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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城市：)。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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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区的探索与思考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和谐社区建设就是为了把和谐社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构建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 一、构建和谐社区的内涵 构建和谐社区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和谐社区的真正内涵，目前尚无完整的定义，各地对和谐社区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述：一是福州市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发展社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促进各构成要素自身的发展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和谐，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统一的社区”；二是大连市西岗区提出“坚持以社区党建为核心，以服务群众为重点，以居民自治为方向，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维护稳定为基础”作为构建和谐社区的主要内容。北京市的宣武区、石景山区、朝阳区和河南省安阳市的殷都区也都按此思路推行。三是青岛市提出“以人为本，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使全体社区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社区各要素健康发展、充满活力而又稳定有序的社区”，他们根据自己的特色，把社区环境、社区安全、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风尚、社区管理等六个方面，作为和谐社区建设的具体内容，既符合中央精神，又符合本地实际，而且还拟定了量化、可操作性的“和谐社区示范点标准”。四是南京市玄武区的城区和街道，加强与南京市技术质量监督局合作，用行业的专门术语和专门标准，编写了专供和谐社区建设使用的《质量手册》。在这个手册里，他们把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和谐社区特征的表述，作为和谐社区建设的内容，还详细进行了分解，这是目前和谐社区建设模式的一种创新。西安、成都等城市也各自提出内涵。综合以上这些表述来看，笔者个人认为和谐社区包含着这样三层意思：一是必须突出“社区”这个主体；二是必须以社区为圆点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三是必须既涉及到社会结构的三大板块——政府、社会与企业，又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诸多方面。因此，我们试图用“人本、互助、自主”六个字来概括和谐社区的基本内涵。“人本”体现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和价值目标，“互助”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原则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主”体现了社区的自治功能和工作运行机制要求。“人本”，即以社区居民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就是时时处处要以人为中心，把满足人的需要、增进人的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点。“互助”，即人际间的相互关爱、合作与帮助，就是要大力倡导以互利互惠、奉献爱心为行为价值取向，把促进社区人际和谐和人际文明，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氛围作为社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自主”，就是要努力创造条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培养、支持和鼓励社区的每个参与个体以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各项民主权利为依据，积极参与社区生活、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将“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口号变为自觉行动。总的来说，和谐社区应该是“社区与政府、社区与企业、社区与社会、社区与生态、社区与群众处于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区”。 二、构建和谐社区的标准 参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涉及社区的相关内容，并参考一些专家学者的建议意见，我们尽可能量化构建和谐社区的标准，使之可操作。在社区服务方面。要求街道有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有社区服务站，能基本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便民服务热线实现街道、居委会联网；失业人员再就业率达70％以上，符合低保条件的要做到应保尽保，残疾人保障覆盖率大于90％，社区卫生服务人口覆盖率达80％以上；要制定社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案；要做到无违反计划生育、无违反建设规划、无违章乱搭建现象；社区有清扫保洁队伍，门前“三包”签约率达90％以上，垃圾分类收集达到50％，小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30％，居民对社区的服务满意率达95％以上。 在社区文体方面。要求有社区图书室，藏书量达1000册以上；有固定的青少年活动站和社区体育活动场所，社区参加全民健身运动的人口达到50％以上；参加市民文明学校、各类教育培训活动的人数达到本居住区居民的10％以上；“文明楼院”、“文明家庭”、“学习型家庭”分别占辖区总户数的40％、50％、40％以上。 在社区稳定方面。要求社区有警务室，做到治保组织健全；年内刑事案件不超过社区总人口的千分之一，治安案件不超过总人口的千分之二，无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有社区矫正人员档案，对刑释和解教人员的帮教率达90％；社区内无“黄、赌、毒”现象，无邪教组织；建立健全公共安全应急预案；无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事件；建立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机制；社区无重、特大火灾，无重大交通安全责任事故；家庭和睦，无虐待和不赡养老人的行为，无家庭暴力。 在居民自治方面。要求居民委员会组织健全，能主动接受社区党组织领导，并且及时受理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建立《居民公约》和《社区自治章程》，居民对居委会组织的活动参与率在60％以上；社区有志愿者组织，居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率在8％以上；建立社区事务听证会制度和社区事务通报制度，坚持居务公开并设立公开栏；与辖区80％以上单位签有共建协议，并建立了共建机制；社区内单位公益性设备、场地向社区开放率达50％以上；居民委员会办公用房不得少于100平方米，并配备了电脑、打印机、电话等办公设施，居民委员会办公经费有保障。 在党组织建设方面。要求社区党的领导班子健全，有楼栋党组织并能认真开展活动，建立健全党对社区工作的协调委员会；社区内离退休党员组织关系转入社区党组织达70％以上；有社区流动党员管理制度、党支部组织生活制度和民主生活会制度；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好，能在和谐社区的建设中为居民群众作表率；党员活动阵地列入社区办公用房统筹考虑，党建活动经费从社区活动工作经费中列支。 