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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未对成人高血压诊断标准进行调整。”11月15日，国家卫健委就“国内高血压诊断标准是否做了调整”给出了一锤定音的回应。该回应明确，成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非同日3次血压超过140/90mmHg。同时强调，由专业机构、行业学协会、个人等自行发布的指南、共识等，为专家的研究成果，不作为国家疾病诊断标准。11月13日，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师协会等共同制定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将国内成人高血压诊断标准下调至130/80mmHg。一旦落实，国内高血压患者数量将翻倍，达近5亿人。该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热议和争议。 媒体解读高血压诊断标准下调背后推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我一起看看吧。

红星深度｜130/80还是140/90？2亿人“被高血压”背后的“正常高值”之争

图据东方IC

红星新闻记者 胡伊文 吴阳 北京报道

编辑 邱添

据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微信公众号，11月13日，《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发布。《指南》推荐将我国成人高血压的诊断界值由≥140/90mmHg下调为≥130/80 mmHg。该《指南》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联合制订。相关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

11月15日，国家卫健委则发布消息称，目前国家未对成人高血压诊断标准进行调整。由专业机构、行业学协会、个人等自行发布的指南、共识等，为专家的研究成果，不作为国家疾病诊断标准。

红星新闻记者发现，目前，《指南》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的网络预发表链接已经失效。上述微信公众号消息指出，《指南》将于11月24日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22年11期正式发表。

标准改变影响几何？《指南》表示，全国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中，SBP(收缩压)130~139 mmHg和/或DBP(舒张压)80~89 mmHg的人群占比达，预计总人数近亿，且该血压范围人群主要为18~54岁的中青年。《指南》还表示，根据最新国际指南推荐的降压药物治疗启动标准，在我国35岁及以上成人中，SBP130~139 mmHg和/或DBP80~89 mmHg的人群有需要进行降压药物治疗，预计总人数为3990万。

福建省心血管病研究所教授、主任医师陈慧了解过这份《指南》制定的情况，在《指南》发布后，她也曾与《指南》发起人和首席专家、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教授蔡军交流过。她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指南》制定的初衷是好的，但临床《指南》修改牵扯面广，国家卫健委做出回应很有必要。有研究显示，强化降压对人体有好处，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有好处，所以希望关注正常高值的群体。

但是，陈慧认为，修改高血压标准稍微激进了一点，可能会在执行过程中走样，导致服药人数翻倍，增加个人和国家医保负担。她认为，应该回归到对正常高值人群加强生活方式干预。

诊断标准的分歧

国际上早有不同声音

国家卫健委指出，关于高血压诊断标准，2005年、2010年、2017年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发布的宣传教育要点、防治指南、临床路径等均明确：成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非同日3次血压超过140/90mmHg。

据第一财经：目前，未参加前述《指南》制订的中国高血压联盟、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高血压分会、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国家卫健委高血压诊疗研究重点实验室、上海高血压研究所已经联合向国家卫健委提交声明，阐述相关立场，并给出相关建议。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10年发布的防治指南为《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该指南的最新版为2018年修订，作者为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高血压联盟（中国）、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高血压分会、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两版均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北京高血压联盟研究所所长、世界高血压联盟前主席刘力生领衔。

从国内外相关指南来说，世界卫生组织1977年提出≥160/95mmHg的标准，1997年改为≥140/90mmHg，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并沿用至今。

2017年，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美国心脏协会（AHA）高血压指南率先将高血压诊断标准降低到≥130/80 mmHg。但是跟进这一标准的机构和学协会极少。美国糖尿病学会就一直坚持≥140/90 mmHg的诊断标准。2018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欧洲高血压学会（ESH）的高血压管理指南、2020年国际高血压学会（ISH）的《国际高血压实践指南》均维持≥140/90mmHg的诊断标准。

