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名人思想研究论文

曾国藩，湖湘文化精神的精髓是锐意进取，勇往直前，曾“内圣外王”的思想理念正是这精髓的最高境界。

据文献记载，湖湘文化起源于炎黄文化、炎帝神龙氏古文化。还包括楚文化。 湖湘文化，在千年书院的学府里，形成了独特而又深厚的湘楚文化。在千年书院的门联上有一幅千古腹论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在这幅著名的历史门联中，似乎也能想到湖湘文化与楚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史书记载，湖湘文化的传承与进一步发展，离不来楚文化的影响。也似乎说明了楚文化，在湖湘思想湖湘文化深入封建贵族和封建阶级统治下的农民阶级，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楚文化，作为历史文化里最重要的文化，也是长江流域以南最为悠久的南方文化。从楚文化的形成来开，最主要的是离不开长江的滋润，以及荆楚盛产文人的现象，还有荆楚文化拥有沉厚的封建统治思想。一种文化的定格，要看这种文化的渗透力，以及这种文化的传播深度和在封建统治阶级里的禁锢推行，还要看这种文化在历史的背景以及其文化思想制度的环境。而湘楚文化的兴盛，也是湘江之水源远流长历史的基础下，而在湖湘大地上广泛传播，包括湖湘封建统治制度、湖湘民间的风俗习惯、湖湘的文化思想。 湖湘名人，作为湖湘文化形成的主力军，也作为湖湘思想文化的继承者，也作为湖湘思想制度根深蒂固的传播者。千年书院岳麓书院，在湖湘文化学术思想的萌芽中，提供了文化名人在湖湘讲学的好地方，南宋时期，理学学派的文人名人朱熹，来到了岳麓书院讲学，讲述理学的思想，讲述理学学派的哲学观念。作为南宋社会两位理学学者朱熹、张拭，在千年书院讲述不同于儒家思想、道教思想、墨家思想的理学理念，集合了南宋名士学者三千。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文化背后的性格化。而湖湘名人，在古代历史的学术思想中，比较甚少，而在近代我国文化领域更是独领风骚。在很多的文化名人中，湖湘只是在接受从外地拉的大学者，在这些历史名人中，有屈原、贾谊、杜甫、韩愈、范仲淹、秦观……一批批被贬的文人，他们的文化思想，在湖湘的中原地带，深深阐述了他们的湖湘思想。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身在其中的湖南人，都无不深受她的影响，接受她的洗礼，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打上她的烙印。对于许多湖南人来说，他们都因有这一文化的深厚底蕴而骄傲，而自豪。正是有了这一文化的熏陶，那些走南闯北的湖南人，才能演绎出自己光芒的人生，并为世人所敬仰，从这一意义上说，湖湘文化又超出了她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学的学术思想总是透露出湘人那种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三重演进与湖湘文化的因缘。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以后。历史上，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是一块"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那么，在这块"四塞之地"上如何会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项重大演进，这三重演进对湖湘文化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 魏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北方。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原文化本来产生于北方，自东晋以后到两宋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而文化也随之南移。特别是由于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断地骚忧，出现了两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致使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这迫使中原人士纷纷南下。于是，向来居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到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 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闽学、胡氏父子及张栻的湘学、陆九渊的象山学等等。 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南方繁衍、发展。最终，中国文化的这三重重要演进促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地方学术形态-----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并在日后大放光彩。

湖湘文化代表人物有，屈原、贾谊、欧阳询、毛泽东、蔡和森。

1、屈原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辞赋之祖”“中华诗祖”。

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2、贾谊 （汉代名士）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

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深受庄子与列子的影响。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3、欧阳询 （唐朝著名书法家）

欧阳询（557年—641年），字信本，汉族，唐朝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朝著名书法家、官员，楷书四大家之一。南梁征南大将军欧阳頠之孙，南陈左卫将军欧阳纥之子，南朝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出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

