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论文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其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效率促进和质量提高的特殊作用,服务贸易研究成为世界性的前沿课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服务贸易论文，供大家参考。

服务贸易论文 范文 一：我国企业服务贸易下税收政策论文

一、服务贸易相关产业的税收政策有待完善

(一)旅游业的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规定是2008年修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第五条第二款。明确以全部价款减除可扣除的费用之后作为营业额，适用税率为5%。旅游业相关税收政策存在以下不足。1.旅游涉税政策单一，但影响行业税负因素较多。旅游涉税政策主要就是营业税暂行条例，缺少对整个行业上下游及周边服务行业一起考虑的综合性政策。与旅游相配套的包括吃、住、行、娱、购等各行业，而这些相关行业税负的叠加也将间接带动我国旅游业的税负上升。对以门票收入、代理收入缴纳营业税的企业，因自身业务开展而发生的费用无法在流转税环节扣除，存在重复征税的可能性。2.旅游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对于旅游消费者而言，在境外旅行购物时，一般都会考虑购物的免税或退税政策，而在国内旅游购物税收政策较少，仅为海南省离岛免税政策和上海在世博会期间的世博园区相关政策。对于旅游服务的开发和提供者而言，可以享受到的旅游行业税收优惠政策也十分有限。

(二)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目前，对交通运输业已实施征收营业税向征收增值税改革，税率从营业税3%变为增值税11%(小规模纳税人3%)，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不足在于以下两点：1.交通运输相关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较少。税收政策对于交通工具装备制造、国际运输服务公司背后的支持或辅助等行业的扶持有限。例如研发费用中，用于营业税项目的原材料消耗进项税额不能扣除;还有对基于互联网商务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物流业，其相应的仓储厂房可享受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优惠等较少。2.船舶登记政策、船员优惠政策力度较小。船舶购置往往金额巨大，购进时的关税、进口增值税等税收成本较高，对中方所有者的“方便旗”船舶进行单独发文的税收减免力度较小。此外，中方船舶往往青睐于雇佣中籍船员，但我国对于中籍船员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

(三)与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政策待完善

与企业走出去密切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是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及在 财税 [2009]125号文件中详细规定了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此外，尽管已与一百一十多个国家签署税收协定，但也有尚需完善之处。一是需要用实物及配套服务等形式出资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若不具备出口经营权则不能享受增值税免抵退政策。二是对于境外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这使得企业在应对不可预见的经营风险时，容易遇到资金瓶颈。三是对于国家鼓励支持、或战略需要、以及具有明显贸易创造效应的被投资企业，其经营产品(如矿石、原油等)或服务的进口没有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减免。

二、提升服务贸易相关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策部署，推进金融、 教育 、 文化 、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需要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加快推进“营改增”步伐，使增值税进一步扩围到服务贸易相关领域

对服务业课征增值税是国际较为通行的做法。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项目中的旅游、建筑、 保险 、金融尚处于应纳营业税范围。今后，对已经适用增值税的服务项目中，需要在退税政策方面予以创新，探索适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免抵退税政策;对于尚未达到条件扩围入增值税范围的如金融、保险等服务应当考虑给予跨境服务减免营业税;探索不限于技术性离岸服务外包的增值税免税政策。

(二)构筑有助于服务业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

从有助于服务业发展出发，针对服务业产业链各环节，构筑和完善相关的税收政策。比如：促进旅游业发展，可参考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的优惠政策;给予旅游业企业在品牌推广、服务提升等方面研发支出予以加计扣除。重视如旅游、船运、航空等行业从业人员的培养，给予特定职业或岗位个人所得税优惠。为激发旅客购物需求，除机场免税购物以外，可在部分城市试点境外游客购物退税政策，并考虑在合适的旅游景点推广。