2022年5月，中国台湾心脏病学会和台湾高血压学会联合发表的《2022年台湾高血压指南》，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下调至130/80mmHg。中国台北荣民总医院教授江晨恩教授曾在一场对此的两岸学术研讨会上指出，随着相关的研究不断深入，国际上在设定高血压方面也出现了差异，不同学术组织在降压目标有所不同，大体分为积极降压、传统降压以及消极降压三派。

《指南》制订组专家、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郭艺芳则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文表示，不同学者之间、不同学术机构之间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次标准下调，正方或反方都有理由与依据，但其出发点与根本动机却是一致的，就是更好的管控血压，最大程度地降低高血压对我国居民生命健康的危害。

血压处于130-139/80-89 mmHg者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人群。郭艺芳认为，《指南》引起的争议，让普通民众关注自己的血压健康，关心自己可能是病人，就是件好事。“如果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去自觉主动的少吃多动减体重、戒烟限酒少吃盐、生活规律少熬夜、精神放松足睡眠。”

正常高值的定义

血压不是单一、不变的数值

不过，并不是低于诊断标准就代表血压正常。国际上普遍把正常血压定义为

国际上一般只推荐对于SBP130～139mmHg的高危者启动降压药物治疗。而《指南》的另一重大调整在于，推荐对血压130-139mmHg/80-89mmHg范围合并0-2个心血管危险因素者，生活方式干预3-6个月后血压仍不达标的，立即启动降压药物治疗。

陈慧解释，人的血压本身就不是一个单一、不变的数值。目前使用的140/90mmHg，也是人群调查的结果。这个数值适用于大多数人，但对于一些个体来说，达到了也未必就可以真正确诊为高血压。

陈慧认为，医生首先要加强130/80mmHg到140/90mmHg之间这类正常高值人群的教育，通过生活方式干预，看是否可以逆转，过去的指南也强调这一点。

“任何一级高血压，首先是非药物治疗，健康生活方式不能达标再考虑药物治疗，这是高血压治疗的一个原则。但如果这个指南中130/80mmHg成为标准，药企就会借此宣扬高于该标准的人都来服药。这会导致服药人数会大批增加，个人和国家医保都承受压力。”陈慧说。

标准调整的争议

不仅考虑临床研究，还要考虑国情

对于标准下调的依据，《指南》推荐意见说明引用多项国内外研究表示，基于观察性研究证据，危害存在；基于临床试验证据，干预有效。但是随即学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北京高血压联盟研究所所长、世界高血压联盟前主席刘力生近期表示，没有高质量的证据指出，血压在130~139mmHg/80~89mmHg范围内，药物治疗会取得明显收益。

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席、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教授王继光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指出，到目前为止，国内外没有任何一项发表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证实，对血压130-139/80-89mmHg的非高危患者进行药物降压可以取得获益，也没有研究证实对这部分人进行药物治疗的安全性。王继光表示，高血压诊断标准下调不仅不适合我国的国情，而且反而可能会对血压非高危者导致严重的健康危害。

对于美国ACC/AHA2017高血压指南的调整，国际上也一直争议不断。例如，《英国医学杂志》（BMJ）2018年刊发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研究认为，若使用美国高血压指南新定义，中美卫生系统都将不堪重负，难以为继。

陈慧解释，美国将高血压指南中的标准降低到130/80mmHg，主要是因为美国有大量肥胖人群，影响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已经很难控制。为了更好使血压达标，减少心脑肾并发症，美国的高血压标准低于其他国家。同时这与美国的医疗资源相对更好也有关系。但是，这个标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显得过于激进，绝大多数国家都在使用140/90mmHg的标准。

从成本效益来看，发布会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教授赵冬介绍，血压水平在130~139 mmHg和/或80~89 mmHg的人群多为中青年，下调诊断标准体现了防线前移、加强初始预防的理念，否则我们将错过减少高血压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危害的关键时机。针对血压130~139/80~89mmHg人群开展生活方式干预以及非药物治疗无效时启动降压药物治疗就是减少高血压不良后果的重要窗口期。高血压诊断标准的下调虽然可能造成前期用于治疗费用的增加（基于目前国家医保和药品集中采购政策，这种增加是完全在可负担范围之内的），但长期看来未来用于严重并发症治疗的高额费用有望大幅度下降，总体是符合成本效益的。

