，李靖的后面是新崛起的强大唐朝，有军事家皇帝李世民，还有数不清的贤臣良将，韩信的背后是用人如神的刘邦，而岳飞的背后却是腐朽不堪的南宋王朝，皇帝昏庸，小人当道，很难实现政治抱负。

一定要比个综合实力，个人认为李靖最强，岳飞其次，白起第三，韩信第四。李渊夸奖李靖那番话是有道理的，李靖的能力确实不亚于白起和韩信，李靖不仅打过内战，也打过外战，只是唐朝那个时代名将如云，同时李靖个人比较低调，显得不那么出名，凌烟阁24功臣中，李靖是战绩最高的将领，同时也被唐朝推荐进武庙十哲。

岳飞是个悲剧人物，他不死的话，还有更大的发展，个人能力没得说，第四次北伐已经快要收复开封了，却被迫放弃，岳飞同时也是整个南宋最耀眼的名将，要不是南宋重文轻武，岳飞北伐也许能成功。

白起是歼灭战的鼻祖，韩信是谋略战的高手，两人都是才能特别突出的将领，但是，歼灭战包括了谋略战，没有谋略的歼灭战，是不容易成功的，从这一点说，白起的综合才能高于韩信。有人说韩信的兵弱，白起的兵强，韩信更有才能，这是不对的，因为同一个时代的兵，战斗力是差不多的，白起的秦兵强，同时代的赵兵、楚兵、齐兵、魏兵也不弱，韩信的兵弱，同一时代的赵兵、魏兵、齐兵也不强。

《红拂夜奔》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王小波向我们展示了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当然是天马行空式的小说家的虚构了小说而已，不是正史。再说王小波很不以正史为然（尤其是文革时期的）最后结论：此为虚构。

我认为应该是韩信、白起、岳飞、李靖这样的排名，韩信被称为“兵仙”，创造了太多经典战术，应当排第一，李靖只是靠唐军强大的战斗力而成名的，所以排最末。

第一、“安人宁国”，删削繁苛。李世民是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起家的，认识到老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国君的命运。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从贞观初年就开始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李世民引古人的话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教戒太子诸王》)“国以民为本”，民心向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为了做到“安人宁国”，必须删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诸黎庶”，使其“各有生业”。李世民实行了“省徭赋”，“务积于人”的政策，尽量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让老百姓能生存下去。他说：“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贞观政要·政体》)只有“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才能安乐，国家才有安宁的基础。他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徒益其奢侈”，乃是危亡之本。为此，他于贞观之初，采取一系列厉行节约、限制奢侈的措施，如停止诸方进贡珍贵异品，限制营造宫室，破除厚葬的陈规旧俗，规定葬制一律从简，如有违反，依法问罪。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有许多重臣，一般也都崇尚俭约的生活和简肃的作风。与此同时，李世民也比较体察民间疾苦，并采取一些相应的“恤民”措施。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他“安人宁国”这一治国的总的指导思想。 第二、“为官择人”，“唯才是与”。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在这方面比历代帝王有着较突出和罕见的才华和创举。他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他确实能够“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早在统一战争时，他就重视人才的搜罗，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房玄龄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旧唐书·房玄龄传》)武德四年(公元621)，尚为秦王的李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等，“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十月)。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征、王、韦挺等；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秦叔宝、程知节等；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张亮、马周、刘洎等；此外，还有出身少数民族的契?何力、阿史那社尔等。李世民对他们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前后，任人唯贤，只要确有才能，忠诚于唐，都能委以重任。为了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如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据史料记载，李世民“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进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述进士上》)李世民还比较知人善任，了解臣僚的长处和弱点，能够扬长避短，使其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如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任用就说明这点。他“每与房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三月)因此李世民任命他俩为尚书仆射(即丞相)，共掌朝政，发挥个人的长处，集中大家的智慧，使事情办得更好一。李世民还非常重视官吏的任用，特别是地方官吏更是他经常注意的。他曾说：“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录姓名于屏风，卧兴对之，得才否状，辄疏之下方，以拟废置。”(《新唐书·循吏传》)李世民还规定，凡是县令都要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吏保举，而各州刺史则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贞观政要·择官》) 第三、“开直言之路”，兼听纳谏。李世民深知，治国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没有忠臣贤吏辅佐，不可能求得身安国宁。因此，他重视“纳谏”、“纳贤”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他非常赞同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意见，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贞观政要·求谏》)的道理。他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人君必须忠臣辅弼，乃得身安国宁。”(《贞观政要·求谏》)所以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为戒，特别强调要 求臣僚进谏。他曾多次说过：“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贞观政要·行幸》)“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即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贞观政要·政体》)李世民在贞观前期基本上能够言行一致。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前期进谏和纳谏蔚然成风。如魏征谏止封禅，张玄素谏止修洛阳宫，戴胄谏设义仓，李百药等谏止裂土分封等，均被采纳。在纳贤和纳谏方面，李世民同魏征的关系堪称典型。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曾建议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召见魏征，责问他：“汝何为离间我兄弟？”魏征面无惧色，举止自若，回答说：“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并未发怒治罪，却“改容礼，引为詹事主簿”。原因就是他“素重其才”。(《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他曾评价魏征及他同魏征的关系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如一次魏征对李世民说：“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唐太宗笑而答道：“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缀耳。”又有一次，李世民“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二年十月)李世民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一次罢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要杀谁？李世民说，杀魏征！因为他“每廷辱我”。长孙皇后退回后宫，穿上礼服再来见李世民。他惊问其故，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这一番恭维话，使李世民转怒为喜。(《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六年三月)总之，李世民“自比于金”，而以魏征“为良工”。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仅贞观初年，魏征即谏奏二百余事，都被李世民所采纳。所以，李世民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傥，安国利人，成为今日之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当魏征死后，李世民“亲临恸哭”，并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 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纳贤》) 第四、李世民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行。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力求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贞观政要·赦令》)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而轻，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他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对待立法或修改法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朝令夕改，轻易变更法度。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李世民即位后，就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布了《贞观律》，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共“立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资治通鉴·唐纪十》)尤其对死刑一再从轻。开初曾“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后来又把断趾法改为流刑，并删去“兄弟连坐惧死”之法。这样一来，比以前的死刑规定，几乎减少一半。总之，从立法的基本倾向看，是务求宽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隋末法律过于苛刻的弊病，这对于减轻劳动人民遭受司法镇压的痛苦，毕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也有直接影响。“贞观之治”是法制得到了较好贯彻执行的时代。这个局面的形成和李世民“守文定罪”，“恤刑慎杀”的法制思想分不开。他说：“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贞观政要·仁义》)单靠严刑峻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兴仁义之政，力求恤刑慎杀，才能使老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渐减少。对于执法官吏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严格依法办事。能否依照律令断案，决不是件小事，它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李世民对侍臣们说：“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小事，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资治通鉴·唐纪十》)他鼓励臣下对皇帝不守律令的做法要敢于直谏，不应等闲视之。只有君臣上下都能据律断罪，方可做到“庶免冤滥”。所以，李世民比较能够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和相对独立性，即使有损于自己的权威也在所不惜。如有一次“大开选举”，他下令“诈伪阶资”者自首，否则处死。后查出诈伪者，大理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李世民认为，这是使自己失信。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李世民听后收回成命，并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有何忧也？”(《贞观政要·公平》) 第五、恢复和发展经济。李世民认识到，“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所以，他从“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出发，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采取了“以农为本”、“不夺农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李世民为了“不夺农时”，在赋役征收方面，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调制，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为了鼓励垦荒，规定归来的流亡农民可以减免赋役，设置义仓，对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粮食救济；为了促进人口的增殖和劳动力的增加，规定青年男女需适时婚配，鼓励寡妇再嫁，释放宫女自[和]由成家，用“御府金宝”赎回农民因灾荒卖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夺去的人口；为了发展生产，修复和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所有这些，都对当时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在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都有很多建树，唐朝为当时世界上众目所瞩、人心所向的强大帝国。当然，李世民是封建帝王，不可避免的有他的局限和缺陷，本文不是全面评价李世民，只是记述“贞观之治”可资后世借鉴者。 希望采纳为答案，谢谢