(三)进一步完善鼓励企业走出去相关的税收政策

对风险投资型、资源获取型、贸易互补型、实物输出型等不同特征投资形式，针对性地制定优惠政策。如对海外非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给予一定比例的免税额度;被投资企业的当地产品进口时减免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国内企业以实物及相关服务出口投资给予增值税出口退税认定等。考虑到汇率波动对大额交易可能产生的影响，允许企业选择一定时期内最优汇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不以避税为目的企业利润留存给予一定的免税期限，以提高企业在当地再投资和扩大生产经营的能力;用已征收税款建立应对海外投资综合风险的税款资金池，在企业遇到对应风险项目时，给予适当退税帮助。

服务贸易论文范文二：CEPA实施对服务贸易合作的影响

CEPA实施对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受内地市场准入限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的发展远远滞后于货物贸易[1]。1995年，香港输往内地的港产口占香港外发加工贸易的比重为，而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出仅占香港服务总输出的。此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服务贸易逐渐出现上升趋势，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更加紧密。至2000年，中国内地首次取代美国成为香港的第一大服务贸易输出地和输入地。

在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顺利发展以及香港服务经济与内地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背景下，CEPA出台对于加快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的促进效应受到广泛关注。CEPA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两地实现货物贸易零关税、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以及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内地对香港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主要涉及的42个行业，包括管理咨询服务、会展服务、 广告 服务、会计服务、建筑及房地产、医疗及牙医、分销服务、物流、旅游、银行、证券及期货等服务行业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服务行业的开放方式主要为两种：一种是完全开放，即以独资的形式从事特许经营，如物流、零售服务等;另一种是以比世界贸易组织更低的门槛进入内地市场开设分去机构，如银行及保险。2004年CEPA实施以来，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出与输入上升趋势更加显著,特别是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入。近年来，香港与内地互为双方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且继续保持着上升趋势。2004年以前，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入基本处于持平状态;2004年以后，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入明显上升。从服务贸易总量分析，2010年，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出额为2305亿港元，是2004年CEPA开始实施时服务输出额的两倍，占香港服务输出总额的;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入额为1047亿港元，占香港服务输入总额的。从服务贸易部门类别分析，香港自内地的服务行业进口基本保持稳定，2004~2007年，香港自内地的商贸服务、旅游服务、运输服务进口额在香港相应行业服务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保持在45%、30%、25%左右。除旅游服务外，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主要是运输贸易和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这两项服务贸易的发展和香港对内地(特别的珠三角地区)的直接投资及由此形成的“前店后厂”产业分工格局密切相关，同时与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地位密切相关[2]。

实证分析

1理论基础

CEPA虽然没有对外设立统一关税，但其零关税、开放服务贸易等规定同样适用关税同盟理论。维纳提出用“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来衡量关税同盟的效果。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于关税同盟国之间取消了关税，从而引起的在本地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被同盟国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所取代，因而新的贸易在同盟国之间被创造出来。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同盟国之间的关税保护相当于对非同盟国的减税歧视，使得原来来源于生产成本较低的非同盟国的产品转而向生产成本较高的同盟国转移。

2模型构建和数据采集

巴拉萨模型是研究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经典模型。该模型假定：区域贸易合作之前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是固定不变的，区口需求收入弹性大于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则表明存在贸易创造效应;当区域外贸易合作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小于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则表明存在贸易转移效应。本文试图运用巴拉萨模型对CEPA实施前后香港和内地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比较，进而得出两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为方便检验CEPA实施前后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本文在巴拉萨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D，CEPA实施前D=0,实施后D=1。本文选取1995～2010年的香港服务输入、香港来源于内地服务输入和内地服务总进口值作为样本进行计量分析。其中，香港相关服务贸易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内地服务进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服务贸易统计年鉴。因内地按来源服务输入尚未进行统计，本文采用香港政府公布的按目的地划分的至内地服务输出值来代替内地区域内服务进口值。

