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医学论文伦理

生命科学引发的伦理问题生殖健康中的一些问题： 一、避孕。道义论和后果论是反对避孕的两个主要论证。反对避孕的道义论的论证基于一种对性与生殖关系的观念。后果论认为避孕有严重后果是不道德的。其一，认为避孕是预先扼杀了一个人的生命。其二，在历史上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是以前所谓的避孕药具不但无效，而且可能不安全有毒。其三，避孕药物将会导致淫乱。 二、流产。流产可定义为：在胎儿具有可存活性以前自发的或诱发的终止妊娠。前者为自发流产，后者为人工流产，也称诱发流产。诱发流产又可分为治疗性流产和非治疗性流产。反对人工流产的道义论论证认为，人工流产是以暴力的形式割断了性与生殖的联系。反对人工流产的后果论认为，人工流产会对母亲造成伤害。此外，还有胎儿的道德地位问题，其中主要是胎儿有没有权利的问题，即胎儿有没有生的权利，更确切的说，出生的权利问题。 三、绝育。指剥夺生殖能力。罗马天主教会反对绝育有两个理由：其一，绝育破坏了人体整体性原则；其二，绝育使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不能繁衍。但这两条理由均难以成立。绝育手术的意向的直接的效应是为了治疗妇女的疾病或预防遗传病，剥夺生育能力只是非意向的间接的效应。此外，女权运动的发展也使绝育成为每个男女自主决定的权利。 四、胎儿实验。在原则上没有可靠的俗世道德来反对非治疗性的胎儿实验。也许会有某种令人信服的论证来为这些工作确立起一些规则。人们可能有能力表明有些做法将会侵蚀尊重胎儿、婴儿或无依无靠者的基本社会构造。然而，这些论证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和没有歧义的。它们将依赖于对未来的可能做法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的各种预感或假定。 五、家庭暴力。任何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的暴力行动，它产生或可能产生对妇女的身体，性和精神的伤害或痛苦，包括威胁采取这类行动，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不管发生在公共生活中还是私人生活中。丈夫对妻子施加的身体、性和精神的暴力行为，是不道德的。进入婚姻关系的女性并没有因此丧失自己理应享有的伦理和法律权利，她们仍然是独立的主体，不是她们丈夫的附属品。在夫妻关系上，包括性和生育问题上，妇女仍然同婚前一样对自己的身体有自我决定权。 辅助生殖中的一些问题： 一、人工授精。指精子和卵子的结合不是通过自然交配的方式进行的，而是用人为的手段将精液如雌性子宫颈口周围，让精子自行向上游动到输卵管上端与卵子相遇，达到受精的目的，人工受精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配偶见人工受精，另一种是非配偶间人工受精，人工受精产生的伦理问题有：1，人工受精是否切断了性与生儿育女的纽带，因而破坏了婚姻关系？人工受精在伦理学上是可以接受的，应该是视它是否增进家庭的幸福和对他人或社会的损害。2，谁是孩子的父亲？仅仅凭借生物学或遗传学的联系而并未尽什么义务，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没有相应的权利；反之这些儿女对他也没有义务和权利3，精子可以成为商品吗？不能，提供精子解决不育，促进他人家庭幸福，本身是一种人道行为，虽然提供者应活的某些补偿，但不应以谋求金钱作为报答。4，人工受精能用于优生吗？不能，人类的智力发展不单单取决于基因，而是遗传物质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体外受精和胚胎转移，主要解决妇女因输卵管堵塞而引起的不育问题。按照尊重个人自主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可以实施体外受精和胚胎转移。 三、代理母亲：主要解决妇女子宫不能受孕而引起的不育问题。引发的伦理问题有1，代理母亲合乎伦理吗？反对者认为：代理母亲提供的不仅是孕育服务，而是接受他人的奴役；讲第三者引入生育过程，讲削弱婚姻关系，代理母亲讲腐蚀母子关系。支持者认为：从后果来看这种做法可以满足夫妇养育一个孩子的愿望，这种做法也有利于代理母亲。2，谁是母亲？同人工受精类似3，代理母亲商业化，是不和伦理的。 四，克隆人 ，克隆人违反了伦理道德，理由如下：1，父母虽有权决定自己所生的孩子的数量，生每个孩子的间隔时间，但绝对没有对未来孩子的遗传组成进行操纵的自由，和预定决定孩子将来生活道路的权利。2，提出使用克隆技术协助解决不孕问题是否有问题，值得怀疑。3，人类的生殖本来就是一种神圣的事情。4，克隆人可能改变人论关系。5，克隆人认为作为实验品的一个实验过程，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它可能会像克隆动物那样出现高流产率，低成活率和高畸形率。6，克隆人在社会学上也是不健全的，其社会地位难以实现。7，克隆人类还会造成许多法律问题。8，如果基因组相同的克隆人大量出现，就有可能破坏人类基因组成的多样性。 器官移植产生的问题： 自愿捐献和推定同意：在器官移植的过程中，知情同意的原则必须贯彻。在知情同意基础上获得可供移植的器官，目前只有两种基本方法：自愿捐献和推定同意。自愿捐献在伦理学可以得到辩护，这是一种利他主义行动。退订同意是：一个国家推定，所有公民都同意在死后捐献器官。反对者认为：退订同意不能真正体现知情同意原则，在欧洲国家的实践表明，退订同意并没有缓解移植器官的匮乏。 死刑犯器官的利用：（1）支持者认为：1，在可移植的器官奇缺的情况下，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能够挽救很可能因器官衰竭而死的人。2，这样作并不构成对死刑犯的伤害。（2）反对者认为：1，死刑犯处于如此弱势的地位，他的真正意愿难以公开表达，或者根本没有表达，因此在他知情后自愿表示同意后捐献器官表示知情同意的权利。（2）为了保存和保护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可资移植，医务人员可能必须在行刑前对死刑犯做一些处理。