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认识到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洁奉公，政府要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统治才能巩固。

隋代著名的思想家，王通《中说》一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说》中体现其文学思想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是“贯道济义”的文道观，这是他文学思想的核心。本着儒家的正统观念，他继承了前人明道、征圣、宗经的文道观，辅之以“执中”、“通变”之说，主张“文章本乎道义”、“文以明道”在隋代文学思想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对韩柳古文运动、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歌主张有重要的启发。第二个部分是“征圣宗经”的文史观。他对司马迁、班固为首的历代史家进行了评述，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文史观。他认为修史的目的在于为后代提供借鉴，因此他不满于前人过多地记人、过分追求文采和辞藻的述史方法，而更注重史传文章对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的记录，并进一步提出以道义为本、以儒家经典为宗的文史观，从而开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的先河。第三个部分是对六朝文人及文风的评述。他欣赏“约以则、深以典”的文章风格。并以人品高下论文章之优劣。这暴露了他文学批评观的狭隘和片面。然而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其思想又有很强的批判意义。因此受到后人的关注和重视。《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主张改革文风。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出版著作5部《桃》、《桃优质高效栽培新技术》、《优质高档桃生产技术》、《鲜食桃》、《河南自然灾害及对策》。其中《桃优质高效栽培新技术》、《鲜食桃》为独著；发表桃方面的研究论文20余篇。代表性论文有《桃豫农矮化砧木1号的矮化机制》、《喷施磷酸二氢钾对桃叶片和果实性状的影响》、《早中熟鲜食黄桃新品种‘黄水蜜’》、《辐射对果树花粉发芽率及远缘杂交亲和性的影响》、《桃雌能花品种人工辅助授粉方法的研究》、《晚熟鲜食桃优良新品种八月香选育研究》、《桃及其近缘种花芽分化特性的比较》、《桃矮化砧木的组织培养及植株再生》、《不同授粉方式对桃无花粉品种坐果率的影响》、《早熟优质新品系-黄水蜜桃的选育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