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保医学论文

保健品对人类的健康没有什么重要性！人类不吃饭不行，不吃保健品没有任何问题！人类只要均衡营养即可。如果非要说保健品的重要性，那就是对生产者、销售者而言。

国学大师王国维 现今中国的学术界真实凋敝零落了。旧时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经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这是著名的学者胡适先生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其时，王国维已经渐渐的在中国的学术界无人比肩，然而，写下这段话的胡适不知道，五年后，中国学术界“最有希望”的王国维，却让自己的生命和学术永远的就静止在了颐和园昆明湖的湖水之中。王国维，初名国桢，后改名国维，字静安，伯隅，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双仁巷。七岁，发蒙读书，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涉猎“杂书”，在学堂中被推为“海宁四大才子”之首，少年时他就开始将兴趣转向了文史，第二次科考失利以后，他用自己的压岁钱购买了“前四史”，刻苦研读，从此他渐渐便开始走向一条与一般人不同的求学之路。二十一岁，王国维到上海，在《时务报》工作，并结识了他后来的老师和密友罗振玉，美日午后，他会到罗振玉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日语，在繁忙的工作压力下，王国维的日语学习开始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他自己写道：“读东文颇觉不易，苦无记性，不能从事他学。又不能半途而废，殊闷。”第一次考试，王国维没有及格，按照规定，是要退学的。但是日籍却被他刻苦的精神所打动，并主动与报社“领导”沟通，减少了王国维工作量，经过屡次的沟通，得到同意，几个月后，王国维竟然开始做日文报纸的翻译工作。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开始将自己的视野转向中国的教育世界，零一年秋天，他任《教育世界》编辑，编撰中小学堂教科书，翻译各种教育书籍，如日本人藤泽利息太郎的《算学条目及教授法》，并发表了一些列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他的《教育小言十则》对于“官位代教职”的批判，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有着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也许王国维没有料到，二十世纪初 ，他在此则论文当中预料的事情，竟在现今的中国教育界变成了现实，并且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学术研究凭借的不是官位的刺激，和行政畸形的约束，更应该是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一种学者或文人的自律，和人文关怀。王国维有这种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人文胸怀， 一九零二年八月，王国维的家乡时疫肆虐，死者众多。身在外地的王国维得知这个消息，赶忙放下手头的工作，连夜查阅他手头的医学书籍当，撰写了《免时疫传染法》，由他的父亲王乃誉先生刻印，并免费的散发给乡里人，受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翻译日本学者著作的过程中，他的日本老师开始建议他读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原著——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面对纯英文版的哲学书籍。在读书的过程中，王国维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却硬是凭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股韧劲，在这个领域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与此同时，王国维又渐渐的将视野转向了文学领域，他的《人间词》很快在国内引起了反响，在词学领域，他校北宋周邦彦的《片玉集》、李璟和李煜的《南唐二主词》，辑唐五代二十一家词，编成二十卷，他的著作《清真先生遗事》至今仍然是研究周邦彦不可越过的经典。他合璧中西的词学名著《人间词话》，被视为超越古典诗学，为现代诗学的开端 ，此外，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也是《红楼梦》研究历史上的开山之作。在曲学界，在当时中国文学的学术界还普遍没有重视这个种类的研究的情况下，王国维的一系列著作《唐宋大曲考》《宋元戏剧考》使得他成了中国戏曲史理论研究的奠基人。随后在罗振玉的指导下，王国维开始进入经史小学领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执教，敦煌和甲骨文相继被发现，从此，国学研究各自有了一个新的学科和发展方向，而王国维，竟然凭借着他的天才和勤奋，在这两个领域里各自有了惊人的建树。在甲骨文刚刚被发现的时候，过内的很多学者都不相信这样的事实，认为骨头那种东西根本不可能在地下埋上几千年，这种观点以国学大师章炳麟为代表，故此，胡适先生才在他的日记中说章炳麟的学术已经“半僵”了，章炳麟先生的弟子黄侃就看不起研究甲骨文的王国维，并指责他欺后生，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和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问世，成为甲骨文研究历史上有极大贡献的著作 。一九一六年，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到上海，作《殷礼征文》《殷周制度论》，他联系考古的发现，在史学方面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凭借着他身后的史学功底，结合发的资料，他纠正了古代史书记载的很多错误，也补充了很多史书中不详细的或者缺漏的记载，以及《史记》、《汉书》当中的地名错误，陈梦家先生这样评价王国维的此方面研究：“……考史的目的士王氏首先建立根基的。联系正名与考史，以纸上史料与卜辞相印证，是王氏所特别看重的。……”一九零八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将在敦煌发现的大批文物运回国，路过北京，王国维和罗振玉等学者会见并翻阅了部分目录和实物，并引起了震惊。从此，敦煌与王国维结下了深厚的缘分，而我国的敦煌研究，是在王国维死后的三十年才开始形成气候的。王国维是个学者，他的身上继承了我国古代士子的一切优点，在北京大学几番邀请他任教之后，他终于决定作北大的通讯导师，可是因为他身在上海，没有去北京，他坚决不接受北京大学的薪金，最后马衡先生只得在信中声明此是作为研究生通信请业的“邮资”，并且给他暗示了工作的具体范围之后，他才勉强收下，并马上进入了工作状态。一九二四年，王国维因为北大一片斥责清皇室出卖国宝，破坏古迹的文章，而且对文章中流露出的对于清帝不尊重的态度后，愤然辞职。