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城镇活力的论文

浅谈小镇城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作者： 冷列新 学号：31义宁镇是一块物华天宝之地。华东大电网110万伏高压输电线路把义宁的山城变成了不夜城，工农业生产已进入了电气化；地面设施完善，城区的宁红大桥和修江大桥把城北商业区与城南开发区、工业区和赣北大市场联为一体；省道柯龙线纵贯境内、油路直达南昌、九江、武汉、长沙等大中城市，拟建的出县境二级公路自义宁镇东北部穿插而过；程控电话、移动电话全部开通，电话、传真均可通向世界各地；文化教育、卫生医疗机构配套齐全，小学36所、中学5所、幼托事业15家、医院3所、有线电视和调频广播普及千家万户，山城人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现已探明的矿藏有金、钨、钒、石煤、瓷土、石灰石等十余种，其中石煤含量达12亿吨、石灰石含量达56亿吨、瓷土可产1100万吨；有林面积亩，林木蓄存量万立方米，桃里片区四面青山，环抱着5000余亩无公害优质稻生产基地；海拔1100多米，四季如春的眉毛山顶载着5000亩肥沃的土地大有开发为奶牛、山羊养殖、药材和云雾茶种植基地的潜力；县办宁红、康顺、神茶、红山、丝绸等五大集团公司盛产宁红保健茶、减肥茶、神茶、耐热瓷炊具、白厂丝、精炼植物油等名特产品驰名中外。改革开放以来，义宁镇经济发展迅速，异军崛起，1999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实现2．6个亿元，财政收入连续四年创全县一类乡镇第一名，99年财政收入达到万元。农民人均收1800元，连续四年获县表彰的综合先进单位称号。镇办企业20家，总产值已达个亿元，其中工业产值亿元。形成了以建筑建材为龙头，带动竹木、食品加工业和第三产业全面发展的格局。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涌现出了2200多家，其中年产值100万元以上的有43家。农业经济在调整中稳步发展，农业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现已培育了八个特色经济示范基地村：即黄田、安坪、南桥、良塘的蔬菜生产基地；走马、芦塘、良塘等村的山羊饲养基地；西茗村的生猪生产基地；下路源、福湾、岗上、南桥等村的水果生产基地； 桃里片区生姜生产基地；吴都、湘竹村蚕桑生产基地；岗上、眉毛山的药材基地；西茗、湘竹、茶舍村的香菇生产基地。特色农业和订单农业已呈现发展好势头。我们提出完善老城区，提升南城区，决战良塘区工作目标，城建工作如火如荼，但是，在对发展小城镇的认识和实践上，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和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认为建设小城镇就是把农民变成市民，圈地、搞市政建设；也有的理解为发展小城镇就是"县改市"，"县改区"、"乡改镇"。有的不从实际出发，盲目攀比，一哄而上，乱铺摊子，结果市场建起来了，却"有场无市"，造成资源浪费；有的忽视调查研究，不重民意，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结果决策失误，搞成"烂尾"工程；有的仅靠动员行政力量，搞小城镇经济建设，忽视了市场机制的运作，结果成效不大；有的光顾眼前利益，单纯算经济帐，忽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不注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长远利益，对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隐患，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小城镇的发展就要走弯路，经济建设就要遭受损失。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城镇化发展战略的精神，理清建设和发展小城镇的思路，对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认真研判小城镇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80年代中期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成为我国城镇化建设最具活力的组织部分和主导力量。30年来，农村建制镇的数量扩大了近15倍，发展到了19060多个。目前，我国的农村城镇化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农村小城镇是我国城镇体系中层次最低，数量最大的群体，它处于城市之尾，农村之首，起到连接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桥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通过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城镇人口的方式有效地解决工农两大产业间的利益失衡问题，还可以扩大农产品市场的空间范围，提高农民的相对和绝对收入水平。因此，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加快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国未来城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可能的选择方案将是走总体城市化与农村城市化共同推进的道路，即在发展大中城市的同时，有计划地推行农村城市化，重点建设好一批县城镇和中心镇，使其逐步具有城市功能，成为总体城市化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没有农村城市化，整体城市化将难以实现。因此，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既是整体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重要推动力量。2、加快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有利于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尤其是乡镇工业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乡镇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大部分分布在农村，不仅难以管理，而且无法实现相应的聚集效益。通过小城镇的发展，使目前分散的部分工业企业积聚到小城镇，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最佳配置，促进乡镇企业上规模、上档次，加快发展步伐，走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同时，农村企业转变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发展农村经济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发展小城镇可以加强对资源利用的规划管理，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规模经营，有利于转变乡镇企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经济增长方式。3、加快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可以有效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目前不仅有1亿多农业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而且数量每年还在增加。理论研究及客观实践已经证明依靠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而乡镇企业由于正在发生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农村小城镇，可以促进乡镇企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有效地转移剩余劳动力。