（3）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可能造成“道德滑坡”。 生命伦理学的出现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因此，需要慎重的对待生命伦理学的一切相关东西，最大限度的促使人类服务。这需要社会各界一起为之努力奋斗。生命伦理的三项任务 -------------------------------------------------------------------------------- 2004年06月15日08:33 光明日报 徐宗良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技术、手段、设备的更新，在与人的生命活动各阶段密切相关的医疗实践中，伦理、社会、法律等问题层出不穷，如“试管胚胎”养育的婴儿长大后寻找生父的权利问题，其它人工生殖技术诞生的后代是否享有各种相关权利的问题，脑死亡条例的制订及实施问题，安乐死与临终关怀问题等等，许多仍是争论不休，悬而未决。近几年，与人类基因组研究相关联的疾病治疗、遗传服务、克隆人以及各种人体实验所引发的诸多问题，更是引起全球的关注。生命科学的进展，生物技术的应用，不仅向人类展现了更加美好的未来，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伦理难题。这些难题有错综复杂的因素，从深处讲，意味着有关生命的传统思想、观念、规范、习俗正在不断受到生物医学技术的冲击与挑战，这里的“传统”不只是指沿革已久的历史性观念，而且还包括某些新技术诞生以来的一些价值认识与伦理规范，这些价值认识并不充分，伦理规范并不完善，随着事态的发展，情境的变化，内在的隐性问题会逐步显露出来。 有些人认为，生命伦理和其他具体领域的伦理一样，属应用伦理学范畴，因此只要把一般伦理学的原理拿来运用到生命领域就行了。事实上，生命伦理远非如此简单，面对错综复杂的相关问题，生命伦理不仅需要伦理原理的指导，而且还要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和切合实际的伦理分析、判断、评价，甚至还需要对伦理原理本身作深刻的反思与研究，以期获得伦理应对的正确而强有力的支撑。简言之，生命伦理大致有三项任务： 从道德哲学、生命哲学的层面，借助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去思考和探寻人类的根本价值理念，以此作为指导性的原理，为提出和制定原则、准则、法规提供坚实的伦理基石。 通常人们谈及生命伦理的研究时，往往把道义论或功利论作为其理论基石，以此为原点再提出相应的伦理原则。这似乎简便易行，但对于日益复杂的伦理问题可能尚嫌不足。这是因为，道义论和功利论两者各有缺陷：前者通常不考虑价值，不计较行为后果，如果将它绝对化，其原则就容易流于空泛，而且会忽视其中价值内涵的实际变化；后者正好相反，强调价值与行为后果，但如果一味重视具体的功利性，很可能失去道德规范的意义，陷入相对主义的境地，最终导致重大价值理念的丧失。正因为这样，在如今的生命伦理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中，人们时常会把道义论与功利论相结合，例如，在临床医疗活动中，既十分强调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尽其所能去抢救病人；又会考虑对具体病人救治的实际效果，从对象的生命质量以及卫生资源的经济成本去作出衡量。这两者有时可以相容而兼顾，有时又似乎很难两全。当出现这种现象时，很有必要去寻求两种理论或原则的契合点，有时甚至可以把这类属于规范伦理的理论进一步提升到一般（元）伦理的层面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其中包括澄清含义模糊的概念与观念，理出冲突的价值根源，进而寻求某种价值共识，达到某个道德标准的坚实基点。换言之，不能满足于以现成的道德理论、原则去对现实作思考，还要因现实的变化与复杂性不时地回过头去对既定的道德理论、原则进行思考，生命伦理经常性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善于交叉地作“道德思考”和“思考道德”。 生命伦理研究主要是针对生命领域的伦理问题，当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联手，试图干预、改造人的生命基本结构，控制人的生命活动甚至生与死的时候，实际上其引发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道义和功利的伦理范畴，而进入了生命哲学的领域。这里讲的生命哲学主要是指从终极意义上探讨人的生命、生命存在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本质、人的生命与非人的生命以及与自然的关系等理论。由生命伦理进入生命哲学，大致需要加以思考和解答的问题有如下一些：①如何维护人的生命尊严与生命价值；②应遵循怎样的规律去改变和改善人类自身；③生命、疾病、健康观念的再探讨；④生与死的权利问题；⑤身与心、形与神的统一问题等等。这其中每一个问题的深入思考，无疑对解答当今的生命伦理问题，指导制定切合实际的伦理规范是至关重要的。 在确定生命伦理的重要原则之前，寻求和确立带有根本性乃至终极性的价值理念也是十分必要的。 有人可能认为，在当今多元文化价值的世界上，哪里能找到带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理念？其实不然。虽然要找出完全一致的价值共识不太可能，但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和交流，当今人类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越来越广泛而频繁的交往，本身就说明了人类具有某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或价值诉求。历史上不同的文化中，存在着相似的道德训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应怎样待人。