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竹耳鼻喉科论文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大家都有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很是熟悉吧，论文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那么你有了解过论文吗？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影响新生儿听力筛查通过率的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随着广东省中山市新生儿听力筛查开展的时间和筛查数量的增长，如何加强未通过听力筛查的新生儿、婴幼儿的追踪随防、诊断干预和康复管理，成为实施听力筛查医院和听力筛查诊断中心面临的问题，手工录入资料、文档管理给新生儿听力筛查工作带来大量繁锁的工作量，而且越来越不适应其管理模式。为了提高中山市新生儿听力筛查管理水平和加强听力筛查质量控制，自2011年8月至今，中山市中医院及十一所县医院推广应用了广东省新生儿听力筛查网络管理系统，现将应用此系统前后的新生儿听力筛查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以探讨该系统的实用性和先进性。

1、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以2010年7月以来中山市中医院产科和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等十一所镇医院产科出生的新生儿为研究对象，其中，2010年7月?2011年7月应用广东省新生儿听力筛查网络管理系统前在上述医院出生新生儿29657例（59314耳），2011年8月?2012年8月应用该系统后在上述医院出生新生儿31169例（62338耳）。

听力筛查及诊断程序所有新生儿出生后3天至出院前（NICU高危儿出院前）进行新生儿听力初筛，初筛未通过者42天复筛，仍未通过者在3月龄时进行第一次诊断，6月龄时行第二次诊断，诊断为听力障碍婴儿6月龄时实施干预康复。应用该系统前所有资料进行手工登记和文档管理，基础资料和登记输入资料包括：母亲或新生儿姓名、新生儿性别、年龄、出生日期、初筛、复筛结果、高危因素、诊断、干预时间和手段、详细地址及有效的联系电话等。应用该系统后通过新生儿听力筛查网络管理系统录入上述资料。

听力筛查方法及新生儿听力筛查网络系统的应用

听力筛查和诊断仪器仪器中山市中医院使用美国algoSi快速听性脑干诱发电位仪，镇级医院使用筛查型耳声发射仪，常规进行新生儿听力筛查，应用美国NicoletVikingQuest听性脑干诱发电位仪、加拿大VivosonicVivoLinkintegrity多频稳态诱发电位仪、丹麦MADSENCAPELLA全功能耳声发射仪、美国GSI61纯音测听仪、美国GSITympStar声导抗仪进行听力学诊断。

广东省新生儿听力筛查网络管理系统的功能：①录入或自动导入新生儿基础资料；②听力筛查诊断干预结果管理；③自动随访短信管理；④筛查中心和各医院分级权限管理；⑤转诊和远程会诊管理；⑥数据资料统计分析和上报功能。

统计学方法对使用该系统前后的听力筛查数据用统计软件进行x2检验。

2、结果

新生儿听力筛查网络管理系统应用前后初筛和复筛情况，使用系统后初筛率、复筛率明显提高，初筛失访率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新生儿听力筛查网络系统使用前后新生儿听力筛查转诊、诊断和干预情况，使用该系统后转诊率、诊断率和干预率明显提高，诊断失访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新生儿听力筛查网络系统使用前后统计报表、随访时间和随访费用情况使用系统前只能依赖手工统计月报、季报、年报，耗时且易出现手工计算的统计错误，也无法实时监控。使用系统后，系统的动态数据报表只需点击鼠标后就可以得出所需报表的真实数据，系统随访信息的实时发放减少了电话通知的时间和费用。应用该系统前手工登记输入基础资料4分钟/人，应用系统后直接对接医院HIS系统，可导入产科的病历基础资料，省时3分钟/人，统计报表每份节省4小时，随访费用节省元/人，随访时间节省2分钟/人。

3、讨论

新生儿听力筛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建立运转良好的区域性网络系统，才能实施有效的管理和数据保存与处理，在此基础上得到真实有效的客观数据。因此使用新生儿听力筛查管理系统尤为重要。

新生儿听力筛查网络管理系统搭建了省、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听力筛查诊断中心、听力筛查医院的沟通平台，可以快捷掌控新生儿听力筛查信息，并完整地记录新生儿、婴幼儿的基本资料，为省、市级卫生主管部门和临床科研提供完整的数据；该系统的动态数据报表可以随时准确上报，网络的实时监控和对数据的全面综合分析为听力筛查质量控制提供有力的依据。

该系统升级后的导入功能可以直接导入产科的病历基础资料，减少了应用系统前的手工登记及管理的繁琐、耗时。本研究结果表明，使用系统后节省了资料输入、登记和统计报表的时间，减少了随访的时间和费用。新生儿疾病筛查（含听力筛查）统计功能较之前的手工统计方法显着降低了劳动工作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该系统后新生儿听力初筛率提高，因使用系统后，听力筛查诊断中心通过每月报表可监控初筛医院，除少数新生儿因经济困难未能接受筛查和病情严重转院外，绝大多数新生儿都能接受筛查，但仍低于上海市的初筛率，说明本市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使用该系统后初筛失访率下降了，第一次诊断失访率下降了12%，第二次诊断失访率下降了，失访率低于唐向荣等人的报道。失访的原因大多为电话变更、外地民工带小孩回老家，也有极少数家长拒绝随访。转诊率和随访率的提高以及失访率的降低有赖于听力筛查系统的实时监控功能，通过该功能每天可搜索出三天内应复查者的名单并提前信息通知，让家长得到及时准确的复查信息。