农村小城镇通过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使土地相对集中，这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前提条件。另外，农村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可以为农业采用先进的、大型的农业机械设备提高机械化水平。同时，小城镇建设为农村职业教育、科技推广应用创造了条件。这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管理的科学化。4、加快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能够促进农村小康的早日实现小康社会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衡量小康社会的指标也是多方面的。应包括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社会分配结构、社会秩序等多方面的内容。小城镇建设可以集中相当多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信息和服务事业。这对于提高农村人口生活质量，促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农村小城镇建设不仅可以通过促进工业化、商品化而为农村实现小康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也可以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从而推动农村小康的全面实现。二、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建议建设和发展小城镇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小城镇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多项功能，是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如何建设和发展小城镇是十分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所以，要搞好农村小城镇建设必须采取以下措施：1、解放思想，树立发展是富民建镇的第一要务中国发展小城镇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许多不利因素，最大的不利因素，还是思想解放不够，改革力度不大，措施办法不多。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大胆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改革。当前，加快发展小城镇建设,必须提高以下几种认识：一是始终坚持发展是富民兴镇的第一要务。积极引导干部、群众认识生产力，掌握资本；挖掘生产力，积攒资本；发展生产力，增加资本；扩大开放，引进资本。要积极引导农民进镇做工、经商、办企业。一切以发展辨是非，以发展评得失，以发展论英雄。二是不搞争论，大胆改革，大胆实践，锐意进取。学习先进经验，"先干不争论，先试后评论，先做再议论"，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勇于创业"的精神。面对矛盾不回避，面对改革不动摇，面对议论不争论，允许试，允许闯，争取时间发展，让实践作结论。坚持正确的，完善不足的，引导扭曲的，改革错误的，宽容失误的。真正做到创新不跟风，依靠不依赖，引导不误导，使大家立足镇情心系群众，开拓创新，大胆实践，把思想集中到发展上来，把精力用到改革上去，招商引资放手发展私营个体经济。三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对一些小城镇的户口一律放开，只要有固定住所、稳定工作和固定收入的都可以在城镇人户、就业、入学、劳动保障等，对进城农民一视同仁。 四是一切坚持"三个有利于"。在农村解放思想的落脚点是加快发展，促进农民致富，促进小城镇建设。解放思想的具体行动则表现为一切坚持"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即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富裕，有利于城镇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坚持千政策、万政策，引导群众致富就是好政策；大干部、小干部，领导群众致富就是好干部。有了这样的理念，就有了定位的标杆、做事的标准、干事的标尺，解放思想就有形化、具体化了，经济发展、小城镇建设就有了思想基础。2、用科学规划作为发展小城镇的奠基工程小城镇的发展不能靠搞运动和行政命令，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农民进小城镇要靠市场吸引。但是，小城镇不是完全自发能够形成的，特别是宏观布局上要有控制，城镇建设上要有规划。小城镇规划要体现高起点、可持续。高起点、可持续的规划可以使城镇健康有序地发展，而目光短浅的规划会给老百姓和社会留下无尽的遗憾和痛苦。所以，在编制和完善城镇发展规划中，首先，要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从根本上说城镇化水平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没有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流通的活跃，就不可能有农村城镇化。同时，城镇发展还受人口、资源、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因此，发展小城镇，要有合理的布局和分工，重点发展有潜力的县城和县域中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中心镇。要按照市场经济的需求，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立足优势，突出特色，规模适度，注重实效，科学确定小城镇的经济布局和市场定位，走集约式城镇化道路。城镇规划应同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长期规划相衔接，以使小城镇成为联接广大小集镇、农村与大中小城市的纽带，形成较强的推动经济发展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其次，要注重规划的超前性、协调性。城镇建设规划关系农村现代化的百年大计，必须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要体现地方特色，突出时代感和文化底蕴，有适度的超前性。要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针，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统一规划，适度超前；同时，又要全面协调、合理布局、抓住重点、量力而行，分步实施。其中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各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的协调，城镇功能的健全、规模适度、空间的合理分布、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等。第三，要加强规划的指导性、可操作性。制定规划要以"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作为基本发展目标，建立完善的规划编制与实施的管理制度，健全规划成果的专家审查制度，制定保证规划得以实行的措施和法规，确保规划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严格依规建设，有序发展。使小城镇建设适应城市化和社会化大生产及现代生活的要求，迈上新台阶。第四，要体现特色和精品意识。特色是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纵观城镇发展的历史，越是有特色的城镇，知名度越高，发展越快。小城镇建设必须增强精品意识，追求自己的时代特色和地方风格，构筑自己的鲜明特色和品位，形成独特的吸引力，不要盲目模仿大城市，贪大求全，面面俱到。如果每个乡镇都是一张面孔，千篇一律，那么就会出现"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了一镇又一镇，城镇像农村"的状况，整个小城镇体系将失去生机和活力。