今天，在世界各国，“以人为本”的观念似乎也是极为普遍的认识。但我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要“以人为本”？这就涉及到了终极性的价值理念。除了以人类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对此问题论证外，还可以从思想家们睿智的理论概括中去找答案，例如，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命题就是很好的答案，人永远以自身为目的而生存、活动着，个人如此，整个人类亦如此。把人当成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抹煞或无视人是目的，显然是违反根本的价值理念和最基本的道德原则的。“人是目的”这样的命题，在今天比之康德时期会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其中包括人的平等、人格的尊严、追求完善与发展潜能等。不管怎样，它既是人们必须恪守的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又是个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终极意义，同时，它还可以诠释道义论和功利论等道德理论。在生命伦理学上，以此作为理论基石可以合乎逻辑地引伸出关于“人的尊严”和“社会公益”的两个重大原则。 提出并确立若干具有广泛适应性、合理性和规范意义的重要伦理原则，这些原则既体现人类的根本价值理念和生命伦理原理，又确实起到伦理规范的作用。 伦理理念也好，伦理原理也好，主要是提供观念与方法论的指导，并不能直接解决实际的伦理问题。要解决伦理问题，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确立起一些适应性较广泛、具有合理性并有规范意义的道德原则，尽管这些道德原则不可能直接解决具体的道德问题，不可能替代具体行为、事件的道德评价、判断与取舍，但是却可以起到准绳与规范的作用，理念、原理的精神实质能藉此得到表达和体现。 道德规范必须十分注重合理性，以构筑起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核心原则和起码的底线准则。这些原则与准则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化、人们需求与认知水平的提高而做出相应的变动，或重新予以诠释，从而使之尽可能切合实际状况并带有导向性。 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应显示出道德的力量。这种道德力量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事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的平衡，道德规范的广泛性就寓于此合理性之中。伦理规范的合理性包括两个方面：为广泛人群接纳的层面，提升人群道德水准的层面。这就是说，合理性既要有现实性，又要有导向性。缺乏现实性，道德原则就没有根基；只有现实性而缺乏导向性，道德原则就失去了培育人们道德精神的重要功能。 半个多世纪来，生命伦理正是在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医生以科学研究为幌子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惨痛教训，结合医学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实际状况，以根本的价值理念为指导，制定了尊重人的生命与尊严、以人为本的原则，不伤害和有利的原则，公正公益的原则。这些原则都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伦理合理性，因而为众多的伦理工作者、科学研究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所接受。 依据伦理原理与原则，对具体情境中的各类社会伦理问题进行辨析，作出伦理评价、判断和抉择。 在生物医学的研究与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各种伦理困境，从重大的热点问题如克隆人、安乐死、基因遗传服务、脑死亡条例制订，直至具体的行为与案例，如面对身患不治之症的危重病人应竭尽全力抢救还是放弃治疗，诸如此类的难题，都需要进行伦理的分析，作出伦理的判断，提供伦理的依据，找出合乎伦理的解决办法与途径。概言之，需要进行切实的伦理辨析。 伦理辨析也是生命伦理的重要任务之一。无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只要事涉生命伦理，都需要学习和掌握伦理辨析。从某种意义上说，伦理辨析是生命伦理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仅仅了解若干有关的伦理原则就自然具备的，它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技能，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在掌握伦理原理和伦理规范的基础上，通过逻辑的条分缕析，结合各种知识的运用，去作出灵活、准确的伦理判断和抉择。近年来国际上十分盛行生命伦理培训，国内现在也开始展开这样的培训。 需要指出的是，伦理辨析不是万能的，不要奢望通过伦理辨析就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但伦理辨析的确是增进人们应对现实社会日益复杂的局面的一种颇有意义和成效的方式，尤其是在当今科技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科技应用的效应越来越突出的情形下，在对科技作出技术性评估之时往往还需要进行伦理上的评价。因而具备伦理辨析的能力，无疑是有助于应对这些现实挑战的。 总之，所谓生命伦理的三项任务，实际上是强调在根本价值理念的统摄下，将一般伦理、规范伦理和境遇伦理三者有机地协调与整合。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达到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生命与健康权利的目的