一九二五年春，王国维应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与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并列的清华四大导师，在清华读过了他最后辉煌的日子。此时，他的学术研究和影响，已经达到了一个全盛的阶段。然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阴历五月初三），他却在颐和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遗书当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也许，对于王国维来说，死是一种解脱，五十一年，他在人世时在遭受了太多的痛苦，早年丧母，父亲又极度严厉，妻子莫氏早亡，在王国维自尽的前一年，他最喜爱的长子网潜明因病去世，与他相交多年的老师、朋友、儿女亲家，罗振玉因为此事也与他闹僵了。也许，直到悲剧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才意识到，王国维在学术顶峰之上，实际在内心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世间再无王国维。此后，决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可以在学术上达到他的高度。昆明湖，使得王国维舍弃了他生平钟爱的学术，他生平钟爱国学，使得他舍弃了他为之心神俱醉的传统文化。清华国学研究院从此星流云散，不复当年。几十年后，在国学日益凋敝的今天，身在另一个世界的王国维先生，会以怎样的一种心情看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呢？后记我并不了解博大精深的王国维先生，我只是徘徊在兴趣边缘，才从那个时代众多的大师当中偶然发现了王国维先生独特的光芒，从而在王国维先生慷慨赴死的纪念日快要走过他历史的七十九个来回的日子里，出于对他的敬仰，写下一点随想性的文字，七十多年，如白驹过隙，沧海桑田，很多东西就这样的被扭曲或者淹没了，悲哀的是，当年的国学大师，因为各种原因，却渐渐的后继无人，王国维是悲哀的，一生迭遭不幸的他身后也未曾求得安宁的解脱，又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的了解王国维先生的呢？王国维又是幸运的，他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可以对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多有继承，凭借着他身后的国学基础，终于在国学的各个领域奠定了自己独特的地位。如果历史的坐标转移到现在，那么王国维还会是王国维么？

王国维于1877年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是海瑞、金庸、徐志摩、穆旦等人的同乡。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父亲王乃誉是一商人。4岁丧母，父亲经常出门经商，对子女教育严格，养成王国维孤僻的性格。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未中，便倾向新学。甲午战争后，到上海，为《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用业余时间入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从日本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上虞罗振玉看到王国维扇面上所写咏史诗，赞赏其才学，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王誓事罗振玉并终生依庇于罗。1901年王曾赴日留学，次年因病回国。1903年任南通师范学堂教员，1904年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1906年，罗振玉调京，在学部做官，王随之入京，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馆编译。他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颇有兴趣，在《教育世界》发表过一批哲学论文，介绍德国哲学，又从事词和戏曲的研究。1908年《人间词话》问世，1912年《宋元戏曲考》问世。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罗对王讲：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王听了罗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应哈同之聘，为《学术丛编》杂志编辑，后又任包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关系密切。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故宫，王国维认为是“大辱”，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1925年，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工作。1927年4、5月，北伐军进抵河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于6月2日写就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便投颐和园内昆明湖自杀，结束了他遗老的生活。 综观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先是研究哲学，继而转向研究文学，再而转向研究史学，以史学的研究贡献最大。 哲学 王国维研究哲学，先是读康德的书：《纯粹理性批判》，书很深奥，难以悉解。他便又读叔本华的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受叔本华的影响。 王国维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和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等论文，全面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各方面的阐述都运用了叔本华的思想。他认为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恒的真理，人生哲学就是探求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以及其解脱之道。美学是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揭示人生的真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的解脱的功效。