所以，各个乡镇要根据本地资源条件、自然景观、乡风民俗、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人文背景、区位特征等进行创新性的开发，扬长避短，发掘特色，培植特色，科学定位，体现个性，做到以特见长、以精取胜、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旅游则旅游，实行各具特色的工业兴镇、农业产业化兴镇、旅游兴镇、商贸兴镇、历史文化名地兴镇。3、以合理布局、突出特色为发展小城镇的根本措施发展小城镇，首先遇到的是城镇布局问题，即城往哪里建？我认为：一是根据区位优势来布局。在大城市周边地区，要按照产业和人口的合理分布，适当发展一批卫星城镇。在沿海发达地区，要适应经济发展较快的要求，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城镇建设水平，更多地吸纳农村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应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重点支持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比较明显的小城镇加快发展。二是适应产业发展需求来布局。在一个城镇里，功能区要严格区分。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行政区等要避免混杂，有条件的城镇在功能区之间要用绿地或自然景观隔离，可以设立商业生活街或休闲自然风景区等。 每个小城镇在分布上应弱化行业划分的分散格局，强化经济区域优势，形成有瓜菜的、有水果的、有商贸的、有旅游的、有饮食服务的集散中心，一镇一品，形成区域经济中心。三是依据历史文化特色布局。历史文化特色也是发展小城镇的重要依托。其次是突出特色的问题。如果一个小城镇在合作和竞争的过程中，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专业化、专门化的效率，就会在别的小城镇和城市强有力的竞争中衰落。因此，小城镇的发展，要根据城镇资源、区位、产业和经济结构特点、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立足比较优势，扬长避短，突出特色，在"个性"上下功夫，开发拳头产品，选准项目，培育发展主导产业，走以市兴镇、产业立镇之路，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走出一条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发展加工主导型小城镇；以农业产业化为对象，发展主导型小城镇；以专业市场为依托，发展市场主导型小城镇；以旅游、文化资源为依托，发展旅游开发主导型小城镇；以地理集散为依托，发展交通枢纽型小城镇；以吸引外资为重点，发展开放主导型小城镇；以农业科技革命为动力，发展科技主导型小城镇等。4、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培养新型市民的大学校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伟大事业。物质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因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牢牢把握，不可动摇，但精神文明如果搞不好，物质文明也会受到破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我国的基本国情除了地大物博外，还应看到人口众多、素质较低的现实情况。这个问题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全国约有多半数人口居住在农村，受过高等教育的寥寥无几，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也是少数，而多数文盲、半文盲集中在农村。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一大难题，是农村城镇化、现代化的最大难题。因此，必须花很大的气力，像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大力加强小城镇的精神文明建设，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培养和教育新型市民的大平台。三、正确认识建小城镇建设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加快小城镇建设，既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1、首先要以农民就业和增收为目标，以产业为依托，实现业兴城富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必须围绕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持续、稳定、永久转移这个中心，着力实现“三个转变”。即在发展途径上，由过去先建城镇后兴产业，向以产业为支撑、实现业兴城富转变。在发展布局上，由过去的遍地开花分散发展，向重点推进、梯度延伸转变；在产业转移方式上，由过去就乡镇工业抓乡镇工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向用城乡统筹的思路去推进乡镇工业的升级换代转变。2、发展小城镇在具体运作方式上要与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相结合农村城镇化，实际是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过程，脱离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小城镇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建设小城镇，必须注重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小城镇，以乡镇企业夯实小城镇经济，并以所有制改革为契机，促动小城镇成为二三产业的集中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地、农村商品和生产要素的集散地。具体运作方式上，要做到四个结合，即把发展小城镇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把发展小城镇与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相结合；把发展小城镇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相结合；把发展小城镇与突出地域特色相结合。3、发展小城镇的突破口要着力排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当务之急是要在就业、工资、社会保险等方面，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和社会。”实践证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制约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延缓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改变这种“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必须改革完善现行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和乡镇行政管理制度，为小城镇建设提供配套的制度保障。总之，发展小城镇，是发展农村的重要抓手，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实现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我们一定要持续的坚持科学的发展下去，科学建设下去。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城镇化建设有关的毛概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摘要：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2005年，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但也产生了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城市群;农村城镇化;三农