自己的看家本领，才有信心去挑战高难度的治疗手段；作为怀着期待和希望的患者，只有交付出自己的信任，才能更好地配合医生的诊治，以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同时，构建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需要双方的换位思考，增进相互理解，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化，医生在诊治上更需要了解患者心理需要和心理问题，重视心理指导和心理治疗；另一方面，医生工作劳累，竞争激烈，还要承受一定职业风险，加之患者和社会对医务人员要求愈来愈高，医生也希望患者和家属从心理上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 2、加强医患沟通。医患沟通是建立和谐关系的前提。医患沟通，是对医学理解的一种信息传递过程，是为患者的健康需要而进行的，它使医患双方能充分、有效地表达对医疗活动的理解、意愿和要求。良好的医患沟通有助于医务人员调整自己和患者的医学观念，也有助于医患相互正确理解对方，协调关系，保证医疗活动的顺利进行。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决定了医疗活动中医患角色的不对称，特别在医学的理解和相关知识的拥有上优劣势明显。同样，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患者，对医疗活动的理解和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差异，这些优劣势和差异要求影响了医患沟通。为此，作为医务人员应当及时了解并满足患者被理解、受重视、受尊重的需求，同时也应掌握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期望、每个医疗环节中的疑虑、对医疗服务的感觉以及医疗服务需求的关键点等，了解患者对医疗服务和疾病治疗效果的满意度。 3、尊重医学科学。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医学上还有许多未知领域，患者自身也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医患双方都要遵循医学科学的客观规律。医务人员要严格按照医学科学的方法、手段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决不能违背科学的客观规律；患者应充分信任医务人员，决不能隐瞒与病情有关的情况，或故意刁难医生。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等，并非是医务人员的过失所致，而是由于不可预料的和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意外情况的。医疗意外的不可预见性，有时可能导致实际治疗效果与患者期望值之间出现偏差。如现行的冠状动脉搭桥术，其术中死亡率是1％，尽管这种不幸的发生率不高，但对于某一患者而言，一旦遇上就是100％。医学损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可逆性，一旦患者或家属对此种情况不能理解，不能以科学的、理智的态度看待疾病的发展和治疗进程，无疑会迁怒于医生，引发医患矛盾。同时，医生也要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自主权，让病人获取更多的医学信息，给病人更多的自主的机会，这是未来医患关系的立足点。 4、努力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对于医院这样的特殊性质的窗口服务行业来说，医患关系体现在医疗服务的各个细节上，每个细节管理的好坏都将直接影响到医患关系，医院需要从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加以强化。在软件建设上，医院要从严格执行操作规范、确保医疗质量的不断提高、加强对医务人员服务水平和技巧的培训和提高服务标准等方面强化。全面推行质量管理体系，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同时，医学领域充满着许多未知数和变数，医务人员不能仅仅满足于已有的医学知识，医学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这就要求不断地学习，把握经验，认真探索未知领域，寻求解决危害人类健康的有效方法，提高确诊率和各种急诊抢救的成功率。 5、加强医德医风的建设。医院要生存、要发展，必须以自己优质的医疗服务吸引更多的患者前来就诊。作为医务人员，要使病人真正放心，最主要的是医务人员要有一颗爱心。医生是以解除病人疾苦为职业的，必须对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必须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善待所接诊的每一位病人。要坚持以人为本，建立医患互信，尊重患者，体贴患者，关爱患者，对病人进行人性化关怀；并注意向患者及家属做好宣传教育，取得他们的支持、配合和谅解；认真对待患者及其家属的投诉，及时妥善的处理好已经出现的医疗纠纷。医患沟通不畅都是促成纠纷的首要原因。身为将来要从事医疗事业的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要学会放平心态，努力沟通，才有希望构建出良好的医患关系，营造出和谐的医疗环境。

克隆等一系列问题