3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软件对应用的巴拉萨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各回归方程F检验结果显著，拟合优度在以上。从表1可以看出，CEPA对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不同。CEPA实施后，香港的服务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均大于CEPA实施前，说明香港存在总服务贸易创造效应，但不存在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具体地讲，香港总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增加了，而区内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降低了，说明香港从内地进口的一部分服务产品大于本地生产。区外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上升了，表明香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成本低于内地的服务贸易。内地的总服务贸易创造效应明显，但同样不存在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内地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加了，区内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降低了，说明内地从香港进口的一部分服务产品成本大于本地。CEPA实施后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比CEPA实施前高，所以内地没有以香港的服务贸易来替代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可见，香港与内地仍未充分享受到CEPA的优惠政策。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香港与内地服务业发展状况和分部门服务业出口竞争力优势的分析表明：香港与内地在交通运输、旅游及金融等服务贸易方面有较强的互补性。在内地有明显比较劣势的交通运输和金融方面，作为国际转口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的香港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在香港有明显比较劣势的旅游领域，内地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在服务产业结构上，香港的会展、中介等领域的丰富 经验 、优秀人才及国际标准能够弥补内地的相应不足。因而，CEPA的实施会有利于两地经济的发展。根据数据统计，香港与内地的贸易依存度在逐年增加，服务贸易关系更加紧密。然而通过巴拉萨模型检验发现，香港与内地仅存在总的贸易创造效应，而不存在区内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表明CEPA的实施效果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服务贸易领域还未充分体现。香港与内地之间服务贸易受内地市场制度、政府壁垒等因素限制仍需大力推进CEPA的各项政策实施，加快内地与香港在服务业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对接与资源整合。不同社会体制和法律体制、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等均会造成两地服务业合作在实际操作中的障碍，例如法律制度、会计准则等。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加强对CEPA优惠 措施 的落实，进一步改善内地经济环境，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港商向内地扩展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2)虽然CEPA降低了香港服务贸易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槛，但是审批程序的耗时耗力，在操作过程中的不规范大大削弱了CEPA对两地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3)作为亚洲金融中心，香_特的金融优势应发挥在服务贸易领域，尽快完善香港人民币清算体系，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消除服务贸易中不同币种的限制。同时，充分发挥香港的金融体系，香港银行应在内地增设营业机构和代表处，为内地企业提供先进的金融服务，加强两地在金融行业的服务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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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基础是产业内分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经济生活国际化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阐明了这个历史趋势是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发展的。产业革命即第一次科技革命塑造了19世纪的国际分工，即英国作为工业的太阳与广大农业和原料附庸之间的分工，从而就像《党宣言》所说，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第二次科技革命又导致了工业国之间的水平型分工。例如，英国的优势在钢铁、造船、采煤等工业，德国则擅长电气、化学等工业。二次战后，除了上述的垂直型和水平型分工，第三次科技革命又使国际分工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并占了主导地位，这就是产业内分工。过去的国际分工主要是要素禀赋所制约，现在科技优势足以减轻甚至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以至同一行业内的各个部门或同一企业内的各个分厂、车间和工艺流程，都可分散到全球部署定位，实现最优配置。产业内贸易便是上述这种分工的表现形式，这种贸易60年代以来发展十分迅速，从而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也得到了反映。1975年格鲁伯尔和劳埃德( and )的论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提出的定义和测量方法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产业内贸易就是一国同时既出口又进口某一同类产品，所谓同类产品则按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的三位数来划分。SITC将国际贸易中的商品分为10大类(Section)，大类以下分63个部(Division)，部以下又分为233个组(Group)，组以下再分为786个小组(Subgroup)，小组以下分为2000个基本项目(Item)。这就是说属于同一“组”的产品就是同类产品，但也有人采用较为宽松的划分标准，即以同一“部”的产品作同类产品。他们提出的计算公式如下： (Z[,i]+M[,i])-｜Z[,i]-M[,i]｜ B[,i]=—————————————————×100 (Z[,i]+M[,i])上式也可写作 ｜Z[,i]-M[,i]｜ B[,i]=(1- ————————————)×100 (Z[,i]+M[,i])在上式中，B[,i]便是反映产业内贸易的指标，称之G-L指数，在0-100间变动，愈趋向于100，表示产业内贸易水平愈高。