记者暂未注意到《指南》给出卫生经济学评估证据的依据文章或具体测算过程。

陈慧说，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中国的肥胖人群没有美国那么多，正常高值人群可以采用非药物治疗。同时中国的医疗资源相对不足，医保负担能力有限。“临床《指南》的制定不仅要考虑临床研究，还要考虑到国情，比如国家医疗的承受能力，国民的健康水平等。”

药企股价一度大涨

背后是否有利益推动？

一份医学指南的制订需要邀请各方面、各科室的专家。根据《指南》全文，指南制订工作组成员除了心血管领域的临床医师、专家，还包括肾脏病科、内分泌科、泌尿外科、血管外科、精神心理科、流行病学、护理学、临床药学、卫生经济学等领域专家以及患者代表。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外审组专家有4名政策制定者。

《指南》发起人蔡军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高血压诊断界值的下调经50位全国心血管领域顶级专家一致投票通过。据经济观察网，指南制订委员会一位核心成员也表示，“绝大部分专家投票都是很支持的”。

红星新闻记者从相关人士处获悉，这份《指南》发布前后，在国内心血管领域举行过相关讨论和座谈。

11月14日星期一股市开盘，华海药业、人福医药、润都股份等高血压药物板块企业股价应声大幅上涨。对此，有网友提出药企利益推动的质疑。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资金来源方面，《指南》表示制订所需资金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与控制局项目（T2021-ZC02）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项目（2021-I2M-1-007）。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劳务、资料、差旅和会务费用，指南推荐意见未受资助影响。

利益冲突方面，《指南》表示，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经济观察网采访的上述指南制订委员会核心成员也表示，《指南》用的全部是自有项目的科研经费，“没有拿过药企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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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推动高血压诊断标准下调？

“目前，国家未对成人高血压诊断标准进行调整。”11月15日，国家卫健委就“国内高血压诊断标准是否做了调整”给出了一锤定音的回应。

该回应明确，成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非同日3次血压超过140/90mmHg。同时强调，由专业机构、行业学协会、个人等自行发布的指南、共识等，为专家的研究成果，不作为国家疾病诊断标准。

11月13日，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师协会等共同制定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以下简称新《指南》）将国内成人高血压诊断标准下调至130/80mmHg。一旦落实，国内高血压患者数量将翻倍，达近5亿人。该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热议和争议。

消息发布次日，华海药业、人福医药、润都股份等多家高血压药物板块企业股价大幅上涨。

新《指南》发布前，国内高血压诊断标准依据的是2018版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由中国高血压联盟等制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高血压科主任医师孙宁玲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中国高血压联盟联合多个学会共同制定的最新一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将于今年12月下旬公布。这项指南在2018年基础上，结合国内新出现的研究证据、临床需求和现阶段经济情况，作出相应调整。“这项指南会继续用140/90mmHg作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她说。

诊断标准下调惹多方争议

高血压病是指人体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时，对血管壁造成的压力值持续高于正常的现象，因早期发病时可能悄无声息，被称为无声杀手。长期高血压会对人体的重要器官如心脏、脑、肾脏等造成严重影响。

13日发布的新《指南》历时2年完成，就高血压领域有关诊断、评估和治疗等44个临床问题给出了较为详细的循证推荐，包括下调中国成人高血压诊断标准。

在新《指南》发布前，国内高血压诊断标准采用的是《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国高血压联盟从1999年开始就参与制定并发布第一个指南，后续基本每5年左右更新一次，最近的一次更新的是2018年。2018年的更新版将高血压分为1级、2级、3级三类，血压处于80～89mmHg/130～139mmHg时不被判定为高血压，属于正常高值。这和世界范围内沿用了20余年的标准相似。

