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学派吴有性论文

吴又可（1582—1652），名有性，字又可，号淡斋。江苏震泽（今江苏省吴江县）人。一生从事中医传染病学研究，著有《温疫论》一书，阐发了传染病病因学说，为温病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以医为业，是明末具有创新精神的著名医家。

温疫，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讲的传染病，它对人类的危害性极强，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可以在人群中传播，造成流行。瘟疫流行时，发病迅速，症状剧烈，波及人数多，影响范围大，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

明末清初，连年战争，灾荒不断，各种传染病不断流行。吴又可59岁那年（1641），江苏、河北、山东、浙江等省，温疫流行甚剧，他的家乡吴县一带也不例外。据《吴江县志》记载：“当时连年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幸存者。”当时医家按经典方法治疗，多不见效，死亡颇多。吴又可沉痛而深刻地批判医界泥古不化的害人思想说：“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遵守古代的医法，不切合今天的病情，把今天的疾病去同古代医书对号，根本得不出明确的论断，所以，这样开方给药就不见效。）病愈急，药愈乱。这“干村辟历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凄凉景象，使他感慨不已，愤然冲破习惯势力的桎梏，废弃仕途，不应科举，走上了研究医学的道路。他遇到的当务之急是“流行病”。他刻苦钻研前人及民间有关传染病的治疗经验。不怕传染，不辞辛苦地在病区、病家为患者诊治疫病。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和临床实践，他渐渐体会到以仲景之伤寒学说来论治当时流行的一些疾病，收效甚微，有时甚至事与愿违，遂产生了另创新路，以提高疗效的想法。他推究病源，创立“戾气”说，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逐渐形成一套温热病的论治方案，提高了疗效。他将这些经验经过整理著成《温疫论》一书。《温疫论》中所载传染病，包括伤寒、感冒、疟疾、痘疹（水痘、天花）、绞肠痧（霍乱）、疙瘩瘟（腺鼠疫）、虾蟆瘟（腮腺炎）、大头瘟、探头瘟、大麻风、鼠痿（颈淋巴结核）、流火丹毒、目赤肿痛（眼结膜炎、砂眼）、病瘅发黄（肝炎、黄疸）、斑疹、咽肿、疮疥疗肿等，内容广泛，是他亲历瘟疫流行，临床经验的总结。自此，不但瘟疫证治，有绳墨可循，而且又将温热与瘟疫，逐步合为一家，充实了中医学关于传染病的内容，为温病学说的创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吴氏认为：瘟疫病的发生，既不是由于四时不正之气，也不是因为外感邪气，而是人体感染了一种“戾气”。他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是天地间一种戾气所感。同时还特别强调提出这种戾气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物质的一种形式。”他说：“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肯定了气即是物，物即是气。他反对厚古薄今，墨守古法的医疗作风，在他的医疗著作里指出：“守古法，不合今病。”在这种注重实学观点指导下，吴氏潜心研究温病之病因、病证和传播径路，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不是所有的温病都是感受一种“戾气”，而是许多种。所以又称之为“杂气”。他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明确区分了伤寒与温病在病因上的不同，他说“伤寒感天地之正气，温病感天地之戾气”。同时指出戾气是可以防治的。吴又可关于瘟疫病病因的认识，最接近现代的微生物致病学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关于疫有九传的论述和对瘟疫病症候的详细观察，说明他充分认识到外感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使用达原饮力图直捣膜原、驱邪外出的治疗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人对于外感热病的认识，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吴又可创造性地提出“戾气”通过口鼻侵犯人体，使人感染瘟疫，而是香致病，既与戾气的量、毒力大小有关，也与人体抵抗力强弱有关，科学地预见了传染病的主要传染途径是从“口鼻而入”，突破了前人关于“外邪伤人皆从皮毛而入”的笼统观点。吴又可的勇气，鼓舞了清代的温病学家，他们不仅吸取了外感邪气“从口鼻而入”的观点，而且也大胆地提出了外感热病的不同传变规律的新学说，终于建立起与六经不同的另外的辨证体系，丰富了外感热病的治疗方法。