i指产业，Z指出口额，M指进口额。他们和其他西方学者的研究都表明：(1)产业内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据经合组织的材料，1991年6个西欧国家的制造业中有60%以上是产业内贸易，另外6个西欧国家这一比重为50%～60%。(2)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远高于初级产品，最高的当推机械和运输设备以及化学工业，科技密集度愈高的部门，其产业内贸易的倾向也愈大。(3)一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内贸易水平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根据上述，我们可将世界G-L指数当作反映全球化的生产指标，因为G-L指数愈大，说明各国在生产专业化方面的相互依存度愈高。产业内分工的主要形式有同一产品不同档次、品质或仅仅是型号、规模不同的专业化，例如大量出口若干品牌的汽车，同时又大量进口另一些品牌的汽车。还有零部件或工艺流程的专业化，由各有关企业参加协作来完成最终产品。我国的加工贸易可说属于后一种形式，它是通过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装配而又出口来完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加工贸易发展迅速，80年代中期加工贸易出口额还只有56亿美元，在我国全部出口中也仅占18%，而一般贸易的比重则高达82%，但到1995年其金额增至740亿美元，10年内增长了12倍之多，比重也上升为50%，开始超过一般贸易；到1996年加工贸易金额增至亿美元，比80年代中期增长了将近18倍，比重约占57%。加工贸易在外资企业出口中的比重更高，而外资企业目前在我国全部出口中已占45%，其增长势头之强劲远胜于国有企业。因此可以说近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之所以能够持续地迅速增长，加工贸易是主要的支撑力量，它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工贸易扩大了我国的就业规模，据广东省公布，1997年全省加工贸易在全国加工贸易总额中约占55%，吸收了约1000万人就业，估计全国借此解决就业的人数约近2000万。加工贸易还带动了我国加工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某些制造业部门的成长，有的可说是从零开始的，例如，家用电器就是从组装起步，后来成长为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得以在较短时间内超过初级产品，这是与加工贸易的发展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加工贸易确实为我们参与并利用产业内分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加工贸易也给我们带来了困扰和矛盾，这主要与对外贸易中的双重机制有关。为了扶持加工贸易，对其所需的中间品免征进口税，同时各地区还有自己的优惠措施，于是就在一般贸易的促进机制以外，又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平行的加工贸易的促进机制，从而引发了以下矛盾：1.一般贸易的促进机制主要在于出口退税，实现零税出口，而加工贸易的出口只有在国内创造价值部分才给予退税，从原则上说，二者都是合理的，可以并行不悖。但当一般贸易的出口退税不能全部到位时，有的企业就会由一般贸易转向加工贸易，特别是那些需用高关税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的企业，将改做加工贸易，减少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这样就影响了国家的关税收入。2.如果加工过程集中在出口加工区或保税区进行，海关就便于实施有效的监管。但我国的加工贸易并无地域限制，从沿海到内陆，可谓星罗棋布，确实不易监管。再加外贸企业有经营权而缺乏加工能力，生产企业有加工能力而没有经营权，工贸脱节，漏洞不少，以致不法之徒有隙可乘，将保税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品在国内倒卖以谋取厚利。例如，1997年海关查获的走私大案中约有一半左右的金额是利用加工贸易渠道进行的。必须指出，以上的矛盾不是由加工贸易这个利用国际分工的形式本身所产生的，对于两种平行机制只要不断协调，统筹兼顾，使之保持恰当的平衡，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对于走私，中央已下定决心，全面进行打击，同时1997年银行建立了加工贸易台帐制度，海关和外汇管理局也进一步加强了加工贸易进出口的核销措施。因此，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非法活动正在受到遏制。当前加工贸易的主要问题在于本身还处于低级阶段，其特点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原材料和零部件依靠客户供应或自行从海外进口，加工装配后的成品又通过客户所掌握的销售渠道进入海外市场，我国企业只是发挥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收取有限的工缴费，而要创收更多的外汇，就只有大进大出。为了进一步利用产业内分工的潜力，分享更大的利益，必须加快加工贸易的升级，其关键是抓好中间品的进口替代，即以更多的国产成份取代外来的中间品，使产品的国际价值链中有更多的环节转移到国内，这不仅能提高产品的国内附加值，增加创汇，也能扩大与国内上下游相关产业的联系，从而使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发生更大的拉动作用。回顾70年代初期和末期的两次能源危机，迫使西方发达国家加速调整产业结构，一系列产业向外进行梯度转移，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大陆移植。我国的加工贸易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兴起的，其中较成功的便是家用电器，从加工组装发展为成熟的产业，并开始走向世界市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着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产业内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客观上出现了新的机遇，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我国的加工贸易就能登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间贸易得到较快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和两国经济带来明显的现实利益。然而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两国贸易的迅速发展，诸多贸易问题愈加突出，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便是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一、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1.根本因素是中美市场的需求因素(1) 中美市场需求结构不同。人们的消费选择和其收人水平密切相关，两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导致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2) 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却属于高档产品。