参与本研究的部分基层医院新生儿听力筛查工作无专人负责跟踪随访导致转诊率低，使用该系统后转诊率从使用前的提高到。实施新生儿听力筛查医院通过双联转诊单和系统信息的双重保障，加上诊断结果通过网络系统实时回报听力筛查医院，使该院能及时跟踪、督促仍未到诊断中心诊断的婴幼儿，使诊断中心和听力筛查医院做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从而提高转诊率和诊断率。

使用该系统前听力筛查诊断中心只是“被动接诊”，定期为基层医院做技术指导，难以统筹管理。使用该系统后诊断中心每季度举办一期听力筛查技术网络培训，同时系统的专家会诊平台可通过网络会诊使疑难病例能及时得到诊断和干预康复指导，从而提升了诊断中心的诊断水平，从文中结果看，第一次诊断率比使用该系统前提升了12%，第二次诊断率比使用该系统前提升了。另外，因为该系统的户籍管理程序使本市的听障患儿资料能及时上报给残联，使其能享受残联的听力障碍抢救康复补助政策，从而使干预率从使用系统前的提升到使用后的。

听力筛查系统详细记录了筛查、诊断结果及通知随访信息的发放时间，同时家长在新生儿听力筛查后会收到系统自动发放的筛查结果短信和对听力筛查诊断结果的分析解释，凭信息网址可登陆系统的听力筛查健康教育栏，增加家长对听力筛查工作的了解，增强了家长对听力筛查工作的认知度和依从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基层医院推广应用新生儿听力筛查网络管理系统提高了初筛率、复筛率、转诊率、诊断率和干预率，降低了失访率，系统清晰的流程管理提高了新生儿听力筛查管理水平。

听力障碍是常见的出生缺陷，其中相当一部分由于出生时没能及时诊断，错过了最佳干预期，造成了失聪。国外的研究表明，正常新生儿中双侧听力障碍的发生率约，其中，重度至极重度听力障碍的发生率约为。国内尚缺乏完整的流行病学资料，现有研究结果与此相仿，我国现有0~7岁聋儿80万人，每年还以3万名的速率递增。正常的听力是进行语言学习的前提，儿童在出生后3年，尤其是第一年是语言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此时由于听觉障碍使大脑得不到有效声刺激，则意味着丧失了语言学习的关键时期，将严重影响患儿言语、认知和情感发育，不但影响个人和家庭，还将给社会带来巨大负担。严重听力障碍的儿童由于缺乏语言刺激和环境的影响，不能在11个月前进入呀呀学语期，在语言发育最重要和关键的2~3岁内不能建立正常的语言学习，最终重者将导致聋哑，轻者导致语言和言语障碍、社会适应能力低下、注意力缺陷和学习困难等心理行为问题。如果能在新生儿期或婴儿早期及时发现听力障碍，可通过声放大技术等方式重建其语言刺激环境，则可使语言发育不受或少受损害。因此，对我国所有新生儿进行新生儿听力筛查是早期发现听力障碍的有效方法，最终实现使先天性听力障碍儿童聋而不哑。耳声发射(otoacousticemission，OAE)是指外界声刺激通过外耳道和中耳传到耳蜗，外毛细胞受到刺激并主动释放能量，逆传到外耳，由探头接收并由计算机处理后显示结果。本文主要应用畸变产物耳声发射对新生儿进行听力筛查，对两次筛查均未通过者及时转诊耳鼻喉科进一步诊治，以便早期发现听力障碍，早期干预。另外，鉴于耳声发射有较高的假阳性率，本文主要探讨影响新生儿听力筛查通过率的因素，以便在临床工作中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寻求最佳时机和方案，以减少假阳性率及重复筛查工作，减少家长对假阳性结果的疑虑和不安，提高筛查效率。

1、资料和方法

研究对象

2006年05月01日~2008年04月30日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出生并接受了第二次听力筛查的新生儿324名，男202名，女122名，

方法

研究方法采用格雷森-斯塔德勒公司生产的GSI-70全自动便携式耳声发射仪对2236名新生儿进行初次听力筛查，未通过初筛者于出生42d进行复筛。DPOAE采用两个不等强度L1=65dBspl，L2=55dBspl纯音的￡1、￡2为刺激声，f1：￡2=1：。耳蜗内部外毛细胞对测试信号做出的反应，称为畸变产物，即DP；耳道内的平均噪声级，称为噪声平台，即NF。各频率上畸变产物（DP)点与噪声平台（NF)点间的差值为信噪比。共有2000Hz，3000Hz，4000Hz3个频率。测试模式：（1)3个反应中至少2个在Pass/Re￡er(通过/转介）线上或其上方，且这2个反应单独记分为PASS(通过），且信噪比大于10dB，则测试结果记分为PASS(通过）。（2)3个反应中至少2个在Pass/Re￡er(通过/转介）线的下方，且这2个反应单独记分为REFER(转介），则测试结果记分为REFER(转介）。（3)3个反应中至少2个反应单独记分为NOISE(噪声），则测试结果记分为NOISE。（4)如果一个反应单独记分为PASS，一个反应单独记分为REFER，一个反应单独记分为NOISE，则测试结果记分为NOISE。（5)测试结果显示ABORT(失败），不能表明此测试的结果是PASS还是REFER，应再做一次新的测试。测试结果在筛查仪上显示PASS，即为通过；如结果显示REFER、NOISE，均为不通过，不通过者均需经两次以上重复测试，单耳不通过即为不通过。在筛查的同时，自制问卷调查表，对新生儿的筛查时间，出生史，家族史，疾病史，母亲妊娠史，父母亲的职业和文化程度等33个因素进行调查，以了解影响新生儿听力筛查通过率的因素。