一、农村城镇化的积极意义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和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来看，今后20-30年城市化为主的后期过程中，将会伴随着郊区城镇化。咨询公司麦肯锡开展的一项研究称，2011年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仅仅600座城市，城市创造着世界60%的产值。随着私家车的增多，人们可以工作范围大幅增加。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各企业也可以在郊区选址建设工业园区。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各城镇为中心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利用城镇现有的技术和手段，实现生产一条龙经营，真正使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依托城镇化建设得以实现和发展。

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但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圈等城市群容纳能力有限，水资源和交通拥挤形势非常严峻。而我国2856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建设搞好，对于解决上亿农民的流动安置意义重大，发展了当地经济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极大地降低了交通、住房等城市生活成本，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农村城镇化较为成功的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住房已经达到平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平米。江浙公路一代农村家家户户几层的小楼房，不比城市别墅差。便捷的交通和舒适的居住环境。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13071元，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让人们看到了城镇化实现的好处，并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出现的负面影响

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限制城市化进程阶段(1949-1978年)。从建国初期的离开农村的高潮，到1962年一1965年“禁止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极端方式，以及“”期间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第二阶段为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1979-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提高到2000年的，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下岗职工减缓了城市化发展速度。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加入WTO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种配套政策的出台，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化的必然过程。但随着工业化的推动，在客观上又给我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影响：

(一)城市贫民数量剧增

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农民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大城市就业，而就业形势变化、高房价、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等原因，城市化中逐渐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蚁族”，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新来的居民努力改善生活，但很多人却面临困境，大量人口没有像样的住房甚至基本的卫生设备。

(二)城市环境变坏

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很多城市的废物排放已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2012年我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缺水，其中沿海城市90%以上缺水，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城市交通量的高速增长，城市交通日趋拥堵。2011年城市上班路上花费时间，北京以52分钟居首，广州、上海则以48、47分钟紧随其后，无形中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三)部分城市化过热现象

城市建设的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建设的投资超出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多年来，中国各地建设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众多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在鄂尔多斯老城区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新区总面积352平方公里，市区32平方公里，人口万人，“空城”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展品。

三、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城市;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条件优越很多，比如文化娱乐、教育、金融、交通、医疗等软硬件环境远远好于农村。根本解决途径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一)国家仍需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饮水水安全、电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村内给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提高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

(二)要确定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和地位，把城市化从政府行为为主转变为市场经济行为为主导。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地区在环境和经济水平差别很大，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各有特别之处，不可能齐头并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充分照顾和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避免政府行为地扩大或限制城市化的过程。

(三)更好的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和支持力度。针对农村人才流失，提高现有农村劳动者素质，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根据农民需求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四)加快推进户籍、社保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力度。持续十几年，农村物价涨幅一直高于城市，使得目前农村物价已经接近于城市物价。农村低保仅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待遇的1/3，甚至更低。急需相关政策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上，可以得到同等的对待，并最终实现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能跟随人口的迁移。

(五)大力发展城镇第三产业。工业和城市都必须依赖第三产业的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来生存和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越完善，将直接推动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缓解就业压力。

小结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一定要多管齐下，做好社会主义农村城镇化建设工作。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地域辽阔，没有高房价，自然条件好，交通通畅，因而更适宜人居住。而医疗不方便、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等问题，相信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得到解决，统筹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将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安居乐业，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邹晓光(1981—)，男，山东荣成人，山东大学(威海)科研处职员。)