如今，生命伦理学及其重大问题如基因伦理问题、克隆伦理问题、干细胞伦理问题等成了倍受各国政府、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何以会如此呢？从大的背景看，生命伦理学的勃兴是生物学世纪的必然产物；从小环境看，人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尊重生命的现象。人们发自内心地呼唤生命伦理，希望它 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普遍的道德意识。 生命伦理学的主旨 生命伦理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短短40余年，它已经走过了一条从具体到抽象、从伦理观念到实践操作的不平凡道路。值此，我们可以也需要凝炼出这一年轻学科的根本宗旨了，这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生命伦理学及其对我们时代的影响。 生命伦理学发轫于对人体试验、安乐死、器官移植、辅助生殖、生育控制、遗传优生等道德难题的求解，也就是说它是从问题出发的。诸如：能否在病人或受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人体试验？关闭一个脑死亡病人的呼吸机是否违背医学宗旨？在器官严重短缺时能否允许器官买卖？大量经费投入人造器官的研制是否会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能否阻止有遗传缺陷的胎儿出生？如何确定“试管婴儿”的父母？这些由生物医学新技术带来的难题前无古人，所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研究中虽然也有对传统伦理学（理论伦理学）的运用，但总起来看，理论是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了。于是，生命伦理学似乎是以一种“就事论事”的研究范式取得了早期成果，如论证并确立了安全优先、知情同意、病人自主、禁止器官买卖、保护病人隐私等医学道德规范和生物研究规范。这些成果不仅回答了现实问题，应对了科技挑战，还激活或拯救了古老而沉闷的理论伦理学，甚至与实践推波助澜，在许多国家诱发了病人维权运动。 即便生命伦理学的初期阶段是问题式研究，它也对学科发展作了最基础的奠基。20世纪70年代末，生命伦理学开始步入理论构建阶段。它一方面继续拓展“解难题”的疆域，把基因工程、公共卫生伦理、基因治疗、对精神病人的行为控制、遗传咨询等新问题纳入视野；另一方面，它尝试着从具体规范中总结、提炼出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1978年，美国国家保护人类生物医学与行为研究对象委员会发表了培尔蒙特报告，其中提出尊重、有利、公正三项原则，并认为可以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服务。1979年，贝奥切普和查德里斯出版《生命伦理学的基础》，提出自主、有利、不伤害、公正四原则，这就是国际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界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四原则虽然也遇到批评，但它还是获得了广泛认同。各国学者纷纷将其作为理论工具，运用于分析解决新的难题如转基因技术、人类基因组研究、克隆技术、干细胞研究、再生医疗、艾滋病等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在“解难题”活动中，四原则得到丰富、扩充和具体化；并发展出不少辅助假设、辅助说明用以解决原则与原则之间的矛盾。更可喜的是，近年还出现了探讨生命伦理学方法论的成果。于是，生命伦理学以四原则为核心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体系逐渐丰满起来。 四原则是生命伦理的四种基本价值，也是生命伦理评价的四项基本标准。贯穿四原则的更终极的价值、更高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尊重生命的原则。自主、有利、不伤害、公正最终都是指向人的生命的。生命伦理学所有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在论证、倡导、贯彻、推行尊重生命的道德观念。尊重生命是生命伦理学的根本宗旨或主旨。 尊重生命原则的确立 尊重生命包括尊重人的生命和对非人的生命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诞生后，承担了论证和宣传尊重非人的生命和非生命的自然的任务。因而，在生命伦理学语境中，尊重生命就是指尊重人的生命形式，并且主要是指尊重人类每一个个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存在和健康利益。 尊重生命，作为一种朴素的道德观念，源远流长。在原始宗教、三大宗教、部族习俗、传统道德中都有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道德内容或训诫。为什么要尊重生命呢？在这些早期的道德意识中，主要是以神性和直觉两种方式来作回答。因为人是至上神的创造物，他被涂上了神性的灵光。敬神就必须爱人、必须尊重人的生命。宗教从来没有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统治力量，儒学就以直觉的方式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要尊重生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生命受到伤害，也就不能去伤害其他人的生命；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当看到别人处在病痛、流血、生命遭受摧残时，自己也本能地感到痛苦。于是同情之心、好生之德油然而生。自从以康德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要把道德全部建基于纯粹理性之上，使之成为一种实践理性之后，伦理学开始从合理性上找寻尊重生命的根据。总结近现代伦理思想，尊重生命的理性根据主要有三点。 第一，提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所以必须尊重生命。这是道义论的基本理念。