测试方法（1)测试时间：一般在3d或3d以后，最好在喂奶和换尿布后。（2)测试体位：检查左耳时采用右侧卧位，检查右耳时采用左侧卧位。（3)测试环境：温度适宜，基本安静，但不要求隔音，本底噪声<40dBspl。对不安静的婴儿可给予安抚奶嘴使其保持安静的同时进行测试。（4)选择大小合适的耳塞：一般用3或4号耳塞。（5)耳塞插入耳道的方向、位置要正确，避免耳塞堵塞，因新生儿耳道壁较柔软，如方向、位置不正确易影响测试正常进行。（6)测试前测试者要洗手，注意清洁耳塞和探管，防止堵塞。注意清理外耳道以防分泌物影响测试结果。

统计方法运用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检验（chi-squaredtest)进行单因素分析，P<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新生儿听力筛查情况

2006年5月1日~2008年4月30日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出生并接受了畸变产物耳声发射听力筛查的新生儿2236名，男1174名，女1062名，第1次筛查通过1874名()。362名需要第2次筛查者，实际筛查324名。324名进行第2次筛查的新生儿中，男202名，女122名，第2次筛查通过310名（)。两次筛查未通过14名，男8名，女6名转诊耳鼻喉科进一步诊治。

影响听力筛查通过率的因素分析

324名第2次筛查的新生儿中，通过310名（)。筛查通过率足月儿、过期产儿高于早产儿，体重超过2500g者高于不足2500g者，健康新生儿高于有新生儿疾病史者，P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性别、检查时间、母亲的分娩方式、家族史、疾病史、母亲妊娠史、父母亲的职业和文化程度等其余30个因素，p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讨论

现在，国内外对新生儿听力复筛时间的选择尚无统一的规定，一般要求在生后3月内检查，我们对初筛未通过的新生儿发放“复筛”通知单给家长，要求初筛不通过者于生后42d左右进行复查，复查时间与儿童保健门诊时间定为同一时间，以尽可能减少漏筛率。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筛查通过率与新生儿的胎龄、出生体重有关，早产儿和低体重儿的未通过率要高于足月儿和正常出生体重新生儿，可能是由于其外周听觉器官和中枢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善，对外界声音刺激反应差所导致的。有人用OAE对新生儿进行临床听力学研究后发现，早产儿在出生后一段时间内，对声音的'反应比正常足月新生儿差，OAE的反应振幅相对较小。另外，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的软骨部和骨部外耳道发育更不成熟，咽鼓管咽口与鼓口几乎呈水平位，亦直接影响DPOAE的引出[2]。因此复筛结果显示多胎、胎龄<37周、出生体重<2500g者通过率低。

在本研究结果表明，健康新生儿复筛通过率明显高于有新生儿疾病史者，这就提醒我们一定要重视疾病新生儿的听力筛查，有报道在经过重症监护病房抢救的新生儿中，听力障碍的发生率高达，其中重度以上者为1%。回顾性研究也发现，有约50%的听力障碍儿童出生后在NICU中进行过抢救治疗。

听力是人类重要的感觉之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能力。婴幼儿早期的听力损失，即使是轻度的也可导致其在生理和行为交往上明显和永久的功能障碍。

应用耳声发射对新生儿听力筛查，能早期发现听力损失，做到早期干预，促进语言发育，达到聋而不哑。筛查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对筛查有问题的儿童进一步明确诊断，以减少漏诊，所以家长的依从性相当重要。这就要求我们耐心解释听力损失的危害性，增加家长对听力障碍的认知程度，提高家长对听力筛查的支持信任度。对初筛结果正确评价，既不夸大事实，以防家长的心理压力过大；又要引起家长足够的重视，保证按时复查。对首次测试结果不合格，要合理向家长解释，避免造成恐慌。如复查仍未通过者应转诊耳鼻喉科进一步诊治。我院42d第2次筛查时，362名需要筛查者，实际筛查324名，尽管已告诉家长我们的复筛免费，仍有38名未来筛查，占需要复查者的。这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还不够，家长的重视程度不足。如何提高复筛率，有报道介绍使用《新生儿先天性疾病筛查项目管理》及《高危新生儿管理》软件，对每一例受试婴儿的筛查结果建档，追踪观察并通知婴儿所属居住地段的社区诊所，离开城市回到乡村的婴儿则由其管辖区域的县级市保健院专人通知，保健科应设专人负责电话追踪随访，以保证复筛率。