他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等文，是发挥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名篇。他又写了《红楼梦评论》一文，分析曹雪芹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他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一书的基本精神是展示了生活之欲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这一观一悟，写出了彻头彻尾的悲剧，具有典型的美学价值。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独具慧眼，第一次道出了小说的内在含义，推倒了封建文人视《红楼梦》为“诲淫”之作的偏见，也批评了“索引派”繁琐的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推举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作品，肯定了它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 王国维研究哲学产生了疲惫的心态。他曾在《自序》中述说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① 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有两大潮流：一是英国的实证主义，如洛克、休谟、斯宾塞等，即严复所宣传的一套实证论、经验论思想。另一是德国的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思想，是先验论、唯心论思想体系。王国维一方面偏爱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但是，他也曾批评过这些哲学可爱而不可信，他曾说叔本华：“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②另一方面，他也曾受过实证论思想的熏陶，曾学过逻辑学、数学、化学、物理学，这些学问培养了他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又不满于科学、实证，而认为还需要探讨人生的道路、真理。这便是他认为“可信而不可爱”。于是，他在可爱与可信之间徘徊，思想常处于矛盾之中。 辛亥革命后，他到日本，便弃文而从史的研究。在历史的研究中，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史学 王国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属于考古派。陈寅恪对他的学术成就曾有过描述：“其学术的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①陈寅恪对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治学领域和治学方法有明确、清晰的说明。 第一，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他自己称这种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① 晚清康有为提出“六经皆伪”，后来史学界发展为疑古派，对古史抱怀疑态度。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精通语言文字音韵学，但是，他又不相信甲骨文，认为甲骨文不是真的，因此，他对这种研究甲骨文进而研究历史的方法持否定态度。王国维与疑古派不同，他认为古代传说仍有史学研究的价值，态度比较审慎。他又不同于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是经学家，他们研究语言文字学是为了通经，而王国维研究语言文字学，其基本出发点在于考史。而章太炎是过分相信书本知识，连青铜器上的金文，龟甲上的卜辞都一概否定其价值，不过是治学中的一种保守思想而已。 第二，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王国维对西北地理和蒙古地区古代各游牧民族的历史进行广泛的研究，他利用汉晋木简、敦煌文献、碑文以及外国人的著述，加以比较、校勘、考证，写出了有重大贡献的论文。如他写的《流沙坠简序》，便是利用魏晋木简考证西域著名古城楼兰的位置及其兴废的论文。他写的《鬼方、昆夷、狁考》便利用了先秦两汉的文献，同时也利用了钟鼎彝器铭文的不少材料，经过比较、分析，而得出精辟的见解和论断。他写的《高昌宁朔将军曲斌造寺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唐贤力芯伽公主墓志跋》等文章，从碑文、墓志铭文考证蒙古地区古代游牧部族突厥、回鹘族的历史。他写的《蒙古考》（原名《辽金时蒙古考》），是研究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以前蒙古诸部落历史的重要论著。他写的《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订主因亦儿坚即是纠军，搞清了金代后期纠军的情况和事迹。他还写了《鞑靼考》、《黑车子室事考》等文。他的研究方法是勤读宋、辽、金、元等汉文史籍，又参考钱大昕、徐松、张穆、何秋涛、洪钧、李文田、屠寄、丁谦、沈曾植、柯劭忞等学者的专著，还引用《蒙文元朝秘史》、拉施特《史集》、《马可·波罗行记》，以及对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等著作进行比较、校勘、证订，然后，得出精湛的论断。 第三，宋元戏曲史的研究。王国维1907年任学部图书馆编译时便从事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陆续写出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7种专著。东渡日本后，1912年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这批著作是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给戏曲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因为，历来人们对小说和戏曲认为是民间的俗文学，“庸人乐于染指，壮夫薄而不为”①。研究的人寥寥无几。王国维采用的是西方学术研究科学的严密的方法，先做分析考证，后做综合论述。上述前7种便是分析型的考证，后一种属于综合型的巨著。他在著述时又运用了西方先进的戏剧理论和美学理论，“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②在历史的考察方面，他总结说：“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借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③。他的这段总结，是依据一种论断，即“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④，“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始全”⑤。