人类一切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人的幸福，人本身就是目的。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艺术、科技、教育乃至国家、政府最终都是服务于人的手段。买卖人体器官、买卖血液、收费代孕等行为是把原本是高贵的、作为目的的生命或其一部分当成了获利的手段，因而是不正当的。不法者把矿工的生命、把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及食品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利益当作牟取暴利的手段，更是对尊重生命原则的公然挑衅。“人是一个可尊敬的对象，这就表示我们不能随便对待他……他乃是一种客观目的，是一个自身就是作为目的而存在的人，我们不能把他看成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改变他的地位。”（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引自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第371页） 第二，提出人是最高价值，所以必须尊重生命。这是功利论的理据。人世间有千百种价值，当不同价值发生冲突时，当不同人的利益相互矛盾时，功利论主张通过算计价值、权衡利害，取向于那种能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抉择。因为人的生命是实现人生幸福和其它一切价值的首要前提，对于个体而言，失去生命等于失去整个世界，生命一旦失去不可复得，因此，功利论在价值比较时无疑赋予生命以最高价值。人之生命既然是最高价值，就没有等价物可与之相比照，所以我们说生命是无价的。为什么我国政府在坚决反对生殖性克隆的同时，赞同和支持治疗性克隆？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后者是以牺牲早期人胚（14天前的细胞团）为代价，去赢得挽救无数病人生命的治疗方法。得失相权，它更能体现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第三，认为尊重生命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所以必须尊重生命。这是从伦理原则的可行性而言。不同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存在着差异，但只要不是反人类的文化（如邪教），恐怕都会认同对生命的珍视和关爱。因为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不要受到伤害，都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样的环境何以可能？只有靠每一个人都尊重他人的生命来营建。尊重生命的普遍性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我们不能期望所有人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是高层次的、高境界的道德要求。但我们可以要求所有人都尊重他人的生命，没有正当理由，决不能去伤害他人的生命。这是底线道德，也是最有普遍意义的道德。 上述三个理据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构成对尊重生命原则强有力的论证，使之成为某种不可辩驳、无庸置疑的“绝对命令”。生命伦理学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普世伦理”，关键就是因为在它的旗帜上，写上了尊重生命这样一个朴素、坚固而又属于现代性的伦理精神。 生命伦理学的使命 生命伦理学今后的方向，一是秉承问题研究的传统，并向体制化、建制化方向发展，即通过学术研究→伦理委员会→决策或立法或制订管理办法的途径，把个案研究成果向法权体系渗透，切实发挥伦理对实践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二是继续深化理论认识，搭建不同文化群体可以相互沟通、相互对话的理论平台。回顾历史，似乎给人一种印象，生命伦理学是为解决医学生物技术中的道德难题而生；为继续解决此类难题而存在。直观看问题，此言无大错。但是，抚今追昔，我们越来越感到，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有社会文化背景的。尤其在当代中国，它的迅速传播是与社会文化进步的需要相呼应的，它的发展具有超越科学技术界限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但近几年，人民的生命健康遭受不法侵害的问题比较突出。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执法侵权方面的重大事故或案件被频频曝光、严肃查处，但问题仍然接二连三。这里存在一个对待生命的认识和态度问题。 建立健全我们民族的生命价值观和生命伦理观任重而道远。生命伦理学的直接任务是解决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行为规范问题，但它的终极价值和使命是弘扬尊重生命的伦理精神。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和教育，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解决科技发展与生命尊严之间的冲突关系，来向人们、向社会一再强调和反复昭示：人之生命具有崇高价值，这种价值使得每一个人都享有一份作为人的特殊的尊贵和威严，这就是人的尊严。人的尊严使之不同于物，也不同于其它非人类的生命形式，必须予以最高程度的尊重。在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生命伦理学同时肩负着在全社会普及尊重生命这样一个底线伦理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