三、构建和谐社区的现实条件 联系当前社区建设的实际，笔者认为，构建和谐社区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一是党和国家对社区工作十分关心和重视，为社区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为社区事业插上了腾飞的双翅；二是社区地位不断提升，服务内容增多，功能扩展，组织加强，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在基层发挥了重要的党和政府联系城市居民的桥梁纽带作用；三是单位和居民对社区事务越来越关心，群众普遍有了认同感和凝聚力；四是社区内外关系不断理顺，社区制度不断健全，社区工作出现了良性运行的好势头；五是社区工作人员素质不断提高，结构有了较大改善，而且不断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方面发展；六是社区的硬件设施不断完善，软件不断提升，为老百姓办实事的能力明显增强。 四、构建和谐社区的步骤措施 构建和谐社区是下阶段社区建设的中心和主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在制定目标时，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根据三明自己的实际，我认为可以分三个阶段进行实施。第一阶段：初始阶段，就是从现在开始，按照构建和谐社区的有关标准，通过一二年的努力，从社区环境入手，从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从困难群体需要提供帮助的问题入手，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切实解决路不平、灯不明、沟不通问题，创建一个环境优美、设施完备、生活便利的生活环境，促进人居环境和谐，让有困难的人得到帮助，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不断提高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和认同感。当前，尤其要认真落实好今年8月初全市社区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委书记叶继革提出的“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各种理念、创新服务内容”的要求，进一步加快社区建设步伐，推进和谐社区建设不断上档次上水平。第二阶段：发展阶段，也是提升创建水平的关键阶段。要按照和谐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通过三五年的努力，进一步完善社区党组织的统筹协调机制和社区民主自治机制，提高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使大部分社区建成服务完善、文化繁荣、公平有序、安全稳定、和谐融洽的现代新型的和谐社区。第三阶段：巩固阶段，也是冲刺目标的阶段。要形成创建的整体合力，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公共利益为纽带，以各种社会组织为载体，以资源整合为保障，构建起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体通力合作的社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以促进政府、社区、居民、社会、企业、生态各方面关系的和谐，从而营造良好的社区自治环境，提升社区民主自治能力，激发基层社会活力，进而提高构建整体和谐社会的能力，形成全体居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三个发展阶段将贯穿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全过程，时间跨度长，建设任务重。因此，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保障措施，一是要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按照中央关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构建和谐社区摆上议事日程，切实发挥领导核心和龙头带动作用；文明办要抓好“九联一体化，服务千万家”活动的深化；民政部门（社区办）要切实负起责任，抓好具体规划、部署和落实；各部门、各单位要把工作与构建和谐社区紧密结合起来，立足实际，找准切入点；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基层的各种社会组织，要同社区广大群众一起，当好和谐社区建设的组织者与执行者，为构建和谐社区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二是要联系实际，搞好规划。要制定好构建和谐社区的发展规划，按照中央、省、市“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的要求，结合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认真制定好本地区构建和谐社区的五年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确保和谐社区建设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构建和谐社区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目标坚实，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合理规划，分类指导，一步一个脚印，打牢基础，巩固成果，然后再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三是要精心组织，分类指导。要针对不同情况的社区，提出不同的要求，使每个社区都有一个具体的、明确而且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工作目标，确保社区工作扎实有序地开展。在工作方法上要经常抓典型、带示范，做到以点带面。要创造条件，发挥优势，努力在构建和谐社区的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取得突破，创造和总结出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条件不够成熟的社区，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扎扎实实从基础工作做起，从群众急需要办的事情做起，一件一件地把和谐社区建设的工作落到实处，一步一步地实现和谐社区建设的目标；条件较好的社区，则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做到高起点、高规划，并且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为构建和谐社区出典型、出经验。总的来说，构建和谐社区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目标坚实，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合理规划，分类指导，一步一个脚印，打牢基础，巩固成果，扎实推进。

广义的社会组织是指人们从事共同活动的所有群体形式，包括氏族、家庭、秘密团体、政府、军队和学校等。狭义的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如企业、政府、学校、医院、社会团体和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个人媒体群等等。它只是指人类的组织形式中的一部分，是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组建的稳定的合作形式。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组织主要指狭义的组织。行政组织是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机构体系。狭义指国家行政机关，广义包括国家立法、司法等机关中管理行政事务的机构，也包括企业、事业及社会团体中管理行政事务的机构。在现代社会中，各国普遍设置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市、地、县、乡等各级政府及其办事机构。中国的行政学所研究的行政组织，主要指国家行政机关。要比较行政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异同点以及二者的关系，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中国无论是研究社会学还是行政学都要联系我国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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