Yoshinaga-Itano等随访了150例不同程度、不同年龄被发现的听力障碍儿童。研究对象的年龄在12~36个月，其中约有50%的听力障碍在6个月龄前被发现。在随访期间，以适当的发育和语言量表对所有对象的发育和语言能力进行评价。研究结果发现：不论听力损害的程度是轻度或极重度，只要在6个月龄前被发现，且患儿的认知能力正常，经过干预后，患儿的语言能力基本上能达到正常水平。早期发现的轻度听力损害患儿和早期发现的极重度听力损害患儿相比，语言发育水平没有显着差别。另一项在英国进行的类似前瞻性研，也证明了早期发现听力障碍是预防听力损害儿童语言发育障碍的唯一重要因素。影响最终语言能力的唯一相关因素是听力障碍发现的早晚，而不是听力损害的程度。故新生儿普遍听力筛查能早期发现听力障碍，对降低我国聋哑儿的发病率，提高全民族人口素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生儿的低胎龄、低出生体重及新生儿疾病对新生儿听力筛查的通过率有显着影响。新生儿普遍听力筛查能早期发现听力障碍，对降低我国聋哑儿的发病率，提高全民族人口素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李兆基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从事耳鼻咽喉科工作至今已47年，现任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耳鼻咽喉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军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及上海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会委员及顾问，总后卫生部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临床耳鼻咽喉科杂志、中华新医学、解放军医学杂志、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中国眼耳鼻咽喉科杂志、听力学与语言疾病杂志等8本专业期刊的编委，擅长耳鼻咽喉头颈肿瘤外科、耳鼻咽喉、功能外科、急症及疑难杂症诊治，特别擅长各类鼾症的诊断和治疗。曾发表论文100余篇，主、参编专业书廿余部，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三等奖5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培养研究生20余名，进修生约200名。获上海市及全军总后勤部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彭玉成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曾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耳鼻咽喉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从事耳鼻咽喉的常见病和疑难杂症。对耳部遗传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独到见解并发表有关论文8篇。1995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颁发的军队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对喉癌术后发音重建的基础和临床也有独到之处，并撰写发表有关论文15篇。对耳鸣、耳聋、眩晕，声嘶和失音的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曾发表有关论文和科普性文章8篇。对耳鼻咽喉科的教学也有丰富的经验，曾发表有关论文2篇。翻译并发表了耳鼻咽喉科专业论文21篇。曾治愈数以百例的耳鼻咽喉科的罕见病例和疑难杂症，并发表个案病例报告类文章13篇。王杰1984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疗系，曾赴日本独协医科大学耳鼻咽喉科进修，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临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参与处理耳鼻喉科-头颈外科各种疑难杂症，熟练掌握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包括耳显微外科、鼻显微外科、头颈部肿瘤外科）的手术技巧。尤其在慢性中耳炎和慢性鼻炎鼻窦炎的外科临床工作中取得了较好成绩。早期完成的病例无并发症发生，疗效满意。所开展的乳突治疗术+鼓室成形术及听力重建术、各种鼻窦内窥镜手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近年来在微创治疗视神经外伤、泪道阻塞等鼻眼相关疾病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临床科研中发表论文十余篇。已完成局、院级科研项目一项、在研一项，并参加《声带显微外科学》的编写工作。王金明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医疗系，耳鼻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教授。中华医学会耳鼻喉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耳鼻咽喉科临床工作30余年，先后在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协和医院、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进修。在耳鼻咽喉科疑难病的诊治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于咽喉炎、肿瘤及头颈外科相关病症的诊断和治疗。熟练开展功能性鼻内镜微创手术、声带显微手术、喉癌根治术、乳突根治术、鼓室成形术、泪囊炎鼻腔进路造口手术、头颈肿瘤切除术、眼耳鼻头颈面部美容整形手术等。主编《耳鼻喉科诊疗常规技术标准》，曾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郭淑媛毕业于延边医学院医疗系。中国医师协会北京耳鼻喉科分会会员。先后在中国医科大学、北京首都医科大学耳鼻喉科进修，专攻耳鼻咽喉科疑难病。从事耳鼻咽喉科临床工作二十余年，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精于诊治鼻息肉、鼻窦炎、真菌性鼻窦炎、鼻中隔偏曲、慢性咽喉炎、小儿鼾症、鼻颅底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于鼻内窥镜结合耳鼻喉科综合系统微创手术：慢性鼻炎、慢性中耳炎-鼓室成形术、小儿腺样体肥大。多次参加国内耳鼻喉科学术交流，发表论文二十多篇。