用这一原则考察中国古典戏曲形成、演变、发展过程，描绘出清晰的途径和线索。在艺术审美方面，他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处，无不如是。”①他运用这种审美标准对戏曲的语言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发挥。人们一致共认《宋元戏曲考》是近代古典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 综上所述，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最大贡献，便是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发现了大量物质的材料，如一、殷契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亦称流沙坠简）；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如西夏文、蒙文等）。这些新的发现的地下材料，王国维学贯中西，用毕生精力对之加以研究考证，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他虚心好学，治学态度缜密而严格，结识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博士，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田谦藏，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沈曾植、柯劭忞等，同他们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切磋学问，颇受其启导和鼓励。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又使他在国际、国内的学术界得到了极高的声誉。 文学 王国维在1908年发表《人间词话》，是文艺批评类著作。他利用了传统的诗话形式，而论及的内容达到近代美学理论的高度，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作品。他在《人间词话》中标举了“境界说”。境，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家也运用过这些词语，如宋朝严羽的“兴趣”、清朝王士桢的“神韵”、袁枚的“性灵”诸说，但都是就风格、技巧而言，王国维则提到美学的本质论高度。他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①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②这是总论，对五代北宋的词评价很高，其标准即有境界。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③ 境不仅指景物，也是心的感情，景与情构成文学的两个基本原素，而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这是客观与主观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这一美学理论的指导下，王国维提出了四个关系。 第一是“自然”与“理想”的关系。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④ 诗有写实派和理想派，写实派是将客观事物真实地描写出来，理想派是着重于虚构、主观的想象，而虚构、主观的想象又以生活现实为其基础。因此，大诗人所造的境，必合乎自然，又邻于理想。合乎自然，是诗人对审美对象观照、反映的感受，将景物真实地描绘出来，有如诗中的“赋”，直书其事。而邻于理想，是诗人总是用自己的理想去取舍生活、剪裁生活，引譬连类，因物喻志，有如诗中的“比”、“兴”，触物以起情，索物以托情，表达诗人的一种思想感情。王国维的意思是大诗人造境、写境，难以区分，最高的境界是能反映物景以及人生（感情）的本质，而且，景情互相融合，达到浑为一体，这是最高的境界。他举了元朝马致远的《天净沙》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评价为“纯是天籁”①，又评为“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②这首散曲前3句18个字综合了9种事物，勾画出秋天萧瑟凄凉的傍晚景象，烘托出一个远离家乡的旅行者来。马致远的写作技巧是极高明的，真达到了“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③的境界。另外，王国维对苏轼《水龙吟》咏杨花评价极高。这首词的起句是“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尾几句是“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王国维评：“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④诗人苏轼，对杨花描绘成似花非花，全神凝注，笔借“风”“雨”，一气流转，把杨花当作容器，装进去主观的想象，显露出对人生的理念，格调更为高雅。这里“我”融入了景物之中了，与物景处在有意无意之间，因此，读咏此词，有一唱三叹，寻味无穷的感觉和效果。 王国维要求观照景物能体现某种景物内在的本性，即“神理”，达到“真景物”，“理念”的真；在体现人生的感情时能反映人的内在本性的真，达到真感情，创造出独特的艺术画面，诗人“忧生”、“忧世”的理想与感情自然渗透在作品之中。自然与理想，写境与造境，写实派与理想派，合而言之，都应当达到这种境界，便是美。 第二是“入”与“出”的关系。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①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② 诗人对于宇宙和人生，要观察、体会、了解、领悟，便要“入乎其内”，到生活中去。人人都能观察，但是，常人之眼与诗人之眼不相同，常人之眼有时看不到，看不透，或看到了说不出来，没有提炼的能力。诗人之眼则不同，他能静观，能观照，能突破自身狭隘的眼光，能出乎其外，站得更高，“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他能排斥私欲、功利等障碍，能将客体的本性体察、领悟出来，这就是诗人天才的“内美”，具有这种崇高的人格和素质，才能出，故能观。同时，待物化的艺术境界，即在审美主体（作家）蕴藏形成的第二自然、第二人生和第二之我需要用艺术形式、手法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在于审美主体驾驭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的能力，这种能力有高有低，这便决定作者在“出乎其外”时能否高致。因为作者心中的意象是观物、观情的辩证统一，达到最高的境界，有时稍纵即逝，是须臾之物，需用不朽的文字表达出来。所以作者既要超以象外，轻视外物，能以奴仆命风月，又要重视外物，情景相融为一体，能与花鸟共忧乐。王国维评论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分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③这里所讲的格、情、气、韵是格调、性情、音韵、气象，四者能烘托出“境界”。