吴又可还提出，瘟疫病有强烈的传染性，不论是年老体迈的老人还是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都很容易感染瘟疫。并且在人和动物之间有着同等的机会感染瘟疫，有些瘟疫病可以在人和动物之间来回的传播。导致这些瘟疫的戾气也是不同的，不同的戾气导致的瘟疫的临床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吴又可毕生从事医学，治愈了很多传染病患者，其中有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同时吴又可还往往是出奇制胜。相传有一天，来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被认为是传染病患者，大便不通，脘腹胀满，疼痛难忍，四肢强直不能动，卧如塑，目闭口张，舌强，问话不能答，脉实有力，苔生芒刺。根据证候，是一派实热象，病情危重。据患者儿子代诉，三日来已服承气汤三剂，每剂大黄用至一两左右，病仍不减。一般医家，遇到此况，一定会考虑另立治法的。然而，吴又可则不然，他仔细权衡了患者的脉症，认为“下证悉具，药轻病重也”，不但不改方剂，反而将方中大黄增至一两五钱，连服半月而痊愈。吴氏用药之妙，可见一斑。

《温疫论》，成书于公元1642年，是吴又可惟一一部传世之作，共二卷。卷一载论文50篇，主要阐发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卷二载论文30篇，着重叙述温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温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我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

温病学派产生成熟于明清两代的我国南方地区有着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明清两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流行性疾病成为了当时医学界面临的新问题。据有关文献统计，明代276年中大疫流行64次，清代266年中大疫流行74次，如明永乐六年，江西建昌，浙江杭州，福建建宁、绍武等地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由于传统的伤寒法治这些瘟疫效果并不理想，这使当时的医家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来治疗这些瘟疫，这便为温病学说的产生创造的积极的条件。另外，温病学派产生于我国南方地区也和中国南方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湖河渚泊，地处卑湿，水资源丰富，一年四季气候分明，较之北方多温，这也造成了江南多温病的自然条件。这也使江南医家有了更多的治疗温病的实践机会，这也是温病学派产生于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前代医家的不断探索也为温病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温病学派也就应运而生了。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末年，当时政治腐败，清兵入侵，瘟疫大流行，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据《吴江县志》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吴有性目睹当时的惨状，深有感慨地说：“守古法不合今病……医者徬徨无错，病者日进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他痛心忧虑，感到一个医生的责任重大，为了治病救人，他全力投入到传染病的治疗中，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疫区，进行细致观察和比较。他在六十岁时将自己平生治疗温病的心得体会和经验编著了一部论述传染病学的重要著作《瘟疫论》，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充实了中医理论中关于传染病的内容，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温疫论》是吴有性唯一一部传世之作。共二卷。卷一载论文五十篇，主要阐发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卷二载论文三十篇，着重叙述温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温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温疫论》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该书认为：“木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温度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育”时，即不厌“急证急攻”。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中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温疫论》的理论和经验。当然吴有性同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医学家一样，都有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如他虽发明了“戾气”学说之千古绝唱，把致疫因子的基本特征和致病特点做了许多正确描述，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微生物科学，只能是一种科学假说；他提出寻找针对性药物，通篇体现的仍然是以攻下祛邪为主体的辨证论治，故也只能是一种启示后人的理想，这些都是不应苛求的。书中还误将鹤膝风、老年中风等非传染性疾病也归入疫病范畴。虽提出反对妄投寒凉的正确主张，但对黄连只能清“本热”，不能清“邪热”，反对用黄连治疫的认识则欠确当。认为“温病”、“温疫”、“瘟疫”三者无区别的“正名”也是不恰当的，温病与温疫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温病包括温疫，温疫只是温病的一种。吴氏对疫病的治疗方法尚欠丰富，尤其对预防措施论及甚少。尽管吴氏有些错误论点、偏见和缺憾，但瑕不掩瑜，吴氏以他的医学实践和聪明才智、创新精神，在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