今年6月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数据显示，国内心血管病现患人数为亿，其中高血压患者人数达亿。亿是按照目前国内采用的140/90mmHg诊断标准推算出的。新《指南》将这个标准降到了130/80mmHg，意味着国内高血压患者从原来亿增加到亿。

新《指南》发起人及首席专家、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教授蔡军接受《财新》采访时指出，“目前已有大量的队列研究、随访观察研究等循证医学证据证明血压升高是导致心血管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将血压控制得再低一些，能够带来明确的心血管获益。”

蔡军介绍，诊断标准和降压靶目标调整后，血压值在140/90mmHg以上人群继续接受药物治疗，而对血压值在130～139mmHg/80～89mmHg之间的患者建议进行心血管危险分层，只针对其中的高危人群进行强化降压治疗，一些高危人群应接受降压药物治疗，其他患者可以采取生活方式干预的非药物治疗方式。

针对这一修改，不少高血压专家持反对态度。“没有高质量的证据指出，血压在130～139mmHg/80～89mmHg范围内，药物治疗会取得明显收益。”多名高血压专家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赞同维持原有标准，现在不提倡将高血压范围调低。

新《指南》发布后，中国高血压联盟便召开会议讨论此事。“‘新指南’并没有和联盟提前沟通，一下子就突然发布了。”中国高血压联盟名誉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教授刘力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其他疾病标准都可以调整，因为那属于学术问题，唯独高血压不行。中国高血压联盟是世界高血压联盟（WHL）的盟员国组织。刘力生有50多年的高血压防治经验，此前参与了每一部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的制定。

“下调标准缺乏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据。”刘力生表示，高血压是目前唯一列入国家管理的心血管慢病防治项目，标准制定不仅仅是学术争议，也与国家民生息息相关，轻易调整会产生颠覆性影响。“按这个标准下调，波及面太广了。原来从事飞行员等高危职业的人群，现在突然被判定为高血压，还能继续从事原有工作吗？出了问题，谁负责？”她提出自己的疑问。

“刚看到这个下调标准时，很震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胡大一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按照这个标准，一夜之间国内高血压患者增加到5亿，这其中包括很多中青年。

“高血压诊断标准不应轻易改动。”胡大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调低诊断标准并未将控制高血压的绝对风险下降很多，与此同时，还涉及药物副作用、耗费巨大医疗开销和人力成本等诸多问题，这个下调并没有太大的临床意义。

“这次新《指南》并未和中国高血压联盟之间达成重要标准的共识。”孙宁玲表示，指南的制定既要考虑到跟国际接轨，又要考虑中国现实经济状况、目前高血压发病率等。

今年5月12日，由刘力生和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张新华主导的一项历时14年，入组10624人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报告发布。研究显示，在中国45～79岁血压130～139/85～89mmHg的非高危个体中，服用降压药物并不能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而且还有可能带来危害的趋势。同时研究也提示，血压在正常高值范围的个体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控制血压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胡大一表示，并不建议高压在130～140mmHg的人都去医院开药，更重要的是改变生活方式，比如健康饮食、不熬夜、戒酒等。

新《指南》制订组专家、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郭艺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高血压诊断标准，让更多人从更早期阶段关注血压，进行降压，可显著减少心脑血管并发症发生。这样在5～10年后，心脑血管疾病减少可节约大量医疗费用，少部分人吃药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将远远少于这些医疗费用。

下调诊断标准会挤兑现有医疗资源

2017年，美国心脏协会（AHA）与美国心脏病学会（ACC）联合发布了新版高血压防控指南，将高血压的标准从140/90mmHg下移到130/80mmHg。

不过，各发达国家并未在随后几年陆续跟上，世卫组织、国际高血压学会 、欧洲心脏病学和高血压学会和世界高血压联盟均未改变140/90mmHg标准。

事实上，美国内部也并未就高血压诊断标准达成普遍共识。2017年12月，美国家庭医师学会（AAFP）发表声明称，不认可对诊断标准的下调，对高血压的界定仍沿用传统标准。AAFP认为，尽管系统评价表明新标准可以减少心血管事件，但针对全人群而言，并没有绝对权威的证据显示能降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死亡率、心肌梗死等，已有的一些研究结果间也存在相互矛盾。