著有《表面活性物质A在慢性鼻窦炎鼻息肉中的表达及意义》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的环境问题廿多年来，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但是，当前环境问题仍十分严重。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复杂多样，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产生，长期积累的结果。概括起来，中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问题，二是自然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两类环境问题互相交叉，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相当严峻。当前，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在发展，并向农村蔓延，一些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尤为严重；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也在扩大和加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一.环境污染问题 虽然“八五”期间，我国的环境保护取得了明显的成就，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的环境污染仍在加剧，环境质量还在恶化。大气二氧化硫含量居高不下，水环境质量呈恶化趋势，固体废弃物污染量大面广，噪声扰民严重，环境污染事故时有发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公布的一项报告表明：中国环境污染的规模居世界前列。1995年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7%。这些损失主要体现在：人体健康损失约占32%,农业损失占32%,工业材料和建筑物损失30%,其它占6% 。 1．水污染 我国是世界上缺水严重的国家，虽然水资源总量为世界总量的第六位，但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10000立方米的1/4，其排位在世界100—117位之间，是世界贫水国之一。目前，城市和农村均缺水。据统计，全国600多个城市半数以上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08个，日缺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几百万人的生活用水紧张，污染性缺水的城市日益增多。因缺水而影响工业产值约达每年2300亿元。随着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城市人口增加，缺水势将扩大；农业年缺水约300亿立方米，全国有8000万农村人口，3000多万头牲畜得不到饮水保障，有亿公顷农田由于缺水得不到充足灌溉，造成粮食产量降低一半，据有关部门测算，至2000年，全国总缺水量将达778亿立方米。 从水资源质量看，我国的水环境局部有所改善，但总体上呈恶化趋势。 据环境监测，目前中国水环境污染是以化学需氧量（COD）表述的有机型污染。全国七大水系中一半以上河段水质受到污染，35个重点湖泊中有17个被严重污染，全国1/3的水体不适于鱼类生存，1/4水体不适于灌溉，70%以上城市的水域污染严重，50%以上城镇的水源不符合饮用水标准，40%的水源已不能饮用。水污染已成为水资源利用中的一大障碍，成为威胁人民健康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据专家估算，水体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约达400亿元。 全国七大水系（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辽河、海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据1998年监测数据，符合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一、二类标准的河段只占，符合三类标准的占，的河段水质为四类、五类或劣五类，失去了水的使用功能。在七大水系中，受污染最严重的辽河，的河段为劣五类水质；海河除引滦专线水质未受污染外，均受到程度不同的污染，劣五类水质占53%；淮河干流水质有机污染程度有所减轻，但总体水质仍较差，劣五类水质为48%。国家已把三河列为重点防治对象。黄河流域因降水量减少和断流，污染明显加重，71%的河段为四类、五类或劣五类水质。 流经大、中城市河段污染严更重。近71%的城市河段呈四类、超四类水质。主要污染物来自化工、石化、造纸、食品、制革、纺织等企业排放的高浓度有机废水和大量未经处理的城市生活污水。正如北京人说，过去的龙须沟不见了，新的龙须沟（通惠河、莲花河、凉水河……大小几十条）又出现了。这些河水通常都呈现棕、褐、灰、黄色、水面上飘浮着大量腐败物、泛着令人作呕的泡沫。 湖泊水库普遍受到污染。总磷、总氮污染严重，有机物污染面广，富营养化普遍且日趋严重。主要大淡水湖泊的污染程度次序为：巢湖（西半湖）、滇池、南四湖、洪泽湖、太湖、洞庭湖、镜泊湖、博斯腾湖、兴凯湖和洱海。其中巢湖、滇池水质恶臭，或重度富营养化。个别湖泊和水库还出现汞、砷污染。 饮用水源污染非常严重。地表水水质符合饮用水标准者约占30%，在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的城市中，50%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污染物是总硬度、硝酸盐、硫酸盐、酚、砷、氰、铬等。江南水乡缺清水，南方城市总缺水量的60%~70%是由于水源污染造成的。如安徽省蚌埠市，地处淮河下游，1996年由于淮河流域再次受到污染，当地群众不得不挖深井取水，有的甚至只好靠买矿泉水度日。 水环境污染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但使工农业生产备受损失，而且淡水鱼的捕获量也大幅度下降，许多名贵鱼种如长江鲥鱼和黑龙江的大马哈鱼产量急剧下降，有的甚至绝迹。全国性污染导致的死鱼、人畜中毒事件频频发生，全国肝癌、胃癌、食道癌等消化系统癌症发病率逐年上升……我国的水环境污染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 2. 大气污染 目前，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5%，中国大气污染主要是由燃煤造成的，属于能源结构性的煤烟型污染。主要污染物是烟尘和二氧化硫。大气污染程度随能源消耗的增加而不断加重。1998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已达2090万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目前已有的城市，环境空气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保障人群在环境中长期暴露不受危害的基本要求），日平均浓度超过三级标准（人群在环境中短期暴露不受急性健康损害的最低要求）。