吉林省小城镇建设 导 言 小城镇作为连接城乡的桥梁和纽带，在推动城乡一体化、推进城镇化和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已经成为关系到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面，小城镇问题愈来愈受到广泛的关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2000]11号文）《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中央"十五"计划建议等要求，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发展县域经济和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对我省小城镇现状和发展条件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规划纲要。 A 吉林省小城镇的建设发展现状 一、小城镇的基本特征 吉林省小城镇建设发展的特点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城镇建设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带性 根据全省的地貌、气候和资源等条件，可以把我省划分为东、中、西三个自然、经济地带。 东部地区小城镇约占全省总数的31%左右，这一地带的小城镇中工矿镇占较大的比重，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规模一般较大；中部地区约占全省总数的54%左右，城镇密度明显高于东西两地带。这一地带的小城镇多为农业服务型和农副产品集散型的，城镇非农业人口一般较少；西部地区小城镇约占全省总数的15%左右。这一地带的小城镇职能，总体上与中部地带的情况接近，但城镇规模一般相对更小，城镇发展水平明显落后。 （二）小城镇的综合经济职能不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低 自1979年以来，吉林省小城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基于种种原因，城镇的综合经济职能不强。 吉林省的小城镇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依靠森林或矿产资源发展的工矿镇；二是围绕农业发展的农业服务型小城镇；三是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发展的农副产品集散型小城镇；四是受大城市强烈影响的小城镇。 工矿型小城镇，一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为了开发某种资源， 在原有工矿点或资源赋存地由国家投资扩建或新建的林业、矿业和矿产加工地。如松江河、泉阳、露水河、大石头、红梅、大栗子、红旗岭、夹皮沟、天宝山等。少量小城镇是围绕较为精细加工产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如石岘、开山屯、新站等。这些工矿镇（特别是以采掘和粗加工产品生产为主的小城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由于经济部门单一，抵御风险能力较弱，企业负担过重，难以顺利适应市场需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受旧体制旧政策的影响，观念落后，再加资源萎缩、市场竞争力较弱等因素的作用，城镇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滞缓。 农业服务型小城镇，多是为满足组织农业生产、调配农用物资、管理相应的行政事务等要求在基层政府驻地发展起来的。这类城镇一般仅具有一些主要服务于本行政区域的小手工业和集市贸易以及金融、邮电等机构，如巴吉垒、八屋、大岭、万宝等。这些小城镇数量多、分布广而服务范围小，受资源、资金等限制，经济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城镇规模较小，有相当一部分仅具有农村集镇的功能。 农副产品集散型小城镇，多是依靠便利的交通条件发展起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类小城镇由于商品流通快、信息灵活，发展比较迅速。如烟筒山、山城、朝阳川、郭家店、太平川等。还有少量的此类城镇是由于政策措施得当而发展起来的，如万良、五棵树等。从总体上看，这类城镇是我省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小城镇。 大城市影响型小城镇，主要是指邻近大城市，受大城市技术、资金和市场的作用，近年来机遇把握得比较好，又有适当的交通条件，发展比较迅速的城镇，如合隆、卡伦、兴隆山、米沙子、大屯、玉潭、孤店子等。这类小城镇商品经济活跃，有一定专业化分工。 前两类小城镇数量多，分布广，面临的问题较多。后两类小城镇虽然数量少，但活力强，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三）城镇职能几乎完全由本地非农业人口（户籍）实现 由于我省小城镇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吸纳农业剩余人口的能力比较弱，体现城镇职能部门的职工几乎完全是本地非农业人口，这同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小城镇的状况有很大差异。从我省的情况看，本地籍非农业人口不足万人的建制镇，绝大多数还不应算作小城镇。 （四）发展条件的特殊性 吉林省的小城镇发展同我国沿海一些省份相比，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殊性。 在时间上，沿海地区小城镇发展起步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不仅占有先行及少竞争力的优势，而且有国家政策相对宽松的优势。由于时间的落后，我省小城镇的起步发展，失去了这两方面的优势。 在空间上，吉林省地处内陆，除少部分边境地区外，大部分地区不具备发展来料加工型产业的优势。但吉林省处于亚洲玉米种植带，土壤、气候等有利于温带作物的生长，并且具有多种动物繁育的良好条件，因而适合围绕农业产业化发展龙形经济。此外，吉林省居东北区中部，交通地位比较重要，交通网络比较完善，有利于各种货物的流通。再则，吉林省与俄罗斯和朝鲜接壤，有较多的口岸。这些空间环境的特殊性，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作用于吉林省小城镇的建设发展。 按吉林省小城镇发展的时空条件和建设情况，总体上应采取选择一些条件优越的小城镇集中发展的战略，特别是以农副产品生产为背景的小城镇更应如此。因为，走农业产业化道路，要求有技术、原料和市场三重保证，这对于小规模经营来讲，难以抵御各种风险，而必须规模经营，龙形产业的龙头需选在条件优越的小城镇较大规模建设，才有利于经济的稳步和持续发展。另外，农业产业化形成大量的农副产品加工业，这些企业多属排放大量污物的部门，这类工业集中建设有利于污染物的统一净化处理。 二、小城镇在省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 我省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的人口总量对比，?quot;两头大，中间小"的状况。一方面是长、吉两个特大城市双星璀灿，另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小城镇繁星似锦。目前，吉林省城镇体系整体发展处于非均衡状态。