欧阳询与同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

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于初学者，号为“欧体”。

代表作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行书有《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书法论著《八诀》、《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 》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

4、毛泽东 （无产阶级革命家）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1949至1976年，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因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也被人们尊称为“毛主席”。

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也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5、蔡和森

蔡和森（1895年3月30日-1931年8月4日），字润寰，号泽膺，湖南省双峰县永丰镇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

蔡和森同志是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局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担任过中共中央代理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两广省委书记。

1895年3月，蔡和森出生于上海，后随母亲回到家乡湖南双峰。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

1921年10月，蔡和森从法国归来，在中共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并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又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在广州军政监狱，终年36岁。

2009年9月14日，蔡和森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屈原

百度百科—贾谊

百度百科—欧阳询

百度百科—毛泽东

百度百科—蔡和森

湖湘文化是华夏文化姹紫嫣红园地一朵绚丽的奇葩，它渊远流长，缤彩纷繁。“惟楚有材”，一代又一代杰出人物，宛如璀璨群星点缀在三湘历史的长空。他们既受到湖湘文化的哺育和陶铸，湖湘文化又因他们而得到传播和弘扬。晚清重臣左宗棠就是这个星群中耀眼的一颗，他的事功得益于承继湖湘文化传统，而他的经世思想又为湖湘文化添写了新的篇章。�历史上的湖湘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儒家以内圣外王为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主张道德培养与事功追求的统一。与中国其他区域的文化相比，经世思想传统在湖湘文化中表现特别突出。开创湖湘学派的宋儒胡安国，潜心研治《春秋》，奏称：“〈春秋〉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他著《〈春秋〉传》，便是出于“思济艰难”、感慨时事的现实需要〔1〕。胡安国子胡宏同样关注现实，志在经世，“口诵古人之书，目睹今日之事，心维天下之理，深考拨乱致治之术”〔2〕。张栻曾在碧泉书院师事胡宏，他他主持岳麓书院，反对以应付科举、猎取利禄为教育目的（“为决科利禄计”），以浸淫词章为教学内容（“习为言语文辞之工”），明确提出书院培养人才的目标，在于“传道以济斯民”〔3〕。岳麓书院传习理学，而以经世致用的学风著称于世，集中体现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及至近代，封建王朝步入末世，中国面临千年未有的变局，贺长龄、贺熙龄兄弟、陶澍、魏源等一批湘籍士大夫倡导经世致用，成为了19世纪中叶勃兴的今文学派一支中坚力量。陶澍主张“通经学古而致诸用”〔4〕。贺长龄委托魏源编纂煌篇巨制《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倡导经世，呼唤改革，“三湘学人诵习成凤，士皆有用世之志”〔5〕，这部著作为湖湘文化吹拂起一派新风。魏源是晚清经世派的杰出代表，针对当时社会文恬武嬉，日趋腐朽，他深叹：“愤而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6〕他和龚自珍在那“万马齐喑”的“可哀”时代，热切呼吁“自改革”〔7〕，振聋发聩，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左宗棠深受湖南乡邦先贤经世学风的熏陶。他早年就学张�创办的长沙城南书院，师从书院山长贺熙龄，并且参加岳麓书院所设湘水校经堂的学习和课试。贺熙龄“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对左宗棠尤加器重〔8〕，赋诗赞许他“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在诗题注云：“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9〕左宗棠也深受贺长龄和陶澍的感染，有机会饱读两家丰富的藏书，经世学识大为增进。他因贺长龄之托，在陶家作塾师八年，胡林翼说他“在文毅（陶澍）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议论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略，尤为近日楚材第一”〔10〕。贺长龄勉励他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11〕陶澍见他言论志向，也期许他“将来勋业当在我上”〔12〕。左宗棠对魏源更是服膺备至。他不但推崇《圣武记》“诚著作才也”〔13〕，而且认为“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魏源）与定庵（龚自珍），实则龚博而不精，不如魏之切实而有条理。……而《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14〕。�左宗棠早岁便怀经邦济世的志向，三次会试不第，写诗述怀：“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贾生空有乾坤泪，郑綮元非令仆才。”〔15〕他写下一副“志趣固不妨高”的名联激励自己和子弟：“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16〕科场偃蹇坎坷并没有令他灰心失意，避世隐居，相反地，他“益屏弃词章之业，刻厉于学”〔17〕。