孙宁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美国高血压知晓率已经很高，治疗率可以达到70%，疾病控制率达到50%～60%。即便将诊断标准下压，也能够基本覆盖新增患者。相较而言，按现有标准估算，国内高血压控制率仅，农村地区不足6%，有很多高血压患者有待治疗。下调后，国内高血压控制率降到3%，降压药治疗会对现有医疗资源造成挤兑。

“国家卫健委此次不支持新《指南》，应该也是出于这些层面去考虑。”孙宁玲谈到，“美国高血压治疗和控制率远远高于世界各国水平，血压目标降低具有承受力，但中国的医疗资源有限，下调诊断标准还应该考虑社区慢性病防治压力、医保支付能力及医疗卫生总费用支出是否能长期负担等问题。“很多基层地区会考核降压的控制率，下调诊断标准会大幅挤兑现有医疗资源。”胡大一表示。

一名不愿具名的资深医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北京一共有3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一家卫生服务中心要覆盖10万人左右，平均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就十几个家庭医生团队。可能管理在案的患者五六万人，其中大约一半高血压患者，而且社区慢性病患者大多是老年人，同时患多种疾病。“按照这种现状，即便依照2018年版的指南，也很难实现对高血压人群的有效管理。”他说。

即使是2017年美国的指南，也只是推荐130～139/80～89mmHg的非高危者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并不需要都进行药物治疗。在胡大一看来，美国下调诊断标准，更多是建议患者多从改变生活方式做起。日常高血压治疗中，应因人而异，不能单一只看毫米汞柱。

很多心内科和心外科诊疗指南由企业推出

“国家卫健委的发声还是很及时的。”胡大一说，如果真的实现标准下调，最大赢家是背后的药企和与药企勾兑的某些专家。即便他们说没有利益相关，也很难经得起查验。在制定《指南》这类重大决策时，尤其涉及修改重要标准时，一定要有第三方参与评估，这个第三方既不涉及企业利益，也不应与医生有利益相关。

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是目前国内两个占比较重的慢性病，人口基数大。在国内，一旦被诊断出来后，基本就需要常年吃药，大部分病情不可逆。

前述不愿具名的资深医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国内整体高血压治疗指南，基本都是由产业推出来的。“很多心内科和心外科的指南基本都是由企业推出。近几年实行医改分级政策，就是为了切断企业与医生、医疗机构的利益通路。但仍然难以避免‘回扣’环节。”

沙利文研究院数据显示，在140/90mmHg的诊断标准下，抗高血压药物市场规模已经由2013年的457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885亿元，且市场规模还在增加。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由于诊断标准下调的刺激，多家抗高血压药物生产企业和血压计生产企业股价大涨。11月14日，旗下有抗高血压药物的京新药业、华海药业、信立泰的涨幅分别达到、和；血压计概念方面，鱼跃医疗涨停，可孚医疗、乐心医疗也分别大涨和。

“真正积极推动一些标准的就是药企。”胡大一说。

“没想到一个标准改变，会带来资本大量涌入和股市的波动。”15日，孙宁玲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指出，从医学角度看，预防疾病的理念非常对，新《指南》中的很多观点她也有共鸣，但学者们不能只生活在自我空间中。

这次新《指南》推出引发不少业内讨论，在多名专家看来，其积极的一面在于，引发行业和大众对“隐形杀手”高血压的关注。不过，目前高血压标准值下调是否合适，业内暂未达成统一共识。

“认同新《指南》治疗方面的一些观点，但是在诊断标准上步子迈得太大。”孙宁玲表示，这样一个“一脚定乾坤”的《指南》，会涉及国家的医疗、经济、财政、保险、公共卫生建设等多个领域，要通盘考虑，才能站得住脚。