由于中国居民的收人水平比较低，中国市场能够形成购买力的有效需求不足。2.重要原因是美对华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对华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出口管制政策在对美国工业产生危害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导致对中国出口下降。3.直接因素是全球化产业转移所导致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在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亚太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得美国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韩、日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下降态势，中美顺差连年攀升。4.中美贸易逆差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对美国的大量顺差来自货物贸易。而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是世界服务贸易最发达的国家，提供的服务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5.对华的直接投资掩盖中美贸易逆差随着美国对华市场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投资的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会造成美国对华出口数额的进一步减少。美国跨国公司把原本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逆差”。6.统计方式的不同夸大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在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上，中美双方应该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中美双方在贸易统计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美国统计的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要远远大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且之间的差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二、应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对策探讨面对美国政府就中美贸易逆差问题频频向中国发难的现状，针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建议政府和企业可以采取以下几个相应的对策:1.调整对美贸易进出口结构，实施外贸多元化战略重视出口是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之一。近年来, 中美贸易逆差日益加剧，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政府很愿意通过改善对美贸易结构来缓解这种局面。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应进一步鼓励企业拓展出口市场。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实现市场多元化战略，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2.与美国进行友好磋商，彻底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最惠国待遇是互惠的，不是单方面给予的恩赐，美国政府对这个纯属贸易领域的间题附加人权条件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是彻底解决最惠国待遇，从根本上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时候了。充分发挥美国在华大公司、对华友好商会和华人团体的游说力量，以消弱美国国会内的反华势力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3.建立贸易统计协调机制，统一贸易计算口径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关于双边贸易逆差额的统计，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转移贸易的前提下，进口以原产地标准统计的做法，是造成这种巨额差异的原因之一。中美在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差异性，也说明基于物质资源跨国流动的传统贸易统计，已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当代国际贸易交往中各国的利益得失。只有树立综合涉外统计的观念，掌握全面可靠的涉外经济统计数据，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间贸易的往来状况。4.利用WTO 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贸易逆差问题WTO 机制的公平性、合理性和强制性，为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提供一个稳定、公平和可预见的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的改善可以大大降低中美贸易交往中的风险。在中美因贸易逆差问题而产生纠纷时，尽量把握主动权，具体评价美国所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充分利用WTO 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中美贸易中中国的正当权益。同时中国政府应继续努力，如期履行对WTO 的各种承诺，按照W T O 规则进行对外贸易，以增强全球竞争力。5.促进美国进一步放宽对华出口技术限制在技术贸易领域，中国市场十分广阔，大有发展余地。放宽技术出口限制，进一步督促美国放弃高技术设备产品的管制，通过降低中国低附加值加工产品的出口比重，提高高技术贸易的进口比重，来缩小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将大大增加美国厂商在中国市场成功的机会，从而带动美国对华出口，降低美国对华贸易差额。6.中美高层沟通常规化，建立相应的对话机制往往由于贸易统计标准的差异、加工贸易的两面性、非贸易因素的影响，造成两国在贸易逆差方面的误解和分歧，使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制定对华贸易政策、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上，使中国处于不利的境地。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政府应主动出击，促进相互合作。中美两国高层次的沟通要常规化，并建立相应的对话机制，通过平等磋商和扩大合作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