因此，境界包括敏锐的观察能力，深邃的感情，能反映出鲜明生动的形象。王国维举周邦彦的《苏幕遮》咏荷的词，其中“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园，一一风荷举”。评说：“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①另外，他举冯延己的《南乡子》咏草的词，其中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他评说：“‘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若也。”②这两幅图画，通过语言、色彩、线条充分表现了荷和青草的内在的本质力量，能得荷之神理，摄春草之魂，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的心境，这便是善入善出的典型例句。 第三是“渐悟”与“顿悟”的关系。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③ 这是《人间词话》的一段名言，王国维用晏殊、柳永、辛弃疾三首词的断句，描绘了作词的艰苦历程。同时，他又引申到成大事业、大学问方面去。这三个境界是作为诗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修养和锻炼的问题。审美主体（作者）对人和物的审美把握，形成待物化的意识客体，第二自然、第二人生以及第二之我，再将此用艺术形式表现为意识性的客体（作品），其间有一个渐悟到顿悟的过程。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凋碧树”，是一种烦躁的心情，诗人要观物，首先要摆脱现实的种种纷扰，破除一切我执，包括苦乐、毁誉、利害、得失，挣脱一切个人的私念，达到胸中洞然无物，才能达到观物之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时，便入定，能去体会物之内在本质的美了。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把握，审美主体（作者）有一种择一的、固执的、终身无悔的精神，在探索着事物的美。这种美必须将事物个别的、外在的、偶然的东西跨越过去，得出普遍性的、内在的、必然的一种理念，用审美的把握塑造出美的意象，诗人在此境界的心情是平静、纯净、自然的，寻求一种自然的乐趣。一方面，这种寻求是艰辛的，使人憔悴和消瘦，同时，另一方面，这种寻求又是使作者的感情得到升华，达到完美的意境，虽然“衣带渐宽”，又是值得的，殉身无悔的。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说的是顿悟。经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苦苦寻求，作者能用最明快的语言，将事物玲珑剔透的表达出来，浑如天成。这时作者的心情达到了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的境界，获得了智慧。“众里寻他千百度”，表达了“慧”的寻求的艰辛，“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表达了智慧的顿悟。诗人在艰苦的寻求中，豁然开朗，灵感顿生，妙语连珠，境显现得光辉耀人，情表达得沁人心脾，这是极不容易获得的一种境界。在第三种境界，诗人也从自己创作的诗作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达到了精神上的愉悦。 王国维最喜欢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誉为“神秀”①，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②李煜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这些词都是千古绝唱。李煜表达的感情，具有一颗“赤子之心”，度越了个人身世的局限，抒发的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感情，他摆脱了个人意志、欲望、利害关系，“自由”地进入审美静观，能深窥人类和事物的内在本性，把自己强烈的主观的感情和这种客观的“静观”交织在一起，达到了人的感情和景物融合为一，他又能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把这种感情真实具体地描绘出来，完成抒情诗人的自我心理形象的塑造，因此，最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引起共鸣。他的词最足以说明诗人确实经历了诗的三种境界，达到了最高的智慧顿悟境界。王国维评价说：“后主之词，可真所谓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①。李煜确有其过人的哀乐，将自己的生命和词的创作融合在一起，词具有灵慧之气。 第四是“隔”与“不隔”的关系。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② 王国维强调诗词要自然、真实，真事物，真感情，形象鲜明、生动，是客体事物的写照，是人类的一面镜子，生动地再现自然与人生，反映了美的本质。作品问世，读者读时，心中有感受，便是对物化的意识性客体（作品）在头脑中重现艺术境界。这种重现又有读者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经验、时代精神渗透其中，而主要的取决于艺术作品境界的深浅、有无、大小，物化的程度高低等等。王国维的所谓“不隔”，就是能真实地表达感情、形象生动地描绘景物，不多用典故，“不使隶事之物”，“不用粉饰之字”，“忌用替代词”，排斥“游词”。他对姜夔（白石）的词评价不高，主要缺点便在于“隔”。造成隔的原因，一是姜白石词中用典太多，读者读时不易理解，再是词中“雅”的程度过高，“仙”的韵趣过重，而人情味相对地减弱了，读者不能直接感受到其境界，因此，王国维评论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①王国维不喜欢吴文英的词，对吴评论很低，说吴的词缺点在于“隔”。又贬谪其词“肤浅”，“枯槁”，其人“才分有限”。词虽然五光十色，不乏美丽的辞藻，但是总是嫌“假”，没有真情实意。有人评吴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王国维也取吴文英词中一语加以评价，说：“映梦窗凌乱碧”②，其意相同。 综上所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虽然仍用传统诗话形式表现出来，比较简单扼要，但是，它有着许多精彩的见解，蕴有深厚的、丰富的美学理论作为基础。他的意境说，把中国传统诗话中的格调、神韵、气象、兴趣诸说，提到了西方美学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形成了中国评论诗词的美学原则和美学理论。他探讨了作者与自然，作者与作品，作品与读者在审美范畴的种种关系，要求格调要高，写出真景物、真感情，崇尚自然，要在“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③，这种理论纠正了晚清渐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弊病，比专讲婉柔或专讲豪放更要全面。