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和改革的论文参考文献

一、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国家。改革开放前，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闭关自锁的封闭状态，特别是“文革”期间，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物资短缺，日用生活品严重匮乏，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向改革开放的号角之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先行，从农村起步，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国有企业改革到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从所有制结构改革到分配制度改革，再到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前进的改革。逐步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改革与开放两个轮子同时推进，相互促进，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 广大农民群众焕发出空前劳动积极性。僵化的经济体制被冲破了，国有企业从主要依靠政府和政策，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市场和法律，现代企业制度陆续建立。这些大大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竞争力。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市场机制的引进，使经济日趋活跃、市场逐步繁荣、人民群众不断受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结合了起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使科技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从经济特区的创建开始，到加入WTO，我国已经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长到26269亿美元，年均增长％，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我国连续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的新奇迹，刷新了世界记录。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前不久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在过去25年全球脱贫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中，有67％的成就归功于中国。各类商品丰富多彩、应有尽有的时代取代了商品匮乏的短缺经济时代。我国人民千百年来衣食无虞的梦想变成现实，实现了由贫困——温饱——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大批外逃的现象早已销声匿迹，并出现回流的现象。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大事，如三峡大坝、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神州飞船、嫦娥一号卫星等一大批重大科技项目，都频频传来捷报。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 二、改革开放使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更具优势：从政治上看，一方面，我国曾经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民主传统比较薄弱的国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加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府职能错位缺位越位，等等，这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不相适应。另一方面，民主与法制基础比较薄弱，政治文明发展起步较晚；长期形成的阶级斗争的定性思维，以及人们通常将“西方”与“中国”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模式看成“水火不相容”的，给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障碍，给政治改革带来一定的阻力。再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确实企图“西化”、“分化”中国；国内极少数人企图呼应西方敌对势力的图谋。这一切说明了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同时表明政治改革不能急于求成、盲目推进。 面对上述形势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的基本原理，立足本国国情，又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把扩大民主同健全法制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人民民主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新、实践不断深化。同时，健全法律体系和法制制度，开展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实施依法治国。 同时，积极实施政府机构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使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逐步完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把促进政治权力有效运行与有效监督结合起来。形成了既能广泛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高度集中；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富有效率；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又能够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和谐；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意见的政治发展道路，民主政治建设呈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人治”时代正在被“法治”时代所取代，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越来越得到保障，服务型政府正在形成，显示出鲜明的特点和优势。 与接受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原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非洲一些国家政权垮台和社会动乱、社会秩序瘫痪、经济危机不断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发展，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从而使我国实现社会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三、改革开放使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焕发了生机活力：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化建设底子薄，又遭到“文革”的严重摧残，人们思想观念上存在着简单地以“政治”画线，排斥外来文化、鄙视传统文化的观念，知识和文化处于贬值状态。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被冲破，伟大的革新创造精神、开拓进取、实干兴邦精神被激发，人类创造的先进思想文化、思维方式被我们所接受。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尊重人才、推崇优秀文化蔚然成风。 从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开始，我国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教育质量全面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取得巨大进步，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日益繁荣，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正在被激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在中华大地兴起，有力地推动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局面的到来。 总之，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巨大的发展进步。鸦片战争以来，饱受西方列强欺凌、频遭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华民族，已经走向振兴。神州大地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