小城镇非农业人口总数占全省城镇非农业人口的，低于长、吉两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省城镇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而高于中间三个级别城市所占比例的平均值，在城镇非农业人口按城镇规模的分布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吉林省小城镇的职能单一性很强，为数较多的农业服务型城镇，一般只具有地方意义，在全省城镇体系中作为城乡联系的纽带，主要起基层管理的作用；工矿型、农副产品集散型和大城市影响型城镇，虽然具有一定的区域意义，但经济总体规模较小。小城镇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省总量的20%（含200万非农业人口和900余万农业人口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地位很低。小城镇为其他层次城市提供的产品，大部分是最初级的（属于第一产业的）产品，没有形成合理的产品加工与供给关系。 三、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小城镇建设发展的主要问题 1、小城镇建设水平较低，投资环境不良 全省目前还有127个小城镇没有用上自来水，小城镇自来水普及率为，比全国平均值约低16个百分点；有高级、次高级路面2271万平方米，人均，比全国平均值约低 m2，有排水管道总长度万米，人均占有长度米，比全国平均值约低米；小城镇共有住房面积万m2，人均住房面积 m2，人均居住面积 m2，比全国平均值约低4m2；住房砖瓦化率为，比全国平均值低15个百分点。由于我省小城镇建设资金投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8年我省小城镇人均各项建设投资268元，同期全国平均为679元），致使小城镇建设水平的差距还在扩大。 全省小城镇镇区建设用地共为 m2，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建设用地为 m2，远高于全国人均 m2的水平，按实际居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建设用地同全国平均值的差别更大。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我省小城镇建筑层数低，建筑密度小，土地开发程度不高造成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的过高与人均建设物化资产量的相对较低形成巨大的反差，更反映了我省小城镇建设水平相对较低的状况。 这种低水平的小城镇建设状况，直接影响着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益，导致招商引资的吸引能力较弱。投资环境的不良除了建设水平的因素外，还有思想观念和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2、小城镇建设基本属于自然发展状态，职能分工模糊，中心镇功能作用不明显 吉林省的小城镇，绝大部分是80年代以来随乡改镇在基层政府机关驻地形成的"城镇型"居民点，改镇之前大部分仅具有集镇功能。为了使其实现城镇功能，多数小城镇在基本上没有外来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利用本行政区域内的资源，面向本行政区域的市场，组织上马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属于二、三产业的工商企业。由于缺少科学的区域性规划和高层次计划指导，形成了镇镇雷同的产业构成，在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过程中，个体工商业也加入了这种百镇一面的产业竞争之中。这种无序的竞争，严重地制约了小城镇的建设发展速度和社会经济效益，同时也造成一些条件较好的小城镇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也不能很好地体现其区域地位和功能，这种状况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导致不能实现良性循环的发展状态。 3、多数工矿型小城镇经济发展滞缓，功能相对萎缩 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一些依赖地方资源开发建厂建矿发展起来的工矿型小城镇（许多这类城镇是一厂一镇或一矿一镇），由于企业技术落后，产品初级单一，抵御风险能力差，竞争力不强而面临困境。特别是以采掘业为主的小城镇，资源的柘竭更加剧了困难的严重程度。工矿企业停产半停产造成城镇经济总量缩减，企业下岗职工充斥商饮服务业，市场呈低效益的"繁荣"，城镇功能相对萎缩，个别一些这类城镇出现人口下降的状况。这类小城镇有泉阳、湾沟、桦树、天宝山、福洞等。 （二）制约我省小城镇建设发展的主要原因 导致我省小城镇发展相对落后，造成上述问题主要有七种因素：即区位因素、观念因素、技术与人材因素、资金投入因素、行政区划与行政体制因素、计划经济惯性作用因素和小城镇规划的合理性与实用性因素。下面重点说明后面三种因素的影响。 我省行政区划共有乡镇856个，平均每个乡镇人口约为万人，比山东、江苏（两省平均都约4万）等省份的乡镇人口规模小得多（这两省正在调整乡镇区划，目标是平均每乡镇6万人口左右）。乡镇人口规模过小，难以形成具有一定质量的小城镇。另外，由于行政区划的限制、行政管理体制的矛盾，往往造成建设项目的不合理选址，进而导致小城镇建设发展的不合理。 计划经济时期，我省在资源赋存地建设了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围绕这些企业形成了一些工矿型小城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不仅这些企业机制反映了强烈的不适应性，人们的观念也反映了很强的不适应性，这种惯性作用严重地制约小城镇的经济与社会的建设发展。除了机制和观念的不适应，国有大中型企业多存在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增加了企业负担；又由于长期的高积累低分配政策，企业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却背负着大量离退休职工和职工冗员过多的重担，这些状况也同计划经济的影响相关，并且都严重地影响这些小城镇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为了有利于小城镇的发展，国家特别重视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工作，我省各有关部门也相应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等因素，小城镇规划的编制相对滞后，难以很好地适应建设发展的需要。到99年底，我省累积编制完成城镇总体规划（包括建设规划）的小城镇共有368个，占全部小城镇的，而这些已完成的小城镇规划中，已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修编。在编制时间不长的规划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完成任务而编制的，因其投入很低，成果的合理性和实用性相对较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规定，在编制设市城市和县城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应当包括市、县域的城镇体系规划。目前，我省城市（含县城）总体规划已经完成了90%以上，这些规划成果对于指导小城镇的规划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多数城市总体规划，对于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内容做得比较粗浅，还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一定区域内小城镇布局的科学合理。城镇体系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分别从区域和城镇自身的角度，确定城镇的区域地位、职能、规模和具体的建设布局与设施标准，其规划的合理性与实用性是小城镇良性发展的重要保证。 