他曾自述：“山居无事，正好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皇朝经世文篇》、《五种遗规》两书，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18〕他钻研地理，绘制舆图；精读农书，作《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涉足军事学，探讨历代兵事；他还关注荒政、盐政、河政、漕运和时局形势。他痛感宋学空疏，汉学繁琐，嘲讽当时许多士子“博极群书，不知五谷；宁奔走于风尘，而怠荒于稼穑；名为学者，实等游民”〔19〕。左宗棠继承湖湘文化经世的传统；“穷经将以致用”〔20〕，是他治学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奠定日后功业的思想基础。�实现经世致用的理想，重在身体力行，不在空谈玄理。尚践履、重躬行，是湖湘文化基本精神所在。胡宏说：“学即行也。”“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21〕张栻说：“学贵力行。”“学者若能务实，便有所得。”〔22〕王夫之同样强调“君子之道，力行而已”〔23〕；“知而不行，犹无知也”〔24〕。�湖湘学者这种重践履、躬力行的务实精神，表现在内圣、外王两个方面。它既包括个人的人格修养，也包括应用世事的政治实践。修德和立政的统一，以儒家道德规范作为修身的圭臬，以经邦济国作为应世的目标，既讲求义理，又注重经济，是湖湘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陶澍认为为学“唯以实而不以华为能”，“有实学斯有实行，有实用”〔25〕，他主政两江，革除弊政，整饬吏治，推行漕务、盐政、河工等方面的改革不遗余力。魏源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26〕他指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27〕。联系实际，务实力行，是湖湘文化可贵风格的具体表征。�左宗棠告诫子侄：“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28〕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在他一生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中。前已述及，左宗棠早岁僻处山乡，即已致力于经世学问的探讨，出山以后，晚清的政治社会条件更为他提供了施展经世抱负的平台。张栻云：“儒者之政，一一务实。”〔29左宗棠正是认真务实的儒者：他总督闽浙，察吏惩贪，兴利除弊；经营西北，修渠、治道、筑堡、栽树；主政两江，治理淮河以灌田济运，增复盐引以裕课便民，增制船炮以加强防务。凡此种种，都表明他为政一方，关心民瘼，致力于办实事，求实效，绝去浮靡，不务粉饰。他促成新疆建省、台湾改制，也莫不是从他对西域边疆和东南海防的实际情况出发。他在建议试造轮船奏中称：“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30〕他以“求是堂艺局”命名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表明他对实事求是精神的追求。在《〈海国图志〉序》中，他进一步阐述“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乃是西方科学技术“日新而月有异”的根本原因〔31〕，表现出对西方务实学风的高度赞赏。直到临终遗疏，他还在呼吁“上下一心，实事求是”〔32〕。左宗棠的整个政治生涯凸现了湖湘文化这种浓烈的务实精神。�经世思想既然要求面对现实，而现实却非一成不变，停滞不前，它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因此，通经致用必然要求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摈斥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求新求变的变革精神始终贯穿于湖湘文化传统。王夫之将变革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说：“道莫盛于趋时。”〔33〕“趋时应变者惟其富有，是以可以日新而不困。”〔34〕魏源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为学。”〔35〕他鼓吹：“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36〕这与胡宏“大变革之者，其功大；小变革之者，其功小；不变革者，必沦胥以亡”〔37〕，前后呼应，如出一辙。魏源根据西力东侵、国门开启的新形势，向国人介绍世界知识，提出筹海制夷的纲领，将经世与变法、变法与学习西方结合起来，将晚清经世思潮提高到新的阶段。�左宗棠同样强调中国要变法图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他十分形象化地阐明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必要性：“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的结论是：“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38〕他截铁断钉地指出：“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其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39〕��突破传统的巢穴，冲决固有的桎梏，变革要求勇于进取、敢为人先，这种勇敢开拓的精神是湖湘文化又一熠熠生辉的亮点。向西方学习，除了需要敏锐的思想认识，更需要力排众议、摆脱阻力的勇气和魄力。从林则徐、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他们的时代，顽固守旧势力盘根错节，“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何必师事夷人”之类论调，依然充斥朝野上下的舆论〔40〕。向西方学习，——虽然还只能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器物层次，但它反映了时代的迫切要求，是当时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魏源在举世以谈洋务为耻的氛围中，突破“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力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左宗棠自诩是魏源主张的继承者，将自己试造轮船看作是魏源主张的实践——“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41〕。