可见我国城市大气二氧化硫污染程度之严重；城市总悬浮颗粒物超标普遍，1998年，全国城市年平均浓度达到289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二级标准。目前中国工业发展水平大体上相当于发达国家50年代初的水平，但大气环境污染程度与其60年代末期的公害泛滥时期相近，特别是冬季采暖期更为突出。在全国640个城市中，空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到1%，国内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十大城市（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兰州、重庆、济南、石家庄、青岛、广州、沈阳）均在世界污染状况最严重的20个城市之列。一些城市二氧硫和悬浮颗粒物浓度已达到伦敦烟雾事件时的水平，如遇到不利于扩散的天气条件，很可能出现重大烟雾事件。 近年来，由于城市机动车辆迅速增加，汽车尾气污染也日趋严重。尤其是一些大城市，汽车尾气已成为大气污染的大户，氮氧化物成为空气中的首要污染物，以广州、北京为首，其次是上海、武汉、郑州、沈阳等城市。据调查，北京市三环路以内在非采暖期，汽车排放的污染物占大气污染物的一半以上。北京、广州及我国的中、南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均已发生或面临光化学烟雾的威胁。 部分大、中城市出现煤烟-机动车尾气混合型污染。 空气污染引起人体呼吸系统疾病，造成人群死亡率增加。重庆市污染严重地区肺癌死亡率逐年上升，超过50人/10万，比相对清洁区高倍。长沙市个别街区的肺癌死亡率高达人/10万。 由于大气污染，我国酸雨呈蔓延之势，成为继欧洲、北美之后世界第三大重酸雨区。近年来，酸雨在我国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频频降临。以华中地区酸雨污染最为严重，长沙、怀化、南昌、赣州为中心的区域，酸雨频率高达90%以上，已到了“逢雨必酸”的程度。酸雨年平均pH值低于，西南地区以南充、宜宾、重庆和遵义等城市为中心的酸雨区，其中心地区pH值低于，酸雨出现频率高于80%；华南地区的酸雨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和广西的东部地区，广州、韶关、柳州、桂林等重污染城市年均pH值在之间，酸雨出现频率在60%~90%之间；华东沿海地区的酸雨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以南至厦门的沿海地区，覆盖苏南、皖南、浙江大部及福建沿海地区；北方城市年均pH低于的有青岛、图们、太原和石家庄市。1998年，全国一半以上的城市降水年均pH值低于。酸雨在我国几呈燎原之势，覆盖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30%以上。酸雨污染造成我国粮食、蔬菜和水果减产，以至整块农田绝收，广西受害地区，农作物减产幅度达（5—10）%；森林受到危害，材积量锐减，甚至成片的林木死亡。重庆市自80年代以来，受酸雨影响，林区85%的马尾松受不同程度伤害，死亡率达35%；酸雨使鱼类等水生生物生长繁殖能力下降，两广渔业生产主要基地，淡水渔业因酸雨造成的损失达9亿元；酸雨造成金属，建筑材料等严重腐蚀，重庆市嘉陵江大桥因酸雨的腐蚀影响，每年不得不花费相当多资金用于大桥的防锈涂漆，川黔两省酸雨造成钢铁、镀锌和涂漆材料腐蚀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达亿元，两广地区由酸雨造成的材料损失约占两省国民生产总值的。据统计，全国每年因酸雨造成损失达130多亿元。 3. 固体废物污染 近年来，全国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排放量、累计堆存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八五”期间，工业废物产生量增加7200万吨，累计堆存量增加亿吨。目前累计堆存量已达亿吨(1996年止)，占地万公顷；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已达亿吨，并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而全国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仅为40%，城市垃圾和粪便的无害化处理率不到50%。大部分处于简单堆放，或任意排放的状态。 近年来，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有毒有害固体废物也有所增长。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大都未经过严格的无害化和科学的安全处置，成为我国亟待解决并具有严重潜在性危害的环境问题。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每年13756万吨。由于生活垃圾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率低，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近2/3的城市处在垃圾包围之中。露天简单堆放的垃圾不仅影响城市景观，同时污染了大气、水和土壤，对城镇居民的健康构成很大威胁，垃圾已成为城市发展中棘手的环境问题之一。大量没有处理的各种固体废物堆积在城市郊区或直接排放江、河、湖、海，已成为严重的二次污染源，引起江河水的行水能力和水质及海域水质下降。据报道，长江正面临严重的固体垃圾污染。长江沿江单位和个人置国家法规于不顾，长年累月向江滩、岸、坡违章倾倒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小山般的垃圾推积在江边，长江一涨潮，垃圾山即被卷入水中。长江流域的重庆、涪陵、万州、奉节、葛州坝等江面，垃圾污染触目惊心，在洪水期，江面的垃圾厚达1米，人可以站在上面，小车开上去都沉不了。由于垃圾导致水质污染，长江沿线21个城市的居民饮用水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垃圾阻塞造成的落差减小和停机清淤，葛洲坝水力发电厂每天要少发电200万度。在三峡，由于垃圾满江，游客只能抬头望山，不愿低头看水，三峡美景只剩一半。由于固体废物堆放，受污染的耕地达亿亩以上，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4. 噪声污染 噪声污染被公认为是当今社会第三大公害。我国噪声污染比较严重，主要出现在城市，包括道路交通噪声、生活噪声、工业和其他方面的噪声。我国城市噪声一般都处于高声级。