B 吉林省小城镇建设发展的方向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 根据我省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及我省小城镇发展现状，全省小城镇建设总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的精神，紧紧围绕促进全省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坚持小城镇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结合、与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与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配置相结合，与生态省建设相结合；遵循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注重实效、重点培育、强优劣汰、量力而行、、有序推进、以点带面、快速发展的方针，使我省小城镇真正成为一定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重点建设"十五"期间可提升为小城市的重点镇，积极培育作为远景发展为小城市的区域中心镇，加速发展大中城市周围的卫星镇，合理建设各类区域中心镇。 二、基本原则 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和最佳，"十五"期间，小城镇建设主要遵循以下五项原则： （一）择优发展原则 即选择条件比较优越的小城镇，优先建设发展。 （二）集聚发展原则 改变小城镇建设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偏向，引导人口和物质要素向中心镇、重点镇集中，以提高投资的产出比。 （三）生态优先原则 优先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产业和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城镇。 （四）分类调控原则 针对不同类型城镇的主要问题和矛盾，采取不同的发展控制措施和对策。 （五）配套建设原则 在小城镇的建设方面，为创造最好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进行各种设施的合理配套建设。 三、发展战略设想和目标 （一）发展战略设想 二十一世纪将是我国小城镇大发展的世纪。按照系统非均衡发展的战略思想，采用"点、轴"区域系统开发理论，我省小城镇建设战略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重点建设小城镇的"点"。针对我省实际情况，优先发展、重点扶持具有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资源和规模优势的中心城镇，从政策、资金等方面加以指导和倾斜。 第二步，重点发展小城镇的"线"，进一步完善"点"，适当考虑"面"。在区域中心镇建设发展的基础上，与省域城镇体系布局规划相对应，按照三级发展轴线，采取轴线延伸，逐步渐进的发展形式，重点发展轴线上的小城镇。 第三步，在"点""线"上小城镇逐渐建立完善的情况下，以发展"面"为主。最终形成我省小城镇在地域空间上的科学合理布局，形成我省经济发达、规模适当、类型多样的，小城镇经济、社会、建设发展良性循环的小城镇体系。 到本世纪中叶，力争把我省多数小城镇建设成为具有二十一世纪特点的，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优美的田园风光、典雅古朴的城镇景观、宁静舒适的居住条件、对广大农民和大中城市居民有巨大吸引力的跨世纪新兴小城镇。 （二）总体发展目标 吉林省的小城镇建设发展，应与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载体，在推进我省城镇化进程，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 1、优先发展具有产业优势、区位优势、资源和规模优势的区域中心镇及重点镇和卫星镇 在我省城镇体系规模等级结构中，少量处于接近县城（或县级市）地位的小城镇和个别条件特别优越的小城镇，应加大力度促进发展，强化其在省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这类城镇将从小城镇中分离出去，在省域城镇体系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可发展成为县城或小城市。 选择100个左右小城镇作为县（市）域中心镇，"十五"期间重点发展五十个，另外五十个在"十五"以后纳入重点建设的行列。对于基础比较差又没有什么优势，而且城镇之间距离近的一些小城镇，应调整归并到其他小城镇。其余小城镇作为一般发展对象，通过政策引导和积极的措施推进，使其发挥应有的城镇功能。 2、人口与建设用地发展总量 非农业人口规模过小的小城镇，难以发挥城镇应有的功能。根据吉林省的实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宜低于10,000人。到2005年，小城镇城区人口总量控制在500万，百强镇城区人口应达到20，000人以上。 根据城镇职能的不同，小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指镇区，下同）标准亦有所差别。综合性较强的小城镇人均建设用地宜取120-130 m2，工矿型小城镇宜取100-120m2，农副产品集散型小城镇宜取110-130 m2。由于小城镇现状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达200m2，调整降低人均指标需要有个过程，根据需要与可能，确定到2005年，人均建设用地150-160m2，小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约为600平方公里（含城区农业户籍人口用地，下同）。通过逐步调整，到2015年，按前面的标准，建设用地总量在600-700平方公里之间。 3、小城镇建设水平 到2005年，小城镇人均面积达到18平方米左右，小城镇供水、供电、通讯、交通等公用设施要基本齐全、配套，逐步建成一批基础设施比较配套，环境比较优美的居住小区。小城镇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0%，人均生活用水量为120升/日，排水管道服务面积达到25%。到2015年，小城镇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为180升，排水管道服务面积达到60%。 到2005年，全省小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5平方米，2015年达到7 m2，生活饮用水水质达标率2005年达到95%，到2015年达到100%；2005年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15%，2015年达到40%；生活垃圾清运率2005年达到90%，2015年达到95%以上，处理率2005年达到70%以上，2015年达到85%以上。 C 重点小城镇的建设发展 这里采用城镇发展潜力作为选择我省重点建设小城镇的依据。评价小城镇发展潜力共用A、B两组16项指标。A组指标主要用以测评城镇发展的内在潜力，即城镇现状经济社会发展集聚规模和结构特征对城镇发展的内在影响力，包括城镇人口规模、工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增长速度、商业销售额、居住适宜程度、城镇基础设施水平、财政收入、城建投资规模、科教文卫水平、产业发展后劲等十项指标；B组指标主要用于测评城镇发展的外在潜力，即区域条件给城镇发展提供可能的外在影响力，包括腹地范围的大小、腹地人口密度、影响范围的农民人均收入与竞争城镇的距离等六项指标。