他说，“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他乐观地预见，学习西方的风气一开，“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不但船坚炮利可以制海寇，即分吾华一郡一邑之聪明才智物力，敌彼一国而有馀。行之数年，……尚何外侮之足虑乎。”〔42〕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与曾国藩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同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嚆矢；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则是中国第一所培养制造和驾驶轮船的学校；他设立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和甘肃织呢局，在落后的西北，揭开了工业化的序幕；他第一个用机器凿井、治理泾河，则为中国水利近代化的先声。左宗棠大胆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人员，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和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开拓创新的精神使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共同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湖湘文化这种勇于任事、敢为人先的精神，是和湖南人坚强不磨的刚毅性格分不开的。湖南人的性格，《史记》言其“剽悍”，《隋书》谓为“劲悍决烈”〔43〕，近代梁启超则称“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44〕湖湘文化培育出来的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涵是积极的人生观，是强烈的权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45〕。这种性格在左宗棠身上有鲜明的体现。他恃才傲岸，好胜负气，尝自称：“仆早岁志大言大，于时贤所为多所不屑。”〔46〕他自比诸葛亮，治军事与郭嵩焘以“老亮”、“新亮”相称〔47〕。1859年初，左宗棠起用之前，咸丰帝和郭嵩焘有一段对话，鲜明刻画出左宗棠的倔强性格。咸丰帝问：“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缘故？想系功名心淡。”郭答：“左宗棠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合，所以不肯出。”咸丰帝说：“趁此时人尚强健，可以一出办事，也莫自己遭蹋。汝须劝劝他。”郭答：“臣也曾劝过他。他只觉自己性太刚，难与时合。”〔48〕左宗棠雄杰自喜，俯视流辈，特立独行，大开大阖。他年近古稀，犹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率兵西征，豪迈不减当年。曾、左晚年不和，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写了一副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挽联既颂逝者、又复自谴责。虽然两人“所争在谋事之大，而不及其私事”，左自称“晚以议论时事，两不相合”，彼此“非好相攻击也”〔49〕。《花随人圣庵摭忆》作者云：“予颇疑曾文正为一极深沉有心术之人，性毗阴柔，实师黄老。而左文襄则为阳刚，好大言出奇计之人，但粗豪耳。两人赋性绝不同，故不易��合。”〔50〕性格的差异毕竟也是两人不和的一个原因。�湖湘文化激荡着爱国精神，绵延不绝，它推动湖南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赴汤蹈火，前仆后继。这种爱国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远溯屈原，屈原孤愤沉湘，《离骚》哀叹：“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屈原以“皇舆”指他所忠爱的楚国。宋代胡安国、胡宏父子，张�和他的岳麓弟子，也都力倡民族大义，坚决抵抗金人南侵。“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51〕明清之际，王夫之奋举义旗，抗清救亡；其后隐居荒山，通过著作对朱明覆亡作理性反思，抒发眷念故国的沉痛情怀。�在崇尚理学的湖湘文化熏陶下，左宗棠心目中的爱国也是等同于忠君，他的爱国思想与理学坚持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纲常联系在一起。正是为了维护清皇朝的统治，他效力朝廷，成为残酷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的一名主将。然而在他的时代，列强步步进逼，民族危机严重，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成为时代主要的历史任务。外国侵略和边疆衅端，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君国之忧”。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只是一名偏僻山乡的私塾教师，却密切关注战局发展。他在写给老师贺熙龄的信中一再诉说，自己“埋头牖下，如蛰瓮中，军中议论，末由闻问”，见到“洋事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山居无聊，言念时艰，不胜愁愤”〔52〕。战争的失败，《南京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为他“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53〕。他痛斥琦善“奸谋误国，贻祸边陲”，主张将其斩首，“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54〕；一直到40年后，他仍然愤慨于“洋务实坏于伊手，固为正论所不与”〔55〕。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在湖南巡抚幕府，他同样痛心疾首英法联军侵犯京畿：“夷务屈辱至极，恐将更有不堪者然。”〔56〕《北京条约》签订后，他说：“銮舆返宫，根本幸尚无恙，然辱甚矣。”〔57〕痛恨之情尽显笔端。俄国侵占伊犁，新疆危急，他已年逾六旬，衰病侵寻，依然义不容辞西出玉门，他在给刘锦堂的信中写道：“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58〕南疆底定，他表示：“吾辈数书痴一意孤行，独肩艰巨，始愿亦何曾及此！而幸能致之者，无忌嫉之心，无私利之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59〕。这与他一向服膺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或福趋避之”崇高的爱国精神先后辉映。