虽然，他的美学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对人生有着悲观色彩，具体论断亦不一定都准确，但是，他的美学理论对封建主义儒家文学理论专讲“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种突破。此前，梁启超、黄遵宪致力于“诗界革命”，偏重于内容带有政治色彩，而对于诗中美的境界的艺术塑造探讨很少。近代讲美学是从王国维开始的。而且，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也贯穿到评论小说、戏剧、美术等领域，具有普遍性。因此，他的美学思想、文艺批评是有历史贡献的，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王国维的诗词数量不多，诗有192首，词有115首。后来他便致力于历史学研究。他的词是颇有功力的，他自己也很自负，樊志厚评为“真能以意境胜”，“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①。举例来说：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蝶恋花》）②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栏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蝶恋花》）③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宴胜平时。（《浣溪沙》）④ 樊志厚评论王国维的词说：“君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之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①王国维的词写景鲜明、逼真，言情深婉凄绝，音韵铿锵，情景交融，意境深远，富有哲理，能将哲理融化于情景之中，读时觉得耐人寻味，品格高致。细细品味，真有一种美的享受。 ①《静安文集续编》，第21页。 ②《静安文集》，光绪三十年铅印本，第1页。 ①《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①《自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①《曲录自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370页。 ②《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 ③《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34页。 ④《戏曲考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01页。 ⑤《宋元戏曲考》，?br>参考资料：

这样吧~你去百度文档里搜，应该能行，再不行就搜网页的，在在不行就在贴吧里发帖问~如果你要发帖问，可以@我，极力帮你暖场~百度文档里很多，我可以举个例子~保健食品的重要性及未来自古以来，健康长寿就是人类的梦寐以求。人们的寿命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息息相关。重视保健和养生，在中国的历史悠久。然而，过去由于生活条件的制约，生存为第一要件的时候，所谓的修身养性，也只是达官贵人，先贤圣人的专利。而现在的中国，由于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们衣食无忧的同时，追求更高层次的生命和生活质量，造就了保健品市场的广阔天地。 中国的保健品行业起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相比其他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但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伴随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保健业已经迅速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健康消费逐步攀升，对保健品的需求十分旺盛。之所以发展迅速主要原因是人民生活水平提提高，消费方式改变，使保健品产业发展有了契机。同时，随着生活的不断改善，我国的疾病谱发生明显改变，生活方式疾病已逐渐成为主要疾病，上世纪70年代末，医学界依据疾病谱的改变，将过去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发展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健康概念确定为“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身体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满状态”。80年代以来，我国医学界对健康与疾病也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其结果表明，当今社会有一庞大的人群，身体有种种不适，而上医院检查又未能发现器质性病变，医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治疗，这种状态称为“亚健康状态”。 亚健康状态通过自我的身心调节是完全可以恢复的。而保健食品在防治亚健康状态及生活方式疾病方面有着显著的疗效。正是基于这种多层次的社会需要为我国保健食品的发展提供的可以长期发展空间。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保健品行业未来发展将呈现消费者群体多元化、宣传模式推陈出新化、保健品成为日常消费和保健品销售模式专营化四大趋势。特别是2009年新医改方案的颁布，基本医药目录逐步列入医保药品之中，许多厂家会因为政府的这一政策而改变方略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健品因为其稳定的利润率获得各大制药企业的青睐。可以预见，在今后我国保健品行业竞争趋势将更加激烈。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回答者：天之翔云 - 秀才 二级 11-5 18:17 --------------------------------------------------------------------------------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0 个人评价 50% （0） 50% （0） 其他回答 共 2 条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 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 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 王国维为何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郭汾阳（光明日报.）