综合考虑这些指标的原因是：作为城镇化原动力的工业化已不再是城镇化的唯一动力，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镇发展机制呈现动力多元化、资本多元化的倾向。过去，城镇的形成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国家计划投资于第二产业，而现在，城镇发展更多取决于非政府资本的投入。因此，地方经济基础状况、吸引外资的能力和吸纳量决定着城镇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根据上述综合指标，确定以下的小城镇为发展的重点镇： 兴隆山、合心、大屯、五棵树、大坡、弓棚、卡伦、米沙子、合隆、玉潭、左家、春光、红石、平安（舒兰）、烟筒山、乌拉街、岔路河、天岗、山门、范家屯、怀德、杨大城、石岭、双山、横道河、渭津、寿山、山城、海龙、辉南、抚民、孤山子、六道江、板石、万良、松江河、石人、马鹿沟、太平川、巨宝山、长山、蔡家沟、平安（白城市）、安广、万宝、四方坨子、石岘、官地、朝阳川、二道白河、鹿乡、上河湾、达家沟、哈拉海、优龙泉、夹皮沟、白山、红旗岭、江密峰、新站、白石山、郭家店、二密、红梅、三源浦、仙人桥、松树、五家站、瞻榆、大石头、黄泥河、老头沟、开山屯、松江、天桥岭、大兴沟、百草沟、头道、南坪、英安、敬信、放牛沟、孤店子、五里河、孤家子、营城子、鸭园、花甸、果松、王府站、大布苏、陶赖昭 第四章 实施规划的政策与措施 一、加大改革力度，建立适应小城镇快速发展的现代管理机制 （一）按有利于小城镇建设管理的原则，理顺条块关系，适应市场经济运作的要求，使政府由直接干预经济项目建设，转变为指导、调控和服务经济建设。要重点理顺工商、税务等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镇级财政，强化政府的城镇建设与管理职能。 （二）小城镇建设要形成合力。各级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小城镇的建设给予积极的支持，清除障碍，适时适度地调整、充实必要的政策法规，加强指导和监督，引导和推动小城镇的合理建设。要实行任职目标责任制，层层抓好目标落实，确保小城镇建设大目标的实施。 （三）适当调整乡镇行政区划，扩展小城镇生存发展的空间。通过乡镇行政区划的调整，改变目前小城镇资源少、规模小、市场小的状况，促进小城镇的合理布局和加速小城镇质量的提高。 （四）建立适合研究与评价小城镇管理的统计指标体系。在明确小城镇概念的前提下，单独设立以小城镇为对象的社会经济指标统计系统，具体采用的统计指标应根据研究和评价管理的需要确定，并纳入政府统计部门的正常统计工作。 二、全面推行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拓展投资融资渠道 （一）鼓励招商引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招商引资的奖励政策，积极争取外来资金投入小城镇的建设。全面放开小城镇建设的准入领域，营造公平竞争、一视同仁的发展环境，建立适合新型合作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超常规发展的运行机制。重点围绕农业产业化和具有市场潜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个体私营企业。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合资、联办等形式进入 小城镇的信息服务、教育培训、体育文化、旅游业等第三产业；鼓励参与小城镇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交通运输、卫生保健等项目的建设和经营。 （二）深化小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实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和转让。鼓励房地产开发，推行经营性用地采取招标和拍卖方式供应，按市场机制建立和完善小城镇土地市场体系，发挥土地资产效益。 （三）构建小城镇市政和公用事业经营市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建设和经营，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相关使用、利用的收费价格，促进资金周转，加大建设投入，改善小城镇投资环境。 三、完善法律机制，规范建设行为 （一）制定出台《吉林省小城镇建设管理条例》。根据小城镇的城乡过渡性特点和吉林省特殊的自然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法规，尽快出台《吉林省小城镇建设管理条例》，为解决小城镇规划、建设管理中存在的包括资金、技术队伍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诸种矛盾和问题提供帮助。 制定出台符合我省实际、科学合理的全省重点镇评定标准，采用城镇发展潜力的综合量化指标，作为确定重点发展小城镇的依据，对重点发展的小城镇重新进行科学合理的评定，并由省政府公布重点镇名单。采取年度检查、考核的办法，对重点发展小城镇进行动态管理，实行优胜劣汰。 （二）科学制定县（市）域城镇体系和小城镇体系规划。加快编制我省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以便合理调整小城镇的布局，协调小城镇间职能分工和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关系；依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抓紧制定全省小城镇体系规划，引导和调控全省小城镇逐步走上布局合理、功能明确、设施完善、协调发展的轨道；积极调整和修编小城镇规划，以提高小城镇规划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好地指导小城镇建设，促进小城镇良性发展。 四、进一步完善和实行鼓励加快小城镇发展建设的政策和措施 （一）调整完善有关小城镇建设的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强化对小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鼓励与限制作用。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条件的小城镇和产业，分别制定相应的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特别要采取优先龙形经济发展的政策，用适当的政策导向促进小城镇建设由无序向有序、由粗放向集约的合理建设发展。 （二）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破除城镇化障碍，促进人口合理流动。通过户籍改革，改革现行的人口二元化管理制度，疏通人口城镇化渠道。一方面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设，更好地发挥劳动力的资源效益；另一方面扩大市场需求，拉动经济更大的增长。 （三）实行对区域中心镇、重点镇的鼓励和扶持政策，培育建设中心镇和经济强镇。选择具有一定优势的小城镇，给予较优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做大做强中心镇和经济强镇。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实行重点镇、试点镇的动态管理。 五、推进文明社区、文明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社区文化、小城镇文化，运用多种形式，加大精神文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丰富小城镇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创建文明社区、文明小城镇。