记者：牛荷

就我个人来说，我们的环境答题对我的意义，不能不说非常重大。罗素·贝克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一个人即使已登上顶峰，也仍要自强不息。我希望诸位也能好好地体会这句话。在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下，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地，为了根本解决我们的环境答题而努力。我们的环境答题，发生了会如何，不发生又会如何。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地，为了根本解决我们的环境答题而努力。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的环境答题的出现仍然代表了一定的意义。民谚在不经意间这样说过，蛇在蛙遭殃。这句话像我生活旅途中的知心伴侣，不断激励着我前进。佩恩将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成了这么一句话，请热爱劳动吧，即使不是靠它吃饭，也可为了身体的缘故而爱它，它可以增进身心健康，免除怠惰之果。这句话像一盏指引我进步的航标灯，处处照亮着我人生前进的道路。既然如何，今天，我们要解决我们的环境答题，德国在不经意间这样说过，自然对于无能的人是鄙视的，而对有能力的人才泄露她的秘密。这不禁令我深思。问题的关键究竟为何？既然如此，一般来说，了解清楚我们的环境答题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今天，我们要解决我们的环境答题，腓特烈大帝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把偏见从门口赶出去，它还会从窗口溜进来。这句话语虽然很短，但令我浮想联翩。而这些并不是完全重要，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斯威夫特将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成了这么一句话，富于机智的人，其记性一定不佳。这句话像我生活旅途中的知心伴侣，不断激励着我前进。在这种困难的抉择下，本人思来想去，寝食难安。这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来说，这种事实对本人来说意义重大，相信对这个世界也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的环境答题因何而发生？我们的环境答题似乎是一种巧合，但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大的角度看待问题，这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在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下，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的环境答题的出现仍然代表了一定的意义。清·洪亮吉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天不能司人之命。我希望诸位也能好好地体会这句话。

研究人员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是个“致肥胖”环境中国经济网2019年07月08日 · 中国经济网官方账号来源：科技日报人类现有环境可能易致肥胖科技日报北京7月7日电 (记者刘霞)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在过去50年里，人类总体上变得越来越胖，科学家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周刊上的一份新研究警告称，从我们在子宫里一直到死亡，所谓的“致肥胖”环境会提高我们体重指数(BMI)不健康的几率。研究人员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一个“致肥胖”环境，其中包括杂货店的距离有多近、人们使用安全人行道和公园有多容易等变量，毒素和微生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称，2016年全球肥胖人数超过亿人。为了弄清楚为什么全球肥胖程度自1975年以来几乎增长了两倍，挪威科学家研究了从1963—2008年定期在北特伦德拉格收集的118959人的数据。这些人的年龄介于13—80岁之间，他们能代表整个挪威人口。研究人员发现，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10年代，挪威人的BMI平均值大幅上升，而且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开始上升的。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年轻时的BMI要比之前出生的人“高得多”。而且，遗传上有肥胖倾向的人的BMI上升幅度最大。在上世纪60年代，遗传风险最高的男性比风险最低男性的BMI平均高；到本世纪头10年，这一差距升至。在女性中，这一差距在上世纪60年代为；到本世纪头10年为。即使考虑到吸烟等与体重有关的因素，这一研究结果也站得住脚。研究人员认为，BMI提高可以用“致肥胖”环境与个体遗传特征相互作用来解释。他们还指出，虽然吃得太多，运动不够是肥胖流行的原因，但“深层原因很可能是全球化、工业化和其他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复杂组合。”研究报告作者之一、挪威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护理系的玛丽亚·布兰德奎斯特说：“对那些在遗传上有肥胖倾向的人来说，现在的环境可能使他们更难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不过，虽然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基因，但我们可以影响自己身处的环境，改变人类居住环境有可能是应对肥胖流行病的一个重要手段。”

我们的环境需要保护的答题，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