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参考资料：光明网 回答者：lmasdf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1-5 18:18 -------------------------------------------------------------------------------- 王国维早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后来却又被其利用，激愤之下，不肯偷生！ 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思想极其郁闷，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个人恩怨，“国家”存亡，圣人亦难免于俗世，死因大概如是，请各位方家指教！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王国维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他的“甲骨钟鼎学、流沙坠简学、元文学、西北地理学，皆为近代绝世之学。”此外，他还是一位大诗人，其《人间词话》雄冠当世。尽管王国维有如此博大精深的学问，但他的思想却极为保守，在清朝灭亡的丧钟声里，终于导致了投水而死。“水声粗悍如矫将，天色凄凉似病夫。江上凝云犹易散，胸中妄念苦难除。”于人世沧桑中已度过五十一个寒暑的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眼见山河几度变更、嫦娥底事无情，于悲欣触绪之际，理智冲突之中，惟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终于在1927年旧历五月初三日“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自沉于昆明湖。对于王国维之死，言人人殊。然而正如王森然先生所言：“先生之死，实为全世界学术之莫大损失”、“吾国文化之大厄矣。”以王国维“甲骨观堂集苦劳，乾嘉末学越前茅”之学术大师风范而“北海自沉忠悫溢”。尤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悲剧。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宣，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王国维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国家命运陷于危殆，西洋的政治、教育、科学文艺等思潮大量涌入之际。一部分觉悟了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并在中国国内开始传播。王国维就成长在这样一个变乱横生的社会环境中。早年的王国维埋头攻读八股文，消耗了大量时光。甲午中日之战，中国战败。年方18岁的王国维象当时国内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开始觉醒了。踌躇满志，一心向往西学的王国维，22岁那年来到上海，他先在《时务报》当一名小职员；后又到东文学社学习日文。1901年秋，王国维在其友人资助下，终于有机会东渡日本，实现了他出国留学的愿望。王国维在日本读的是东京物理学校。到日本留学是他渴望已久的事，但事与愿违，他的脚气病犯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国就医。他只得告别留学生活，匆匆回国了。虽然有些收获，但并非他希望的那样。归国后的王国维，决心从事哲学研究，特别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德国哲学家那敏税的思想和犀利的文笔，深深打动了王国维，使他犹如置身于知识海洋。王国维对康德是非常崇拜的，但由于康德的作品过于艰深，使他难以理解。他又把兴趣转向叔本华的著作。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夏，以至甲辰之春，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通过学习叔本华的著作，他领悟了康德哲学的奥妙。在康德、叔本华等人思想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并把这些向国人介绍，成为近代第一个在国内传播叔本华思想的人。青年时代的王国维，刻苦钻研哲学几年如一日，他学习哲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生问题：“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随着研究的深入，却发现哲学无助于他揭示人生真话：“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与之说，大都可爱不可信，而可信不可爱，余知其理，而又爱其谬误。……知其可信而不能爱，知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二、三年最大烦闷也。”在30岁那年，王国维毅然放弃了哲学研究而转向文学。但哲学对他的影响却永远没有消除，直至其人生终结。王国维参以叔本华理论，论述文学和教育。陈寅恪总结他治学内容及方法的三大特点之一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佐证。”《红楼梦评论》之所以成功，是得力于此种治学方法。《红楼梦评论》可谓是我国近代文学批评领域的一块里程碑。王国维对文学的兴趣，首先是从对词的创作与研究开始的。王国维一面从事词的研究，一面从事词的创作，通过亲自体会，对词有了更加深到的认识。王国维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意境说”，这在他的名著《人间词话》里得到了竭力阐发。《人间词话》开篇便写到：“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他在《宋元戏曲史》中还这样论述意境：“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王国维还把西方文学中关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很自然地融汇到意境说中来，根据二者的关系进一步将意境分为：“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还提出：“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同时，也提出“隔与不隔”之说。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真”：“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907年，王国维开始在北京任职。这时他的研究兴趣已转到戏曲方面，从1908年起，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戏曲的学术性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宋元戏曲史》，在这部书中，王国维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言，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继焉者。”