中法战争时期，他奉命与彭玉麟筹划海防江防，他告诉家人：“我与彭宫保（彭玉麟）乘坐舢板督阵誓死，正古所谓‘并力一向，千里杀将’之时也。”〔60〕他感慨海上用兵以来，“议论不协，勇怯不齐”，文如林则徐，不幸为忌者所间，武如陈化成，以身殉国，上奏表示：“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茅沙总要隘口，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61〕拼命疆场、视死如归的气概。他的诗句：“人生堕地必有死，死者体魄同蜕委。所贵浩气万古存，能塞苍冥立人纪。”〔62〕这不禁使人联想起文天祥千古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它们同样是对浩然正气的讴歌。�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去世，此时《中法和约》刚签订不久。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令衰朽残年的左宗棠满怀悲愤，终生遗憾。他在遗折中写道：“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他分析战后形势，指出各国虎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他再一次呼吁：“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63〕。他在弥留之际仍然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表现出无限的关注和深深眷恋。�左宗棠的经世思想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为了挽救皇朝命运，追求国家富强，他务实求变，开拓进取，发扬了儒家匡时济民的经世精神。他的毕生事功使经世致用、开拓求新的湖湘文化光大发扬；他不但在言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引进西学，将西学融入传统经世之学，更赋予湖湘文化以新的时代内容。�虽然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倡导者一样，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引进西学，他们学习西方，只是停留在器物层面，没有也不可能触及封建政治体制，但是它毕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使中国终于跨出了闭关锁国的门槛。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突破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藩篱，在批判洋务运动的声中蓬勃兴起。是湖湘文化又一次以其求新求变和爱国精神，使继洋务运动而起的维新运动在湖南大地上生气勃勃，如火如荼，走在全国的前列；湖湘文化的传统得到了又一次新的发展和张扬。�一位左宗棠传记的作者说：“时代造就了左宗棠，而左宗棠也没有负于他所处的时代。”〔64〕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湖湘文化造就了左宗棠，而左宗棠也没有负于培育他的湖湘文化。��注释：�〔1〕“胡安国传”，《宋史》，卷435，列传19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册，第10074页。�〔2〕“书·与吴元忠四首”，《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7—108页。�〔3〕“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南轩文集》，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绵邑法墨池刻本，卷10，第1页。�〔4〕“尊经书院课艺序”，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清道光二十年（1840）两淮淮北士民刻本，卷37，第38页。�〔5〕“近代人才之培植”，黄�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08页。�〔6〕“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7〕龚自珍“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见“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8〕左孝同《先考事略》，引自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8页。�〔9〕“舟中怀左季高”，贺熙龄《寒香馆诗钞》，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卷4，第3页。�〔10〕“上程晴峰制军（�采）”，胡林翼《胡文忠遗集》，同治三年（1864）武昌节署刻本，守黔书牍，卷2，第31页。�〔11〕“请将前任云贵总督贺长龄事绩宣付史馆并准入祀湖南乡贤祠片”，《左宗棠全集·奏稿七》，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04页。�〔12〕李伯元《南亭笔记》，卷8，江苏古籍书店2000年版，第103页。�〔13〕“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14〕“答陶少云”，《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页。�〔15〕“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56—457页。�〔16〕“联语·331家塾”，《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69—470页。�〔17〕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7页。�〔18〕“与陶少云”，《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19〕“与张玉夫”（丙午），江不平校订《左宗棠家书》，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版，第9页。辑入《左宗棠全集·附册》，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20〕“会试文·癸巳科第一问”，《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06页。�〔21〕“知言·中原”，《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页。�〔22〕胡广等纂修《性理大全》，卷49，第4页，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3061页。