城市功能区环境噪声普遍超标（昼间），其中居住、文教区超标(50分贝)达63%，特殊住宅区超标(45分贝)达，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超标(60分贝)，工业区超标(65 分贝)；近年来，由于城市车辆剧增，城市路网密度增大，交通管理跟不上，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绝大部分(90%)超过国家规定的70分贝。全国每年因道路交通噪声导致的经济损失约合人民币216亿元；由于工厂的新建、改建和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城市高声级的污染范围不断扩大，并有向近郊和乡镇扩展的趋势；社会生活噪声呈明显上升趋势。据统计，目前全国有2/3的城市居民在噪声超标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 噪声污染给居民的生活和健康造成很大影响。据29个环保部门统计，在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噪声问题的约占30%以上。一些工厂工人耳聋、高血压、心脏病，神经衰弱的发病率高达30%~60%。据上海第一医院耳鼻喉科统计，耳病患者中，约有1/3是因噪声引起的。有的地区，噪声已威胁到青有关部门预测，如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我国85%的城市居民将无法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二、自然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我国由开发活动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十分突出。根据国家环保局和中国科学院所作的一项现状调查表明，我国以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土壤盐渍化、耕地肥力下降为标志的土壤环境破坏日趋严重；以河流断流、湖泊萎缩、湿地面积骤减、地下水位下降、水质恶化、生态功能退化为主的水环境破坏不断加剧；同时，草原退化、森林锐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物资源破坏问题也非常严重。近几年，因生态环境恶化引起水旱灾害频繁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损失，据估计，每年损失在400亿元以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已成为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紧迫任务。 1. 土壤环境破坏日趋严重 (1) 水土流失 长期以来，由于无休止的滥垦乱伐，陡坡开荒，过度放牧等违背自然规律的掠夺性开发，造成我国严重的水土流失，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区划所“耕地开发模式”课题组调查，目前，中国水土流失面积超过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受水土流失危害的耕地已达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全国每年流失的表土近50亿吨，相当于在全国现有耕地上刮去一厘米厚的表土。所流失的氮、磷、钾营养元素近1亿吨，同全国每年生产的氮、磷、钾三肥的总产量差不多。 大面积的水土流失，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破坏，洪水肆虐，恶化了生产、生活环境，动摇了农业基础。例如，黄土高原，总面积为58万km2，水土流失面积就达53万km2，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达16亿吨。河水含沙量居世界之最。（平均含沙量为30kg/m3）。如果将这些泥沙堆成高、宽各为1米的土堤坝，可绕地球圈。而这些泥土大多是黄河流域中、上游的肥沃表土。由于水土流失，曾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黄河中游地区，现在已到处是荒山秃岭、沟壑纵横。所以《公元2000年地球研究》报告的主编，美国的巴尼博士在访问我国、飞经黄河上空时深有感慨地说：“黄河流的不是泥沙，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大量的泥沙流失，不是微血管破裂，而是大动脉出血。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由于流沙量大，黄河河床每年抬高10厘米。为了防止洪水灾害，中下游地区不得不一再加高堤坝，每年用于堤防的费用高达1亿元。长江流域由于长期以来的乱砍滥伐，原始植被丧失了85%，森林大半已不复存在，致使水土流失日趋严重。过去清澈的长江水，如今也变得混浊起来。长江流域亿公顷土地中的30%，即5600万公顷土地发生了水土流失，每年流失的表土达24亿吨，其中有5亿吨被带入东海，长江有变成第二条“黄河”的危险。由于水土流失，长江干流每10年河床抬高1米，一遇汛期，便成悬河。1998年入汛以来，长江一些河段的洪水流量比50年代每秒少1万多立方米，水位却高出几十厘米甚至1~2米，其中原委令人深思。 水土流失造成湖泊、水库泥沙淤积。据统计，我国淤废的重点水库已达22座。黄河干流的七个大型水库，库容淤积已达40%，有的已淤积75%。据报导，我国每年因水土流失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以上。 (2) 土地沙漠化、退化、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土地沙漠化是土地荒废的最终形态。自然的沙漠化现象是一种以数百年到一千年为单位的漫长的地表变化，而现在发生的人为的沙漠化则是以10年为单位，成为看的见的土地荒废。 中国是沙漠化极其严重的国家。土地沙漠化面积的扩展是我国一个突出的环境问题。据统计，我国的沙漠面积为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仅沙漠的面积就相当于日本国土总面积的倍。有史记载以来，已经有1200万公顷的土地变成了沙漠。特别是近50年形成的“现代沙漠化土地”就有500万公顷。在这期间，仅从内蒙古到华北一带，就有100万公顷土地变成沙漠，而且仍以每年13万公顷的速度在持续扩大，即相当于两个半香港将被永远埋在风沙里。 据分析，造成土地沙漠化的原因：是由于对森林的过分采伐；是由于过度放牧；是由于对土地的过分使用；是由于水资源不合理利用；是由于沙丘的移动；是由于城市和工矿企业的建设。此外，目前受到沙漠化威胁的土地还有1580万公顷。受到沙漠化危害的农田波及我国213个县的660万公顷。有3500万人的日常生活受到风沙袭击，许多农田和房屋被沙丘吞没。生活在荒漠地区和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近四亿。每年因土地沙漠化危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0亿元以上。 土地退化现象突出。我国的土地退化主要表现在土壤盐渍化和土壤肥力下降。