王国维关于戏曲的研究在中国文艺史上“不仅是拓荒的工作，而且前无古人。”王国维在55岁东渡日本以后，把对戏曲的研究告一段落，专心于研究新发现的学问。这些新发现学问中最著名的要数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莫高窟发现的六朝及唐人写本最为重要。这些新学问的出现是对学术界的一次重大挑战，王国维以其极大的勇气，开始了对新学问的研究。他在新学问的每一个领域都做出了惊人的成就。在日本期间，他发表了《流沙坠简》、《毛公鼎考释序》、《齐鲁封泥集存》等重要著作。1916年王国维离日回国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回国第一年他就发表了《魏石经考》。第二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这篇文章的发表具有重大意义，有了这篇文章才使甲骨文史料的价值为世人所公认。从而证明《史记》中关于上古时期的一段记载是可信的和有根据的。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遣文相互释证”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王国维还是甲骨断代与甲文缀合的第一人。王国维在甲骨文与钟鼎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奠定了他在国学研究领域的地位。此外，他在商周史、汉唐史、西北史地和蒙古史等方面均有创获。1922年。王国维出版了他的学术论文集《观堂集林》，书中集中了王国维的主要研究成果。周传儒先生说：“(王国维先生的)甲骨钟鼎学，流沙坠简学，元史学，西北地理学，皆为近代绝世之学。”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百余年间，我国学界群星灿烂，象王国维这样知识渊博，其成就“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学者实属罕见!王国维虽然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但其思想却是非常落后的。辛亥革命后，他追随他人逃到日本以遗老自居。1923年还当上了清废帝傅仪的文学侍从，临死时还拖着一条大辨子。1927年，冯玉祥率军西出潼关，响应北伐军。面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王国维感到无所适从，于是自沉于昆明湖而结束了其卓有成就的一生。王国维之死是中国学术界一大损失。对于他的死因，历来众说纷坛，然而正如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所说，王国维之死乃死于一种文化，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淫的国学大师，他无法接受文化学术上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有一个特殊的规律；开疆立国的是那些纠纠武夫，而为一个王朝殉葬的，往往是一群不屈的文人。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他自小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成为清末秀才。他从14岁开始认真钻研《史书》、《汉书》，为他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1904年，王国维开始致力于文学研究，是年发表了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和近代科学方法评论文学名著的论文--《红楼梦评论》。该文把《红楼梦》与歌德的巨著《浮士德》对照，是我国第一篇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作品的论著，在红学史上它又是第一篇比较系统的研究专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 王国维在1916年从日本返回上海，先后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年他应废帝溥仪之召，任“五品”“南书房行走”。 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留下了难解之谜。 王国维的学术著作，以史学为最多，文学为最深，文字学为最基本，并涉及其他许多方面。换言之，其殷周制度史、宋元戏曲史、古文字学等方面的成就，都是空前而超过了同时代学者的。 王国维的一生，不汲汲于名利，而孜孜于学术。他既继承了中西两种文化遗产，又把中国严谨踏实的乾嘉学风和西方缜密科学的先进方法结合起来。他学贯中西，见识广博，在学业上是所向披靡的雄狮，可是在政治上却是迷入歧途的羔羊，最后竟为倒台的反动政权而自杀殉“命”。他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一般食品对于人体都具有两种功能，一是营养功能，也就是人体通过摄取食物来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以及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需要；二是愉悦功能，除了使人饱腹外，摄食过程中食物还使人得到色、香、味的享受。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根据自身需要，正确选择食物，以维持良好的营养水平和健康状况。但现代社会居民受到社会、环境、饮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多数人不可能处于完全健康的状态，若不及时调整，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良或营养过剩，甚至出现营养代谢性疾病，如缺钙和维生素D可引起佝偻病、骨质软化症、骨质疏松症；缺锌、缺硒、缺碘、缺铁等原因引起贫血、生长发育迟缓等症状；还有与饮食营养密切相关的肥胖、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预防医学理论认为，在人体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之间存在一种第三态，或称诱发疾病态。当第三态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机体就会产生疾病。保健食品作用于人体的第三态，通过调整人体生理功能，预防或减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促使机体逐渐向健康状态转化，达到提高健康水平的目的。保健食品的出现，给人们强身健体、延缓衰老带来了极大的希望，“花钱买健康，花钱买长寿”已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生活新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