�〔23〕“论语二十”，王夫之《四书训义》，卷24，《船山全书》第7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998页。�〔24〕“论语五”，王夫之《四书训义》，卷9，《船山全书》第7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408页。�〔25〕“钟山书院课艺序”，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清道光二十年（1840）两淮淮北士民刻本，卷37，第38页。卷37，第36—37页。�〔26〕“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页。�〔27〕“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28〕“与癸叟侄”，“与孝威”，《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21页。�〔29〕“与施蕲州（少路）”，张�《南轩文集》，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绵邑法墨池刻本，卷26，第1页。�〔30〕“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63页。�〔31〕“《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6页。�〔32〕“遗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04—605页。�〔33〕“思问录内篇”，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416页。�〔34〕“张子正蒙注卷七·大易篇”，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76页。�〔35〕“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7—48页。�〔36〕魏源《圣武记》卷7，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6页。�〔37〕“中兴业·易俗”，《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8页。�〔38〕“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63页。�〔39〕“答陈俊臣”，《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17页。�〔40〕倭仁奏，《筹办夷务始末》，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本，同治朝，卷47，第24页。�〔41〕“《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7页。�〔42〕“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75—576页。�〔43〕《湖南通志》，光绪十一年刊本，引自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46页。�〔44〕“南学会叙”，“饮冰室文集之二”，第66页，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册。�〔45〕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48页。�〔46〕“答陶少云”，《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95页。�〔47〕“名贤手札跋后”，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光绪壬辰（1892）刊本，卷7，第20页。�〔48〕《郭嵩焘日记》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204页。�〔49〕李肖聃《湘学略·曾左学略第十五》，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7页。�〔50〕“曾左赋性各异”，黄�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3页。�〔51〕“丽泽诸儒学案序录”，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7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34页。�〔52〕“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8、21页。�〔53〕“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54〕“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55〕“与陕甘总督谭文卿制军”，《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732页。�〔56〕“答胡润之”，《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57〕“与孝威”，《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4页。�〔58〕“与刘毅斋京卿”，《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59〕“答刘克庵”，《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页。�〔60〕“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41页。�〔61〕“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62—263页。�〔62〕“题王君遗像有序”，《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62页。�〔63〕“遗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04页。�〔64〕孙占元《左宗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曾国藩，湖湘文化精神的精髓是锐意进取，勇往直前，曾“内圣外王”的思想理念正是这精髓的最高境界。

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

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

文化渊源：

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

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

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