由于不合理灌溉，我国耕地中的次生盐碱化土壤面积迅速增加，每年因次生盐渍化废弃的灌溉土地达20~30万公顷。我国黄、淮、海平原，西北黄土高原、内陆区、东北丘陵区和沿海地带的盐渍地总面积超过亿公顷，其中耕地0,067亿公顷，盐渍化严重的西北内陆区，盐渍化面积占该区耕地面积的。 我国土壤肥力呈明显下降趋势。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表明，全国耕地有机质含量平均已降到1%，其中有的耕地低于。明显低于欧美国家的水平。在东北黑土地带，有机质含量由刚开垦时的8%~10%已降到目前的1%~5%；全国59%的耕地缺磷，23%的耕地缺钾，14%的耕地二者俱缺。全国有的耕地土壤有营养障碍。由于土地沙漠化，土壤退化使耕地质量下降，导致农作物减产。我国有耕地亿多公顷，占世界耕地7%。人均占有耕地不足公顷，相当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东部600多个县(区)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食组织确定的公顷的警戒线。目前全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威胁。由于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对耕地管理不善，加上滥占地建房、建厂，造成耕地逐年减少。每年大约净减耕地万公顷，差不多相当于354个中等县耕地面积的总和。耕地面积的锐减，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潜在能力，也使现有耕地承受更大的压力，从而出现土壤肥力下降等一系列农业生态问题。 3. 水环境破坏不断加剧 近年来，由于水资源分配不适当，引起一些河流断流，不仅严重影响两岸城乡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而且加剧了流域的生态环境恶化。 黄河自1972年出现断流，进入90年代后几乎年年断流，且断流频率越来越高，历时和断流河段越来越长，年内首次断流时间越来越提前。1997年，黄河（利津水文站）累计断流13次，达226天，断流河段距离长达700余公里，首次断流时间为2月7日，皆创黄河历史断流之最。这种情况不仅加剧了各方面用水的紧张状况，导致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显著改变了河流泥沙冲淤规律，使河道趋于萎缩，行洪能力降低，极大地增加了黄河洪涝灾害险情。同时，黄河断流加剧了流域生态失调，环境恶化，如导致河流景观及地下水补给的改变、生物多样性降低、湿地生态退化及滩区荒漠化。一些专家预言，黄河有变为季节性河流甚至内陆河的可能性。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 许多湖泊和水库逐渐萎缩。号称“千湖之省”的湖北，1949年有湖泊1066个，到现在只剩下236个。起着长江洪水调节作用的洞庭湖，史称“八百里洞庭”如今却萎缩为“洪水一大片，枯水几条线”的惨景。华北平原的明珠白洋淀，曾连续干涸了五年。我国著名的五大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蓄水量都在减少，湖面缩小1/4，甚至一半。地表水资源稀缺，造成对地下水的过量开采，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北方地区和沿海地区各主要城市地下水超采现象十分普遍，比较突出的有北京、天津、上海、太原、济南、杭州、沈阳、大连等。由于长期过量开采地下水，引起大面积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导致一些地方出现地面沉降、地裂隙、海咸水入侵、名泉断流和土地沙漠化等生态环境问题。50年代，北京的水井在地表下约5米处就能打出水来，现在北京4万口井平均深达49米，地下水资源已近枯竭。山东莱州等沿海地区，因超采地下水使海水侵入，恶化了地下水质，造成大面积粮食减产，甚至连当地居民饮水也发生困难。杭州发生了多起顷刻之间地塌数米的事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 水资源是人类良好生态环境的最根本的基础，遏制和扭转水环境破坏加剧的趋势已迫在眉睫。 3. 生物资源破坏十分严重 生物资源是生态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我国生物资源破坏问题十分严重。 (1) 森林覆盖率低、森林资源破坏严重 中国属于森林资源较少的国家，森林覆盖率约为，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5%），居世界第121位。按人均计算，每人只有森林面积公顷，相当于世界人均森林面积的1/9。由于一些地方森林资源的过量采伐、滥砍乱伐、集体盗伐，随意侵占、破坏林地资源，加上森林火灾和病虫害等原因，使森林面积大量减少，森林资源尤其是对于保护生态环境至关重要的天然林破坏严重。据统计，我国森林，在近10年间锐减了23%，可伐蓄积量减少了50%。 (2) 野生动植物资源丧失。 令人担扰中国是世界上动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生物多样性居世界第八位，北半球第一位。中国有高等植物32800种，占动物种类约万，占世界总数的10%。 世界总种数12%，居世界第三位。但目前中国由于森林减少，荒地开垦、草原退化，农药、杀虫剂的大量使用，尤其是人为对动植物资源的滥捕、滥捞、滥采、滥伐，使大量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不断缩小，造成种群减少，甚至消失，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损失严重。动植物种类中已有总物种数的15%~20%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15%的水平。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所列640个种中，中国近50年来，约有10余种动物绝迹，如野马、犀牛、高鼻羚羊、新疆虎、麋鹿、白鹤等。1962年青海的野生麝共有18万只，由于猎麝取香，目前还不到2万只。目前我国濒危脊椎动物近400种，占中国脊椎动物总数的；有长臂猿、坡鹿、雪豹、白暨豚，黑颈鹤、大熊猫、金丝猴、东北虎等20余种珍稀动物正面临灭绝的危险。 解放后，中国约有200种植物已经灭绝。高等植物中濒危和受威胁的高达4000~5000种，约占总种数的15%~20%。许多贵重药材的药源，由于无计划的采集而枯竭了，如野人参、野天麻等。 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是地球资源的巨大损失，因为物种一旦消失，就永不再生。消失的物种不仅会使人类失去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食物链引起其他物种的消失。人类和所有动植物共处于一个生态系统之内，相互联系的这种密切性，使得每一种物种的损失都会给人类带来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